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顿在谈到什么样的国家才能避免忧郁症时说：“只要一个国家的人民有礼，敬天奉上，聪明，和平而安静，富庶，幸福，繁荣，相安无事，团结和谐，只要一个国家耕种有方，城市乡镇美好而多居民……人民整洁，有礼而不哓舌，并且安居乐业，如政治家称为具有立国之本（the chief end of a com monwealth）那样；又如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普天同庆（com mune bonum），波里比波斯（Polybius）称之为可喜可爱的状况（optabilem et selectum statum）那样；这个国家就可避免忧郁之病。奥古斯都大帝时代之意大利，当前之中国，欧洲某些繁荣国家即此情况。”这里勃顿将中国的繁荣富庶与欧洲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意大利奥古斯都（Augustus）时期等量齐观，已经超越了中世纪欧洲人那种把中国看做一个神奇遥远国度的见识，而接近18世纪启蒙理性时代的看法。
关于中国的繁荣富庶，勃顿进一步不无感慨地说：“耶稣会士利玛窦和其他人讲述中国人的勤奋，国土上人丁繁盛，看不到一个乞丐和游民，富足繁荣，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我们也有同样的条件、强健的体魄、聪敏的才智和各种物产，如羊毛、亚麻、铁、锡、铅、木材等等，很多上好的东西可以加工，只是缺乏勤奋。我们把最好的商品运往海外，他们加以很好利用，满足需要，他们又花工夫，把这些东西分别予以加工，再把它们运回来，高价出售，或把一些下脚料制成不值钱的玩意儿，用整料的价钱卖给我们。在我们城市里，少数除外，我们就像西班牙人那样游手好闲，整天醉醺醺的，在酒馆里耕耘，最大的经营项目就是酒。”富庶是勤劳的结果。利玛窦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这里勃顿是用中国对照英国人的懒惰无为。
勃顿在书中还称颂了中国的选拔人才制度，同样借此讽刺当时那些“光是放鹰打猎，吃喝玩耍”的英国贵族：“他们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由于出身的高尚，古代的以色列就是这样。至于他们官吏的职务，不论在战时或平时，就是保卫和治理他们的国家，而不像许多人那样，光是放鹰打猎，吃喝玩耍。他们的老爷，高官、学生、硕士以及由于自己的德才而升上来的人——只有这些人才是显贵，也就是被认为可以治理国家的人。”
中国语言便是人类的初始语言
《旧约》里的通天塔（巴别塔）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相传洪水大劫以后，诺亚子孙在新的天地里传宗接代，天下众多的人口，全都说着同一种语言。他们成群结队地向东迁移，发现一片广袤的原野，商量着在此建一座城，城中筑塔，塔顶通天。此事惊动了上帝耶和华，说他们的动作协调一致，整齐划一，靠的是同一种语言。如今建城筑塔，往后做起别的事情来，就没有不成的了。看来得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就使建筑城塔的人说各种各样的语言，每个人说话，只有身边的几个人懂得，稍远一点的就听不懂了。由于语言不通，停工待料，人们的心也就随之逐渐涣散了。耶和华使众人从那里分散到各处去，遍布天涯海角，从此人世间便产生好多种语言，每种语言又分成若干方言，每种方言还夹杂着不同的腔调。
可以说这段记载构成了历史上西方认识人类语言差异的基础。多种语言的存在被看做是人类犯罪的结果，也是人类堕落的标志。我们陷入语言的混乱中，不仅造成人与神、人与人交流的困难，而且语言从此丧失了与事物同一的神圣性，甚至导致邪恶，引发谬误。因而从中世纪开始就不断有人试图克服语言的这些缺陷，到17世纪形成了一股探求普适语言（universial language）的热潮。所谓“普适语言”或“一般语言”，指的是能直接反映概念和事物本质的通用语言符号系统。当时人们相信，对一种普适语言的重建，会直接导致对真理的把握。与此同时，人们也没有放弃对人类第一种语言（即“初始语言”）的寻找，而寻求初始语言就是为了实现恢复古人所说的黄金时代。追求初始语言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巴别塔之乱后，初始语言没有被完全消亡，仍然残存在人类语言之中。
那么，上帝教给亚当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呢？根据《圣经·创世纪》第2章所示，上帝教给人类始祖亚当的语言是一种纯粹、完美精确而又十分简单的神圣语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亚当语言”（Lingua Adamica），或“人类语言”（Lingua Humana），或“初始语言”（Primitive Language）。这种语言的词语本身透明地反映出事物的本质，是一种完美的交流工具，通过它，神、人之间，甚至包括动物在内都能直接交谈。那么，能不能重新将它寻找归来，让世界重新使用这种统一的语言呢？欧洲人在中世纪时，就已经有人在思索这个问题。
既然这种语言仍然残存在人类语言当中，那么是哪一种语言呢？人们有各种猜测与假想，有的说是拉丁文，还有的说是荷兰语。当欧洲汉学家和耶稣会士将中文知识介绍到欧洲后，人们发现了这种穿越悠远历史而又保存其神秘特性的神圣语言，于是有人就惊喜地认为中文便是人类始祖使用的语言。
在欧洲人看来，汉字的字形主要是根据意义而不是依据发音塑造的，这样就可能会完全理解一个字，却又不懂其发音。而且在组成汉语的方块字里还可以区别出它们所指物品的轮廓。正因为如此，培根（Francis Bacon）才率先提出了中文作为通用文字的可能性。他在17世纪初年指出，方块汉字既不表示字母，也不表示词组，只是表示事物或概念；中国各省不能相互听懂对方的语言，却能读懂别省的书写文字。所以培根说：“我们完全可以怀疑汉语是否能变成大家非常需要的那种世界语，是否能沟通前不久发现那些如此复杂的民族，甚至它是人类最早的和某种意义上的自然语言。”（《学术的进展》第二部，1605）当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兴趣最高，成绩最大的是约翰·韦伯（JohnWebb，1611～1672）。
1669年，韦伯在伦敦出版《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初始语言之历史论文》（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书名较长，主旨却很清楚。他这本书的资料来源是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记》、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卫匡国的《中国史初编》、《中国新图》、《鞑靼战纪》。这些书当时已被译成了英语。此外，他还参考了德国基尔歇《中国礼俗记》。他的论点大都出自于以上这些书籍，尤其是卫匡国的著作。不过，韦伯对他所引证的材料也持有保留意见，并把这些怀疑点放在页脚注释里加以辨别。
韦伯这部八开本的小书是当时典型的关于初始语言的论著。书的前面有致英王查理二世的信（日期是1668年5月29日）也表明了自己的意图，即促进发现那自古以来掩埋在初始语言里的“学识的金矿”。
韦伯为何推断中文是人类的初始语言呢？我们来看他的推理过程：
《圣经》教导说，直到巴别塔之乱以前，全世界都通用同一种语言；历史又告诉我们，在未造巴别塔之前，当初世界通用同一种语言时，中国已有人居住生息。《圣经》教导说，语言混乱的惩罚只是加在造巴别塔的民族身上；历史又告诉我们，中国人早在这之前已经定居下来，没有去参加造塔，所以也就不在丧失初始语言的民族之列。不仅如此，不管参考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记载，都可以知道中国人在巴别塔的混乱之前早已使用的语言文字，一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在使用。
韦伯由此得出结论：“因此，很有可能肯定，中华帝国的语言便是初始语言，是大洪水以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韦伯根据卫匡国《中国史初编》的观点，指出《圣经》记载的大洪水之后，那个诺亚方舟中的诺亚子孙，几经跋涉，移民至印度，又从印度移民至中国。圣经记载的洪水就是中国上古史中尧帝时期的洪水。而依据词源学研究可以发现，尧帝（拉丁文Yaus或Jaus）即是罗马神话里的Janus神，又据有关证据表明，Janus神即诺亚（Noah），因此，尧帝和诺亚是同一个人。同样根据《创世纪》第十章对诺亚后代的记载，描述上古民族源流分布：闪的子孙到东波斯、中国、印度；雅弗的子孙到小亚细亚和欧洲；含的子孙到巴勒斯坦、阿拉伯和非洲。而且韦伯依据诺亚即是尧帝，那么诺亚三个儿子之一的闪也就是舜，他带领人们住在东波斯、中国和印度一带，所以中国语言便是人类的最初语言。
韦伯反驳基尔歇的说法，即中国人源于含的后代从埃及向东方的移民，中国语言来源于埃及，这是基尔歇从汉字与埃及象形字具有相似性得出这种结论的。这遭到韦伯的反对，他认为如果依据基尔歇的推论，那墨西哥文字不也是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因为它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韦伯引证瓦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1614）里的说法，即早在埃及人与腓尼基人以前很久，中国人就有了文字；并据中国史书得知，中国人早在埃及人学会书写的五百年以前已经有文字了。韦伯又进一步证明闪的子孙在巴别塔之前已经到了中国，而且没有去造塔，从而保有初始语言。
韦伯引经据典，认为中国语言远在公元前三千年就有了。而且中国人在《圣经》记载的洪水之前就发展了他们的语言文字。中国文字的创始者是伏羲，造字是为了代替结绳记事。至于中国甲子中的十天干、十二地支，即所谓“契丹周期”（Cycle of Cathay）则是在伏羲造字之前就存在了。
韦伯一方面认为中国古文字发展到17世纪时，已经有了简化的演变，而且煞有介事的宣称，中国字简化到这个程度，是在圣经洪水之后的234年；但另一方面，他为了坚持中国语言是人类的最初语言，在肯定中国文字有了改变的同时又认为中国语言没有多大改变。
韦伯最后指出初始语言的六个标准：古老、简单、通用、质朴、持久、简洁，再加上一条“学者的赞同”，而中文均明显体现着这样的标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肯定说，中文就是初始的即最早的语言。
韦伯之论在后世不乏应和者。直到18世纪，英国人舒克福特（Samuel Shuckford）发表《世界宗教与世俗史》（1731～1737），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在地球上确实存在着另一种语言，它似乎有着某些标记，表明它是人类的最初的语言，这就是汉语。……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诺亚很可能就居住在这些地区；如果人类光荣的祖先和复兴者是在这儿走出方舟后住下来的话，那他很可能在这儿留下了世界上唯一普遍使用的语言。”
韦伯在此书里除了论述中文可能就是初始语言之外，还对中国文明作了多方面的热情赞赏。他谈到了中国的道德哲学，说他们的祖先对于仁、义、礼、智、信五点特别推重，所以他们最古最基本的法律都是由此构成的。还说，就是现在（韦伯作书时）他们还注意这五点和古时没有什么两样。韦伯还对中国的孝道大加赞美，说中国在父慈子孝这点上给世界各民族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他说中国皇帝都是哲学家，还赞扬中国诗人，因为他们并不往作品里塞进“在诗人的狂热过去之后，连自己也不懂的寓言、虚构和讽喻之类”。他说中国诗里有教导人的“英雄体诗”，有写自然山水的诗，也有写爱情的诗，“但不像我们的爱情诗那样轻佻，却使用极纯洁的语言，在他们的诗里，连最讲究贞洁的耳朵也听不出一个猥亵而不堪入耳的字。”
钱书先生说，韦伯的书代表着当时所能达到的对中国的最好认识，书中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各方面，而不是津津乐道中国风气的大杂烩”，它注重的是“中国哲学、中国的政府制度和中国的语言，而不是中国的杂货和火炮”。正是在韦伯的书里，我们看到了17世纪英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最恰如其分的赞美和钦佩。
精美的中国瓷器如何制造？
17世纪英国文艺界还有一位饱学之士叫托马斯·布朗（Sir Thomas Browne，1605～1682）。他是一位医生、国教徒、保王派。与其他许多17世纪作家一样，他的知识十分广博。我们从他留下来的一篇读书笔记里，可以发现他读过许多耶稣会士的书信和游记。这份笔记记载着某段时间的夜晚他女儿伊丽莎白念给他听的书，并且是全部念完的书，有二十七八部史地书，还有布道文和其他。在这些书里就有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1585～1658）的《大中国志》、平托（1510～1583）的游记、英国牧师珀切斯（1577～1626）的游记。所以在他的著作里可以看到许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也是并不奇怪的。这里我们仅选择几个方面加以说明。关于中国古代发明创造，布朗说，中国古时就有印刷术及火药，发明远在德国之前。当然这样的看法并不新鲜，他所读过的曾德昭《大中国志》里就有相关记载：“就印刷术说，看来中国的发明比其他国家为早，因为按他们史书的记载，他们使用印刷术已有1600年”；“中国很早已使用火药，他们擅长制造烟火，一年消耗的火药，比现在五年用于军火的还要多。看起来在古代他们更多地把火药用于战争”。
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里有一章内容谈到这个问题，题目就叫“这个国家印刷书籍的方式及历史，远早于我们欧洲的印刷术”。欧洲最早的活字版制造者，是德国人约翰·谷腾堡，他于公元1444至1448年间首创用铅、锡、锑的合金制成了欧洲拼音字母的活字，比中国晚了整整四个世纪。门多萨认为“显而易见这项发明是他们传给我们的”。但当时及其以后更多的西方人则无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认为谷腾堡是最早发明者。布朗在此表明中国印刷术远在德国之前发明，应该说是清醒而公正的。
17世纪的英国人一般都讥笑中国妇女缠足，说无法想象面貌姣好的中国少女会有一双“像猪蹄一样的小脚”。布朗对古代中国的这种习俗也比较宽容，指出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中国妇女之所以有双小脚，与那些黑人之所以有大嘴唇、扁鼻子一样是一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