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森原来只是一个海员，后来成为海军高级军官。他在战斗中曾光荣地俘获了西班牙舰队里最大的一艘船，并获得无数的金银财宝；因而他作为勇气与财富完美结合的人，在西方可谓家喻户晓，其著作也风靡一时。他回国后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国的看法，让不少人乐意聆听且频频首肯。原来，安森率领的舰队遇到了麻烦，在驶往中国的路上又打了几次激烈的海战，最后抵达广州湾，想在这里修理一下他的船只，可是广东的官员却不喜欢这样的不速之客，要他立即离开。安森当然更加气愤，便架起枪炮，强行冲过界线，在广州湾抛锚修船，并补给一些必需物品。他花了大钱，可是在购买来的大量物品中发现已经一半腐烂变质，或者短斤少两，残缺不全。比如动物的胃胀得鼓鼓的，原来里面灌满了水。在安森看来，中国人的这种做法，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当他回到英国以后，觉得有必要分析一下中国人的性格，谈谈对中国的一些思考。安森可以说是第一个完全从与中国人的贸易活动中得到深刻印象的西方人。根据他在广州的见闻，在《环球旅行记》中谈了对中国的认识：安森认为所有关于中国人不诚实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他说他每天都可以目睹中国人不诚实的行为。他也担保中国的官员同样是不诚实的，而且对英国的习俗一无所知，他说这些官员不会做英国菜，还认为中国菜简直糟透了。安森举了个例子，说他曾给一个中国官员夹了一块牛肉，并把叉子递给他，可是这位官员却要求安森给他一双筷子，由此安森得出结论说这表明中国人对吃的东西一窍不通。安森还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包括礼节和习俗等）简直混乱不堪，又说他研究了中国的书写文字，认为这些文字是一种蒙骗，它们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他说在与中国人谈话后（安森本人并不懂中文），发现中国人自己不懂中国的书写语言。
安森以上这些对中国的所谓认识无不充满偏见，因而显得荒诞无稽。究其原因，在于着力纠正西方关于中国人道德的溢美之词。他说：“然而有些传教士告诉我们说，尽管中国人在科学技能上的确比欧洲人落后许多，但他们教育人民并以之实施的道德与司法则极堪仿效。根据某几位好心的教士的描述，我们应该被劝诱而相信，整个中华帝国是一个治理完善的、温情脉脉的大家庭。在那儿唯一的争执只是该由谁来展示最大的博爱与仁慈。但我们前面关于广州官员、商人及手工艺人行为的叙述，足以反驳那些耶稣会士们的杜撰。至于他们的道德理论，我们也可以从传教士著作所展示的例子中看出它完全是物欲的，而未论述人类在合理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的行为适合的准则及规定相互间的一般品行。实际上，中国在道德上唯一可称比邻国更完美之处，不在于其完整性与仁慈性，而只表现在他们举止上装模作样的不偏不倚，以及他们坚持不懈地留心于压制所有感情与暴力的征兆。”
在安森的话里，虚幻与真实相互混杂，致使那时的欧洲人无法辨别其真伪，而对那些欲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特别是否定中国）的人们来说，正好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孟德斯鸠是如此，伏尔泰也是如此。只不过后者的结论不同，他说：“《海军上将安森回忆录》博学的作者因广州小民曾经想方设法欺骗英国人，便鄙视和讽刺中国人。但是，难道可以根据边境群氓的行为来评价一个伟大民族的政府吗？假如中国人在我们沿海遇到船难，根据当时欧洲国家的法律可以没收沉船的财货，而按照习惯又允许杀死货主，那么中国人又将怎样评论我们呢？”
安森的部下同样也发表过有关文字，尤其以理查德·沃尔特（RichardWalter，1716～1785）的记载流传较广。他谈到澳门交涉时，着重描绘港口官员的拖拉作风，并由此而恶意攻击中国与中国人。其中，中国人的欺骗伎俩在沃尔特笔下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说：关于这一自私自利的民族对该商船队和随行人员极尽其各种诡计、敲诈、欺骗之能事的事例不胜枚举。为了增加卖给商船货物的重量，那些中国人所运用的欺骗伎俩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一次商船卖了大量的鸡鸭，可没过多久就死了一大半；船上人以为是中了毒，可是检查一下却发现似乎仅仅是因为要增加它们的重量而被塞进了过多的石块砂砾。他们买到的猪肉被注满了水，这是中国屠夫宰杀时注进去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增加其重量；结果这些猪肉不得不整夜挂着滴水；可是当你为了避免这种欺骗而买入活猪时，却又发现中国给猪吃下大量的盐分以使它们感觉口渴进而刺激它们喝大量的水，再想法阻止它们通过排尿释放掉，最后将这些处于肿胀状态、饱尝折磨的动物卖掉。而中国从不反对吃任何自行死亡的动物食品，他们通过秘密手段确保那些活着卖掉的家禽牲畜的大部分在装船后不久便死掉，期望在那些动物尸体被扔下海水后再利用它们再次发财，果然商船离陆后不远处三分之二的猪就死了，许多中国人的船只跟过来仅仅是为了拣那些腐尸肉。
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大中国志》里也说，中国商人做生意的方式，非常会耍手腕和奸猾，超过世上其他地方所能见到的。显然，由于人民的本性，还有整个民族的民族性，无论买者还是卖者，都偏向于欺骗。法国传教士李明的《中国现状新志》被公认为是替中国歌功颂德的代表作，可是书中依然这样说道：他们（中国人）的基本品质就是能骗则骗，不少人对此丝毫不想隐瞒。他们出售的所有商品，凡是能作假的都作了假。其他还有不少类似的说法，不再列举。可见中国商人善于欺骗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是构成否定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沃尔特还对中国的绘画艺术和中国语言文字大加贬责。他说，中国的手工艺术只不过是一种毫无创造性的模仿，中国的画家不能正确地使用颜色，也不能适当地组织大型构图，大多数中国作品显得过于拘泥和精雕细琢，他们艺术上的缺陷完全归咎于该民族奇怪的性格，别期望在他们身上找到什么有活力的或让人振奋的东西。而从文字来看，也会发现中国人的固执和荒唐，因为他们一直被已经熟悉使用字母的国家包围着，可他们却拒绝利用这一几乎最神圣的发明，而继续固守那种以任意符号代表言语的原始、拙劣的方式，而由这些令人迷惑的象征符号记录下来的有关过去年代的历史或发明一定常常是无法辨认的，结果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和灿烂的古代史在多数情况下一定是极有问题的。
至于中国人的道德品格，沃尔特说也不敢恭维，并说中国人的性格是“感觉迟钝”或“麻木不仁”，而这些性格中的怯懦、虚伪和不诚实可以归因于该帝国内普遍盛行的那种镇定自若和外在的体面。当时，也有一些杂志对此发表了评论：有的说，“感觉迟钝”或许生来如此，或许是教育不够，但无论如何，总是一种低劣可耻的性格，可以用来驳斥许多作家对于中国机智和能力的过高评价；有的貌似公正，说不能把一个海港的人作为整个中国人的代表，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但安森他们所接触的不仅是港口粗声粗气的大老粗，也包括那些与他们交往的各级官员，难道这还不能据以描绘一个民族的特征吗？
中国人的最高理想与希望
欧洲第一个对中国的纯文学有比较深刻认识的人是珀西（Thomas Percy）。他曾多方面注意中国文化，研究资料全都来自欧洲人的著述。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珀西其他的作品中，并不常常像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那样援引中国的事物做例证。可是他对于中国文明风俗的研究，曾经下过苦功夫，而他了解中国的程度，远胜于同时代的英国人。
珀西对中国的兴趣是被《好逑传》的译本唤起的。1761年珀西刊行了第一本英译的中国小说，书面上写着：“《好逑传》，或者《快乐的故事》，从中文译出，书末附录一、《中国戏提要》一本，二、《中文谚语集》，三、《中国诗选》共四册，加注释。”这一部小说译本出版以后，风行一时，很快就被转译成法、德、荷兰等文本。其实，这本小说的翻译者是一个名叫威尔金逊（JamesWilkinson）的英国商人，曾在广东居住过多年。他想学中文，无意中拿起这本小说来翻译。1719年，他把《好逑传》四分之三译成英文，但是其余的四分之一，却被译成葡萄牙文。珀西于是把译文加以润色，把第四部分就葡萄牙文重译成英文，然后将全书出版。
《好逑传》，亦称《义侠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里比较好的一部，作者真实姓名不详。本书以明代社会为背景，叙述史铁英之子铁中玉与兵部侍郎水居一之女水冰心的恋爱婚姻故事。这样一种类型的才子佳人小说基本有一定的固定模式，一般都是有一个满腹经纶的才子，一个闭月羞花的佳人，一个道德败坏的恶棍，三者之间展开矛盾，最后才子金榜题名，奉旨完婚，有情人终成眷属。当然，《好逑传》比起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又胜一筹。尽管如此，它虽被列为十才子书中的第二位，但也不过是一本二三流的小说。
珀西在本书前面对苏塞伯爵夫人（Countess of Sussex）的献辞里就有这样一话：“如果这一书没有维持风化的目标，如果他不能够惩恶劝善我也不敢请夫人接收。在我们这个时代，全国都充满了淫词艳语风俗颓败，也许我们借这一本书表示给大家，中国的文人，虽然他们很可怜地不知道我们有而不实行的真理，却能够如此地正经纯洁，也许不无好影响。”（《好逑传》1761年英译本扉页献词，以下夹注只标明英译本）可见，其根本目的在于想借中国文学来敦促道德维持风化。
珀西在序文里还评论了《好逑传》的艺术价值。他认为如果拿欧洲的批评标准来看，这本书有很多可以指摘的地方：“书中的情节既不够多又不算伟大，想象的力量既不确切又不生动，表示的方法，常常枯燥无味，往往在极微小的情节，极不重要的地方，太详细描写，因此不能引起读者剧烈的情感，不能愉快他们的想象。”（英译本第1卷第4页）关于这本小说的长处，珀西也不能不承认，《好逑传》故事的讲述比一般所见到的东方小说更有条理有艺术一点，讲神怪的事情少一点，讲真实的事情多一点，也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结构，书中一切的情节也自然而然地有次序地向着一个目标进行，没有什么间断，彼此互相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