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西在这个编译本后面加了三种附录：第一种《中国戏提要》是一出中国戏的本事。原稿也是从威尔金逊稿纸里找出来的，说的是一个少年如何经历苦难，被救救人，为国退敌，结局是升任显位，娶妻纳妾。珀西告诉我们，当时一个人用西方的戏剧定律来批评这出戏，说它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珀西自己也有一段评论：究竟中国作家之目的是否描写性格及习尚（喜剧），或是唤起恐惧及怜悯（悲剧），还是一个问题。附录第二种选择了中国的一些谚语。第三种《中国诗选》里共有二十首诗，大部分是从杜哈德《中华帝国全志》里转译过来的。这些格言和诗歌辗转译出，当然离原文很远。不过其中也展示出了珀西有关文学和翻译的观念。
关于中国诗歌的观念，珀西说，中国的诗歌做得越是费解、呆板，就越是受人推崇。就此一点来看，我们对中国诗歌已经没有多大的希望了。不过却也奇怪，中国自古以来是最尊重这门艺术的，无论道德、宗教、政治各方面，都以韵文为最高的传达工具。而中国的诗歌大都属于简短警句的体裁，是一种艰涩的小品，以我们欧洲最健全的批评眼光看去，觉得那种诗体没有价值可言。中国并无伟大的诗作：至少长篇史诗（epic）他们是没有的；至于戏剧体诗恐怕也没有可能作为例外；因为中国戏剧似乎是一种散文体的对话，中间夹些曲调，好像意大利的歌剧一样。他们的古体诗（odes）自然也有一种庄重的朴素精神，但从杜哈德所录几首看来，大都是严谨的教规，不是雄壮巍峨的作品。……很诚恳地研讨自然及自然的美，才能得到这种艺术品；但这样的研讨，中国人是最不讲究的。
以上是珀西用西方文学观念来看中国文学，当然得出的结论难免有点偏颇。他在其中谈及翻译观念时，先从法文翻译了一段文字：“大凡一个民族越接近于原始时代，他们的风俗观念还处于淳朴简单的时候，我们对他们越容易捉摸，而他们的诗歌，对于其他民族的人来说也越容易理解。因为它所表现的是一些最平常发生的事情，它所描写的风物也大半是从自然界里直接取出的。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民族生长在高级发达的文化中间已经很久，他们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已经达到了最高妙的程度，他们的宗教观念已经变化得相当复杂，那么他们的诗歌必然会充盈着那种文化特点的印记，别的民族因此也就很不容易了解它们。”
然后，珀西接着自己说：“没有一个民族的生活能比中华民族的生活那样，更多地受到政治的限制，更没有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离原始时代如此久远。在四千年以前，他们已经动手组织了有文化的国家。他们的民情宗教习惯到现在已经变得如此复杂，所以他们的风俗观念、生活方式，也就成为世上最虚伪勉强的一种了。因此中国诗歌的美丽，也比其他民族的，更不容易翻译成外国文”。（英译本第4卷第199页）这里意思是说，中国诗歌是世界上最“做作”的文化所形成的作品，因而它的翻译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几乎不可以译成英文。另外，珀西还凭空判断说，中国人在嗜好方面，除了园林设置以外，其他都是非常有限而贫乏的，这一点大凡有识之士都不得不承认，至少在他们文学里表现得很明显。在我们看来，这当然是一种相当武断的看法。
珀西在注释《好逑传》的过程中，不得不广泛阅读欧洲人有关中国的著述，进而也不知不觉地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文化观。也就是说，他虽借助于耶稣会士的著述和引用他们的说话，可是他全不接受他们颂扬中国文化的态度。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关于中国的宗教，耶稣会士大多数认为中国人是有神论者，而珀西偏要说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也知道中国人有“天”“天意”诸如此类的词，但是“无论如何，中国近代大多数的士人，对于他们古代经典中的‘天’字及同等的字，都只认得一种低下的唯物的涵义；他们简直是无神论者。”（英译本第1卷第156页）根据珀西的意思，中国古代的信仰，已经成为过去的遗迹，取而代之的只有迷信活动与偶像崇拜，凡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详细查看神符和灵签，以求避凶趋吉（英译本第4卷第42页）；加之佛教和道教的提倡，致使多数人相信鬼神的存在，并确信他们能给人们带来祸福（英译本第1卷第97页）；而且占卜星相的巫师，遍布全国各地（英译本第1卷第100页）；因而哪有什么来生的信仰，全都是些阴暗恐怖的迷信（英译本第1卷第97～98页）。所以，珀西由此判断中国人是最迷信的民族。
中国的贤人政治和科举取士一向为传教士们所仰慕。但珀西同样认为中国政治制度不见得真的那样开明，就像耶稣会士说的那样。他说：“像中国那样狡黠的民族，从不计祸福得失，凭借权位欺压他人，实在是意料中事。他们既无良心道德的裁制，那么国家法律也就无从保持公平正义。假若我们单从理论上来检视中国的政治组织，其志在于人民能过上一种幸福安乐的生活，这种美好意图的展示可谓无以复加；但是一看事实呢，则人民饱受官府大人们的压迫欺凌，比其他任何国度都要严重。”（英译本第2卷第271页）对于中国的考试制度，珀西正好拿来当作中国腐败政治的解释：“他们的县官，既由谨慎的小吏升任，则有时出自最为寒素的家庭，所以到任的时候，有些极为贫寒；作弊受赃的引诱，当然更大”。（英译本第2卷第166～167页）
至于中国完备的法律制度也多得到耶稣会士们的褒扬。珀西虽然也承认中国人的法律，有预防和惩戒恶性事件的职责，所以他们的法律里有不少良好的条文。“但是中国的法律到底不过是政治的工具，而缺乏那样的来生赏罚观念为其根基，所以法律虽可以改善外表，终究无法感动内心，只能造成道德之形，而不能造成道德之实”。（英译本第2卷第267页）珀西的意思是，中国法律之所以有缺陷，全在于没有宗教根基的缘故，也就是缺少所谓较高的裁制（Higher Sanction），只能靠现世的恐惧与希望作为劝善和惩治的基础。
耶稣会士们还对中国的道德赞誉有加，《好逑传》更被认为是提倡道德维持风化的杰作。虽然珀西在英译本的献辞里对此也有同感，但出于对耶稣会士中国观的不满，他也同样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两次批评《好逑传》的作者，以为未尽劝善的责任：描写铁中玉的粗亵和侮慢女性；描写水冰心的狡猾。他指责铁中玉：“在妇女地位被压制到如此卑贱的地方，男人们不肯直接承认对女性的那种温柔谦敬的爱情，当然是毫无诧异的事情；一个国家，在其他方面可谓文明雅洁，而在这方面却与最野蛮无礼的民族相同，也是毫不感到诧异的事情……如北美的最野蛮的部落，其对待妇女，亦与中国人心理相同”。（英译本第1卷第129页）珀西说中国人之所以佩服水冰心的狡猾性情，是因为中国人自己也是狡猾的一族：“世上民族中要数中国人最诡谲狡猾，因而自然也会被人们疑为他们本身就很崇拜诡谲狡猾的禀性。读者们大抵已经觉得这些品性在水冰心的人格上举足轻重；《好逑传》的作者却以为她是诸德兼备的纯全榜样。”他还说：“中国的道德，虽然被人家赞许为清纯高洁，但明显地仍短拙于基督教的道德”。（英译本第1卷第129页）“只要对照一下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则作者（《好逑传》的作者）的道德观念，极为可悲；基督教力倡宽恕人的过错和以善报德……孔子虽明此理……然而也没有坚决地将之视为人人谨守的道德规范；同样也没有标举（上天的）制裁为道德根基，又缺乏中正的动机，以此来极力劝喻人们遵从此理……”（英译本第2卷第51～52页）
由此而来，珀西眼中的中国人是：对于妇女是没有虔敬的态度的；虽然有礼貌而内心不诚实的；狡猾而不勇敢的；孝亲过度近于偶像崇拜的；非用武力不能统治的。那么，在珀西看来，中国人的最高理想与希望是什么呢？权势和钱财！“在中国这是人们所极为仰慕的两样东西，因为有权有钱，则凡令此生安乐可爱的，都可以获得；而中国人的眼光，又是望不到此生今世以外的，凡是这种人生观大为流行的地方，又缺少良心尺度，那么，欺骗、伪善和腐败也必定在那地方同时流行，这本是自然而然、毫不足怪的现象”。（英译本第2卷第169页）
珀西正是通过以上这些方面，逐一撕破了耶稣会士们所精心绘制的那幅令人神往的中国图画，似乎那里不再存在着纯净的宗教，开明的政治，齐备的法律，优越的道德。当然他的这些看法我们也并不奇怪，因为他编译《好逑传》注释时虽然参考了耶稣会士李明、杜哈德的书，但主要的却是乔治·安森的《环球旅行记》。随着《好逑传》英译本在欧洲大陆的重印，他的中国文化观也不断传播着，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法因此否定其编译《好逑传》的功劳，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摆脱一般欧洲人所常有的成见和偏见，而无法发掘中国文化的深层面。正如陈铨说“虽然白尔塞（按：即珀西）有眼光有见识，他还差一种直觉的能力，要有了这一种能力，才能够深入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白尔塞的观察是一种知识的观察，而不是一种智慧的观察，所以他看得见中国精神的形式，而没有看见中国精神的内容。”
珀西于1762年还出版了两卷《中国杂录》（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第一卷里有四篇：《中国语言文字论》（A Dissertation on th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一个中国作者的道德箴言》（Rules of Conduct by a Chinese Author，译自法国耶稣会士P.Parrenin）；《赵氏孤儿本事》（The Little Orphan of the House of Chao：A Chinese Tragedy，据《中国通志》里马若瑟的原译）；《中国戏剧论》（On the Chinese Drama，据赫德《诗歌模仿论》另加发挥）。其中第一篇里珀西认为中国文字既然几千年来还保持着原有的形象，那最好把它抛弃，越早越好，改用希腊文字，只有如此，中国文学才会有所长进。第四篇里珀西转录赫德所做的一篇文章，文中将中国戏剧与希腊戏剧相比拟，而珀西自己则说赫德过奖中国戏剧了。
《中国杂录》第二卷也有四篇：《中国基督教会实录》（Authentic Memoirs of the Christian in China，德国人J.L.Mosheim原著）；《中国的园林艺术》（Of the art of Laying out Gardens Among the Chinese，钱泊斯原著）；《北京附近的皇家园林》（A Deion of the Emperor’sGarden and Pleasure Houses Near Peking，王致诚原著）；《皇太后六十寿辰纪庆》（A Deion of the Solemnities Observed at Peking on the Emperor’s Mother Entering on the Sixtieth Year of HerAge.法国耶稣会士P.Amyot原著）。另外，珀西还将杜哈德《中国通志》（凯夫的英译本）里的《庄子劈棺》的故事，经过润色一番收入他的《妇女篇》（The Matrons，1762）里。这一故事来源是《今古奇观》里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欧洲作家除珀西外，还有伏尔泰、哥尔斯密等人均曾将之改编进自己的作品里，并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