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巴甫洛维奇早在初冬就常谈起要到萨哈林岛去旅行。因此到第二年春天，当他又提起要进行这样一次远途旅行时，我们一点儿也没感到突然。
他一步一步地为旅行做准备，查阅有关萨哈林岛的书籍，搜集资料，想方设法打听岛上的情况，以备未来之需。他研究西伯利亚和萨哈林岛的气候与自然条件，研究以前旅行家的著作，研究各种统计资料等等。要寻找有关萨哈林岛的旧图书资料不大容易，因此他把这件事委托给了我。于是，我除了在中学教课以外，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来跑鲁缅采夫博物馆的公共图书馆（即现在的苏联国家列宁图书馆），扎在图书目录和书堆里，摘录哥哥所需要的各种材料。有时，我也把一些书带回家，让哥哥亲自仔细研读。总之，他从学术方面为萨哈林岛之行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以后才知道，他出发前，在莫斯科就开始写《萨哈林岛》一书的开篇一章了。
除有关西伯利亚和萨哈林岛的书籍外，哥哥还研究了刑法方面的资料。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当时正好准备大学法律系的毕业考试。安东·巴甫洛维奇把他所有的关于刑法、诉讼程序和监狱管理方面的教材全看了一遍。
哥哥到底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进行这次艰难的旅行呢？
这是因为，安东·巴甫洛维奇素来闲不住，非常想到新地方旅行。他总想到遥远的地方去，见识、观察他还不熟悉的新事物。这种要获得新印象的渴望，显然是文学家本能的需要，也是他创作灵感的需要。
对一个善于思考的严肃作家来说，西伯利亚和萨哈林岛是真正的宝库，可以获得不同寻常的新印象。当时，俄国人对西伯利亚、远东和萨哈林岛的情况了解甚少。一般人都认为：西伯利亚辽阔无边，荒无人烟，土地肥沃，冬季地冻天寒；那里是革命者和沙皇政府认为政治上危险的人的流放地。人们对十二月党人，以及尼古拉一世迫使他们在西伯利亚流放中遭受的苦难，都还记忆犹新。
而萨哈林岛在那个时代可是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字眼，无论哪个真正有点人道主义精神的俄国人，对它都不能不感到羞愧和战栗。
萨哈林岛的苦役是专制制度的直接产物。用大小船只运到那里去的人都是被判为苦役的罪犯，其中不但有杀人、抢劫的刑事犯，也有政治犯。刑事犯是当时社会制度的牺牲品，而政治犯是反对沙皇统治、为人民争取自由的战士。他们在那里坐牢，在矿场、矿井里干活，简直连牛马都不如。他们服满刑期后就居住在岛上，许多人一辈子也别想逃走。萨哈林岛上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秩序如何，俄国实际上很少有人了解，只知道那里有骇人听闻的暴政。
亲眼看看那里的一切，研究岛上苦役流放犯的生活与习俗，然后写成书，一直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夙愿。他还说过，这本书不但要有文学价值，而且要有学术价值。
哥哥觉得我在图书馆里为他弄到的书和摘抄的东西还远远不够。于是，他就趁冬天去彼得堡的机会，亲自在那儿翻寻书籍，摘录所需要的资料。他在那儿竟把1852年以来30多年的《海事汇编》全都浏览了一遍！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那个时期的一封信里写道：“从过去和现在我所读过的书里可以看到，我们让成百万人在监狱里遭受折磨，而且这种折磨是轻率的、缺乏理智的、野蛮的；我们给他们戴上镣铐，驱赶他们在冰天雪地里跋涉几万俄里，让他们染上梅毒、腐化堕落，犯罪人数日益增加。我们还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红鼻子的狱吏身上……可是罪过不光是狱吏的，也是我们大家的，然而我们对此却毫不关心，毫无兴趣。”
上面这些话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写给苏沃林的信中说的，因为在此之前，苏沃林给他来过一封信，谈到他准备去萨哈林岛的事：“谁也不需要萨哈林岛，谁也不对萨哈林岛感兴趣。”针对这句话，安东·巴甫洛维奇还在信中做了这样的答复：“除非将来有这样一个社会，它不把成千上万的人流放到那里去，也不为此耗费几百万巨资，也许这样的社会才不需要萨哈林岛，才不对萨哈林岛感兴趣。”
当大家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打算到萨哈林岛去的时候，许多人都感到难以理解：作家契诃夫为什么要到“苦役犯人”那里去？有些人则干脆管这叫做狂妄行为。例如，巴·玛·斯沃博金当时就从彼得堡给哥哥来信说：“一位文学家不久前跟我谈到您，说您非要去研究苦役犯人不可，这是多么离奇古怪的胡思乱想！仿佛世界上除了萨哈林岛就没有任何值得研究的东西了！”斯沃博金还以自己的名义为安东·巴甫洛维奇写下送别的话：“上帝保佑，上帝保佑，Antoine！祝您一路平安！您才华横溢，血气方刚，去取得您能够取得的一切吧！”
总之，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安东·巴甫洛维奇此行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
哥哥定于4月中旬启程，那时卡玛河就要开河解冻了。离他出发的日期越近，我心里就越烦躁不安。哥哥看出这一点，临行前一星期，给苏沃林写信说：“我还没走，妹妹却已经开始感到苦闷了……我准备打发她到克里米亚去两个星期。”
安东·巴甫洛维奇选择的旅行路线是这样的：乘火车从莫斯科到雅罗斯拉夫尔，从雅罗斯拉夫尔坐轮船到彼尔姆，再从彼尔姆乘火车经叶卡捷琳堡到秋明。从秋明到托木斯克这段路，他本想坐轮船，可是西伯利亚的河流开河晚，结果从秋明一直到伊尔库茨克（准确些说是到贝加尔湖），就只好坐马车了。然后，他乘江轮渡过贝加尔湖，穿过东西伯利亚和远东，最后换乘海船横越鞑靼海峡。后来的事实证明，从秋明到伊尔库茨克的一段路显然是最艰难的。当时还没有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这段四千多俄里的漫长路程，只好依靠马车了！……
我们家所有的人都为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旅行忙碌着。我和母亲为他置办内衣外装，预备食品。弟弟米哈伊尔给他买了一只大箱子，没想到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却只能乘坐“四轮马车”，那箱子简直成了大累赘。
安东·巴甫洛维奇到萨哈林岛的费用完全自理。任何人也没有在物质上资助他。他只从苏沃林那里借了一千卢布。正像他在信中说的，他打算在旅途中给报社写有关西伯利亚的特写，“做工偿还”。而且，安东·巴甫洛维奇此行连官方的证件也没有。不错，他在彼得堡曾拜访过监狱管理局局长加尔金-弗拉斯基，请求准许他到萨哈林岛去，并协助他与萨哈林岛方面接洽。这位局长跟哥哥单独谈话时，答应写一封必要的信给萨哈林岛当局，然而他根本没有履行诺言。安东·巴甫洛维奇到达萨哈林岛以后写信来说：“不论是加尔金……还是其他的神仙，我都请求他们帮忙，可是他们没有给我任何帮助，我真是太蠢了；我只得自担费用，自负其责。”
后来，那些善于造谣中伤的人散布流言蜚语，说安东·巴甫洛维奇到萨哈林岛的费用似乎是由《新时报》编辑部支付的。这是对哥哥的侮辱。我记得很清楚，他对诸如此类的滥言非常气愤。跟苏沃林借的钱，哥哥的确是以“做工偿还”的。他写了许多极为有趣的见闻和游记，苏沃林把它们刊登在他的报纸上。安东·巴甫洛维奇随身带着的那张《新时报》的记者证，是他在萨哈林岛的唯一官方证件，证明他了解苦役生活是出于文学的目的。
起初我们打算全家人都去给哥哥送行，一直送到特罗伊察-谢尔基耶夫大修道院车站（现在的扎戈尔斯克城）。可是因为我和母亲，像俗话说的，总爱抹眼泪儿，大家决定，让我们在莫斯科火车站上哭个够，就不坐火车送了，免得在大修道院车站再哭一场。
安东·巴甫洛维奇走的时候，许多人都到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送行。除我们家的人以外，还有列维坦、谢玛什科、伊万年科、孔达索娃、米津诺娃、库弗申尼科夫夫妇等人。火车开动之前，库弗申尼科夫医生郑重地送给安东·巴甫洛维奇一瓶白兰地酒，并且嘱咐说，只有到了大洋岸边才能打开酒（哥哥果然没有爽约）。哥哥伊万·巴甫洛维奇、库弗申尼科夫夫妇、列维坦和孔达索娃一直把安东·巴甫洛维奇送到特罗伊察-谢尔基耶夫大修道院车站。
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第一封信，是在雅罗斯拉夫尔到尼日尼的途中，从伏尔加河的轮船上写来的。我们看了这封信，出乎意料地得知，孔达索娃一直陪他乘轮船，不知她要把他“送”到何处，这实在是孔达索娃一向的作风。哥哥写道：“孔达索娃跟我一起坐轮船。她到哪儿去，去干什么，我不知道。我每次问她，她都说一些非常模棱两可的话，说什么有一个人约她在基涅什玛附近的山谷里见面，说完她就不停地大笑，还跺脚或者用胳膊肘把身旁的东西碰得砰砰响……船过了基涅什玛，又过了山谷，可是她仍然不下船。有她陪着，我当然很高兴。”
我们不断收到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旅途中写来的极为有趣的信，其中有他在西伯利亚以及远东写的游记，有他在这些地区观察到的风土人情。他从叶卡捷琳堡（哥哥在那儿恰好遇到一个远房亲戚——我母亲的叔伯侄儿西蒙诺夫）、托木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写回来的信最详尽，最有意思。哥哥在托木斯克写的信里，绘声绘色地描写他坐马车旅行的情景：道路漫长，处处是积水和泥泞；在风雨交加的天气里，他如何坐船渡过西伯利亚那飘着浮冰的河流；还谈到他坐的四轮马车与一辆三套马车相撞，事故发生后，他仍然活着，并且安然无恙，真是侥幸；另外还描述了坐小船在狂风巨浪中渡过河水四溢的托姆河的情形，当时哥哥想道：“要是小船翻了，我就先脱掉短皮袄和皮大衣……接着脱掉毡靴……然后再……”
安东·巴甫洛维奇从托木斯克开始乘坐自己花130卢布买的轻便马车，把那只累赘的大箱子（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在莫斯科买的）也换成了“一个皮家伙，可以很方便地放在马车座子底下”。过了托木斯克，道路很难走，哥哥的新马车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附近坏了两次，不得不停下来修理。
安东·巴甫洛维奇从安加拉河岸、贝加尔湖畔，后来从阿穆尔河的轮船上，都寄回了非常出色的信件。看到西伯利亚的自然风光，安东·巴甫洛维奇欣喜异常。“可惜列维坦这个家伙没跟我一起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右边是森林，一直伸展到山头，左边也是森林，一直绵延到贝加尔湖畔。多美的峡谷，多漂亮的峭壁呀！贝加尔湖色调柔和，温暖……我在后贝加尔湖看到了我想看的一切：既有高加索式的风光，又有普肖尔河谷那样的景色，更有兹维尼戈罗德县和顿河一带那样的美景。你白天像是在高加索疾驶，夜间却像奔驰在顿河草原上，可是第二天早晨，你从睡梦中醒来，眼前又仿佛是波尔塔瓦省的景色了，如同整整走过了一千俄里。”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一到贝加尔湖，西伯利亚就有了诗意。”
安东·巴甫洛维奇对生活在阿穆尔河一带的人民给予十分热情的评价。“阿穆尔河是非常有趣的地方。这儿简直美妙极了。这里的生活充满生气，住在欧洲的人根本无法理解，”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这里的人不怕大声讲话。这儿没有人可逮捕，也无处可流放……这里的人更有独立自主精神，更有清醒的头脑……”
安东·巴甫洛维奇走后不久，我们便到苏梅城的林特瓦列夫家去避暑了。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在那里度夏了，只是安东·巴甫洛维奇没有去。我们把科尔涅耶夫家的住宅退掉了，因为夏天根本没人住，再说哥哥要到12月份才回来，那套住宅的房租又是那么贵。
仲夏，我跟娜塔丽雅·米哈伊洛芙娜·林特瓦列娃到克里米亚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到那里去旅行。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他动身之前就把我这次的旅费给了我。
我认为，克里米亚南岸无与伦比的秀丽风光，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会给每个初次到那里去的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即：当你第一次看见洒满阳光的大海，看见与海岸相连的绿色山峦，看见花木繁茂的园林的时候……当你第一次潜身大海，尝到海水微微发咸的味道，在水中畅游的时候……当你第一次看到南方的夜景，看到背衬天宇、轮廓清晰的松柏，听到知了连续不断的叫声划破夜空的时候……
所有这些最初的印象我都一一感受到了。虽然从那时候算起已经过去65年了，可是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我买了一张邮政马车的头等票，座位在前面，从辛菲罗波尔到雅尔塔，一路上我几乎是怀着孩子般的喜悦心情欣赏映入眼帘的一切。这段路很长，一般坐马车得走一整天，有时还要多。
我在雅尔塔住了两个多星期。所有的地方我都去过，克里米亚南岸的名胜古迹我一处也没有落下。顺便说说，我在雅尔塔认识了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她身材特别矮小，嗓子却是地地道道的女低音。她就是克·伊·玛穆娜伯爵小姐。后来我把她介绍给我们家里的人，她便时常到莫斯科我们家里来做客了，以后还到梅里霍沃去过。弟弟米哈伊尔对她一见钟情，有一段时间，她仿佛成了他的未婚妻。安东·巴甫洛维奇还开玩笑地挖苦他，说他正“步步高升”。可是后来，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不知怎么搞的，老是推迟婚期，结果有人又向玛穆娜求婚，她就嫁给了别人。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感到很气愤，恨透了她。之后，凡是能使他回忆起矮小的玛穆娜伯爵小姐的那些小物件，他统统销毁或者扔掉了。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萨哈林岛没给我们写过信，只在返回前一天，才寄了一封信。他给我哥哥伊万·巴甫洛维奇还拍过一封事务性的电报，让他给萨哈林岛寄小学教科书和地方自治会中学的教学大纲等等。看到萨哈林岛儿童的状况，安东·巴甫洛维奇心里特别难过。那里的学校很少，没有教科书，学校图书馆破败不堪。安东·巴甫洛维奇对苦役犯和流放犯的子弟很关心，在岛上以及返回莫斯科后，他都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他组织过征集教科书和教学参考材料的活动，受他的委托，我曾不止一次把书籍邮件包好，寄往萨哈林岛。
众所周知，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萨哈林岛做了大量的工作。光是对岛上全体居民进行普查一事就花费他多少劳动呀！在那里，他亲自填写了近万张统计卡片，为此他要到每家农舍去，走访所有政治苦役犯和移民流放犯。后来他说过，在萨哈林岛，除死刑以外，什么都见过了。他后来创作的《萨哈林岛》一书，虽然在沙皇时代经过书刊检查，但还是揭示了岛上流放苦役犯居民水深火热的艰难处境。连监狱部门的最高人士也不得不重视这本书。然而，流放犯与苦役犯的境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从萨哈林岛返回，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没有经过西伯利亚。他坐轮船从海上绕过亚洲到达敖德萨。他曾在香港、新加坡、锡兰岛以及其他南方港埠逗留。他对归途的旅行十分满意。
刚一入秋，我们就从别墅返回莫斯科，在小德米特罗夫卡街菲尔甘格家租下一套住宅。那是院子深处一所独立的小楼。安东·巴甫洛维奇12月8日完成萨哈林岛之行后直接来到这里。他带回许多有趣的东西和纪念品，还从锡兰岛带回三只叫做獴的小动物。我们不久就发现，其中一只像棕榈猫。它性情粗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橱底下。安东·巴甫洛维奇曾在一封信中开玩笑说：“獴已经有名字了。一只叫小坏蛋，这个雅号是水手们给它取的，他们喜欢它；另一只有一对十分狡猾欺诈的眼睛，名叫维克托·克雷洛夫；第三只是雌的，不合群儿，胆小而且总是闷闷不乐，老待在悬壶洗手器下面，名叫奥穆托娃。”
后来我们只剩下一只獴。这小动物好玩极了。我们很快就把它养熟了。它一举一动都俨然是家里真正的主人，而且好奇心大得出奇。它查遍每一条裂缝，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那里摆着的所有东西都要一一过目，有时翻弄书本，有时往墨水瓶里张望，甚至小爪子蘸上点墨水，弄得到处都是爪子印。獴还有一个爱翻人衣袋的小毛病，这虽然滑稽可笑，却可能惹得别人不高兴。您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吧：一位客人来了，坐在椅子上，一只像大猫似的小动物蹦上他膝头，接着把他上衣的口袋翻过来，里面的每一样东西它都喜欢……
它会把女人梳好的头发弄得乱七八糟，把所有的发针和梳子都拔下来。如果獴在壁纸上发现一条小裂口或者一个窟窿，那么就非得立刻把它撕得更大不可，瞧瞧那里究竟有什么东西。獴在它们的故乡好吃毒蛇。夏天我们住在鲍基莫沃村的别墅时，小动物让我们领略了它的这种本领。有一天，一条大蛇从花园的青草里爬出来。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跑回屋，把獴抱来。起初它像个小刺猬似的缩成一团，盯着蛇看了好半天，然后猛扑过去，咬住了蛇头。
獴喜欢跟人在一起，只剩它独自一个的时候，它也会掉眼泪呢。一有人走进屋，它就会跳起来，像狗一样吠叫。夜里，它非要睡在某个人的床上不可，而且像猫那样打呼噜。
尽管我们都喜爱这个小动物，可是还得跟它分手，因为它闹出的麻烦事太多了。房间里总是一塌糊涂，所有的东西都乱七八糟，花圃里的花几乎每天都会被拔出来不少，碗碟给打碎许多，凡是捆着和包着的东西都被翻腾出来弄散。獴的好奇心真是永无止境啊。因此，我们决定把它送给莫斯科动物园，那里恰好没有这种小动物。我亲自把可爱的小獴送到动物园，交给了管理员。后来，我闲暇无事的时候，还到动物园去看过它。只要你低下头，跟它聊天，它一定又把你头发上的梳子和发针拔下来，把整个发型弄乱……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就去彼得堡了，打算在那里写作。他住在苏沃林家里。可是他在那儿没有多少时间动笔，整日忙于谈话，不是跟苏沃林本人交谈，就是接待不计其数的来访者，谈论萨哈林岛的情况。哥哥从那里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一整天，从上午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四点，都不得闲；我的房间像是一个值班室，熟人和来访诸君一个接一个到这儿来值班。我不住嘴地说话。我还得出门访友，真不知道这种状况何时才能结束。人们对我的萨哈林岛之行评价之高，我根本没有想到：连五等和四等文官都常登门拜望我。大家都希望我把书写出来，并且预言它会获得重大成功，可是哪儿有时间写呀！”
哥哥在彼得堡拜访过著名进步司法家阿·费·科尼，后来他们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他向科尼讲了许多萨哈林岛苦役生活中骇人听闻的事件以及少年儿童的惨状。他和科尼打算去拜访纳雷什金娜宫廷夫人，因为她从事过保护流放苦役犯及其家属的慈善活动。但是这次拜访未能实现，安东·巴甫洛维奇决定将拜访推迟到关于萨哈林岛的书问世的时候再进行。
关于萨哈林岛的书写得很慢。因为有时安东·巴甫洛维奇要到某些地方去，有时他又遇到一些刻不容缓的事情，如进行救济饥民的社会活动等等，不过影响这本书脱稿的主要原因，大概是他经常手头十分拮据。创作一本大部头的书需要很长时间，可是过日子得用钱呀！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得不经常转到写篇幅不大的作品上，这些作品的稿费可以很快到手。只要查阅一下哥哥从萨哈林岛回来到完成《萨哈林岛》这本书为止，在这段时间里还写了多少其他作品，那么这本书拖延出版的原因也就一目了然了。《萨哈林岛》写于1891至1894年。这期间，哥哥还写了近20部作品，其中有一些篇幅较长、也较重要的短篇小说，如《决斗》、《第六病室》、《跳来跳去的女人》、《黑修士》、《匿名氏故事》，等等。
1893年，《萨哈林岛》开始在《俄罗斯思想》杂志上连载。头几章刊登在杂志的10月号上（如果不算《萨哈林岛上的逃亡者》的话，这一章收在1892年《俄罗斯新闻》为赞助饥民而出版的集子里），后几章刊登在1894年7月号上。1895年，《萨哈林岛》一书由《俄罗斯思想》杂志出版了单行本。
安东·巴甫洛维奇力图唤起俄国社会关注萨哈林岛流放苦役犯的处境，而且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本书的社会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当哥哥在1902年读到《神的世界》杂志上的一段话时，连我也感到自豪和高兴：“即使契诃夫先生除这本书之外再没有写过任何别的作品，他的名字也将永远载入俄国文学的史册，在俄国流放史上也将永远被人们所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