有一个时期，哥哥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住在尼基塔大街的梅德韦杰夫旅馆。这座旅馆在音乐学院对面，价钱很便宜，当时人们称它为“公寓”。莫斯科大学和音乐学院的穷学生，通常都在那里寄宿。他们过着清苦的学生生活。
在那里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结交了一些音乐学院的学生，其中有大提琴家玛·罗·谢玛什科，长笛演奏家亚·伊·伊万年科，男低音歌唱家瓦·萨·丘丘尼克，钢琴家尼·瓦·多尔戈夫，还有后来成名的作曲家Б。М。阿赞切夫斯基。我们还住在亚基曼卡街的时候，尼古拉有一回把他们带到我们家来。以后他们经常来做客，很快就成了我们的好朋友，还为我们举办过许多次音乐会。他们之中，谢玛什科和伊万年科，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与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就像我们家的人一样。
玛里安·罗姆阿尔多维奇·谢玛什科是波兰族人，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安东·巴甫洛维奇有一次写信给柴可夫斯基，请他帮助为谢玛什科安排工作，信中谈了不少有关谢玛什科的情况。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喜欢“谢玛金奇卡”，把他的名字和父称开玩笑地改成“玛尔麦拉德·福尔捷皮扬内奇”。亚历山大·伊格纳季耶维奇·伊万年科跟玛·罗·谢玛什科一样，也是孤身一人，与我们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我们搬到雅尔塔去之前，不论住在哪里，他总要到我们家里来。伊万年科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小城镇里，离哈尔科夫省的苏梅城不远。
我们一连三年都在巴勃基诺的别墅度夏，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想换换环境，丰富一下生活。我们全家人也愿意换个地方。他说，1888年夏天要在乌克兰租个别墅。亚·伊·伊万年科听说这件事之后，就劝安东·巴甫洛维奇到苏梅城去，租用一个姓林特瓦列夫的家的房子。这家有一座古老的庄园，庄园紧靠城边，在普肖尔河一个拐弯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做卢卡。安东·巴甫洛维奇与林特瓦列夫家通信商定，租用他们家的厢房度夏，而且早在3月份就把定金送去了。
此后不久，4月下旬，已经是大学生的弟弟米哈伊尔正好要到故乡城市塔甘罗格和克里米亚去办事。安东·巴甫洛维奇就托他顺路到苏梅城林特瓦列夫家去看看新别墅，然后写信谈谈自己的印象。林特瓦列夫家的庄园，具有一种乡村朴素的美，可是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却看不上这个地方，主要是他在风景秀丽的巴勃基诺住过，对这座庄园的印象就更不好，他把自己的看法写信告诉了哥哥。
我们5月初来到卢卡，发现朴素的庄园很富有诗意，感到格外愉快。到达卢卡的第一天，安东·巴甫洛维奇马上就写信告诉我的哥哥伊万·巴甫洛维奇说：“我们已经到达。别墅美极了。米什卡尽瞎说。这儿的环境优美可爱，厢房宽敞洁净，家具又多又舒适。房间漂亮，光线充足。主人看来很好客。池塘很大，大约有一俄里宽，从外表看就可以想得出，里面的鱼肯定多得不得了……相比之下，巴勃基诺就显得简直一钱不值了。单是那夜间的鸟叫虫鸣就能让人神魂颠倒！处处花香扑鼻，花园古色古香……”
我们住的厢房坐落在古老的花园里，其实，在这座庄园里，样样东西都是古老的：树木，林荫道，我们住的圆柱厢房，主人住的正房，家具，器皿，一切都古朴雅致……我们的房子正好在山脚下，登上山去，可以一连待上几个小时欣赏那些优美动人的景色，凝望普肖尔河上的风光，观看河中小岛的倒影，眺望河对岸的树林、草场以及周围连绵不断的美丽村庄。普肖尔河紧挨着庄园流过。我的兄弟们都认为，普肖尔河比莫斯科河还宽，还深。我们当时称主人为“东家”，在“东家”居住的房子对面，有一个又大又深的池塘，一条土坝把池塘与河隔开。卢卡村离这里很近，就在沿河一带。我们在这个新地方所看到的一切，完全与巴勃基诺不同，一切都显得异常朴素和舒适，景色美得令人心醉神迷。
不久，我们就和房东一家人成了好朋友。这家人都很有趣，自由派情调十足，因此受到警察局的怀疑。为了把他们勾画出来，我借用安东·巴甫洛维奇写的一封信，因为他的描写最简练，最准确，同时也最富有艺术性，任何别的文字都无法与之相比。这封信是他1888年5月30日写给阿·谢·苏沃林的：
我住在普肖尔河畔一个旧贵族庄园的厢房里……河很宽，很深，水中小岛很多，鱼虾成群，两岸风景秀丽，处处绿树成荫……最主要的是这儿宽绰极了，我甚至觉得，我只花了一百卢布，就得到了在无边无际的田地里的居住权。这儿的大自然和生活完全是一套老派的章法，而按各报刊编辑们的看法，这样的章法早已经过时，而且被淘汰了。姑且不谈那日夜歌唱的夜莺，那远处传来的狗叫声，那荒芜的旧花园，那大门紧闭、住着漂亮女人、富有诗意而又郁闷的庄园；姑且不提那些老态龙钟、行将就木的农奴主的仆人，那些渴望着老派恋爱方式的少女；甚至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就有这样一个平庸的样板：一座磨坊，里面有一台16个轮子的水磨，住着磨坊工人和他的小女儿，她总是坐在窗前，似乎在期待着什么。依我看来，我现在耳闻目睹的一切，似乎早就从古代神话故事里熟悉了。我感到新奇的只有一种神秘的鸟，叫“水牛鸟”，栖息在远处的芦苇丛里，昼夜鸣叫，那叫声有点儿像敲空木桶，也有点儿像关在圈里的母牛扯着嗓子叫……
我每天乘小船到磨坊去，晚上，跟哈里托年科工厂的一些钓鱼迷到岛上去钓鱼。我们的谈话常常很有趣味。三一节前夕，所有的钓鱼迷都要在岛上过夜，钓整整一夜鱼，我也不例外。其中有些人是很出色的。
房东一家十分可爱，非常好客，这家共有六口人，颇值得研究。老母亲是个饱经苦难的女人，心地很善良，身子虚胖，常读叔本华的著作，到教堂去听赞美诗；她仔细阅读每期的《欧洲通报》和《北方通报》，她知道的小说家有些我连做梦都没梦见过。她的厢房里以前住过画家玛科夫斯基，现在住着的又是一个年轻的文学工作者，她认为，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她的大女儿是个医生，是全家的骄傲。农民们称她为圣徒，而她也果然显得不同凡响。她的脑子里长了个肿瘤，致使她双目失明，患有癫痫病，经常头疼。她知道前边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可是谈到临近的死亡，她却很刚强，而且镇静得惊人。我给人看病，见到过不少快要死的人，看到那些人死期临近，却还在谈话、微笑或者哭泣，我总感到有点儿奇怪。现在，我面前的盲人坐在凉台上，谈笑风生，幽默打趣，或者倾听别人给她念我的《在昏暗中》，这时候，我开始觉得奇怪的，并不是女医生快要死了，倒是我们竟没感到自己也会死，还在写《在昏暗中》，好像我们永远也不会死似的。
二女儿是个老姑娘，也是医生。她文静，腼腆，无限善良，热爱一切人，就是相貌不美。对她来说，给病人看病倒简直是苦事，总怕看不准，这种心理发展到了变态的程度。我们俩给病人会诊老是意见不合：凡是我认为大有希望的时候，她看到的却是死亡，可是她开的药量轻，我总要加大一倍。不过要是死亡的迹象已经很明显，而且不可避免，那么我这位女医生就心里十分难过，不像个医生了……她做家务事很热心，对所有细小的事情都很在行。连马的习性她都懂。比如，要是有一匹拉边套的马不拉车，或者闹腾起来，她知道怎样制服，事后还要给车夫讲解一番。她很喜欢过一夫一妻的家庭生活，心里也渴望着，但是命运不肯成全她。每逢晚上，大家在高大的正房里奏乐和歌唱，她却在昏暗的林荫道上烦躁地匆匆走来走去，活像被关起来的野兽。我想，她一定从没做过害人的事，可是她，据我看来，过去从来没得到过一分钟的幸福，将来也永远得不到。
第三位小姐还很年轻，毕业于贝斯土热夫女子学院。这姑娘长得像男人，身强力壮，骨骼粗大，像条鳊鱼，肌肉发达，脸色黝黑，嗓门很大……她大笑起来，一俄里之外都能听见。她的确是一位热情的乌克兰姑娘。她自己花钱在自家庄园里盖了一所小学，教乌克兰孩子们学习译成小俄罗斯文的克雷洛夫寓言……她也干家务，喜欢唱歌，爱哈哈大笑。她虽然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却不拒绝最平常的爱情，可惜，她未必嫁得出去，因为她长得不美。
大儿子年轻，安静，聪明，谦虚，然而缺少才华。热爱劳动，并不是那种自命不凡的人，似乎满足于生活给予他的一切。他在大学只上到四年级就被学校开除了，这并不是他言过其实。他沉默寡言，喜好经营农务，热爱土地，跟当地的乌克兰人相处得很好。
二儿子也很年轻，对柴可夫斯基是天才这一点坚信不疑，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并幻想过托尔斯泰式的生活。
以上就是这一家人的简况，我现在就生活在他们中间……
后来，我与林特瓦列夫家年岁最小的娜塔丽雅·米哈伊洛芙娜成为密友。我们曾经一起到克里米亚去过。娜塔丽雅·米哈伊洛芙娜不止一次到莫斯科和梅里霍沃的我们家里来做客，后来到雅尔塔也来过很多次。她对安东·巴甫洛维奇颇有好感，甚至可以说非常爱慕。她深切地热爱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并在自己创办的学校里，用乌克兰语给农民的子女上课，这在当时是被人瞧不起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常到她学校去，兴致勃勃地听孩子们用乌克兰语朗诵克雷洛夫的寓言。
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林特瓦列夫（家里人管他叫乔治）是个有才能的音乐家，他的钢琴演奏给了我们极大的愉快。过不久，玛·罗·谢玛什科和亚·伊·伊万年科也到我们这里来度假了，每到晚上我们便经常在正房里举行名副其实的音乐会。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卢卡心情愉快极了。他整天喜笑颜开，朝气勃勃，依旧是各种各样笑话的发明家。他一辈子酷爱钓鱼，在卢卡，钓鱼也是他的主要休息方式。我们到达卢卡时，已经是夜里两点钟左右，可是第二天清晨，哥哥就举着钓竿坐在林特瓦列夫家池塘边上了。结果弄得走去洗澡的娜塔丽雅·米哈伊洛芙娜很难堪，也很纳闷。我们经常划简易的独木舟在河上游玩。我们通常爱划船到磨坊去，那里样样东西都充满诗意，让人联想到普希金的诗篇《鱼美人》，那里磨坊工人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儿，安东·巴甫洛维奇管她叫“面粉”。总之，我们在卢卡的生活，虽然跟在巴勃基诺时不同，然而同样有趣和愉快。
很多人都到我们这里来做过客。安东·巴甫洛维奇那时已经很有名望，结识了许多有趣的人，都是些文学家和演员。1887年12月，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彼得堡认识了当时的著名诗人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普列谢耶夫。我们刚刚决定到卢卡去，安东·巴甫洛维奇就邀请普列谢耶夫到我们那里去小住几日。普列谢耶夫接受了邀请，而且在5月下半月果真来了。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件大事。那天夜里，是我和林特瓦列夫家的人一块儿到火车站去接他的。
阿·尼·普列谢耶夫年轻时积极参加过彼得拉舍夫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革命小组。1849年，他24岁时被捕，然后被流放到奥连堡战斗营当列兵，直到1858年才获大赦，准许住在首都。我们认识普列谢耶夫的时候，他已经63岁了。他那时住在彼得堡，在《北方通报》杂志编辑部工作，主管文学部。
早在40年代，普列谢耶夫写过一首诗《前进，朋友们，不要恐惧与彷徨，去英勇地建立功勋吧》，当时广为传诵，以后也很受欢迎。林特瓦列夫一家人自由派思想很浓，因而对普列谢耶夫极为欢迎，热情招待，百般照顾。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当时的一封信里谈到过普列谢耶夫，他这样写道：“他在这儿跟在彼得堡一样，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大家顶礼膜拜的神像，这尊神像古老，跟其他创造奇迹的神的像供在一起。他人很好，极为热情，极为诚恳，另外，据我看，他像一个容器，里面盛满了传统、有趣的回忆和有益的经验之谈。”
白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和普列谢耶夫经常去散步，到树林里去走走，在村子里转转，划船游玩。而夜幕刚一降临，林特瓦列夫家的人就把所有的人都叫到自己家去。他们让普列谢耶夫坐在屋中央的一张旧沙发上，其余的人围在他身旁。通常是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弹钢琴，普列谢耶夫在音乐声中讲述自己生活中的有趣故事。我们还经常请他朗诵自己的诗作，那首有名的诗《前进，不要恐惧与彷徨》在必然朗诵作品之列。这首诗他朗诵得非常好，眼中闪着青年人那样的光彩，惹得所有听众都激动不已。
他在卢卡住了大约三个星期。他很喜欢我们这里，他说，他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当普列谢耶夫离去的时候，我和林特瓦列夫家的人一起坐火车一直把他送到沃罗日勃车站。
普列谢耶夫在我们这里住时，习惯于每天早晨就坐下来工作和写诗。顺便提一下，他在我们这里写了一首献给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诗。诗文如下：
这鲜花盛开的地方，
是我躲避闷热首都的烦扰和忙乱
得以休憩的宁静角落，
这个任凭命运摆布的人
一旦返回首都，
我将永远对这儿怀念多多。
只要一想起这里，
我就会觉得神清气爽，
因为这个家庭殷勤好客，
我在这里得到的问候
格外友好亲热，
这里既没有上流社会那无聊的迂腐，
也没有伴随空虚生活的庸俗闲话，
更没有纸牌和赌博；
这里的时光在劳动中度过，
即使愚昧无知的人
也会对它报以热烈的爱，
珍视这种造福于祖国的纯洁无私的劳作……
我不止一次幻想着
再次来到这舒适的小房里，
每天夜晚的钢琴曲动人心魄，
我那已经飞逝的青春，
它的悲哀与欢乐，
它那往昔的激情，
又会在疲倦的心灵中复活！……
谢谢你们，亲爱的朋友，
谢谢你们亲切温柔的问候，
我感到那问候温暖如火！
谢谢你们！
假若今后我再也不能和你们相见，
那也请你们不要忘记我，
因为在我们友好的交谈中
我说过的吉利话有许多许多。
1886年6月6日于卢卡庄园
普列谢耶夫是最早发现年轻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卓越才能的老作家之一。当初哥哥把中篇小说《草原》的手稿寄到《北方通报》编辑部，第一次在大型杂志上发表作品，普列谢耶夫看完这部小说，就给他寄来一封信，对《草原》评价很高：“……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一读起来，就根本放不下手……它是那样绝妙，那样诗意盎然。这是一部令人迷恋的作品，我敢说您前程远大，前途无量。”
安东·巴甫洛维奇与普列谢耶夫在卢卡见面之后，一直保持友好往来。普列谢耶夫死前不几年，遇到了一件悲喜剧性的事情。他本来一生贫穷，依靠自己微薄的文学收入过活。可是90年代初，他意外地从一个去世的亲戚那里得到一笔价值百万的遗产。于是他到巴黎去，过起阔绰的生活来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甚至还开玩笑地说过：
“他要是一高兴没准会送给我们一打椅子呢！”
可是普列谢耶夫的美日子没有过多久。又冒出了死者的一位近亲跟他争夺那笔遗产，结果普列谢耶夫又变回以前的穷诗人了。
有一次，我们在林特瓦列夫家遇到他们的亲戚斯玛金一家人，他们是从波尔塔瓦省来的。这家人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两兄弟一个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一个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妹妹叫叶莲娜·伊万诺芙娜。他们是著名十二月党人穆拉维耶夫-阿波斯托尔的亲戚，一直住在巴库莫夫卡庄园，离米尔戈罗德县的索罗琴齐不远。
斯玛金兄弟俩非常活泼愉快、和蔼可亲，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们和他们的妹妹认识晚些）。斯玛金一家人离开林特瓦列夫家时，盛情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做客。安东·巴甫洛维奇答应一定去。他喜欢乌克兰，喜欢乌克兰勤劳而又乐观愉快的人民，喜欢乌克兰景色瑰丽的大自然。他极想更全面地了解人民的生活，了解农民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状况。而斯玛金一家人又正好住在乌克兰的内地，住在我们从果戈理不朽著作中才能见到的那种著名地方。
我们雇了四匹马，林特瓦列夫家提供一辆祖传的大马车，照安东·巴甫洛维奇开玩笑的说法，这辆马车是“林特瓦列夫家从伊万·费多雷奇·什庞卡的姑母那里得到的遗产”。6月中旬，安东·巴甫洛维奇、娜塔丽雅·米哈伊洛芙娜·林特瓦列娃、她的堂妹瓦塔·伊万诺芙娜和我，一行四人坐这辆马车到斯玛金家去了。
我们在乌克兰坐马车行程近400俄里。究竟是什么更使我们感到愉快呢？是旅行本身，还是旅途中的美景？这很难说，不过更确切地说，两者兼而有之。
当时正值夏季，天气好极了，田野上开始割草，一路上奇妙的风光和景色不断变换，一处更比一处美。我们走过一个个生疏的乌克兰大村庄，那些村庄几乎连绵十俄里。
“我们沿途看见的婚礼是那样新奇，在寂静的夜晚听到的音乐是那么美妙，新鲜的干草味儿那么浓！为了看看温暖的夜空，看看倒映在小河和水洼里的懒散而郁闷的晚霞，为了得到这种愉快，就是把灵魂交给魔鬼也成……”这是哥哥在给阿·尼·普列谢耶夫写信时说的。下面他这样描绘我们到达斯玛金田庄的情景：
我们到达斯玛金家时已是夜间。他们为了欢迎我们，弄得鼻青脸肿。谢尔盖·斯玛金听出是我们的声音，赶紧跑出屋子，朝大门奔去，黑暗中一下子绊在一条板凳上，摔了个大马趴。亚历山大也跑出门来，由于天黑，砰的一声，他的头重重地撞在一棵老栗子树上。他额头上的那个大红包过了三四天还没下去。瓦塔也擦伤了脸。他们的欢迎如此真挚而又兴高采烈，惹得我们不由自主地哈哈大笑起来，以后每天晚上都会响起这样的笑声。
……斯玛金家的庄园大而富，然而古老，荒芜，死气沉沉，活像陈年的蜘蛛网。房子的地基下沉，门都关不上，炉子上的瓷砖鼓胀起来，形成一个个三角形的洞，樱桃树和李子树的嫩芽从地板缝里钻出来。夜莺在我睡觉的那个房间的窗户与护窗板之间筑了巢，我亲眼看见光秃秃的小夜莺破壳而出……威风凛凛的鹳生活在谷仓上面。养蜂场里住着一位老大爷，他还记得远古时代和埃及的克列奥巴特拉的事情。一切都陈旧而腐朽，然而更富有诗意，更忧郁，更优美。
我不记得斯玛金家的地板缝里长出过“樱桃树和李子树的嫩芽”，这是哥哥说的玩笑话，他素来如此，不过他的这些话却真实地表达出整个斯玛金庄园里无处不在的那种优美而富有诗意的古老风味。而且不知什么缘故，这座庄园总让人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遥远的过去，回忆起十二月党人，正像人们所说的，它与十二月党人的活动紧密相连。
我们在斯玛金家住了五天，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于是斯玛金兄弟俩常到我们莫斯科的家里来，后来还到梅里霍沃去过。那时我与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见面相当频繁，和他成了好朋友，我们两人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友谊，这种关系继续了好几年。因此，当亚·伊·斯玛金向我求婚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感到突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是个美男子，很有风趣，我喜欢他，虽然现在很难说，我那时是否爱他，但是我考虑过是否嫁给他。我好长时间没有给他答复，对家里人也没提起过他求婚的事。可是有一天，我还是决定先跟安东·巴甫洛维奇商量一下。我来到他的书房，说道：
“听我说，安托沙，我决定要结婚了……”
哥哥当然明白我要嫁给谁，可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后来我感觉到，虽然哥哥一直沉默着，这个消息却让他不大愉快。再者，实际上他又能说什么呢？我明白，如果我到另一个人家去，到自己的新家去，他不会承认他将感到痛苦……他永远不会说出“不”这个字……
我从哥哥的书房出来，心慌意乱，束手无策，在自己屋里哭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
几天过去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的坦白依旧没有回答，然而他不怎么开玩笑了，也尽量不来找我。我想了许多许多。终于，凭着对哥哥的热爱，凭着对他的依恋之情，我对问题做出了决断。我不能让哥哥不愉快，不能让他失去我一直千方百计为他创造的写作环境。我告诉斯玛金，我拒绝他的求婚。这给他带来很大的痛苦。他寄给我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
看来，安东·巴甫洛维奇当时并没有猜透我怀有何种复杂的心情。大约20年以后，我整理出版哥哥的书信遗产，见到一些他写给苏沃林的信。看了那些信，我才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当时给苏沃林写信是怎么谈到我的：“妹妹没有出嫁，然而看来还在书信中谈恋爱。我真不明白。她这一次又拒绝了求婚，这实在是个猜不透的谜。她是唯一真心不愿意出嫁的姑娘……”我看了这封信，心里感到欣慰，因为哥哥当时并没有猜透我真实的心情。
这件事已经过去40多年，我和亚·伊·斯玛金两人都已经白发苍苍的时候，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信中亲切地回忆起我们年轻时代体验过的爱情。可是他始终不知道我拒绝他求婚的真实原因……
1889年初春，我们的哥哥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得了重病。起初他患腹伤寒，继而续发了肺炎，又转为肺结核。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当时住在离大红门不远的暸望台街。安东·巴甫洛维奇得知二哥生病的消息后，便和一位熟识的医生尼·尼·奥博隆斯基一起给他诊察病情，他知道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的病情十分严重，就把他接到我们库德林花园街的家里来。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安东·巴甫洛维奇莫名其妙地要我跟他到圣母林荫路去散散步，我感到有些诧异。散步的时候，他对我说：“我看，尼古拉的病情很严重。本来需要立刻把他送到克里米亚去，可是我没有钱。只能把他送到苏梅的林特瓦列夫家去，而且越快越好。”
我在前面已经谈过，我们家的人都很喜欢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所以听到这个情况，我心情很沉重。我看出安东·巴甫洛维奇也很难过。作为一个医生，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二哥的病没法治了。就在那些日子里，在给叶·米·林特瓦列娃的信中，他写道：“我有一个患病的哥哥，已经感到很痛苦了；而在患病的哥哥身旁做医生，就更加感到痛苦。”
于是我们决定，由安东·巴甫洛维奇、母亲和我们家的厨娘一起把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尽快送到卢卡去，我等学年结束，脱开中学里的工作以后再去。
4月下半月，他们到苏梅去了。不久，我收到安东·巴甫洛维奇用幽默口气写来的明信片，好像是母亲口授的。这封信我从未发表过，因为我认为发表它不太“恰当”，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信中不过是开了个玩笑，我却怕有伤母亲的体面。现在我将这封信首次援引如下：
莫斯科，库德林花园街，科尔涅耶夫宅
玛丽雅·巴甫洛芙娜·契诃娃：
（邮戳日期：莫斯科1889年4月30日）
你把我的绸衣服挂到存衣室去（为了不让耗子咬），把厨房的毛巾拿来，克拉索夫斯卡娅忘记带了。打扫房间的女工找得到。给尼古拉耶夫捎来装着铅笔的编织小提包（在母亲房间里）和安东寝室窗台上的相片《安娜·伊万诺芙娜面前的丑角》。捎来我的窗帘。一定要把工厂造的长袜子和半工厂造的纸和六号、七号针捎来。
请你在板棚里或者姨母那里随便找一个绷画布用的小框子。带来做样子用。尼·契·
因为爱你的母亲，你的叶甫盖尼雅·契诃娃，不识字，她的文学家儿子代写。
到姨母那里拿一个小框子来，好给木匠当样子定做。
我们的母亲确实不大喜欢自己写信，这张明信片是她请哥哥代写的。克拉索夫斯卡娅就是我们家的厨娘玛丽尤什卡。安东·巴甫洛维奇这样开玩笑地称呼她，是因为她长得很像莫斯科科尔什剧院的老演员克拉索夫斯卡娅。
信中提到的铅笔和绷画布的小框子，是尼古拉·巴甫洛维奇要的，他打算在卢卡搞绘画。
我来到卢卡，看到哥哥尼古拉的病情还是没好转，而且更加消瘦了。他咳嗽得厉害，很折磨人，后来他只能坐着睡觉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给他治病，护理他，千方百计满足他所有病态的任性要求，但是要治好哥哥的病已经不可能。正如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在一封信中所说的，情况明摆着：“就看痛苦折磨能延续多久。而绝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某一天他恢复健康。”自然，我们全家人的心情都很愁闷。
诚然，时常有客人来访，也稍稍转移了一下我们的忧思。
当阿·谢·苏沃林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林特瓦列夫家的人对他表示出强烈的敌视态度，与他们接待普列谢耶夫时的亲热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林特瓦列夫一家特别厌恶苏沃林出版的《新时报》和该报所奉行的反动政策。那几天，他们不但不邀请我们去他们家，连他们自己也不在庄园里露面，以示抗议。他们把门窗紧闭，就好像人已经离开了庄园。
苏沃林在我们这里只住了几天，他在苏梅旅馆也订了房间。安东·巴甫洛维奇由于他的来访感到很高兴。他们一起乘小船到磨坊那边钓鱼，海阔天空地谈论文学艺术。尽管他们年龄不同（苏沃林比安东·巴甫洛维奇大26岁），信仰各异，彼此却成了莫逆之交。
过去有许多人对安东·巴甫洛维奇与苏沃林的友谊感到奇怪，直到现在也有不少人觉得难以理解。至今我时常收到一些人的来信，要求我解释，为什么像安东·巴甫洛维奇这样进步的人，竟会与反动分子苏沃林那样友好。他们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当时契诃夫没有察觉苏沃林的反动活动吗？
这一切可不那么简单。安·巴·契诃夫和阿·谢·苏沃林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苏沃林在凭借自己的报纸发财之前，生活是很苦的。他的祖先，跟我们的祖先一样，也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苏沃林也像安东·巴甫洛维奇一样，天资赋予他巨大的智慧和才能。起初他在一所县中学做教员，月薪14卢布67戈比。那时他便开始写新闻报道和小说了。后来他搬到莫斯科居住，生活依旧贫穷。
在莫斯科，苏沃林开始在《祖国纪事》和《同时代人》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与阿·尼·普列谢耶夫相识后，普列谢耶夫给了他很多帮助。例如，有一次苏沃林要坐火车去彼得堡取稿费，普列谢耶夫便安排他乘邮政车，来回都不用花钱。另一次，苏沃林到彼得堡去找工作，正如他自己在日记中写的，“阿·尼·普列谢耶夫把自己的大衣给我，让我路上穿，后来我还给了他。我那时连一件能在冬天乘坐不生火的三等车厢的暖和大衣都没有。”
那时苏沃林的新闻报道工作带有自由派特点。他以“陌生人”的笔名撰写的才华横溢的小品文，很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他由于那些文章，还曾受到过追查。苏沃林在《日记》中写道：“尽管我在《俄罗斯言论》上发表的小文章微不足道，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我之所以这样说的根据是，萨尔蒂科夫、齐热夫斯基和普列谢耶夫打算合办一个杂志的时候，竟也邀请我去协商了……”
1876年，苏沃林买下特鲁勃尼科夫的《新时报》，从此便开始发迹，而且主要是靠广告收入致富的，而广告里渗透着家里一个女仆的辛劳，因此人们说，苏沃林靠“厨娘的钱”积累了财富。然而，苏沃林却利用自己的报纸，渐渐开始卑躬屈节地适应政府统治集团的需要，抛弃了自己以往的原则，成为反动派的得力帮凶。那些需要掌握一份有影响的报纸的人，竭力树立他的地位，提供钱财，扩大影响。例如，苏沃林获得了政府租给他的在铁路沿线建立售书亭的书报贸易权，这也使他牟取了巨额利润。
苏沃林沉醉于最高政府官员为他创造的“荣誉”、财富和声望之中，作为一名自由派的新闻记者，他身败名裂了，成为他曾打算献身的事业的叛徒。他是一个聪明人，对这一点他心知肚明。当他意识到自己丑恶地堕落了，看到自己干下种种龌龊行为不能自拔的时候，他就不但欺骗自己，也欺骗起别人来。读读苏沃林日记中那些不是为了发表的言辞，你就会在字里行间看到另外一个苏沃林。他挖苦沙皇，讥笑政府部长，嘲讽达官显贵，记载了反动阵营生活中那些见不得人的罪恶事实。可是，他在绰号为“您有什么吩咐？”的报纸上，却还是昧着良心对上层统治集团的政策表示拥护，卑鄙下流地继续充当反动黑暗势力的忠实帮凶。
安东·巴甫洛维奇还是在1885年底去彼得堡时跟苏沃林认识的。他从1886年起，开始在《新时报》上发表小说。苏沃林还开始出版哥哥的文集。苏沃林的智慧和出类拔萃的才能给哥哥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文学艺术方面，苏沃林的见解使安东·巴甫洛维奇很感兴趣（顺便说说，苏沃林对戏剧很入迷，后来他在彼得堡还建立了一个私人剧院）。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们家里的人不止一次地说过，他觉得跟苏沃林聊天格外有趣。1888年夏天，哥哥从卢卡到苏沃林家去了一趟，他住在费奥多西亚，哥哥从那里写信来说：“我们一整天都在谈话……我们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并且拟定了很多新的、谁也不曾涉及到的题目……跟苏沃林在一起要想不说话，就好比坐在巴尔金饭店里不喝酒一样困难。苏沃林实在是聪颖的化身。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在艺术上，他就像狩猎田鹬时的塞特猎犬一样，也就是说，他凭着魔鬼般的嗅觉工作，而且一向感情炽烈。他是一个不太高明的理论家，没有学过科学，许多东西都不熟悉，他一切都靠自学，展现出他那真正白璧无瑕的纯洁与完美和具有独创性的见解。由于理论贫乏，他不得不发展自身所特有的丰富天资，不得不将本能发展成为巨大的智慧。跟他谈话令人愉快。只要你懂得他谈话的方式，理解他特有的真诚——而这正是大多数好聊天的人所缺乏的，那么即使和他闲谈也近乎是一种享受……”
安东·巴甫洛维奇就是这样看待当时的苏沃林的，可见，他并没有去深思苏沃林利用自己的报纸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甚至当有人向安东·巴甫洛维奇指出，他没有必要在《新时报》这样的反动报纸上发表作品，那时他还提出不同意见，他说，读者看“我的五百行无害的东西，总比让他们去读另外五百行有害的小品文”更有益。
然而，他逐渐明白这种论点是错误的，最后他认识到，他的信念与这份报纸所表明的信念是水火不相容的。1893年初，安东·巴甫洛维奇给大哥亚历山大写信说，他的信念“与居民之流相距7375俄里”。他于1893年与《新时报》断绝了关系，停止在该报发表作品。可是对苏沃林本人，他却仍然很友好，把苏沃林与报纸看做两码事。这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第二个错误：他认为作为报纸编辑兼出版者的苏沃林跟平常的苏沃林可以分开。可是没过多久，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快就认清了苏沃林，对他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法国著名的德雷福斯大冤案发生以后，他们的关系彻底破裂。当时苏沃林和《新时报》的表现，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话来说，是那么“卑鄙”，使得他断绝了与苏沃林本人的私人来往。他认清了苏沃林的虚伪和口是心非。苏沃林那些动听的谈话和书信，曾经使安东·巴甫洛维奇看不清他的伪善面目。1901年我们的弟弟米哈伊尔突然决定到《新时报》去工作，安东·巴甫洛维奇劝阻了他，并在信中告诫他：“目前《新时报》声名狼藉……苏沃林虚伪，非常虚伪，特别是在所谓开诚相见的时刻。也就是说，他可能嘴上说得诚恳，可是谁也不能担保，过半个钟头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恰恰相反。”
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安东·巴甫洛维奇对待苏沃林的态度就是这样变化的。诚然，他们之间的通信来往和次数不多的会见，一直继续到1903年，可是这种接触不再带有友好的色彩，与以前的情况截然不同。
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信遗产中，他写给苏沃林的信最有趣，内容最丰富。这些信包含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许多见解，阐明了他的世界观、道德原则，以及他对文学艺术的态度，对许多俄罗斯和外国作家的评价，等等。哥哥逝世后不久，我出版他的书信六卷集第一卷时，苏沃林根据我的要求，把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他们相识期间所写的全部信件转交给我。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信遗产出版最后一卷时，共发表他写给苏沃林的信件333封。
苏沃林把哥哥的信件转交给我时，请求把他写给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全部信件退还给他。他大概害怕，这些信件不定什么时候也会成为公开的东西，这对他的处境并不是件愉快的事。我不得不满足他的请求，把信件还给了他。因此，这些信件的内容就无从知晓了。
苏沃林比安东·巴甫洛维奇多活了八年，死于1912年。
阿·谢·苏沃林走了以后，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的演员巴维尔·玛特维耶维奇·斯沃博金到我们这里来做客。
安东·巴甫洛维奇1889年1月到彼得堡去看亚历山大剧院首次公演自己的剧本《伊万诺夫》，结识了斯沃博金，他在剧中扮演沙别尔斯基的角色。演出之后不久，他们便建立了书信联系。那年2月底，斯沃博金来到莫斯科，到库德林花园街我们家里来做客。我那时才认识他。斯沃博金是个有才气的演员，人很风趣，快活而聪明，有时也搞文学创作，写过一些诗和随笔。安东·巴甫洛维奇和斯沃博金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在这年早春时节，哥哥就一再邀请斯沃博金夏天到我们在卢卡的别墅来小住数日。
斯沃博金于5月底来到我们这里，很快就成了自己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股朝气。我们从幼年时代起就熟悉的各种各样的玩笑、愉快的即兴表演，又跟着他一起重现。例如，有一次，我到河边去，看见安东·巴甫洛维奇和斯沃博金正站在紧靠水边的地方一块儿钓虾。然而，斯沃博金身上却穿着一尘不染的燕尾服和浆硬了的衬衣，头上还戴了一顶大礼帽。我们钓虾的办法是：在长长的钓竿梢上拴一根钓丝，再把一小块肉拴在钓丝上，然后把肉沉到河底。虾嗅到肉味，便跑来用螯抓肉。过一会儿，把钓竿抬起来，虾也就被拉到水面。这时候，另外一个人要用捕虾网从水面下把虾抄起来，不然，它们一离开水面，便会松开肉，又跑回河里去。
还有一次，他们一大帮人到最近的一个镇子阿赫蒂尔卡去（我留在家里没有去），住在那儿的旅馆里。斯沃博金装扮成一个伯爵，安东·巴甫洛维奇当做他的仆从。他们俩表演得惟妙惟肖，就连旅馆的老板和仆人，也为有这么一位“尊贵”客人光临而感到异常得意。仆人恭恭敬敬地向“仆从”询问有关他“老爷”的事，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动声色地讲起来，他临时编出“伯爵”生活中的许多故事……
不知我们家里的哪个人开玩笑地把斯沃博金的名字——巴维尔·玛特维耶维奇，按照法国人的习惯进行了修改，叫他“波尔·马蒂亚斯”。于是我们家里的人就称呼他这个名字，以后他本人在写信的时候也常常这样署名。
有一天，林特瓦列夫家的女主人，亚历山德拉·瓦西里耶芙娜老太太，要让她家的人去干一件什么事情，于是大声问道：
“谁闲着呢？……谁有空？……”
这时斯沃博金突然出现在窗口，回答说：
“我是斯沃博金！”
搞这样的文字游戏，斯沃博金可是个能手，只要他和安东·巴甫洛维奇一块儿说起俏皮话来，大伙儿就得笑破肚皮。
6月上半月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到我们这里来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利用亚历山大替他守护病人的机会，打算稍微休息一下，出去散散心。他约斯沃博金和林特瓦列夫家的人到波尔塔瓦省的斯玛金家里去。哥哥尼古拉的病情还是老样子，看不出有什么临近悲惨死亡的危险征兆。但是，死亡却完全出乎意料地突然来临了。
哥哥走后的第二天，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不知怎么突然变得特别虚弱，他没有让我们察觉，就安安静静地去世了。我们立即给在斯玛金家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拍了电报。关于旅行以及返回的情况，安东·巴甫洛维奇后来在给阿·尼·普列谢耶夫的信中写道：
可怜的画家死了。他在卢卡像蜡一样化了，对我来说，那些日子没有哪一分钟能让我摆脱惨祸即将来临的感觉。我说不出，他哪一天会死，可是我清楚，他很快就要死。结局的经过是这样的。斯沃博金住在我这儿。我大哥来了，能替我看护病人，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休息一下，到外地去四五天，换换空气；我说服了斯沃博金和林特瓦列夫家的人，让他们跟我一起到波尔塔瓦省的斯玛金家去。老天爷似乎要惩罚我离开职守，一路上都刮着冷风，天色又是那么阴沉，我们简直像走进了冻土地带。半路上还下起了雨。我们到达斯玛金家时已是夜间，浑身又湿又冷，钻进冰凉的被子，伴着淅淅沥沥的寒雨声入睡。第二天早晨，天气仍旧像我们在沃洛格达时那样可恶：那泥泞的道路、灰色的天空、树上的水珠，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说忘不了，因为一大早就从米尔戈罗德来了一个身材矮小、相貌丑陋的庄稼汉，送来一封湿漉漉的电报：“科利亚逝世”。您可以想象得出，我当时是什么心情。我只得坐马车奔回车站，然后坐火车赶路，几个车站让我总共等了八个钟头……在罗姆内车站，我一直从晚上七点等到夜里两点，烦闷之极，只能到街上去溜达。我还记得，坐在花园里，天色昏暗，冷风嗖嗖，而离我不远的褐色墙壁外面，一些演员却正在排演一出传奇剧。
我到家后，看到了悲伤。我们家还没有死过人，现在不得不在自己家里第一次看见棺材。
我们把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埋葬在卢卡的乡村墓地。他的坟墓之所以能一直保存到现在，是由于苏联人民的关心，他们对与怀念俄罗斯伟大作家安·巴·契诃夫和他亲人有关的一切都倍加爱护。
尼古拉死后，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心情十分压抑。办完丧事两个星期左右，他想到哪儿去休息一下，我们极力表示赞成。我们7月初就送他走了。哥哥起初打算到国外去，可是走到敖德萨又改变了主意，到雅尔塔去了，在那儿住了将近一个月。
他8月返回卢卡，经过休养，减轻了苦痛。9月初，我们返回莫斯科。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回家的路上，安东·巴甫洛维奇在火车上如何折磨我。事情是这样的。一位教授跟我们坐在同一车厢里，他就是斯托罗仁科。当我在弗·伊·格里耶高等女子学院上学的时候，他给我上过课，还考过我。我把这些告诉了哥哥，求他尽量不要胡闹。可他却故意开各种各样的玩笑，弄得我担惊受怕。有时他突然无缘无故地大声讲起话来，说他给一位伯爵夫人当过厨师，怎样在厨房里做各种各样的菜，“老爷太太”如何夸奖他，对他怎么好。跟我们同行的大提琴家玛·罗·谢玛什科也为哥哥帮腔，他装作是一个侍仆，仿佛也在哪位“老爷”家当差似的。他们互相讲着自己“差事”中一些不同寻常的故事。
我坐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竭力装作不认识他们，是自己一人跟母亲坐火车。可是安东·巴甫洛维奇根本不让我安静。他从箱子里掏出一瓶白酒，便和谢玛什科一起喝起来。而且，他每次喝酒之前，总要把脸转向母亲，朝她点点头，祝愿她能在莫斯科找到一个好住处。
我可以断定，安东·巴甫洛维奇要是致力于舞台艺术，一定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演员。
顺便还要谈一谈谢玛什科。那个时期，他简直跟我们形影不离。不管我们到哪儿去住别墅，他都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在卢卡，林特瓦列夫家的人开玩笑说：“狗老是紧跟在老爷爷屁股后面。”他来的时候，总带着大提琴。每天晚上他和格·米·林特瓦列夫一起给我们演奏美妙的音乐，此外，每天早晨还要拉练习曲，每个严肃的器乐家都必须这样做。碰到这种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开玩笑说，“谢玛舍奇卡老是在他半截身子的妻子身上拉锯”。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在卢卡我们的别墅里住了几天，甚至还为谢玛什科写了一首即兴诗：
野外一片沼泽，
一棵高大的莠草露出水面，
四周的脏水臭气熏天，
玛里安·谢玛什科伫立在水间。
他背着一只手，
松树和云杉在身后吵闹不闲，
他懂得忧愁和苦闷
全是大提琴招来的祸患……
他写信告诉安东·巴甫洛维奇说，这是对谢玛什科的“报复，因为他练琴惹得我厌恶极了，连虾听见那琴声，都要‘深藏若虚’，不来吃肉了”。
不过这些都是玩笑话，可爱的“玛尔麦拉德·福尔捷皮扬内奇”许多年来一直是我们家忠实的好朋友。
第二年夏天，我们仍然在卢卡的林特瓦列夫家度过，可是只缺安东·巴甫洛维奇。他那时已经到萨哈林岛旅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