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崇拜的渊源与发展
关公事迹在大众之中的广泛传播，是关公崇拜和信仰形成的重要前提。关公崇拜最早发源于他生活和征战过的地方，如山西、湖北、河南等地。一方面，关公生前在这些地方影响较大，这些地域的民众与关公有着较为浓重的情感联系；另一方面，对关公的祭祀最早也开始于这些地方。情感上的倚重和精神上的信赖，使这些地方容易萌发对关公的景仰和崇拜。当关公遇害的消息传回他的老家运城时，他的故居就开始成为祭祀他的场所。湖北荆州是他镇守十年的地方，他死后，当地就立祠祭祀。当阳是关公遇害和安葬其身驱之处，他去世之初，这里就为他修建了陵墓。河南许昌是关公突显忠义之地，洛阳是曹操厚葬关公首级之所，关羽下葬后，这里就有了祭拜仪式，并延传至今。
西晋初年，陈寿撰《三国志》，其中的《关羽传》一篇，客观地反映了关公一生的业绩，成为关公崇拜开始孕育、萌芽的一个标志。
南朝陈之时，运城关公的故里开始建造祖祠（家庙），表明官方对关公崇奉有了最早的认可。
隋唐是关公崇拜初步形成时期，凭借宗教的力量和皇家的支持神化关公，成为关公走向神坛的第一步。佛教天台宗始祖智顗禅师，托言关公在玉泉山显圣，从而取得隋朝统治者的支持，修建玉泉寺，并将关公立为该寺护法神“伽蓝”。武则天时又扩建玉泉寺，使关公“伽蓝”神不局限于玉泉一寺，开始在全国各佛寺流传，使民间崇拜关公更加兴盛。通过“俗讲”、“水戏”等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关公的事迹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赞颂关公的诗文也开始出现，郎君胄所写“将军禀天资，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的诗句，突出地表现了唐代文人对关公的赞誉。
宋辽金元的数百年间，是关公神化的重要阶段，宗教界的广泛参与和借用，戏剧等文学艺术的烘托与渲染，民间影响的扩大，皇家的推崇和屡屡加封，把关公崇拜推向了一个新的层面。
宋元丰四年（1081），重建玉泉寺。绍圣三年（1096），宋哲宗赐额玉泉寺关公祠“显烈庙”，关公“伽蓝”神的地位普遍被深化。
北宋时期，道教徒编造出解州盐池遭灾减产是蚩尤作怪，张天师请关公斩蚩尤方得平安的神话故事，借关公的影响，提高道教护法在朝廷中的地位。从此，关公继成为佛教护法神后，又进入了道教诸神的行列。
宋元时期，市井流行说唱艺术，其中三国题材的故事十分盛行，如在《三国志平话》中，关公是主要角色。元杂剧的兴起，对关公文学艺术形象的定型和完善起了关键作用。在现存元杂剧中，关公戏至少有十余种。金代平阳木板版画“义勇武安王像”和元代福建建瓯刻的《金相志平话》中的线描关公故事画，都是当时流行的关公形象。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恢复了关公配享武庙的地位。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正式封关公为“忠惠公”，开创了后世皇帝为关公进爵的先例。接着，徽宗以“道君皇帝”的身份，在道教体系内封关公为“崇宁真君”。随后，徽宗又两次加封关公，使关公由“公”晋升为“王”。这就是中国现存关庙中较早的武安王庙的来历。元代天历元年（1328），加封关公为“壮缪义勇显灵武安英济王”，到元至正十三年（1353），关公的封号多达88字，他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宋元时期，关庙中的关公神像造型渐趋统一；官方春秋两祭的定制和民间农历五月十三祭祀关公的习俗，在宋金时也已出现，并在一定范围内流行。
明代是关公崇拜臻于完善的阶段，也是关公崇拜的第一高峰，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中关公故事的丰富和完善，使关公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民间崇拜更加广泛；皇帝封关公为“帝”，祀典制度逐步完善；道家和文人儒士大量编纂颂扬关公的志传和文集；关庙更加普及，数量不断增多。
《三国演义》的问世，既是中国俗文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完成了关公这一历史人物的文学定型。《三国演义》中直接描写关公的篇章有数十回，约十万字，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关公英名的文学作品，使得关公的事迹在民间广泛传播，对关公崇拜在民间的普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明代反映关公故事的戏曲剧目增加，最早有明初佚名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寿亭侯怒斩关平》等。
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开始，敕令在南京、北京建立关庙，关庙进入皇家庙宇的行列，正式享受国家祭祀。明中期，皇家祭祀关公的次数增加为每年25次，祭品由“少牢”升为“太牢”，规格逐步升级。
明万历年间（1573—1620），神宗封关公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是关公由王封帝之始。以后明、清两代大部分帝王都有加封。关公在神权政治领域中的地位达到了宋元以来的最高峰，“关圣帝君”这一称号广泛流传开来。关公祭祀也随之上升到帝王一级。明天启四年（1624），经卢大申建议，明熹宗钦准，“礼部覆题得旨，祭始称帝祠”。自明万历以后，大小县城和一些村镇都建有关帝庙，连台湾也建了九座。
关公的人格风范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相吻合，适应了明代统治阶级的需要，颂关、咏关、美化关公的“造神”风气在明代愈演愈烈，出现了一大批歌颂关公的志传、文集，如《义勇武安王集》、《汉关圣帝君庙志》、《关帝纪》、《关圣集》等。在大量修建的关庙中，文人撰写的碑文和楹联更是不计其数，关公崇拜日趋炽烈。如理学家王阳明有联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已矣乎，吾未之信，到终有憾三分鼎业；义不可废节不可夺，强哉矫，至死不变，平生不愧一部《春秋》。”
清代，关公崇拜达到了鼎盛时期，是关公崇拜的第二个高峰。皇家崇信和祀典制度登峰造极；道教和民间会社进一步强化关公的神格功能；山陕等地商人的介入，将关公崇拜引向商界和商业文化之中；民间信仰的普及化和关庙分布的广泛化。
满人信仰关公和观音，故清代流行关公和观音同供的庙宇。皇家不仅在京城大量建关帝庙，还普及到乡村，乃至于穷乡僻壤。同时，随着清代疆域的不断拓展，内蒙、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也都建立起了关帝庙。清代帝王对关公的加封和祭祀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把关公视为“万世人杰”，并规定“关帝”二字改用双抬书写，关帝庙匾额字体加大，以示尊崇。
崛起于明代的晋商，为全国十大商帮之首。晋商把关公作为商业的保护神和财神，首先将关公崇拜引入商业文化。当时，遍及大江南北的晋商会馆，几乎都是会馆与关庙合二为一的。晋商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其他商帮的纷纷效仿，推动了商界对关公的崇拜，以致平民百姓、小商小贩都把关公奉为财神。
从清代开始，关公崇拜逐步传播到周边的朝、日、越、缅等国，关公崇拜从此走出国门，直到后来遍布五洲。
社会各界的关公崇拜
【民间大众的关公崇拜】
民间是关公崇拜形成的源头、成长的土壤、发展的基础。民间崇拜关公，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崇敬关公的人格；二是崇拜关公的神格力量。崇拜的形式和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关公故事的流传；二是集资修建关庙；三是关公庙会等民俗的形成与发展。
【释道儒与关公崇拜】
“释”为佛教，南朝陈时人编造“关羽显圣”之说，将关公请进了佛门，成为佛的护法神“伽蓝”，延传至今。
道教是参与关公造神运动最为积极，对神化关公发挥作用最大的宗教。在关公死后不久，道教便尊他为“翊汉天尊”。宋代炮制出了张天师请关公“解池斩蚩尤”的故事，借关公的神力，与皇家拉关系、找靠山。宋真宗、宋徽宗赐修关帝庙和封关公为“崇宁真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道教“降神”作法的影响。
儒家把关公“圣”化。儒家接受并推崇关公的主要原因，是关公喜读《春秋》。关公封金挂印，视功名与厚禄如粪土，效忠于复兴汉室的刘备，是“大忠”；为“兴复汉室”殉国捐躯，是“大义”。关公的“忠义”与儒家崇尚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恰恰合拍，故成为与孔子比肩的“武圣”。
【皇家对关公的崇拜】
皇家崇拜关公，目的是借关公的神力统治人民。皇家崇拜关公，一是表现在历代谥封上，由侯到公、由公到王、由王到帝，关公的封号越来越高，“神力”越来越大。二是与帝王平起平座，享受最高级别的“太牢”祭祀。官方对关公的祭祀大约始于唐代，上元元年（760）封姜子牙为“武成王”，关公等六十四人被选为武成王的从祀，位在武成王庙西庑第十四位。从明代中期开始，将关公由从祀升级为“专祀”，取代姜子牙的武神地位。清代皇家祭祀关公的规格日益提高，规模更加盛大，祭品用“太牢”，行最高的三跪九叩礼。在不断升温的崇拜、信仰、祭祀中，关公成为维系皇权、神权、伦理纲常的万能神灵。
【军人对关公的崇拜】
刘备为“汉中王”时，封拜五位将军，关公列于其首。后他又在战场上以身殉国，十分壮烈。人们最初是把关公作为“国殇”和“烈士”纪念的，并以此为发端，逐步被推崇为军人、武士的典范和楷模。从明代开始，关公取代姜子牙而成为武神，他的地位更加显赫。历代军人对关公肃然起敬，把他作为战神、保护神奉祀。
【商界对关公的崇拜】
商界崇拜关公盛行于明清时期，晋商是倡导者和发起者。晋商为什么要崇拜关公呢？一是山西商人与关公有亲密的地缘关系，选择关公作为精神领袖顺理成章。二是晋商可以凭借关公的神化地位，扩大商帮的声势和影响，进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三是关公“忠义、仁勇、诚信”等精神品质，与晋商的经商理念有相同之处。四是祈望万能的“关圣”能为他们惩邪镇恶、降福消灾、保佑平安、祛病延寿提供精神支撑，实现家业永存、财资兴旺、富及百代的理想。
晋商热捧关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惜重金修建会馆中的关庙，使之富丽堂皇、雍容华贵，堪与皇家建筑媲美；二是会馆供奉的诸神中，关公最受尊崇，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三是重要商务活动中，或签订大宗贸易合同时，往往要在关公像前举行仪式，意在借关公的神威，约束同仁们谨遵规则、恪守信誉；四是每逢关公诞辰和重要节庆日，都要演戏酬神。
【会社组织与关公崇拜】
宋元以后，会社组织开始出现。这些会社组织把关公的“义气”作为秘密结社中效仿的楷模。他们捧关公为崇拜偶像，把关公的“义”作为凝聚小团体的重要手段，也作为维系组织、强化纪律的精神法则，后演化为“江湖义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