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普尔认识到，孔子的学说是实用的社会道德，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孔子主张国家利益高于个人私利，赞扬勤勉和宽容，鼓吹渐进的革新，避免激烈的变革。坦普尔认为这些都是治理国家的不二法门。他在孔子的学说中找到了哲学家以道德治国的途径，因而把孔子的教诲归结为教导人们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家长、师长和官员如何统治，子孙、仆役、臣民如何服从。
在坦普尔看来，依据孔子所规定的原则建立起的中国政体是绝对君主制，除了皇帝的旨意和命令便没有其他法律。他说中华帝国看来是以最大的力量和智慧，以理性和周密的设计建立并进行治理的，实际上它胜过其他国家人民和欧洲人以他们的思辨能力和智慧所想象的整体，诸如色诺芬的体制、柏拉图的共和国、乌托邦以及现代作家的大西洋国等等。如果马可·波罗、卫匡国、基尔歇以及其他人不曾以他们用意大利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写成的著作对此提供了证明，这个国家的人口、力量，皇帝的财富和收入，公共建筑和公共工程的雄伟，简直就无法令人相信。由此不难看出，他对孔子与儒学最终获得政治权力，成为统治者的思想依据，乃是十分心仪的，虽然不免有过誉之嫌。
柏应理所译《中庸》是坦普尔的案头读物之一，该书第20章有“为政在人”的话：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博学以文，约之以礼”，孔儒学说倡导人类过有道德的生活，在不懈的为学修身中提升精神境界，而这也是理想政治的保证。坦普尔理解儒家所主张的“为政在人”（即“为政在于得人”，人，指贤臣）的思想。他仔细读过柏应理等人《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文。应该说，坦普尔算是把握住了孔子儒学的精髓，其欣赏和赞美之意亦充溢于字里行间：
孔子的著作，似乎是一部伦理学，讲的是私人道德，公众道德，经济上的道德，政治上的道德，都是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尤其是治国之道。他的思想与推论，不外乎说：“没有好的政府，百姓不得安居乐业，而没有好的百姓，政府也不会使人满意。所以为了人类的幸福，从王公贵族以至于最微贱的农民，凡属国民，都应当端正自己的思想，听取人家的劝告，或遵从国家的法令，努力为善，并发展其智慧与德性。”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中庸》20章）；“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20章）。上述坦普尔对孔子著作的理解大概就是依据这几句话而来。
传说中的政治
在坦普尔看来，中国的一切，无论是政治道德、还是艺术文化，抑或哲学、医学等等，都足以而且应该成为英国的楷模。他盛赞中国政府是哲学之王的统治，认为中国就是柏拉图“理想国”的实现。无疑他给英国政府树立起效法的样板，以便消除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在《谈民众的不满》一文中，坦普尔说：“只有中华帝国历史悠久的政府，才能在最深刻和最智慧的基础上建立起传说中出现的那种政治。”他认为：“腐败的政治，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物，是一件太阳所照的地方都不能避免的丑恶事物，这不单是因为政治本身是如此，而且因为人性也是如此。人性呢，原本是不可改变的，在古书上也从未见到过改变人性的故事。如果有的话，那也只在中华古国的政府那里存在——那是建立在最深固和最智慧的基础之上的政府。”儒家即强调改变人性，首在修身第一。
1671年，坦普尔撰写了一篇专门谈政府性质的文章《政府的起源及其性质》（Essay upon the Original and Nature of Government）。我们看到其中有些说法，简直是孔子学说的英国版。坦普尔不赞成当时的一些学者哲学家，如胡克、霍布斯等人关于政府起源于“社会契约”的议论，而主张政府起源于“父权”。他认为世界上各种政治组织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君主政府，二是民主政府，都是由家庭组织演化出来的。在家庭组织里，“父权”是很自然的现象。家庭是一个小规模的王国，而国家是一个扩大的家庭。因此，坦普尔主张治家之道就是治国之道。当然，“父权”说在西方也有其背景。希腊罗马的史诗、摩西的经典，以及欧洲各国初民时代的种种传说，都反映了父权社会的组织。而且此学说在柏拉图的法律论，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中，早已说得明明白白。我们尽管难以证实坦普尔的“父权”政治学说出自于孔儒学说。但我们不妨做这样的推想，即正是由于这点相似关系，才促使他对孔子及儒学政治心通神契，领悟甚深。
为此，坦普尔在《讨论古今的学术》（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一文中写道：“中国好比是一个伟大的蓄水池或湖泊，是知识的总汇。”他与近代人一样，认为做学问需要有人指引，而这些气度淳雅的引路人，大约只有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圣哲方可胜任。因为那里“民性中和，地域清静，气候均匀，又有长治久安之国”。至于秦始皇焚书那样的出于“愚昧的野心”的悖行，他则大加指责。他还把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思想相提并论：“孔子开始了同样的构思，呼吁人们从无用的与无休止的对自然的考察转到对道德的思索上来；但分歧在于，希腊人的好尚看来主要放在私人与家庭的幸福上，而中国人则放在王国与政府的优良品质与善于驾驭上，据悉这样的王国与政府存在已经有数千年，也许可以恰如其分地把它叫做学者政府（a Government of Learned men）。”
在坦普尔之前，利玛窦早已对中国政府结构做过如此赞许：“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中国有一个好政府，而且是一个学者的政府，这也成了坦普尔坚定不移的信念。他说，“凡是由最好的人管理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而且……政府的管理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其间差别远不及政府管理人员的品格来得巨大。古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做在最好的政府里帝王就是哲人，或哲人就是帝王。如果说，哲人是指聪明的人，那也就是这样的意思。”（《政府的起源及其性质》）
西人对学者政府的渴求由来已久。柏拉图曾把理想国的公民分成三个等级，由高至低依次为哲学家、战士与农工商，而这后两个等级都要听命于哲学家，所以他主张实现的是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世界。而这与传统儒学“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用人方略，在内质上颇有神契之处。惟其如此，当坦普尔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已将欧土贤明渴慕已久的治国理想付诸实施时，他怎能不为之欣悦鼓舞，原来“传说中的政治”并非乌有。而且他还不无悬想地指出：“在当前鞑靼国王的统治之下，政府继续保持原来的样子，仍然掌握在学者手里”。
Sharawadgi：中国园林的不对称之美
坦普尔对中国的园林艺术情有独钟，并且形成了一种新的园艺趣味，对其后艺术风尚的灌溉不可小觑。此前欧洲的园林传统艺术，基本上追求一种规则式（Formal）之美，而中国园林呈示另外的美感风范，令坦普尔耳目一新。
我们知道，欧洲园林更高水平的发展始于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16至17世纪初期则是意大利园林发展的繁盛期。几何式花园典型地反映了意大利人的审美理想，其中贯彻着他们认为的“美”就是和谐的观念，由此对称、均匀和秩序成了园林形式美的基本规律。他们把园林看做是府邸建筑与周围大自然之间的过渡环节，力求把山坡、树木和水域等自然因素图案化，使之服从于对称的几何构图，以此营造出和谐整体的氛围。
17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园林传入法国，形成更简洁明快的法国古典主义园林——轴线图案式。它更是一种精致而豁朗的讲究规则的几何式园林。路易十四建造的宏伟的凡尔赛宫苑，有一条自宫殿向西延伸长达二公里的林荫大道，成为全园的中轴线。中央林荫道的水池、喷泉、雕塑等建筑小品以及植坛、绿篱均严格按对称均衡的几何格式布置，反映了有组织、有秩序的古典主义原则，显示出宏伟开阔的格局和雍容华贵的气象，成为法国古典主义园林的代表作。
坦普尔爵士对园艺强烈爱好，并且深谙此道。他晚年退隐位于伦敦近郊叫做萨里（Surrey）的地方，悠然自得地经营穆尔庭园，竟有五年没有到伦敦去过，尽管伦敦近在咫尺，且那里有他的住处。在《论伊壁鸠鲁花园》（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1685）中可见，他对那个庭园非常满意，认为那里最让人心旷神怡，具体谈到那个庭园的设计和布置，谈到那里的果树、花卉、林荫、喷泉和各种禽鸟的鸣叫声，也谈到那里碧绿的过道和宽敞的平台。当然，他不是一位普通的园艺师，而是在一草一木的位置经营中，把握花园的总体美感，贯彻着自己的美学趣味。在这篇文章中他说：
在营造园林的问题上，如果缺少量力而行的意识，如果不顺应自然景观，即使投入大笔大笔的资金，也可能是徒劳无益的；我认为此乃造园或做其他一切事物的大原则。它不但指导我们的生活行为，而且指导政府的行为。凡人的伟大之处是否在于试图与大自然的力量抗衡，只有通过观察上帝本人在大自然面前也极少这样做，通过我们耳闻目睹世上真实而无可辩驳的奇迹如此寥寥无几，人们就可以对它作出最佳判断。
坦普尔在此所说的营造园林要顺应自然景观的看法，显然与中国古典园林造园旨趣更为接近。中国古典园林规划设计艺术原则中，师造化、法自然，为其总体要求。具体营造时，大多在不破坏山水自然形态的原则下，布置各类景物，有山靠山，有水依水，充分借取自然景色的美。正如明代计成所说：“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棱有悬，有平而坦，自成天然之趣。”（《园冶》）平地造园，也“高处可培，低方宜挖”。在高低间错，疏落有致中，以便将自然天成与人工匠心巧妙地融合起来。
坦普尔在该文后附加的段落中专门描写和赞美了中国园林，引领着下一个世纪的新式风格：
完全脱离常规、比任何别的式样更优美的其他式样也许存在；但是这类式样之优美必须依靠园址自然景观的某些独特安排，或归功于设计上的某种高超的想象力和判断力。这样才能将诸多不尽人意的局部改造成某种总体上令人赏心悦目的形象。类似的艺术加工我在一些地方亲眼目睹过，但更多的是耳闻那些曾长期生活于中国人中间的贤达之士对此的高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似乎与我们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同样开阔，正像他们辽阔的国土一样。我们的建筑和园林之美主要靠一定的比例、对称和统一，我们的园中树木都互相陪衬，排列得整整齐齐，行间距离相同。中国人瞧不上这种办法，他们说，一个会数数到一百的孩子，就能把树一排一排种得很直，一棵连一棵，要什么距离就什么距离。而他们最用心的地方，在于把园林布置得极美动人，但一般却不易看出各部分是怎样糅合到一起的。虽然我们对这类的美毫无所知，可他们有一个专门用来形容这种美的字眼。如果他们一眼看上去对劲，就说‘夏拉瓦机’（Sharawadgi）好或者绝妙，还有类似的赞语。谁要是注意一下最好的印度袍子上的花纹，或者他们最好的屏风上、瓷器上的图画，就会看到这种散乱的美。
坦普尔不识中文，他听闻引用的这个词的罗马音译Sharawadgi，可能有些走音，难以还原。致力于“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研究的勒夫乔伊在《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The Chinese Origin of aRomanticism）一文里，也曾引坦普尔这段文字，据说还就“Sharawadgi”一词就教于“可能”是赵元任的一位华裔学者。这位学者虽仍恢复不了中文原词，不过暗示该“字”可能具有“由漫不经意与杂乱无章的优雅所形成的醒目突兀之感”的意思，更有可能是某一中文四字词“散乱无纪”（Sa-ro-［k］wai-chi）的变调。钱书先生认为可能是“散乱”或“疏落”“位置”的意思。另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疏落有致”。范存忠先生也说，Sharawadgi这个词的来源，一直是个问题。《牛津英语大词典》里有这个词，但未注明出处。其所举的例子就是坦普尔的那句话。该词典的编纂者曾向一位有名的中国学者求教，但这位中国学者不承认中国语言里有这个词。所以一直到现在，尽管有人作了探索，这个词的来源仍悬而未决。至于它的意义，范存忠认为就是一种不讲规则、不讲对称的而又使人感到美丽的东西。
1930年在《现代语言评论》上发表了张沅长的文章《Sharawadgi解》。文中解释说这四个音节指的是中国的四个字，这四个字为两个字一组的两个词组，根据比较符合英语惯例的拼音法，在他看来应该为sa-ro-wai-dgi（或sa-lo-wai-dgi）。前两个字的意思为“随意的美”，后两个字的意思差不多为“令人激动与令人惊叹的”。马修斯（Matthews）的辞典的译音为“Shai-lo-kuei-chi”，前两个音的意思是“洒落”，后两个音的意思是“瑰奇”，总起来的意思是：自由而有力，非凡而令人赞叹。
尽管这只是一些揣度，但终究是合理的猜想。有一点可以肯定，此词表达的意思与欧洲讲究规则对称的看法是相对的。坦普尔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为未来的英国园林制定原则，反而觉得创造这种不规整的美，对他的同胞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说：
在我们中间，我似乎不应当建议谁来尝试这种花园图样的设计。对普通人来说，搞这种尝试是难以成功的冒险。尽管成功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荣誉，然而一旦失败，他们也少不了丢丑，所以他们愿意干这种事的可能性不大。反之，搞规则的图样就不易出什么明显的差错。
坦普尔这段话与其说是泼冷水倒不如说是一种挑战，下一代雄心勃勃的设计家必然受其影响。果然，18世纪的园林设计家改变了以往那种讲求对称规整的流行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