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威的那篇《茶说》同时被约翰逊和哥尔斯密两人看见，后者看了虽然不高兴，却只说饮茶是人们正当的享受，它又不是什么烈性酒料，何至于这样那样的大惊小怪！而约翰逊则没有这样平静，他怎么也看不下去，就给《文学杂志》（Literary Magazine）写了一篇书评，老实不客气地把汉威痛加驳斥。文章末尾谈及自己的饮茶经验。说自己就是个饮茶大家，白天喝茶咽饭，傍晚喝茶解闷，夜半喝茶提神，二十年茶炉没有冷过。汉威当然不服，二人展开答辩。可谓“茶杯子里起了风波”。
约翰逊为驳斥汉威说的那些话，免不了有些过火，不过他的喝茶确实是有名的。他酒量有限，但茶量却相当可观。他五十六岁以后，断了酒，只喝开水、柠檬水和茶。晚年，他住在一户人家里，最喜欢的就是喝茶谈天，谈话上了劲，往往不住地狂饮。这家女主人有时装着笑脸说，博士的茶也该喝够了吧；博士回头，冲她一笑，说再喝一杯又何妨，说罢咕咕作牛饮状。有一次，他一连喝了十一杯茶，人家说，再来一杯，就满一打了。他说：好吧，再来一杯。还有一回，他与鲍斯威尔一起到北方游历，路过爱丁堡时，就宿在鲍斯威尔家里，人家仰慕博士大名，纷纷前来拜候，他就老脾气发作，多烦鲍斯威尔太太倒了半天的茶。
18世纪与约翰逊同时代的一位英国勋爵说：“尽管茶来自东方，它毕竟是绅士气味的；而可可则是痞子，懦夫，一头粗野的猛兽。”由此看来，在那时茶是代表中国文明的。据说那位惊世骇俗的诗人拜伦写过一首“为中国之泪水——绿茶女神所感动”的诗。而后来在二战期间，茶叶供应异常紧张，而中国绿茶更是稀世之宝。对此萧乾回忆到：“那些年想喝地道的红茶就只有去广东人开的中国餐馆。至于龙井、香片，那就仅仅在梦境中或到哪位汉学家府上去串门，偶尔可以品尝到。那绿茶平时他们舍不得喝，待来了东方客人，才从橱柜的什么角落里掏出。边呷着茶边谈论李白和白居易。刹那间，那清香的茶水不知不觉把人带回到唐代的中国。”
文明人？野蛮人？
约翰逊早年发表在《君子杂志》上关于中国的文章，对中国颇多赞誉。杜哈德著作的英译本全部出版后，约翰逊即在《君子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叙述这本书的内容加以评注。他讲到伏羲、神农、黄帝教民的事迹，加注道：“可见，中国古代的‘英雄’，犹如希腊罗马的神一样，都是教导人们使用生活的工具的。”还说中国人要熟读四书，而西方教徒的一部《圣经》，虽然是他们进天堂的指导书，却不要熟读，这岂不是怪事情？我们看前面引的那几段颂扬中国的文字，表面上讲的无非是中国的政治如何清明，道德观念如何高超。如此看来，中国人不但是文明人，而且还有点像是乌托邦人。其实这些话都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如他说：“在那里（中国），没有人认为愚昧是地位高的标志，或以为懒惰是出身好的特权。”这分明是在讽刺英国的大人物和世袭贵族。又说，那些胡言乱语的人“断言道德不过是理想，而善与恶的区别完全是幻梦。”这更是抨击英国朝政的腐败和无能。当时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大行贿赂开道，结党营私，招来反对党人的大肆攻击。约翰逊虽然没有多少党派色彩，不过从小对乔治一世、乔治二世有些成见，因而也加入到了反对派的行列。这时候就借了杜哈德《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去替中国鼓吹。
当然，约翰逊绝不是一个中国文化无原则的颂扬者，他有他的分寸和目的。英国著名的园林艺术家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是约翰逊的朋友。1757年，钱伯斯出版了他的《中国房屋、家具、服饰、机械和家庭用具设计图册》。那时中国的建筑、家具、园艺等在欧洲风行一时，变成了一种“狂热”。屋子里有了中国式的装饰，花园里有了中国式的山水，舞台上有了中国式的布景。不过普通人对中国工艺并没有真正的了解，总是把中国式和哥特式混为一谈。钱伯斯曾到过中国，把他所见过的中国建筑式样记下，后来就收入他的这本《设计图册》内。本书出版后立即风行全欧，不少艺术史家就把18世纪“中国风”（Chinoiserie）之流行，无论是非功过，均归于钱伯斯。据说，钱伯斯此前曾将手稿送请约翰逊博士审阅。据鲍斯威尔的记载，约翰逊对此十分赞赏，说这部书不需要补充或修改，只要写几行引言就行了。于是约翰逊写了几行引言：
要恰如其分地赞扬，既不少也不多，这是不易做到的。中国学术、政策和艺术已经受到无限的颂扬，这表明了新颖的事物有多么大的吸引力，而尊敬又如何容易变为钦佩。
我完全不希望被说成是中国人优越性的夸大者。我说中国人是伟大的或聪明的，那只是把他们同周围各国人民比较而言；我不想拿他们同我们这里的古人或今人相比；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是一个突出而独特的民族；因为他们独处一方，同所有文明各国是隔绝的，而在没有先例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改造了自己的各种艺术。
从这里我们可以充分地认识约翰逊及当时人对中国的基本态度，应该说还是比较理智的。要知道，约翰逊对外国人向来不说好话，内心里有一肚子的偏见。他住惯了伦敦，就觉得伦敦以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多大价值。他曾说过，要是你厌倦了伦敦，就是厌倦了生命。他编的一本《英语辞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上也说过这样的话，雀麦（barley）在英格兰是给马吃的，在苏格兰是给人吃的。他看不起苏格兰人，至于外国人就更不用说了。
这或许是历史上英格兰人的典型心态。有位英国作家在回答“英格兰人怎样看待别人”时说：他们对外国人的看法非常简单，离开首都伦敦朝任何一个方向走得越远，那里的外国气就越浓；而提到他们对不列颠岛上的那些邻居的态度，英格兰人就坚定不移地毫不怀疑自己天生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这不是狭隘的偏见，而是一种科学的结论；在他们看来，爱尔兰人从最好的角度说是极端古怪，从最坏的角度看则是疯狂，威尔士人虚伪奸诈，苏格兰人固执而又吝啬。因此，对于英格兰人而言，“外国人”的概念从他们自家门口街道尽头的某个范围之外就开始了。
约翰逊对法国人、美国人、苏格兰人都表示鄙夷，而能对中国表示一点尊敬，已经算是个例外了。这种例外对约翰逊来说，也并不多见，因为还有完全相反的情形，即把中国人连同所有东方人一样都称为野蛮人。这段“见解”出自1778年5月8日他与鲍斯威尔的一段谈话之中：
约翰逊说：“东印度人是野蛮人”。（那时说东印度人，意思里是包括东方人全部）鲍斯威尔解释道：“先生，你得除了中国人”。约翰逊说：“不，老兄。”鲍斯威尔问道：“他们不是有美术么？”约翰逊答：“他们有的是土器。”鲍斯威尔又问：“他们的单音文字，先生以为怎样？”约翰逊答道：“他们没有字母，别的国家有的，他们没有。”鲍斯威尔辩解道：“他们字量多，学术也比人家高明。”约翰逊说：“中国文字简陋，学术研究，只得比人家困难；好比用石刀砍树，总要比用斧头费力啦。”
这里对中国的看法我们当然不能苟同。不过有这种说法也并不奇怪。这首先要考虑当时谈话的情景。我们知道，约翰逊最喜欢辩论，最喜欢把别人驳倒，至于他的议论是否完全合理，那是另一回事。而且约翰逊谈话时，往往先有结论，才找证据，有时证据不完全，他就摆出霸道，大吼一声，硬是把人家压倒。在这段对话里，不幸的是中国也处在他所说的东印度范围内，这样一来就给了鲍斯威尔一个机会，因为当时欧洲的中国文化热尚未退潮，你怎么能说中国人也是野蛮人呢？这难道不是要约翰逊博士下不了台吗？到底是约翰逊，他才不会让步呢。可是不巧的是鲍斯威尔步步紧逼，而约翰逊他老人家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哪有低头的道理。如此就越说越武断：中国没有美术，只有土器；没有字母，只有呆笨的方块文字；而中国的学术也就跟着不行了。
约翰逊对中国的长城颇有兴趣。他说：“秦始皇因为要防御匈奴，筑万里长城，至今犹存。筑此城的时候，用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壮丁，五年就工程告竣。全世界的建筑没有能够同长城比拟的，起自海中突出的一座土垒上，蜿蜒而西，经三大省，有地方好似天险，人迹罕至……传闻当初用船只装铁，沉入海底，做城的根基，砖石都用胶泥黏紧，要使钉子也锥不进一只，不然那工匠就得受死刑。……”在《论金字塔》里又说；“就（中国）长城而言，要说明其建造的动机那是很容易的。它保护了一个富裕而畏怯的民族，使其免受野蛮民族的进犯。这些野蛮民族工艺技术方面的愚笨使得他们容易依靠劫掠而不是通过辛勤的劳动来获得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不时大举进犯人们从事和平的商业贸易的聚居地，犹如鹰隼扑向家禽一般。他们行动迅猛，行为凶残，使得建造长城很有必要。而他们愚昧无知，又使得长城果然御敌有效。”
鲍斯威尔在《约翰逊传》里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次他（约翰逊）说到遥远的国家去旅行，特别起劲。他说，这样旅行可以开拓胸襟，提高身价。说到中国的长城时，尤其有兴趣。我（鲍斯威尔）就乘机说道，我有儿女需要照料，要是没有这个牵累，我真想我应当跑到中国去看长城。他说，‘先生，这样一来，你就做了一件大事，使你的儿女出名。他们会从你好动的精神和好奇的心理上得到一些光彩。人们总会说，他们的老爷子曾经看到过中国的长城。这是真话，先生。’”
除了长城，约翰逊还对中国瓷器青眼有加，这也是当时的风尚。我们知道，中国瓷器向为欧洲人所珍爱。利玛窦介绍中国最细的瓷器产自江西，这些瓷器在欧洲“受到那些欣赏宴席上的风雅有甚于夸耀豪华的人们所珍爱。这种瓷器还可以耐受热食的热度而不破裂，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如果破了，再用铜丝焊起来，就是盛汤水也不会漏。”在中国江西饶州、景德镇居住过的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在1712年9月和1722年1月发往欧洲的信中，详细地介绍了制瓷技术，具体叙述了瓷器的成分、品种、品质、色彩以及揉捏、上釉、烧烤、控制温度等工艺。
但是，约翰逊虽然承认中国人能够制造瓷器是一大长处，但又说中国人用方块字而不能和其他民族一样发展出一套字母来，这是落后的表现。他根据杜哈德《中华帝国全志》里的一段文字记载还提醒大家注意：流利和正确地书写汉文方块字的艺术是中国人的一种颇受尊重的本领，他们在科举时一般都拒绝那些没有达到这种水平的人。约翰逊举了个例子说有名投考举子，因为他不恰当地简化了汉文“马”字，而带有讽刺性地落选了。
关于中国文字的介绍与评价，早见于欧人的相关著述中。1575年夏出使福建的西班牙人拉达（M.De Rada），在其报告里就说：中国人的字“是迄今所知的最原始、最难学的字，因为它们是字而不是字母。每个词、每件物都有不同的字，因此即使一个人认得一万个字，他也不能读懂一切。认字认得最多的人，就是他们中最聪明的人。”法国传教士李明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字系统不如欧洲，并说就是中国人自己也钦佩欧洲语言的字母系统，如果中国的文字也能建立在欧洲的拼写模式上，那样中国的文字系统才能趋于完善。他认为中文太难学，认为中国人学认字写字就像“终身背着一副沉重的十字架”，学中文不像学欧洲文字那样可以获得收益，相反，学习如此繁杂的中国字，造成了“中国人无知的根源”，因为这使中国的学者文人除了学习文字以外没有时间从事别的学习。更有甚者，中国人自己还不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反而把读书的能力看成是有学问的标志。
当然，他约翰逊心平气和时，对中国未必有多少偏见。但是，我们知道，18世纪后期谁都来谈谈中国了，他老先生反而绝口不谈。那时，他的门徒加立克（Garrick）在舞台上排演中国戏，轰动一时，他没有说过半句话；他的朋友珀西（Thomas Percy）翻译了《好逑传》，读给他听，他没有讲过半句话；那位建筑师钱伯斯为英王母亲奥古斯塔公主在伦敦近郊经营一个植物园，修饰孔子堂，又建了一座十层高的滚龙宝塔，一时传为美谈，他也没有讲过半句话；后来那位钱伯斯又发表了一篇《东方园艺论》，几乎把中国说到天上去了，他同样没有讲过半句话。在这一方面，他好像这个时代的落伍者，再也不能像他在《人类的虚荣》（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上所说的：
Let observation with extensive view，
Survey mankind，from China to Peru.
让远大的眼光，瞻顾
人类，从中国到秘鲁。
在当时的欧洲看来，波斯、中国、秘鲁、非洲等地被称为最遥远的地方，约翰逊能想到“从中国到秘鲁”去考察人类，确实表现出了一种“远大的眼光”，只是这种眼光也不时受他的偏见左右。
3.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艾狄生、斯蒂尔对中国文化的利用
18世纪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报刊文学的盛行，这其中就有艾狄生和斯蒂尔的功劳。他俩的报刊小品对于规范散文、推进道德教化起了巨大作用。在当时欧人心目中，衡量一切东西有两个简单标准，一要有趣，二要有益。这也正是《闲谈者》、《旁观者》这两份最享盛名的杂志所企求的。而中国的道德、政治、园艺乃至中国故事，对他们来说不但有趣，而且有益，因而能起到一种旁观者清的效果。以往的英国人谈宗教、学术、政治、道德，总问希腊、罗马、希伯来的先知如何说，到了这时还要添上一句“中国人如何说？”这种观念的变化也同样与艾狄生、斯蒂尔及其所办刊物的倡导分不开。
做一个人类的旁观者
艾狄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和斯蒂尔（Richard Steele，1672～1729）是18世纪早期英国文坛的重要作家。特别是由于艾狄生在小品文方面的成就，18世纪上半叶被称为“艾狄生时代”。约翰逊博士说：“任何人若想习得平实而不粗俗，文雅而不浮华的英文风格，都必须日夜研读艾狄生的著作。”可以说，在艾狄生手里，英国小品文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艾狄生去世时仅47岁，葬于西敏寺，在“诗人角”中立有他的全身塑像。这可是一项殊荣，因为“诗人角”仅有艾狄生和莎士比亚立有全身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