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四维执政期间，也颇有建树，他平时生活起居一向简单持重，但每遇到大事的时候，处理起来却很果断，“至临大事、决大疑，迎刃而力断”。他志在扶危定倾，安定社稷，也做出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一次，云南地方官给朝廷输送贡金，由于天气不好，行程受阻而延误了时间，神宗很生气，要追究地方官吏的责任，严惩当事人，张四维急忙上奏疏劝阻了皇帝的这一行为。又一次，皇帝突发奇想，下诏要征用云南地区贮藏的20万两矿银，以供自己个人享用，这个意思一传出来，满朝哗然，张四维深知此事绝不可行，就极力劝谏皇帝，终于使皇帝放弃了这个想法。神宗还曾打算下诏命令江西的官窑为他烧制一大批陶瓷等器皿供宫廷享用，数目多达十余万件，而且还要求样式精巧，工艺繁复，实在难以完成，消息一经传出，就引起了民间的极为不满，老百姓和地方官吏们怨声载道。张四维得知后，又极力劝阻，使神宗最终停止了这一项工程。
§§§第5节丁忧守孝，不幸病故：卒于蒲州故里
张四维是个孝子，科举登第出任京官之后，就把父亲张允龄接到京城居住，亲自奉养。张允龄虽然50岁了，还明眸乌发，手脚灵便，看起来就像三四十岁的人。此时，张氏家族的昌盛也达到了巅峰状态，他的一个儿子是朝中首辅，位极人臣，另外几个儿子则是富甲天下的商贾。对于这样的家运，张父感到很满意，他常常说：“吾祖母、吾母两世坚贞，幽明感应乃于儿辈。”张允龄认为是自己的祖母和母亲两代人辛苦抚养遗孤，历经艰辛，坚守贞洁，感动了天地鬼神，才荫福惠泽子孙后代的。由于思念故乡，张允龄晚年时离开了京师，回到故乡养老，他在距离蒲州（永济）城东5公里的孟盟桥修建了极为豪华的别墅，山水园林，一应俱全，并种上各种花卉，四时不败，成为自己颐养天年的好地方。
万历十一年（1583），张四维刚刚就任首辅不久，他的父亲嵋川公张允龄在家乡去世了，虽然十分不情愿离开职位，但他也不敢不按照惯例回乡丁忧守孝。考虑到这一次回乡的时间较长，他在文华殿和万历皇帝辞别时，提出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建议，劝诫万历皇帝要法祖、孝亲、讲学、勤政、清心、寡欲、惜财、爱民等。辞别皇帝之后，张四维日夜兼程，抓紧时间赶回家奔丧。不幸的是，刚刚回到家中，他的继母胡氏夫人也去世了。祸不单行，时隔不久，他的两个弟弟也相继去世了。张四维废寝忘食，竭力守孝，悲痛交集中，一下子就病倒了，他带病志哀服丧，操办丧事，此后就一直重病缠身，到了万历十三年（1585）十月，就在服丧时间即将结束的时候，张四维终于一病不起，病逝在蒲州家中。神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十分震惊，为表示哀悼，还特地辍朝一日，派遣官吏治办丧葬事宜，上谥号文毅，追赠张四维“太师”的封号。
在父亲去世，张四维服丧回乡的这一段时间内，他还为家乡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和当时已退职还乡的舅舅王崇古一起来到村外的万固寺闲游，看到寺庙里的多宝佛塔因震裂而歪斜着，这是由于塔基在几十年前的一场大地震中受到了损毁，一直无人修缮，宝塔即将倒塌，十分危险。两位富甲天下的朝廷重臣当时就下了修缮多宝佛塔的决心，在两人的筹措和安排下，万固寺的重修事宜被列上了日程，匠工们被征召组织起来，重修宝塔，粉饰一新，张四维还专门为宝塔题写了“多宝佛塔”四个字的匾额。但是，还没有等宝塔最后修缮完工，张四维就去世了。他题写的匾额直到今天仍然留在宝塔上。
§§§第6节张四维的学术及文学成就
1.学问与诗文俱佳
张四维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朝廷高官，虽然他并不以诗文学术为自己的主业，但毕竟是位博学多才的文人士子，在学术及文学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张四维的著作收录在《条麓堂集》中，现在可以看到的版本是《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51卷，是张四维去世10年之后，由他的儿子张泰征收集他的文章并刊刻的一个集子，原本现在还被珍藏在山西大学图书馆里，原书版框高216mm，宽316m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编《续修四库全书》时，根据原本影印了这个文集，其中张四维的文集32卷，另有附录2卷，收录他人为张四维所作的文章、祭文6篇，分别为《张公神道碑》（申时行撰）、《张文毅公墓志铭》（许国撰）、《张文毅公墓表》（王锡爵撰）、《张文毅公行状》（王家屏撰）、《王太夫人墓志铭》（王家屏撰）以及张四维的子嗣张甲征、张泰征、张定征、张允征、张元征所撰《王太夫人行状》。
早在进入内阁之初，张四维就曾参与重抄《永乐大典》，并从中辑出《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两部法律名著，前者于隆庆三年刻印，现仅存一部蓝印本，被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后者于隆庆五年由淮安知府陈文烛刊行。受当时的风气影响，张四维还善为戏曲，自己著有《双烈记》、《章台柳传奇》两种戏曲，并有一部《曲录》，流传至今。
2.对商人团体的赞赏和描述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商人的社会地位向来被排在社会底层，重农轻商的思想可谓根深蒂固。而到了明代，山西商业的兴旺发达也使商人的社会地位较前有所提高，山西人中则有“学而优则商”的独特社会风气，“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在山西人中，特别优秀的子弟的首选职业则是经商，只有做不了生意的才被家长安排来读书。张四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本人又出身富甲天下的盐商世家，所以他对商业的重要地位及作用具有十分开明的认识。他深谙其中的种种艰辛与困难，比其他人了解商人的本质，他从自身的家族利益和生活背景出发，认为商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商人不仅应该与士、农、工平等，商业也应当受到同等重视。所以，在张四维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为商人撰写的墓志、碑铭等，热情讴歌许多商人历经千辛万苦的创业事迹，不吝颂词地称赞他们利国利民的品行。《条麓堂集》中保留了大量关于山西商人经商的故事，记录了他们的处事经营之道，这一点在历代当国大臣的文集中出现，极为难得。张四维这些诗文的流传，为后人研究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了解商人的生活背景提供了翔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关于张四维的文风，何东序在《条麓堂集序》中言：“公生平无江山凄婉之感，去国登岳之叹，著作皆启沃应制、讲德歌赓、一德和衷、主赐臣荣……与文清、虎谷重世间出并称文章宿老。”
这种说法确实很有道理，从生活的时代背景来看，张四维出生在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较为稳定、富庶，一切政治危机都还隐藏在平静的表象之下；从生平经历来看，张四维出生于豪富之家，年轻时就科场得意，后来也平步青云，一生为官，经历简单，所以心态也较为平和淡定，没有经历过南宋末年文天祥那些国破家亡、剧烈动荡的重大变故，也没有经历过游历求官、四处飘零的生活。他一生既富且贵，位极人臣，仕途又较为顺达，表现在他的诗文中，体现出一派雍容雅致的风格，正像北宋的宰相晏殊一样，展示的是一派“富贵词人”的酬唱、饮宴、游历等景象。从内容上看，诗文大多是表现官宦生涯中的日常生活，其中有不少篇目都是应景之作，成就不高。总体来看，张四维的诗文中，以写景诗居多，大多是诗人辗转各地的宦游经历、随感随想，充满了闲情逸趣，充分反映了他闲适安逸的生活境况。张四维曾以月为题写过好几首诗歌，现都被收入了《条麓堂集》卷一中：
十五夜对月泛湖
一时僚佐俨如云，今日清光照秋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