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1925、1926这三年，在鲁迅一生中是很重要的时期，在鲁迅和山西的关系史上，也是很重要的。这一时期团结在鲁迅周围的进步青年中，山西人占了很大一部分——如果把以高长虹等人为骨干的狂飙社算进来，这一批人占了绝大部分。鲁迅跟这些山西青年有共同战斗的喜悦，也有过误解和龃龉；有生活上的相帮相扶，也有因人生态度或政治见解不尽相同而终至分道扬镳。
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也是一场思想革命。它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代替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张扬以人性解放和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新的价值观。这一运动遭到文化守旧主义者的顽强抵抗，到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陷入低潮。原来的新文化队伍发生了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投降，有的自然仍在战斗。鲁迅属于后一种人。他曾经苦闷过，彷徨过，但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戟”——他是“荷戟独彷徨”，而“彷徨”的原因不在别的，是感到“孤独”。客观上需要有人在思想领域开辟新的战场，打一场新的战斗；主观上，鲁迅深感光靠原有的战士远远不够，必须造就一支年轻的力量，开辟新的阵地。另一方面，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当年在中学读书的一代人，这个时候已经成长，可以走上战场了。这几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为一场新的思想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而这一思想革命，1924年酝酿，到是年底、1925年初便开展起来，提出思想革命口号的，是鲁迅和徐旭生二人，见《华盖集》里的《通信》。
正是在这个时候，一批山西青年来到了鲁迅身边，包括石评梅、刘亚雄、吴曙天三员女将，世界语专门学校学生荆有麟、高歌（狂飙社成员），五四时期就跟胡适、陈独秀通信并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的榆次人常乃德（狂飙社成员），搞政治活动的王振钧，高长虹和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其他山西成员阎宗临、段复生、高沐鸿等。这些山西青年集合在鲁迅的旗下，跟鲁迅一起战斗。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南下，前往前门火车站送行的人中，山西人占了将近一半，有石评梅、荆有麟、高歌、段复生等人。
石评梅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作家，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她写了许多诗歌、散文和其他形式的作品，是上世纪20年代我国女性文学星空里一颗耀眼的明星。其父石铭，字鼎丞，青年时代中举，在文水、赵城等县当过教谕，后一直在太原一些文化单位做事。石评梅从小跟父亲在太原读书，1919年考入北京女高师，就是后来的女子师范大学，1923年10月鲁迅开始在该校兼课时，她已经毕业，留在附中任教。石评梅在《国风日报》的《学汇》专刊上发表过多篇诗文作品，小有文名，鲁迅或已听说。1922年12月鲁迅陪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柯来女高师讲《女子与其使命》，石评梅听了讲演，见到了鲁迅。1924年底，石评梅和朋友陆晶清、司空蕙以女师大蔷薇社名义创办《妇女周刊》，鲁迅十分关注这个刊物，在跟许广平通信中（《两地书》）多次提及。一次许说：“……《妇周》居然支持了这些期。现在呢，她去了，恐怕纯阳性的作品，要占据《妇周》了（除波微一人）。”这波微就是石评梅；她，指陆晶清；在陆走之前，司空蕙早已离开，此时只留石评梅一人坚守在《妇周》的阵地上。《鲁迅日记》上记“石评梅来”多次。石评梅多次向鲁迅约稿，鲁迅批驳陈西滢的《寡妇主义》即在该刊发表。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石评梅送鲁迅南下。1928年石评梅因病而逝，鲁迅听说，在给川岛信中沉痛地说：“据京报，评梅死了。”
刘亚雄是女师大学生，跟鲁迅系师生关系。在“女师大事件”中她为核心人物。“女师大事件”开始后不久，刘亚雄加入中国共产党，属于女师大最早一批共产党员，也是鲁迅学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刘说：“鲁迅在北京期间与很多党员都有个人联系，北京学联和女师大的党员常拜访他，我们也常去鲁迅家交谈。当时鲁迅虽不是党员，但在斗争中公开出面的常常就是他，党当时无法公开活动。”“五卅运动”中，女师大集体加入北京“学联”，刘亚雄和郑德音等四人为女师大学生会的与会代表。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这张代表名单被北洋军警查获，北洋政府通令开除学籍，并指令全国各高校不得再招收这些学生。在此情况下，中共党组织安排刘亚雄转“红都”武汉，以后又到苏联留学。行前她于8月20日向鲁迅辞别。后来，刘长期在共产党内担负领导工作。1942年10月，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各界隆重举行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刘在会上讲了话，当时媒体上的标题中冠她以“鲁迅的女弟子——新来此间的晋东南女专员刘亚雄”的头衔。
属于国民党方面的山西青年，有王振钧。王振钧，天镇县人，在上北京大学时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后，王任宣传部秘书主任，于1925年8月创办《国民新报》，“以主张国民救国，宣传民族自决，打倒帝国主义，锄除黑暗势力为宗旨”。该报总编辑邓飞黄，曾几次找鲁迅（《日记》有载）。年底增出副刊及英文版，王振钧特跟鲁迅联系，请鲁迅和张凤举逐月轮流编辑该报副刊乙刊（文艺版），鲁迅欣然答应。1925年12月和其前后，鲁迅有多篇文章在该刊发表，是他那一时期最主要的一块阵地。“三一八惨案”中王振钧被北洋军警殴打，此后《国民新报》因被国民党封闭而停刊。
跟石评梅创办《妇女周刊》的同一时期，狂飙社盟主、盂县人高长虹创办了《狂飙》周刊，猗氏（今属临猗）人荆有麟和朋友创办了《民众文艺周刊》。在《狂飙》之后、《民众文艺周刊》之前问世的刊物，是孙伏园、周作人等编，鲁迅为16名撰稿人之一的《语丝》。稍后问世的，则有徐旭生主编的《猛进》和鲁迅主编、高长虹和荆有麟作为副手为之“奔走”的《莽原》。另外还有胡适等人主办的《现代评论》。这些刊物都为周刊，基本上属于思想文化刊物，以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为主。正是这许多周刊构成了1925年初思想文化界的繁荣景象，鲁迅和徐旭生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提出思想革命口号的。高长虹和他的狂飙朋友后来办了《狂飙》不定期刊和出版过20多期的袖珍小刊物《弦上》。从前述名单可以看出，办这些刊物的，属“五四一代”和“五四后一代”两代人，而“五四后一代”几乎都以山西人为核心。
高长虹等山西文学青年之与鲁迅，不仅仅是办刊物的关系，从思想倾向说，他们受鲁迅的影响很大，所为文大都跟鲁迅谱同一旋律，取同一步调。鲁迅提倡开展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这些青年，所写文章均属此类。鲁迅提出中国人有爱面子思想，高长虹等写了类似的文章。在“女师大事件”上，鲁迅跟陈西滢（即陈源）发生激烈笔战，这些青年都站在鲁迅一边，几乎都写了跟陈西滢论战的文章。“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高长虹在《弦上》发表多篇短文，直指段祺瑞执政府，具有极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战斗力，跟鲁迅所写文章一样，像匕首，如投枪。笔者曾把高长虹和狂飙社主要成员向培良、尚钺、高沐鸿、高歌、黄鹏基、段复生（沸声）等称作《莽原》的第一集团军，他们在《莽原》上发表的文章占到该刊发表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高长虹是鲁迅最器重的一位山西文学青年。鲁迅为他的同乡青年作家许钦文编了一本小说集出版，特请高长虹为之作序，这在鲁迅一生都是仅有的一次。鲁迅还为高长虹编辑出版了《心的探险》一书。
1925年初，高歌、向培良、吕蕴儒等狂飙社成员，在鲁迅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在河南开封办了一份文艺刊物，叫《豫报副刊》。这年1月22日，鲁迅“得高歌十八日开封函”。2月24日，“晚高歌来……夜蕴儒、长虹、培良来”都为此事。《豫报副刊》于这年5月4日问世，随《豫报》发行，每天出版16开纸四页。鲁迅时刻关注着高歌等人的工作。4月22日，鲁迅“得吕琦信，附高歌及培良笺”，得知副刊已筹备就绪，即将出刊，为他们“不特用大胆无畏的态度，来批评社会上一切”，“还出一种副刊，专注意新文化运动”，感到高兴，于次日分别给吕、高、向三人写了回信，要他们勇敢地向前走去。高歌写信倾诉自己在“抢人”和“被抢”上的矛盾心情，鲁迅当即回信给予耐心解释。《豫报副刊》实应为狂飙社刊物。后来安徽霍丘的张目寒进去，跟高歌和狂飙社另一成员尚钺等人发生矛盾，埋下了狂飙社跟未名社安徽四作家发生激烈冲突的伏线。
在这一群战士里，常乃德在五四时期已为知名学者。他属榆次常家，1898年生，跟高长虹同岁。在五四运动中，他发起成立“工学会”（后改为“平民教育社”），被推为北京“学联”成员，任教育组主任。又跟山西最早的共产党人高君宇等编辑《国民》杂志。他是北京学生界令人瞩目的新锐。1920年留日，后到上海在中国公学任教，兼“商务”编译所编辑。1924年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25年4月17日随高长虹拜访鲁迅，以后又多次拜访或通信。此人后来在“高鲁冲突”中跟高长虹一起，和鲁迅有过论争。
前边提到三员女将，尚未说及的是吴曙天。吴为翼城人，原名冕藻，1903年生。其祖父曾为甘肃道尹，思想保守，把她指婚给一个无赖小子。她为逃婚，跑到南京，跟章衣萍相识，以后结婚。她是1924年9月28日随章衣萍、孙伏园一起走进鲁迅西三条寓所的，以后成为鲁寓常客。此人很有写作才能，虽然写作不多，但所写鲁迅是非常生动的。据《鲁迅日记》，1924年她来4次，1925年来17次，1926年1次。后鲁迅移居上海，她和章衣萍也到了上海，继续来往。她著有《曙天日记三种》，所写鲁迅醉后情景，即出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