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出版界觉得这部《中华帝国全志》有利可图，于是就有两位争着翻译：一位是发行《君子杂志》的凯夫（Cave），一位是以印刷出名的瓦茨（Watts）。由于后者抢先一步，请了一位翻译大家节译出版，并颇受欢迎，因而引发凯父在《君子杂志》上对此译本大肆攻击。并请约翰逊协助。这时候的约翰逊，其实就是雇佣文人。他常常以每小时一千八百词的速度马不停蹄地为《君子杂志》或其他书商赶写各式各样的文章。据说凯夫曾请约翰逊和某客人一道进餐，约翰逊由于衣衫过于褴褛，在吃饭时只能躲藏在屏风背后。
约翰逊对中国，本来早就发生兴趣。葡萄牙神父杰洛姆·洛伯写了一本《阿比西尼亚游记》（A Voyage to Abyssinia）。1735年，约翰逊将这本书的法译本节选后译成英文，在其序言里他对中国人及其工艺非常赞赏。1737年左右，正为《中华帝国全志》与瓦茨闹纠纷的凯夫，请约翰逊为《君子杂志》撰稿，于是他对《通志》也就发生了兴趣。晚年，他的门徒鲍斯威尔要读有关中国的书籍，约翰逊就劝他起码要翻翻杜哈德的书。
《君子杂志》上的文章都没有署名，所以我们无从确切知道哪些出自约翰逊之手，何况约翰逊又很少提到他早年所写的文字。鲍斯威尔《约翰逊传记》记载的1738年的事情中，提到约翰逊给凯夫的一封信，其中说：“中国故事已经折好，你可以送去（付印），我不知道你对它还要作何改动。”可是这封信上没有署上年月日，只表明“星期三”的字样。从1736年到1742年《君子杂志》上载着十一条关于中国的故事，记的是严父、慈母、孝子、烈女、忠臣一类的东西。那时凯夫正在刊印《中华帝国全志》，为广告计，常把译文先在杂志发表，并请约翰逊润饰。约翰逊写文章，喜欢用一些抽象字、拉丁字、长句子、排调，在文章上自成一派。哥尔斯密说过，要是请约翰逊做小说，小鱼口中也会说出大鱼的话。的确，约翰逊早期的著作里，就有不少这样一种“大鱼的话”。这在《君子杂志》里的中国故事里也能读到。
1738年7月，约翰逊以读者的名义给杂志编者写信，称赞中国文明，说中国的古代文物、中国人的宏伟、权威、智慧，及其特有的风俗习惯和美好的政治制度，都毫无疑问地值得大家注意：
当他读了中国圣贤们道德的格言和智慧的训导，他一定会心平气和，感到满意。他会看到德行到处都是一样，也会对那些胡言乱语的人更加鄙视；因为那些人断言道德不过是理想，而善与恶的区别完全是幻梦。
但是当他熟悉中国的政府和法制以后，他能享受新鲜事物所能引起的一切快感。他发现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国家而感到惊奇。在那里，高贵和知识是同一件事；在那里学问大了，地位就高，而升等晋级是努力为善的结果；在那里，没有人认为愚昧是地位高的标志，或以为懒惰是出身好的特权。
当他听到那里有关忠臣的记载，会感到更加惊讶。那些忠臣虽似不很可信，但在那个帝国却一再出现，竟敢指出皇上对国家法令没有遵从，或在个人行动有所失误，以致危及自身的安全或人民的幸福。他会读到帝王听到了那种谏议，对大臣不冒火、不威吓、不训斥，也不以坚持错误为尊荣，而以中国帝王所应有的宽宏大量，心甘情愿地按照理性、法令和道德来检查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不屑使用自己的权力来辩护自己所不能辩护的东西。
他在这里说，读了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使人产生两种感觉：一种是满意，一种是惊讶。使人满意的是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使人惊讶的是中国人的政治制度。
现在看来，约翰逊当然是把中国的事物理想化了。不过这种理想化的情形在17、18世纪的英国，并不在少数。中国圣贤的道德训导、中国的政治体制，尤其是文官晋级制度和御史谏议制度，受到了多数人的赞扬。在以上这段引文里，约翰逊表面上谈的是中国的事情，实际上针对且批评的是当时乔治二世的英国现状——有些人不讲道德，不辨善恶；升等晋级凭借的不是自己的学识；帝王高高在上，听不进大臣的任何谏议，等等。
约翰逊读了《通志》上那些中国圣贤的格言，顿觉得这些训导放之四海而皆准。他痛恨当时宫廷的腐败，见了通志上讲的贤人政治，不由得心悦诚服，叹为观止。特别使他惊讶的是中国的监察御史制度。
我们知道，检察官和御史制度在我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是很重要的一环，而且源远流长，一向有清涤政治污弊的效用。自西周秦汉以下长达二千余年的时间中，我国监察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御史制、检察官制、台院制以及都察院制等四个重要阶段。早在秦汉时代的监察组织包括御史和谏官，御史帮助君主考核百官，谏官则针对君主匡正违失，上下相对，相辅相成，使监察制度发挥了良好的功能。
中国的这种御史谏议制度令西方人心仪神往，不少来华传教士在其著述里予以颂扬。比如利玛窦就说中国“还有两个我们的人民所从未听说过的等级。他们是科里（Choli）和道里（Tauli），各有六十位以上经过挑选的哲学家，都是谨慎可靠的人，而且已显示不平凡的证明是忠于皇上和国家的。这两种官员是皇帝专门为处理朝廷及各省的重大事项而设立的，皇帝委他们以重大的责任，他们因此受到尊敬并有很大的权威。他们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因为他们在认为有需要时经常向皇上报告各地的违法事件。没有人逃得过他们的监视，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因为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皇上到了使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所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
杜哈德《中华帝国全志》上对中国的监察御史制度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约翰逊读后认为，中国政府虽然在形式上是君主制，但君权却受谏议官的制裁，因而在精神上可以说体现的是民主共和。约翰逊认为这一点尤其值得英国人注意。约翰逊文章论中国政治当然心中影射英国政治，此处即暗示英国政府的黑暗。那时英国的首相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专权，钳制舆论，关闭了很多反对党的报纸。于是有不少人就借用中国人的故事发表议论，诋议朝政，更有人主张英国应当采用御史制度，设立谏议大夫。1737年间，《君子杂志》还刊载过中国的谏议文件。当时伦敦还有一种小型报刊《工匠报》（Craftsman），是由当时很有名望的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创办的。这位勋爵本与首相同党，后被挤出“在朝党”。因而他办了一个小型报刊，目的就是抨击批评首相沃尔波尔集团。1739年10月20日出版的《工匠报》第693期上有一篇文章，也竭力称许中国的谏议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值得在英国推行，特别是当国王是个暴君或国王被搬弄是非或被残忍贪婪的人团团围住时。约翰逊博士赞赏中国的政治制度，目的如出一辙，另外他还有不少其他文章均有意无意地替反对党或在野党张目。
1742年凯夫的《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终于全部出齐，各方面在总体上均优于瓦茨的那种版本。这时，约翰逊又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君子杂志》第12卷上。文章有三节，第一节除再次阐述《通志》英译本的正确可靠以外，还叙述了中国的历史年历系统；第二节是一篇孔子小传，第三节则是《通志》的篇目。其中最有趣的当然是关于孔子的小传，可见他对孔子的态度。这个小传的根据是《通志》，与作者后来所写的《诗人列传》一样，先叙写传主的生平，其次谈他的思想，最后论述他的著作，条理十分清楚。小传在字里行间，处处点缀着严肃而又不失幽默的按语。如小传上说孔子“在陈绝粮而弦歌不辍”时，约翰逊说“孔子善于克己，这种挫折当然算不了什么，因为他既能不享乐，当然也自能不怕吃苦的。”孔子说：“吾未闻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凯夫的译文与原文稍有出入：“我没有看到过一个喜爱德行的人能像淫逸之徒追求欢乐那样。”约翰逊加了一个按语：“这句话说得异常真实，可是又说得异常严重”。
《约翰逊传》上还记载了另一件约翰逊论生死的话。孔子有一次对门徒讲“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凯夫的译文出入较大：“你还没有学会怎样好好地生，而你现在要知道怎样好好地死？”约翰逊叹道：“这一句话就是教你怎样好好死”。约翰逊同孔子一样，不爱谈身后的事。因为身后事是“不可知”的，他最恨这个不可知的问题。有一回，门徒鲍斯威尔问他，死神来到时，要不要硬着心肠。他听了，大为生气，说：“用不着，随它去。重要的不是如何死，而是如何生。死没有什么了不得，一下子什么都完了。”他又神情甚为恳挚地说：“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必然的，只得由它，乱吵乱闹没有什么用处。”鲍斯威尔还想就此问题继续谈下去，可是他气极了，一阵子狂吼，说：“不要再谈了。”这几乎把鲍斯威尔吓倒，并且要鲍斯威尔走，还严厉地对这位门徒喊道，“明天不要见面。”当然到了明天，两人又见面，谈了几句后，又重新和好了。
约翰逊在小传中最后总结孔子的学说有这样一句话：他的整个学说的倾向是在于宣扬道德性，并使人性恢复到它原有的完善状态。这显然依据的是当时《论语》注疏家的说法。约翰逊本人是个大道德家，他曾说过：“在现今的风气里，唆使做坏比较引导向善的事来得多，所以若有人能使一般人保持中立的状态，就可以算做了一件好事。”
茶杯子里的风波
茶对英国人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英国人在生活上最大的享受，莫过于在起床前倚在枕头上喝上一杯热茶了。当一个英国人不喜欢什么的时候，通常说的一句就是：“这不是我那杯茶。”19世纪的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曾经慨叹道：“为了喝到茶而感谢上帝，没有茶的世界真难以想象——那可怎么活呀！我幸而生在有了茶之后的世界。”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的信息首次传到西欧，多半是经过了阿拉伯人。最早将茶运到欧洲的是荷兰人。约在1650年，茶进入英国。茶在英国开始时也叫做CHA，直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上层社会受法国影响，才按中国福建方言发音叫做TEA。从1651年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将茶运到欧洲市场上销售。但是，饮茶习惯的养成，在欧洲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1660年，英国查理二世复辟，他的妻子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带了好几箱茶叶作为嫁妆来到英国，于是饮茶成为宫廷生活的一部分。1664年，英国开始直接进口中国茶叶，从这时候起，在英国水手自东方回国时，都会带几包“奇怪的树叶”回去馈赠亲友。1660年上等茶叶每磅售价10英镑，只有王公贵族才能消费，到了18世纪末茶叶售价随进口剧增，其价格逐渐下降到普通平民也能消费，最终形成了英国社会上下嗜茶如命的风气。1799年，有一位伊顿爵士写到，任何人只要走进伦敦西南随便哪家贫民住的茅舍，都会发现他们不但从早到晚喝茶，而且晚餐桌上也挥盏豪饮。英国人还逐渐养成了在茶中加糖的习惯，以至于1767年，有一个名叫阿瑟·扬的人，在《农夫书简》中抱怨说，英国花费在茶和糖上的钱太多了，足够为四百万人提供面包。
随着对茶叶需求的增长，经营茶叶成为一桩好买卖。166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将茶输入本国，同一年英国法律禁止茶从荷兰进口。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获取更大的利润，竟然想把中国茶叶移植到印度殖民地。1792年英使马嘎尔尼率团访华，由于使团费用由东印度公司支付，所以马嘎尔尼也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的训令，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他设法获取中国茶叶品种及种植技术方面的情报。外交使命失败后，马嘎尔尼一行在离开北京南下返国途中，就一路搜集过中国茶树的标本以及茶叶栽培的技术情报。
正是由于英国上自王公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要喝茶，茶叶进口量猛增。1756年，有这样一个名叫汉威（Jonas Hanway）的大慈善家，他的慈善行为之一是建立过一所孤儿院，只要你到伦敦西敏寺去，就能看到别人为他立的碑石上有这样的记载。这位汉威还有点古怪的脾气，据说他是第一个撑着雨伞在伦敦大街上走的人，要知道在当时，男人用雨伞是会被看做有些腻味的女人气，没有人不笑话你。汉威博士发表了一篇同样古怪的文章《茶说》（An Essay on Tea）。他看见英国各地，上自王公，下至仆役，都爱喝茶，不觉大吃一惊。他认定武夷、熙春、龙井、雀舌、小种、工夫之类，都与健康有碍。他统计茶叶输入，在18世纪初年，每年约70万磅，到了中叶就超过120万磅。他说，英国有7万个娱乐场所，要是这7万家有三分之一买茶，饮茶的每10人害死一人，那么每年死亡777人，20年后，英国人口就得减少6万！
汉威还说，饮茶也阻碍生产的发展，把国家弄穷了，同时，对健康有害，对妇女们的天生丽质有破坏作用；还说，没精打采、消化不良、疲惫、懒惰、忧郁之类，都与饮茶有关系。因此，提倡戒茶，并从太太小姐们做起。他于是乎提议，凡是戒茶女子，由政府奖励，并建立铜像石像，以表彰她们利国利民的明智之举。
饮茶把国家弄穷了，这是从贸易逆差角度考虑的，或许并没有什么错，后来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也有中国茶叶的原因。至于说到饮茶能够害死人，对健康有害，则是不实之词。欧人对茶叶的保健功能早有耳闻。利玛窦的著作里就提及那种称之为“茶”的著名饮料，也说：“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即使经常饮用也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1545年前后，意大利地理学家赖麦锡（Ramusio）在其《游记丛书》（NavigationietViagi）里通过波斯商人之口，介绍了中国人用茶叶治病的习惯：“土人取叶，或干或鲜，和水煮之，饿腹时饮一二杯，可祛热病、头痛、胃痛、腰痛、骨节痛诸病。唯须极热时饮之。此叶几可治疗百病。病名一时难记，病风亦其一也。咽食太多，觉胃不舒畅时，仅将此汁，略饮少许，片时即愈。土人极宝贵之，出门旅行时，皆携带少许，预防疾病……”据英国汉学家玉尔（HenryYule）爵士称，这是欧洲文字中第一部记载中国茶叶者，茶的保健功能也因此不胫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