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若瑟的《赵氏孤儿》法译稿通过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刊出以后，迅速流传开来，当时也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和批评。有个叫阿尔更斯（Marquisd’Argens，1704～1771）的侯爵，也是伏尔泰的好朋友，最早对《赵氏孤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批评。他以新古典主义的惯例为衡量依据，对《赵氏孤儿》违背三一律以及新古典主义其他规律与惯例的做法大加指责。而英国批评家赫德则认为这出戏在好多方面与古代希腊悲剧相似或相近，对《赵氏孤儿》多加肯定，并断言《赵氏孤儿》的作者对于戏剧作法的最本质的东西并不是不熟悉的。他认为中国作家，正同希腊作家一样，都是自然的学生。因此，尽管条件不同，情况相异，但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在作法上仍有相似和一致的地方。他说：“这一个国家，在地理上跟我们隔得很远。由于各种条件的关系，也由于他们人民的自尊心理和自足习惯，它跟别的国家没有什么来往。因此，他们戏剧写作的观念不可能是从外面借过来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些地方，他们只是依靠了他们自己的智慧。因此，如果他们的戏剧跟我们的戏剧还有互相一致之处，那就是一个再好也没有的事实，说明了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可以产生写作方法的相似。”
这里所谓“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就是赫德的“诗的模仿”学说。他认为《赵氏孤儿》是模仿自然、成功的作品，是中国人智慧的产物，是可以与古代希腊的悲剧媲美的。
不仅如此，赫德还明确指出，如果说常识（即所谓“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能够让写有简陋诗歌的中国人，同样可以进入希腊文学式样的正常轨道里去（他是以模仿希腊文学为创造的最高手段的），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个开明的国家与时代里，既有悠久的文学经验做我们的指导，又有具备高等常识的高明的批评家作为诗人们的后盾，其结果又将如何呢？有什么可以做不到的呢？
赫德对《赵氏孤儿》的评价得到了谋飞的赞赏，激发了后者对这出中国戏剧的兴趣。后来，即1751年，他得知《赵氏孤儿》在《中华帝国全志》上刊载的消息后，本想立即着手改编，但听说伏尔泰也在改编此剧，就决定等伏尔泰完成改编后，视其成功与否再作考虑。1756年4月，谋飞读到了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觉得远不如预想的好，于是决定重新进行改编。初稿当年完成，经过一番周折后，于1759年4月首演，获得成功。
谋飞改编本的依据是之前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伏尔泰根据收在杜哈德《中华帝国全志》一书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法译本，改编成题为《中国孤儿》的五幕历史悲剧，1755年在巴黎搬上舞台。伏尔泰对《赵氏孤儿》一剧非常赞赏。他主张“真正的悲剧是美德的学校”，所以在改编本加上了一个题为《孔子的伦理》的副标题。但是，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将发生在春秋年间的故事推迟到成吉思汗两次进兵中原的时候。讲的是成吉思汗入主中国后，搜索前朝的遗孤，因遗臣臧蒂藏匿孤儿便将臧蒂逮捕，臧蒂献出亲生儿子去顶替，而将真正孤儿保护起来。臧蒂的妻子奚氏不胜悲痛，向成吉思汗说出真情。伏尔泰改编本中仅写了搜索和搭救遗孤的事，这也是古典主义悲剧三一律的要求。奇怪的是，伏尔泰在改编本中添加了一段爱情插曲。原来多年前，成吉思汗一度在中国避难时已经结识臧妻奚氏，对她恋情很深。如今，他旧情难断，便向奚氏提出：如果她肯离异改嫁，藏匿遗孤案件可以不予追究。奚氏作为贤妻良母，誓死不相依从。成吉思汗为她的情操所感，不仅赦免孤儿，还决定将孤儿抚养成人，致使臧蒂夫妇惊讶不已。奚氏便问成吉思汗：“是什么促使大汗改变主意？”答：“是你们的道德。”经过这样一番艺术处理，历来西方史籍中认为成吉思汗与中国仅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便被伏尔泰改成了蒙、汉两大民族放弃恩仇，和谐相处。
谋飞对伏氏的改作，颇不满意。他认为伏尔泰没有将材料里的情感发挥至极。他说伏尔泰在第二幕里……像个划船的人，卖尽力气之后，忽然乏气。……热情的焚烧，忽然冷落；无限的兴趣，忽然消沉；热烈的母爱，正挂念着营救孤儿，忽然变为冰冷的心情，去回述故事；爱情的表现，竟会按部就班，而粗豪的征服者，顿然变成了温文尔雅的法国式的骑士。
为了让剧情更能吸引观众，避免像伏尔泰那样专注于对中国道德的颂扬。为此他在保留角色的基础上，重新安排了剧情，变化出了一些新花样。在伏尔泰的作品里，孤儿是个婴儿，而在谋飞的剧中则是一个能够行动、能够说话、有面态表情的成年男子。因为谋飞以为婴儿在舞台上，不能行动，不能说话，不能有面态表情，这样极难引起观众的同情。谋飞也认为法文《中国孤儿》最显著的不足就是，有兴味的动作太少，冗长的对话太多。所以他在改作时极力增加一些热情有生气的动作。而且动作之中，有很多的拥抱、晕倒、跪拜、洒泪等等行为，台上的声音则有呻吟、军号、步伐，与受刑者的呼号。此外还有雷声、电火等声音，为剧情渲染气氛。
谋飞再次改编后，剧情便成了这样：原来，铁木真（Timulkan）在二十年前征服中国，杀尽前朝皇族，仅有一年幼皇子幸免，但他始终未能获得民心。这个名叫若非列（Zaphimri）的遗孤被大臣臧蒂（Zamti）从铁木真的屠刀下救出。为了保护遗孤，臧蒂将亲生儿子艾顿（Etan）改名哈麦特（Hamet），悄悄送往高丽，同时将若非列改名艾顿，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精心抚养。二十年后，哈麦特在高丽参加反抗铁木真的叛乱，不幸被俘。铁木真怀疑他就是一直下落不明的皇帝遗孤，打算把他杀死。臧蒂出于对先帝的忠心，宁愿牺牲亲生儿子也要保护先帝遗孤。但臧妻曼达美（Mandame）难以接受如此巨大的打击，在忠君与母爱两种感情的折磨下，欲言又止地吐露了部分真情。铁木真据此推断，艾顿可能是真正的皇子，于是逼迫臧蒂说出实情。臧蒂在暴君面前只字未露，却悄悄将真情告诉了艾顿和哈麦特，两人方知各自的真实身份。为了不让对方替自己屈死，两人都坚称自己是真正的皇子。铁木真对臧蒂夫妇施以毒刑逼供。臧蒂有个挚友叫米尔望（Mirvan）是个汉人，在此紧急关头，他不顾自身安危，设法将铁木真的大将们调到远离首都的草原，使铁木真成了孤家寡人，并谎称艾顿（即遗孤）已经被杀死。铁木真索要首级，米尔望却将身带利器的若非列引来面见铁木真。一见面，两人便拔剑相向；在一阵恶斗中，铁木真被杀。此时臧蒂已经因受刑过重而奄奄一息，他对若非列交代了遗言后放心地闭上了眼睛。其妻则经受不了丧夫和自责的双重痛苦，拔剑自刎。
其实，谋飞的改编本在角色名字、台词，戏剧场面，以及说教意味等方面，均与伏氏作品难脱干系。比如，伏尔泰《中国孤儿》有个副题叫“孔子的伦理”，谋飞的改编本虽取消副标题，但另有一个出自桂冠诗人怀特海的序幕，其中说：“希腊与罗马，不用谈了。到了这年头那些陈旧乏味的东西早已过了时候；就是加上一些不相干的玩意，在观众看来，依旧是索然无味，至于庄严的行列，配上徐缓的音乐，谁也不再留意，好比纪念市长的节日。今天晚上，我们诗人附着老鹰的翅膀，为了搜求新颖的品德，飞往日出的地方，从中国的东海之滨给咱们英伦人士勇敢地带回了一些孔子的道理。”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与伏尔泰的改编本相比，谋飞此剧故事情节与元杂剧原本颇多相似之处。比如，伏尔泰改编本只保留了搜孤、救孤两出戏，而谋飞剧作除此外还有除奸、报仇两出内容。伏尔泰笔下的成吉思汗形象随着剧情内容进展而不断变化，由野蛮的征服者，一变为足智多谋的政客，再变为柔情蜜意的骑士，最后则成为一个以仁义道德自居的正人君子。而谋飞剧中的铁木真，自始至终是个征服者形象，就像《赵氏孤儿》里的屠岸贾始终是个压迫者形象一样，他始终都没有受过所谓中国文明的洗礼，始终是个任性好杀的莽夫。比如第五幕第一场里有这样一段展现铁木真张狂叫骂的情形：
把那些奴隶们拖出来，早早行刑处决。
我极不喜欢这无聊的迟缓；我心中如火，想快快地，
亲眼看见他们哮喘而死，他们在苦水里辗转撑持。
至于谋飞戏里的那个孤儿，颇有点像赵氏孤儿。可见，马若瑟的法文译本和赫德的批评，对谋飞的改编起了很大作用。
当然，就文学价值而言，谋飞此剧并不突出，尤其是作品语言大多呆板牵强，其鲜活程度还比不上十八年前哈切特的那部诗剧。而且主要笔墨是描写臧蒂夫妇的爱子之情，英国观众对此等情形难以深切感动。
谋飞的改编本里特别突出了民族矛盾。前朝遗孤报了国恨家仇，忠心爱国的臧蒂夫妇赴义就死，征服者铁木真也得到应有的下场。人物的命运与民族矛盾息息相关，而作者的用意乃是着眼于英国现实。该剧在伦敦首次公演是1759年，时值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的第三年。法国欲并吞英国在欧洲汉诺威的领地，并坚守自己在北美洲、东印度既得的殖民地；英国则四面出击，企图削弱法国势力，并夺取后者的海外殖民地。英国兵力分散在由北美、欧洲大陆、地中海，直到印度的漫长战线上，战争初期军事累遭失利。连本土也一度险遭侵袭，因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私下与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签订《皇家密约》，挑唆西班牙对英宣战，联攻英国本土。而英国时局不稳，国王乔治二世在战争的第四年去世，乔治三世是个孤儿，1760年继祖父之后登上王位时，年仅28岁。党派之争让动荡不安的内政更加波涌云诡。但是，乔治三世少年壮志，内忧外患中颇有一番振兴邦国的抱负，因而伦敦公众及商贾对他寄予厚望。谋飞改编的《中国孤儿》正迎合了当时的英国政治潮流与民众心理。谋飞本人因之红极一时，竟被尊为爱国主义的大师。该剧1759年4月底起在伦敦的德鲁里兰剧院（Drury Lane Theatre）连续公演九场，剧院为它的演出特别制作了名贵的中国布景，合适的中国服装，舞台上的中国色彩令英国观众大开眼界，赏心悦目的同时也大受鼓舞。而英国最终也确实赢得了七年战争的胜利，一跃而成为海上霸主。
就在谋飞这个剧本初次演出的那个夜晚，英国文人哥尔斯密便在座位上叫好，后来又在《评论月报》上再行捧场，盛赞当日观众万分满意的情景：
我们看到许多花园安排东方的式样，许多房屋的门面点缀着曲折的线条，许多屋子里塞满了中国的花瓶和印度的宝塔。当今，主持娱乐活动的人们既然有了这样的癖好，并且开创了一时的风气，那么，诗歌也就跟着走了，戏剧也以中国习俗为内容而与英国观众见面了，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谈到中国习俗，作者即使有了差错，也不用着急，因为读者之中能辨别真伪的人毕竟只占少数。
以后的60年间，谋飞的这本剧多次在英国舞台上反复演出，甚至横渡大西洋，在美国费城、纽约等地上演过多次。以至到了18世纪末期，人们皆以为《中国孤儿》是谋飞的创作，既不知晓首译者马若瑟的大名，更遑论纪君祥其人了。
5.好一个“世界公民”——哥尔斯密信札里的中国思想文物
18世纪的文人最重视口才，那位大名鼎鼎的约翰逊博士因之扬名。哥尔斯密什么都会，就是有点笨嘴拙舌，长相又丑陋，因而老是被人家开玩笑。好在他性格温和，乐善好施，尽管一生穷苦，且好幻想，又会做文章，他的散文在那个世纪里别具一格。约翰逊说为文造词的应该日夜读艾狄生，其实他自己就没能学到，倒是经常被他说坏话的哥尔斯密学到了。哥尔斯密的文章有艾狄生的清新，又比艾狄生自然，加之他又是个爱尔兰人，有天赋的机警与幽默，什么东西经他点染，顿时妙趣横生。他更为人称道的是立志做一个“世界公民”，利用中国的思想文物来支撑他的信念正是他的拿手好戏，因而他最初刊登在《公簿》上的“中国人信札”，后来结集印行成一本厚厚的《世界公民》，成为18世纪利用中国材料的文学中最主要也是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中英文学关系史上很值得纪念的事情。
做一个世界公民
抛开乡土观念和民族偏见，做一个世界公民，这是何等博大的襟怀、何其诱人的理想！早在希腊罗马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普罗塔克等先哲之士，就有所涉及。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英国作家，如坦普尔、艾狄生、约翰逊等也都发表过类似的见解。还有散文家培根，他在《论善与性善》一文说：“善的内容和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一个人对异乡人宽厚仁慈，彬彬有礼，那就表明，他是一个世界公民。他的心绝不是与其他陆地隔绝的孤岛，而是与其他陆地连成一片的大陆。”他把《学术的推进》译成拉丁文后，献给后来上了断头台的查理一世，说“这本书是会传下去的，会成为一个世界公民，英文写的书办不到。”
多才多艺的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1730～1774）也不甘落后，《民族偏见》一文中，就讲到了英国人的民族偏见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绅士，戴着高帽子，有着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情，仿佛在他一个人身上集中了英国民族的所有优点，宣称荷兰人是一群爱财如命的可怜虫；法国人是一帮阿谀逢迎，溜须拍马的家伙；德国人是烂醉如泥的酒鬼，狼吞虎咽的老鹰；而西班牙人则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恶霸；只有英国人具备了勇敢、慷慨、仁慈，以及其他一切美德，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优秀。
哥尔斯密对此评论道，在所有古代的至理名言中，当一个哲人，被问起“他是哪国人”时，回答他是“世界的公民”。没有哪句话能比这句为作者增加更多的荣誉，给读者带来更多的喜悦了。我们现今变成了这样那样的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或者德国人，再也不是世界的公民。我们是这样那样某个特定地方的土著，或是某个小社会的成员，再也不把自己当作整个地球的居民，或是包容整个人类的大社会的一员。哥尔斯密说在自己的印象里，这种偏见已经被视作一个绅士的特征，因为即使一个人出身如何高贵，地位如何显赫，或是财产如何巨大，如果他不从民族和其他的偏见中解放他自己，就要冒昧地告诉他，他的思想低级、庸俗，没有权利作为一位真正的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