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地善良的父母,经常接济一些逃荒的饥民。1960年至1978年的那个年月,乡村不叫乡村,叫人民公社,叫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也就是现在的乡镇、村、组等名称。农村是公有化大集体,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和集体所有,没有私人的,所以谁都不敢乱开垦土地,所有的农村都还比较原始,比较落后,都是传统上的农耕时代,没有什么机械,水土保持着良好的原始生态,没有什么污染。
由于当时多方面的原因,物资上比较匮乏。既有政治原因,也有历史原因,同时也有社会原因,造成当时贫困的原因是个必然的因素,是当时的天时地理人为决定了的,符合当时的客观存在,不是那个人能改变和决定的。
记得那个年月经常闹饥荒,很多农户一到年关就会缺粮断米,过年的时候,真有点饥寒交迫的景象,虽然家家户户操办着过年的喜庆,但家家户户都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经常有操着外地口音的饥民,我们称其为叫花子,要饭的,就是我们再为难,也会施舍接济他们,给他们一口饭,或者是一口米,有时是有什么就给点什么。
好在我们田地里的庄稼还比较争气,不用化肥农药,年年长势都是非常的好,收成也不错。可是粮食大部分都要上缴公粮,留下的所剩无几,根本不够一年的口粮。
好在我们菜园里的蔬菜也和庄稼一样,自然生长得好好的。所以冬天家家户户要储藏大量的萝卜白菜土豆等越冬的菜,条件稍好点的都要淹制一些鸡鸭鱼肉。
野外的湖区还有很多莲藕、篙笋之类的食物可以补充,沟渠水凼里也是到处都可以弄到鱼虾,我经常到湖区去挖莲藕,打鱼摸虾。篓子里总是有很多的收获,这些都是今天的野味佳肴了。
我清晰的记得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父亲带着几个工匠艺人住进我家堂屋,烧上木材烤火取暖,那几个工匠艺人就是几个流浪的外地饥民,衣衫褴褛,抖抖瑟瑟,看着格外可怜。父亲一边交代母亲给他们做饭,一边忙着热情招待他们,和他们一起聊天拉家常,晚上让他们和我们全家在一起吃饭。可是没有想到,那几个流浪的外地饥民竟然在下半夜,趁我们已经熟睡,把我们家堂屋里越冬储存的所有大白菜偷得是一干二净,一颗也没有留下。因为那晚他们闹得很晚,父亲一直陪着他们很晚,所以下半夜父母就睡着了。等到天亮,那些人早已无影无踪了。这可是我们全家一个冬季的蔬菜啊,那年我们家只好到亲戚乡邻家拿些大白菜来度日了。就是发生了这样事情,父母亲仍然教育我们要有善心,不要善小而不为,不要恶小而为之。父母给我们说,他们也是穷才做这样的事,但这种行为不好,人穷不能志短,人穷要发奋图强,要勤俭持家。
父母经常教育我们要舍得施舍,平时有行乞的来都叫我们尽力施舍一点。尽管我们的生活过得十分的拮据,有时也要靠赊借来度日,但我们还是要接济那些乞讨的人。
那个年代家家都不宽裕,都是你帮衬着我,我帮衬着你,乡亲邻里有什么东西互相借着。有借有还,借的是人情,还的也是人情。由于整个社会经济都不景气,国民生活水平都不高,日子过得是缝缝补补,当时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勤俭节约,集体大锅饭。
我觉得搞不懂的是,解放后,人民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为什么日子还是过得这么的艰难。那时人们也在天天没日没夜的勤扒苦做,为什么生产的粮食就不够吃呢,什么都是计划的,吃粮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卖什么都要票证,凭指令计划领票购销,城市吃粮食是按户口本分配的,农村是先上缴公粮,不够吃再向国家申请领救济粮,年年粮食争产丰收,年年上缴任务增加,年年申请吃返销粮。种粮食的还没有粮食吃,还要靠吃救济,所以当时农村人们最大的愿望是跳出“农门”,梦想着进城能改变人生的命运,能像城里人一样,吃上商品粮,端上铁饭碗。
思来想去,可能还是当时计划经济的体制原因所造成的,特别是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运动,对经济建设的影响现在看来是非常明显的,饥荒是人为所制。在人定胜天的口号声中,我们忘记了尊重客观现实,一味的强调主观意识,不懂得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它有太多的记忆,我不知道如何来概括这个时期,我只知道这个时期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人们总有种信念支撑着,正是有美好的远景在激励着,才克服了重重艰难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