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林森
1.“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或外国作家与中国、在中国，外国文学在中国、与中国），这一类跨文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命题，并非当代新设的课题。事实上，自中国文化进入异域他乡，特别是18世纪以降，中国文化步入基督教文化圈，东西方全然不同的两种文明发生真正实质性的碰撞之后，“异域作家与中国文化”，便鲜明地提到了中外学界面前，成为前辈学者不断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虽然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外学者才以自觉的比较文学意识来正视这个命题，但经过漫长岁月的积累、开掘，它已发展为国际比较文学界长盛不衰的传统课题。面对中国文化对外国作家所引发出的愈来愈大的冲击，对外国文学所产生的愈来愈深的影响，每一个敏锐而自觉的比较文学学者在自己的学术探求中，事实上也难以回避这一课题。且不论，与中国有着悠久交流传统的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融于周边文化的儒道佛各家，经过演化融合已经成为周边各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即如处于地球另一端的西方国家，当17世纪来华传教士把中国文化带回欧洲大陆之后，对欧陆启蒙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及由此而形成一股席卷整个欧洲的“中国文化热”，这已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欧美许多大作家和思想巨子，如伏尔泰、孟德斯鸠、莱布尼兹、列夫·托尔斯泰、歌德、席勒、爱默生、梭罗、庞德、奥尼尔、哥尔斯密、黑塞、卡夫卡、布莱希特、克罗岱尔、谢阁兰、圣-琼·佩斯、亨利·米修……都在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滋养。国内外学者就此提供的研究成果可说是难以数计，单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始作俑者而言，就有梁宗岱之于中法、范存忠等之于中英、陈铨之于中德、季羡林之于中印、戈宝权之于中俄等均有卓具建树的奉献。其中，如陈受颐的《18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中国影响》、方重的《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钱书的《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等便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
前驱们这些学术开拓，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为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效法的榜样。新时期我国年轻的比较文学学者，在钱钟书、季羡林、范存忠、杨周翰、贾植芳等这些先驱者的带领和鼓舞下，在前辈开拓的领域里辛勤耕耘，结出了相当丰硕的果实，致使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也成为我国比较文学界所乐于探求的重要课题。
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发展。“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这一近乎古老而传统的课题，之所以在新世纪要特别重新提起，那是近代人类文明交流发展的态势所决定的，是时代和学术发展所使然。我们认为，对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进行整体研究，及由此而对人类文明交流发展作总体历史审视的时机已经到来。我所以诚邀海内外学界同仁共创《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这套大型丛书，正出于这种认识。
一方面，我国比较文学界前辈在他们的拓荒开创中，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活生生的榜样，为我们进行整体研究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仿效的范例；另一方面，时代前进的脚步和学术发展的态势，不仅催发着我们要为新的时代需要不断地开拓前进，同时也要解决时代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提出的新的思想资料和新的问题，亟待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索。研读前驱者们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注意到，他们下力最多贡献最大的，主要集中于18世纪前后这一段时期中外文化与文学遭遇、汇通的历史梳理与发掘，但对19世纪以后东西方文化更为波澜壮阔的撞击交流的史实却涉及甚少，甚至尚未触及，这就为我们要进行的总体研究留有拓展的广阔空间。
在刚刚走过的20世纪的途程中，伴随着东西方文化日趋频繁而密切的交往与对话，伴随着新的思维观念、开放的文化视野和新的方法论的突破，特别是伴随着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涌，所有这一切，事实上也为我们对人类文明交流发展的历史审视和整体研究，廓清了道路，拓开了一个绝佳的学术场地。正是这两方面的“遇合”，才助成了我们创设这套丛书的学术期待，即通过国别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疏理，力图展现中外文学与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碰撞、交融的精神实质，从而在人类文明交流发展、互补共存的大背景下，揭示出中外文学关系史中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2.我们撰著《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这套丛书，还基于这样的共识：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个案考察，有助于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总体研究和深入开掘。可以说这种个案考察，构成了对中外文学和文化关系整体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既是这种整体研究的必要前提，又是这种整体研究的必然深入。我们认为，对待这样一个内蕴丰富、跨文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命题，一如对待比较文学领域中任何一个课题一样，不能以大而化之的“习惯套路”或凌空蹈虚的“理论框范”来草率从之，而要进行过细的研究。
这里首先需要方法论上的自觉。如同丛书编委张弘教授所指出的，这方面，“我们服膺福柯及其师长巴歇拉尔的主张，不赞成用笼而统之的普遍性的结论来涵盖生动变化的具体现象，更反对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习惯套路，动不动就想搞一个真理体系，凭三五条规律来说明一切的做法，而主张从个别学科切入，从个别课题切入，通过具体的研究，来说明问题。”（见《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于文化动态观的对话》）比较文学作为人类极其细腻微妙的精神交流的学科，它的任何一个课题，都不是用笼统的普泛性的结论或套路来框范就能了事的。事实上，任何一个时髦的理论模式和习见常用的套路都无法来涵盖或界定人类变化不居的精神具象。因此，我们不能单从某种理论概念出发，去考察丰富多彩的文学和文化现象，除非我们要让那些鲜活生动的文学、文化和丰富复杂的精神具象变成某些理论概念的注脚，从而脱离它们生成的文化语境，而最终丧失自身所独具的本质属性。我们的出发点立根于原典型材料的掌握，从文学和文化具体现象和具体事实出发，从个别课题切入，进行个案考察，佐之以相关的理论观照和文化透视，深入地探讨许多实存的、丰富复杂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所内含的精神实质及其生成轨迹，从而作出当有的评判。我们甚至以为，只有通过每一个具体国家、每一位具体作家乃至一部部具体作品的过细研究，由此作出的判断和结论，才能摒弃凌空蹈虚、大而无当的弊端，而使我们的思考和探索确立在比较可靠的科学基点上。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考虑，我们编著这套丛书以国别为单位——目前已完成了日本、阿拉伯、法国、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欧洲（南欧、东北欧）等八卷，如果条件成熟，还可继续撰写印度、拉美、澳洲、非洲等卷选择典型而重要的且与中国文化有较密切关系的异域作家，通过对他们与中国所存在的种种丰富多样的文化关联之个案考索，以期能从中探寻出某些带有共性的方面，为中外文学和文化关系史的整体研究，为不同文明交流碰撞的总体思考提供某些可资为鉴的东西，这便是我们创设这套丛书的初衷和期待。
3.我们深深地意识到，要实现这样的学术期待，如若离开了原典资料的悉心筢梳及由此而作的切实思考和探索，那是难以设想的。所以，从原创性材料出发，具体地考察外国作家如何接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仍然居于我们研究的中心地位；也就是说，外国作家提取中国文化（思想）滋养，在他们的创作中产生怎样的文学景观，作为这种文学景观“新构体”的异乡作品，又怎样反转过来向中国施与新的文化反馈，始终是我们所致力于描述的重心。在这方面，前辈学者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们极端重视钩沉材料的过硬工夫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及由此而开创的影响研究的传统必须予以继承。我们看到，前驱者们正是凭借深厚的学养和科学态度，才创造出经得住时间考验，堪称学术经典的成果。我们认为，他们的经验和榜样，对匡正当下学界弥漫着的一股浮泛学风，显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必须大力提倡和发扬。他们这种严谨扎实的作风和科学求实的态度，永远也不会过时，仍然是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应当继承和学习的。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要重复前人的劳动，亦步亦趋地，重走前人已经走过的道路，绝不是。事实上，我们是在前贤开辟的道路上前进，前辈学者亦为我们留下了有待深入开掘的空间。我们希冀在他们开辟的基地上有新的拓展、新的收获。这就是我们——所有参与丛书的策划人、撰写者所怀抱的期盼和雄心。
4.确立在中外文明交流互补基点上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命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外哲学观、价值观交流互补的问题，是某一种形式的哲学课题。从这个意义上看，研究中国文化对外国作家的影响，说到底就是研究中国思想、中国哲学精神对他们的影响。这正是我们致力探求的中心。我们将这一课题的研究重心支立在这个基点上，不仅因为哲学能够提供我们一把钥匙，来开启认识、把握这一意蕴丰富的课题，还因为我们觉得，人类各种交流，其实都是某种形式的文明交流、哲学交流。
在这一点上，我们赞成法国比较文学大师艾田蒲教授的发掘和判断：他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深入考究中发现，人类任何形式的交流，哪怕是物质的贸易的交往，都要打上交流双方的价值观、哲学观的烙印，都是文明的交流，哲学的交流。他在谈到古代丝绸贸易时指出，当罗马妇女一旦披上了由丝儿人（Séres，赛里斯人，即中国人）制造的丝披巾，她们就分享了那些东方人的价值观。因为任何商品本身都带有一种实用哲学和生活学说。当一个中国人畅饮法国葡萄酒时，他便分享了法国的价值观，而当罗马妇女身着中国丝绸衣装时，她们也就打上了中国的价值标记。“丝绸无疑给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华丽物质之本质的真正的哲学问题”。
起始于东西方的物质、贸易交流尚且有如此深沉的哲学内涵，那么，由东西双方哲学思想直面撞击所开启的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就更无须多言。可以说，人类真正的交流就是在这样的哲学层次上向前突进的，而依托于人类文明交流基点上的中外文学和文化关系课题，无疑要进行哲学层面的审视，审视的中心问题主要是中国哲学精神，儒释道文化精神对外国作家的浸染和影响。
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形态之一的儒学思想，自中外文明相遇碰撞之时，便与异域作家（包括思想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儒学曾一度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某种精神力量，在政治文化史上和中外文化传递与交流中，担当过重要角色。这一个时期，一些大作家、思想巨子，从17世纪笛卡尔开始，到18世纪的莱布尼茨、沃尔夫、魁奈、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期的歌德、席勒、列夫·托尔斯泰、爱默生和梭罗；从德川幕府时期的知识精英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家……虽然他们各处于不同的国度和时代，代表着不同的思想流派和文明理想，但都不约而同地对中国的儒学思想倾注过热情。其中，被时人誉为“欧洲的孔夫子”的魁奈和伏尔泰，对儒学的迷恋和倾心，简直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境地，成为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儒家思想对欧洲启蒙作家的深刻影响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他们的领袖人物伏尔泰曾说过：“欧洲的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启蒙思想家对儒学精神的发现，无疑得益于来华的耶稣会士编纂的有关中国文化的著述，号称当时三大汉学巨著的《域外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志》、《北京耶稣会士杂记》及李明的《中国现状新志》、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子》等著作，都曾风行法国和欧洲，为启蒙作家提供了思想资料。
启蒙先驱者们怀着浓厚兴趣，认真研读过这些著作，从中吸取了有益的思想滋养，作为他们理论建构和文学创作的一种借鉴和材料。他们都在“理性”的旗帜下，受到了儒学文化理性精神的启悟，儒家文化对启蒙作家的影响，就是这种理性精神与启蒙作家的心理结构的撞击、交融与内化的表现。儒学在他们那里，成了匡正时弊的一种思想武器，一种精神力量和一种文化观照。
启蒙运动中另一个著名人物莱布尼茨，被西方学界称为“认识中国文化对西方发展之巨大精神作用”的第一人。这位18世纪德国思想家很早就致力于儒学的研究，从中发现了政治与伦理相结合的“实践哲学”，对儒教宗师孔夫子及其天道观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而他的同胞大诗人歌德、席勒对儒学也情有独钟，并时不时地在他们自己的歌唱中透露出儒学思想的光泽。至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以及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者爱默生和梭罗等也都深受孔、孟学说的浸染和滋润。托翁就公开承认，孔孟对他影响“很大”。超验主义领袖爱默生在构建他的理论时，钻研过孔孟学说，引发过多种共鸣；而梭罗更是儒家思想的身体力行者，在其重要作品《瓦尔登湖》中引用儒家哲学语录就有十处。他们对人生的参悟、对“中庸之道”的奉守、对人性善的张扬和吁求，都和儒学精神有不少“契合”之处。他们还力图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对这种儒学精神加以表现和宣扬。
总之，所有这些作家和思想家在他们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或文学大厦时，都曾经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投向儒家思想文化，寻觅过它的宗师孔夫子，他们或借助儒家祖师的人格魅力，或师从儒教思想的教诲，或追随儒学精神的信守，创造出自己的思想、文化和艺术，表明儒学思想确实对他们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这无疑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
5.从哲学层面看，如果说，18、19世纪外国作家之于中国文化，主要体现在接受者热衷于儒家思想的采撷，那么，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异域作家则更多地表现了对中国道家哲学乃至佛家智慧的青睐。这种格局既为施予者和接受者自身特点所决定，又为文化传递中的外在因素所制约，一如西方作家接受儒家文化主要仰仗传教士的媒介，他们开始接触道家和佛教文化也是凭借传教士的介绍而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