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叫汉林,估计父亲是希望他像翰林学士一样,长大后有大出息,有大学问。其实大哥在我眼里,就是个大知识份子,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在他们的同龄人中,能像他那样读上全县最好的学校,当然算是一流的了。
他的个性决定了他的人生境遇,如果他是在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可能会成为一名真正的翰林学士,成为一个名家学者。大哥有一手好字,书法基础功底非常扎实,远远超出一些书法高手,就凭他的一手好字,应该在他的那个年代很好混日子,不说大富大贵,起码能够衣食无忧,大哥的日子却过得有点拮据,有点怀才不遇的寒酸。
在他年轻时,担任了十二年之久的荆江大队支部书记,长期在农村基层一线工作,对最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十分了解。他的善良正直赢得了一些群众的支持,但很难贴近官场的一些潜意识的规则,自然不会有什么进步和更高的发展空间,到后来就只能隐于乡田,过着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
大哥其实是最听父亲的话的,他对父亲的感情的确是很深很深的,这些我们做弟兄姐妹的都知道,不用我敷陈。以下是大哥的回忆:
我的父亲龚海清,生于1926年,卒于2002年9月30日,享年76岁。解放前,其生父徐仁纯吸食鸦片成瘾,将其家产全部毁于一旦,二老相继辞世,剩下一个年满8岁的伯父和我不满周岁的父亲,成了两个遗孤。在先祖族谱中,我徐族老祖曾一代祖母因改嫁堂伯父(与我父同辈)老祖为妻,而后嗣续于堂伯父以下后代,故此,堂伯父将我8岁的伯父领入家中抚养,堂伯父做木匠手艺养家糊口,其收入不能维持家庭生活,又加上自己负担加重,生活越发困难,我8岁的伯父活活被饿死。在这种情形下,宗族门下徐俊育(当时的联保主任)、徐安明(当时的保长)等乡绅知名人士主持公道,要将我不满周岁的父亲托人抚养,而堂伯父又将我父亲送往堤局(肖村屋后黄堤湾)一个流浪汉,此人是个偷鸡摸狗的单身汉(绰号飞天),交其抚养为后,后被徐俊育父子在堤局开会发觉,徐俊育恼羞成怒说:“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懒汉,还能养活我的小叔?”,随即将我不满周岁的父亲抱回徐府,差人到熊伯怡村西边小瓦屋中请我的祖父龚天贵前来抱养。
我的龚氏祖父,俩老人家一直身边无儿无女,相依为命。大约二十来岁的青年时代由沔阳彭家场逃水灾来到嘉鱼,落脚在熊伯怡村,与富人家打长工,祖父身材魁伟,力大过人,加之勤劳忠厚,很得人心,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喜爱,加之祖母生活俭朴,善于持家,大约十年之后,我龚氏祖父就逐年发富起来了,且深得周边乡绅知名人士的好感。这也是徐俊育(我们的兄长)选择将我父亲交龚氏祖父抚养的原因,事实上这个选择是非常明智的,至今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感谢他的大恩大德。
父亲进龚府之门后,深得祖父母的宠爱,老人家将父亲看得很娇贵。他们不惜一切,想方设法,用高价购买各种高级滋补营养品,精心调养父亲弱小的身体,让父亲得到了健康的成长。在父亲8岁时,送其入私塾念书。随着祖父家业的逐年发达,祖父又购置了田产和耕牛(当时一家一头牛是富人之家事,也就是后来划成份定富农的标准。)。
父亲步入青年时代,正是解放前的民国时期,兵荒马乱。大概是十七至十八岁左右,因为与熊伯怡的熊士敬等人(其中有几个是富豪人家子弟),在放牛场中,用柴火棍当筹码赌博押宝,那几个富家子弟做笼子,抽老千作假,使得我父亲和熊士敬二人输了个精光,据说赌资数额惊人。二人害怕,就决意外逃,去报名参军。父亲在外逃过程中,由于祖父母发现得早,四处打听,到处找人。张贴寻人启事,告知父亲,不管输了多少钱,都不会责怪,只要人回家,家人很着急担心。祖父母很快就把父亲找回来了,要不然父亲可能就参军去了,也就没有我们了。
父亲回家后,祖父母变卖了所有的家产田地,把添置的土地重新归还给了别人,求得一家人团圆,平平安安,快快乐乐。靠着给人打工维持生计,日子虽然紧张拮据,但也其乐融融。好在几年的时间,全国就解放了,当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时,我们家又是一无所有,划分阶级成份自然就是贫农阶级了。这个时期需要有文化的青年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父亲读过私塾,正好具备这个条件,他就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组成员,成为了土改积极份子。
组织上对我父亲比较信任,所以我们家也成为土改工作组的住户。一晃我已经出生四岁了,记得那时的一些事情,当时工作组的同志比较喜欢我,有空他们就过来逗我玩,把没收来的骨牌(竹麻将牌的娱乐工具)拿来给我当玩具。
父亲在外工作,母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我的母亲身材高大,经常和祖父一起上河洲打青草肥田,每担青草至少都是一百四、五十斤重,祖父年岁已高,赶着牛车走在前面,母亲挑着重重的担子跟在车后。尽管当时比较贫寒,一家人和睦相处,过得也很快乐。一九五三年,三弟怡林出生几个月大的时候,祖父母将他抱在怀里,放在自己的膝上,全家人围在一起,照了一张全家福。祖父母抱着三弟坐在中间,我当时已经八岁了,站立在右边,二妹腊梅也有四岁了,她站立在左边,母亲留着两个长辫子和父亲站在祖父母的后面。(当时的这张全家福照片现在还在三弟那里存留着,回想起时可以查看。)
一九五四年,长江发大水,父亲当时任乡政府秘书,兼付乡长,在外组织抗洪救灾,工作积极,深受领导器重。洪水过后,群众生活生产稳定下来,父亲被上级调入粮食部门工作。组织上特意送他到孝感粮校专修一年,毕业后调到渡普粮所(现渡普中学小河边)任经理。当时,全县粮食部门所属干部职工仅五、六十人,困难时期的粮食部门可是国家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后来父亲调任到高铁粮所任主任,南下转业干部王后发先生任书记,我当时在嘉鱼县第一中学读书。
历时一九五九年下半年,我记得组织上时而抽调父亲到乡下住队搞中心工作,父亲当时的文化素质在粮食部门来说算是知识份子,属于系统行业的人才之一,说话和写作能力都比别人要强些,在高铁粮所文兼乡管员,享有一定的特权。
我的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及祖父母,一家八口在农村。当时四弟、五弟出生了,家庭比较困难。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过渡时期,由于生产上的大跃进运动,整个国家经济形势也比较困难。当时农村靠工分分粮,我们家仅母亲一个人的工分,一家人的口粮问题是个大问题。父亲远在他乡,心系家事,忧心忡忡。
农村都是有家族宗亲的,家里没有主要劳力,肯定会有人歧视,熊伯怡村也不例外,大族特户倚仗权势欺负人,在分粮时,将我母亲挑去的箩筐,用脚踢出禾场,口中还谩骂:“老子做工分给人家养闲猪……”。母亲哭着不还言,将箩筐捡了回来,忍辱负重,等到人家分完粮食走后,最后去请好心的干部施舍,分得一些口粮。无奈之下,母亲只有去找父亲商量此事,父亲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家庭上的单姓独户,在村上又没有任何依靠,面对现实问题,打起了离职还乡的念头。而粮食局的领导再三挽留,时任局长皮大官先生非常赏识我的父亲,再三劝阻,多次做工作,还特意到我们学校要我去粮食局当通讯员,我父亲不准许,要我继续读书。皮局长又提出要将我们全家搬往离父亲工作比较近的地方,高铁的红星公社,便于父亲照顾家庭。可是祖父和母亲觉得在平原生活习惯了,不愿意到山区去落户。父亲在得不到家庭支持的情况下,觉得无心再坚持下去,就决意离职还乡。
父亲深知忠孝不能两全,为了这个家庭,选择回家是唯一的选择。父亲回乡时,国家补给了父亲七百元钱的安家费用,别看这七百元钱,在当时可是管大用了。我清楚的记得,父亲当时买了人家吃不完的黑市粮食两千余斤。父亲觉得再在熊伯怡居住没有什么意思了,人都是要有尊严的。回乡后第二年,父亲跟祖父商量(祖母已经离世),征得祖父的同意,在一九六三年上春搬回了出生地,油榨徐村。
搬迁时,粮局的马车队(运输乡下粮食到粮局存储上调的专班)队长张修鑑(王家月人),跟我父亲同事过,又是同乡,关系特好。主动派四部马车帮我父亲搬家,这在当时也是很有声势,很有面子,很气派的事。一天的工夫,就将砖、瓦、木料等物品全部运完了。第二天挖墙脚下的青石板时,熊经邦出面阻拦扬言要打人,差点发生冲突,是祖父再三制止,父亲才没有跟他们那些强势理论,那些大块的青石材料就没有要了,留给了记忆。从这些事情上看出了实力单薄的窘境,别人欺负你,你也只能息事宁人。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目睹了家庭单薄,实力不济受人欺辱的场面。父母所遭受的苦难,点点滴滴都在我的心目中,时时激励着我要奋发图强,这是我后来担任大队书记的动力所在。
人与人,人间事与事物的现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象,特别是想起父母亲,回忆起来有些苦涩的滋味。
过渡时期的艰难岁月,父亲如果是有个兄弟姊妹的帮衬,可能也不至于辞职还乡,同时父亲也是为了报答祖父的养育之恩,一心想着尽其孝心,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免得家人吃苦。父亲的担当,父亲的责任感对我们兄弟姊妹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如今,我们兄弟姊妹九个和睦相处,互相帮扶,互相关心体贴,我身为大哥,苦中有甜,十分知足,我觉得兄弟姐妹为父亲争了光,没有辜负父亲的培养和教育。我在荆江大队支书几任,有些人说我没有用,不会使用自己的权利,至今穷得要死。我一点都不后悔自己的人生选择,权利是人民的,财富是国家的,我在经济上不贪不占不挪,两袖清风,正派为人,这些都是向父亲学来的。父亲在一九五四年专管救灾款,人民币用麻袋装,而且这些现钞就放在我家,父亲回来就及时如数的发给灾民,自己从不贪占。当时的财务制度还不完善,没有会计出纳管理帐簿,都是父亲一个人经手。这点父亲赢得了组织和群众的高度信任,得到了尊重和好的口碑。熊佰怡的一些老人回忆起来常常夸赞我父亲的人品,有些乡亲说那时幸亏有你父亲这样的好干部。
我当大队支书时,父亲负责过油榨作坊,管理过知识青年等工作,他时常提醒我工作上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要正直做人,遵纪守法,讲政策,讲原则。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与人为善。虽然他老人家没有为我们兄弟姊妹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给我们留下大笔的精神财富。
父亲对自己的养父的孝顺在我们荆江这片土地上得到一致的好评,他对祖父百依百顺,祖父晚年生活十分安详满足,父亲总是问寒问暖,直至为祖父送终,父亲都没有提及徐氏先祖的家史。父亲对养祖父的情感我能理解,父亲是个知恩图报的人,父亲告诉我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父亲为什么不提及生父及其家世,他都是为了孝道。父亲为人特别厚道,就是自己家庭这么清贫,父亲还是经常接济有时生活非常艰难的人。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了,他去侍侯祖父母去了,去照顾我的母亲去了,他怕我的母亲孤单。
关于徐氏先祖的一些家史,我所知道的都是我任大队支书时从亲友之间所收集得到的。因为父亲没有提及,我们谁也不敢开口。
父亲对母亲的爱,是我们做儿女的无法给予的,父亲认为我们的母亲为家庭受尽了委屈,特别是父亲在外地工作时,整个家庭就靠母亲支撑着,他深知母亲的艰辛和付出。母亲是一个特别能够忍耐又特别善良的女性,一生节俭勤奋,忙内忙外,是父亲忠实的伴侣。
为什么父亲多次带领我们过江北?他深深思念着母亲,他在寻找母亲的足迹,在寻找母亲的影子。二零零二年春节时,我们兄弟姐妹都顺从父亲的意思,到江北母亲家拜年,完成父亲的意愿。同年九月底,父亲就离开了我们。
我的父亲虽然脾气高傲,性格率直。但他对未来想得十分的细致周到,他没有给儿女添加半点麻烦,总是自立自强。他一惯主张扶贫扬善,不畏强势,同情弱者。我们的母亲因病魔缠身医治无效,早早离开人寰。父亲独守了二十年的寂寞,现在回忆起来,觉得父亲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我身为父亲的长子,对父亲不孝,感到亏欠于父亲的很多,好在我们的父亲是那样的宽怀大量,他的在天之灵保佑着我们。愿父亲在天国安息,不再那样的孤寂劳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