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征服》的另一条线索讲的是清帝的儿子顺治和一个中国汉族姑娘的恋爱故事。情节还颇为曲折。说就在清兵入关的当儿，有这么一位奇女子从四川率领一支娘子军袭击来犯的清兵。这里的情节见于卫匡国的记载，《鞑靼战纪》里说被称为“中国亚马孙”的秦良玉从遥远的四川带来了三千人马，抗击鞑靼人。可是哪知道敌手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意中人。原来，顺治少年时曾在中国内地居住过，结识了这位中国女子，并且产生恋情。后来顺治回满洲，两人被迫离散，这次不巧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相遇了。这时候，就像高乃依、拉辛的古典主义悲剧里所展示的那样，发生了责任和爱情的矛盾冲突。不过，最终当然是爱情高于一切，末了这位起初颇有爱国思想的奇女子还是投降清兵。后来，顺治做了皇帝，她就当了皇后。当然，这里所谓的爱情故事纯粹是塞特尔的虚构。《鞑靼战纪》里也只是说阿玛王继续向西鞑靼前进，在那里为他侄子顺治皇帝订了婚这样一件事情而已。历史学家当然可以指责塞特尔胡编乱造，只是作者的初衷并非要写一部历史剧，他只不过想把一些中国故事东拼西凑，编出一个当时流行的“英雄剧”，以此来迎合观众的兴趣而已。
不过，这本戏于1674年1月在伦敦演出时，并不叫座，原因也无法猜测。范存忠先生在其著作里提到一则关于崇祯皇帝自杀的滑稽表演，或许是与这本戏在舞台上的失败不无关系。关于崇祯帝自杀的戏本来应该是很紧张的一段情节。崇祯皇帝听到宫门外嘈杂的人声，知道不免一死，于是杀了女儿和妃子，然后就伏剑自尽。关键问题就出在“伏剑”上。当时扮演崇祯皇帝的演员有意要闹些别扭，先把剑从从容容地塞进鞘子，又把鞘子从从容容地放在地上，然后舒舒服服地躺在鞘子上，喊道：“我死了也”。作者见了，怒不可遏，找那演员出气。演员则说，“你不是明明叫我‘伏剑’吗？”
关于满洲人入主中国的主题在当时颇为时髦。有位霍华德爵士（SirRobertHoward）也以戏剧形式写了一部《鞑靼人征服中国》的戏，并请他姐夫，那位大名鼎鼎的约翰·德莱顿改编。1697年9月德莱顿在给他儿子的信中这样说道：“我回到伦敦后想把罗伯特·霍华德的一部剧本修改一下。这剧本他写好很久才交到我手里：剧名《鞑靼人征服中国》。修改起来，要花费我六个月的工作，或可得一百英镑的报酬。”同年12月，他又有一封信说：“我已经停止了《征服中国记》的工作，现在正在读维吉尔，已花了整整九天的功夫了。”可见德莱顿对此类型的题材还是感兴趣的。
塞特尔一生写过的戏剧中，大多数是英雄剧和歌舞剧。1692年，他把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改成歌舞剧，名为《仙后》（The Fairy Queen）。塞特尔改编时，又一次利用了他所谓的中国布景。再加上那些舞蹈、歌唱，于是显现出了一个东方化的莎士比亚。这本改编戏在最后一幕结束时有这样一段舞台提示：
灯光渐渐暗了，只有一个进口处有人跳舞。于是音乐响了，台上灯光突然明亮起来，出现了一座中国花园的透明的景色。那里的建筑、树木、花草、果品、飞禽、走兽都和我们这里的大不一样。尽头处是一道拱门，从拱门一直望去可以看到别的拱门，那里有隐蔽的凉亭，一排树木伸展到视线的尽头。上面还有一座花园，一步一步上去，通到屋顶；花园两边有雅致的凉亭，有各色各样的树木；无数鸟雀在空中飞舞；平台上有一个喷泉，吐出来的水落在一个大盘子里。
就在这样一种具有浓郁中国色彩的场景里，走进了一男一女，相向对唱应和，歌颂的是那种简朴、清静、有光、有花、有爱、无拘无束、纯任自然的中国人的生活。还有从树林里走出六只猴子，跳跃着。这里猴子跳舞的戏当时也是风行一时的，以至于有位英国讽刺作家以嘲讽的语气建议组织一次中国舞会，“招来亚洲最好的舞蹈家，不管是人还是猴子。”这部改编剧最妙的是，结婚女神（大概等于中国的月下老人）也来了。那时，台上透出六座中国式样的柱子，顶着六个大花盆，盆里种着中国的金桔。柱子一步一步地向前台移动。于是，进来了二十四个人跳着舞。结婚女神跟两个女神齐身歌唱，称颂姻缘的美满。可以说这本戏就在这五光十色、歌声舞影里撩人心魄地拉上了大幕。
哈切特的《中国孤儿》
提起《赵氏孤儿》在欧洲的传播，我们常不约而同地想到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改编本《中国孤儿》。不过，17世纪的英国戏剧家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早已虎步于前。
《赵氏孤儿》是元代戏剧家纪君祥创作的一种杂剧，原名《赵氏孤儿大报仇》，一作《赵氏孤儿冤报冤》。这是一出悲壮动人的历史剧，其情节素材来自于司马迁《史记·赵世家》里晋大夫屠岸贾诛杀赵氏家族和晋景公与韩厥谋立赵氏孤儿的一段记载。后来刘向的《说苑》里也有这段记载。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最早注意到中国戏剧的欧译情况：“至我国戏曲之译为外国文字也，为时颇早。如《赵氏孤儿》，则法人特赫尔特Du Halde实译于一千七百六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而裘利安Julian又重译之。”不过，王国维的说法有误。首先，《赵氏孤儿》的译者并不是特赫尔特（即杜哈德），而是马若瑟（Joseph Maria de Premare）；而且出版时期也不是在1762年，而是1735年。
《赵氏孤儿》最初由中文译成法文，后来又由法文译为英文、德文、俄文等。根据法文译本（1735年刊行）的拟作或改作一共有五篇，其中，英文两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各一篇。《赵氏孤儿》最早的译本（法文）出自法国耶稣会教士马若瑟之手，译完后交给了另一个耶稣会士带回法国去了。正巧那时杜哈德正在收集材料以充实他即将印行的《中华帝国全志》（或《中国通志》），所以把这个剧本的译文收入该书第三卷里。马若瑟的译文尽管省略了不少曲文，不过尚保存了原作的结构；其中一些难懂的地方，也加上了注解，这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颇有帮助。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共有五折，另有一个楔子。该剧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晋国大将屠岸贾与文臣赵盾不和，屠岸贾要谋害赵盾，在后花园教恶犬扑食赵盾的模拟像，然后向晋灵公伪称这条狗能分辨忠奸。在殿前这条狗果然扑食赵盾。狗虽然被殿前的太尉打死了，然而赵盾还是没有逃脱屠岸贾的谗言。赵氏家族被满门抄斩，三百多人统统被害，就连晋灵公的女婿，赵盾的儿子赵朔也不能幸免，只留下赵朔与公主生下的儿子，也就是刚刚出世的赵氏孤儿。于是围绕营救赵氏孤儿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草泽医生程婴冒着生命危险，把孤儿藏在药箱中逃出宫门，但是他那慌张的神态却引起了守门将军韩厥的注意。韩厥早就不满意屠岸贾的残暴，为了得到程婴的信任而自杀了。孤儿被救走后，屠岸贾兽性大发，竟命令处死晋国半岁以内的婴儿，以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为了拯救赵氏孤儿和晋国所有无辜婴儿的生命，程婴到老朋友公孙杵臼那里，准备用亲生儿子冒充赵氏孤儿，请公孙去告密出首。公孙杵臼原来也是晋灵公手下的中大夫，因为不满屠岸贾的专横，借口年纪大而还乡归农。他说服了程婴，让程婴抚养赵氏孤儿，自己留下程婴的儿子代替赵氏孤儿，又让程婴去出首告密。屠岸贾严刑拷打公孙老人，还亲手剁杀了他以为是赵氏孤儿的程婴儿子。为了嘉奖程婴，屠岸贾认下了程婴的儿子做义子，他哪里知道，自己认下的义子恰是真正的赵氏孤儿。二十年后，赵氏孤儿明白了事情真相，亲手剁杀了屠岸贾，为赵氏家族报了血海深仇。
上述这些基本情节，马若瑟的译本基本上都保留了。当然有些细节因为不符合欧洲的戏剧惯例，就被省略了，如屠岸贾被“钉上木驴，细细的剐上三刀，皮肉都尽，方才断首开膛”一段话就省去未译。马若瑟的译文，尤其在曲文方面，颇多删节，只是以“他唱”（IL chante）或“她唱”（ELLE chante）两个字代表原剧的曲的内容，同时也没有做比较明确的说明。这使得杜哈德对此颇为不解，他就从中国的民族特性与中国戏剧的角度提出了一种解释，告知给《中华帝国全志》的读者们：“中国的悲剧是有歌曲混合在里面的；他们常常在歌唱的当中忽然停了，插入几句普通说话。我们看见演员在对话中忽然又唱起来，不免觉得诧异；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中国每用歌唱来表现精神上的宏大的感触——如欢喜、忧愁、愤怒、失望之类——譬如一个人憎恨其他一个穷凶极恶的人，他便唱起来；或激励自己去复仇的时候，也唱起来；或自己将要自杀的时候，也唱起来”。这些对于不知晓中国传统戏剧特征的西方人来说，恐怕很难理解。
哈切特是17世纪的英国戏剧作家。关于他的生平经历，多无记载。据陈受颐说，他为了了解一点这个作家的情况，翻查了一百七十多种英国当时的书籍，最后仍是茫然无果。我们可以确定他是一位专门从事改编剧本的作家。他改编的第三个剧本《中国孤儿》于1741年出版。其依据就是《中华帝国全志》里的《赵氏孤儿》译文。其时，《全志》已经出版六年。他改作这个剧本时，把角色的名字都改了，当然这些名字都是他从《中华帝国全志》第四卷后面的索引里借鉴过来的。剧中他把屠岸贾改成萧何（Siako）、韩厥改成了吴三贵（Ousanguee）、公孙杵臼变成了老子（Lao-Tse）、赵氏孤儿变成了康熙（Cam-Hy）。估计哈切特一心要为他的角色换个名字，至于这些人是不是同时代，竟也顾不上了，现在看来倒有点荒诞剧的味道。
哈切特把这个改编本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揉进了许多攻击政敌的内容，剧中人物有大段大段的政治性独白，原剧的复仇主题完全被忽略了。其标题是：“中国孤儿：历史悲剧，是根据杜赫德的《中国通志》里一本中国悲剧改编的，剧中按照中国式样，插了歌曲。”
卷首有一篇献词，开头几句是：“异国的产品，地上长得也好，脑子里来的也好，只要有益或有趣，总能够得到人们的欣赏。多少年来，中国把它的农产品供给我们，把它的工艺品供给我们；这一次，中国诗歌也进口了，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感到兴奋。”在欧洲戏剧中出现中国式的布景与人物以及中国故事，早已不足为奇，但中国戏剧的改编，这是头一遭。
这样一本采取戏剧形式的政治讽刺作品，在其戏剧文本的封面上，哈切特引了五行诗：
啊，政客！多么的奸诈不测，狂暴的旋风，蹊跷的礁石，熊熊的大火，死神的差役，摇撼的地震，飘浮的疾疫，这一切，都比不上他的险恶。
这本戏是献给阿格尔公爵（DukeofArgyle）的。献词上说：
我们必须承认，杜哈德给我们的那个中国悲剧（也就是我们这本戏的根据）是很粗糙、很不完善的，可是我觉得这里有些合情合理的东西，连欧洲最有名的戏剧也赶不上。中国人是一个聪明而有见识的民族，在行政管理方面是非常有名的。因此，毫不奇怪，这戏的情节是政治性的。戏里揭露了一系列的行政腐败，而中国那位作家又把它描写为使人深恶痛绝的东西，好像他在这方面熟悉了您（指阿格尔公爵）的坚贞不屈的性格似的。当然，中国作者也未免过分了，他把一个人描写得不像人而很像魔鬼。不过，这也许是中国诗人的习惯，有意把首相写成魔鬼，免得老实人受骗。
此处献词明显地指出《中国孤儿》的主题是揭露朝政腐败。当时沃尔波尔（Sir Robert Walpole）正做英国的首相，他运用贿赂、分赃制度维持长期的统治，因而政敌很多，尤其是颇有军功战绩的元帅阿格尔公爵。《中国孤儿》这本戏，正是献给阿格尔公爵的，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篇反对首相沃尔波尔的政论。
剧中的首相萧何（Siako）完全是哈切特自己添入进去的，而且许多关于他的话，都是有意的挖苦和对政敌的攻击。如第二幕第二场里说：“萧何成功，中国受苦：他依然多巧，能打败本国的敌人可是对于鞑靼和蒙古人，他早成了傀儡。”
这里，萧何是沃尔波尔；中国是英国；而鞑靼和蒙古指的是法国和西班牙。当时英国的在野党，尤其是阿格尔公爵，对首相沃尔波尔的外交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攻击。那时英国政府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并不一帆风顺。它先是联络法国，但没有获得什么好处，后来又与西班牙为争夺殖民地贸易而发生冲突，时局颇为紧张。而首相沃尔波尔迟迟不动，加之后来又在与西班牙的作战中失利，引起了民众更大的不满。在野党在议会里与现政府展开激烈斗争，哈切特则在这本剧里如影附从。他要给当时的英国人这样的教训：“从今后，我们要把恩施加广；用理智的头脑，来支配政治的主张；要信而能疑，要明察秋毫；那么我们的国家，才不至于被邪人欺罔；那么才万民感德，同颂圣王。”
哈切特在序文里说“我们已经习惯使用中国的器物，如今不妨欣赏中国诗歌，正好换换口味”。此剧的前三幕与原作差不多，后两幕则完全不同。所以，尽管他对中国知之甚少，却要把马若瑟删掉的唱词补上。据他自己说，所有的唱段均是依据所谓的“中国方式”（the Chinese Manner）编写的，可是实际上，他的这些唱段既不像英国的，也不像中国的。哈切特想方设法赋予作品以“地方色彩”。其中有一场关于退隐的旧臣遭受鞭笞刑罚那一场戏，导演明确指示处刑应该按“中国方式”，即让他面孔朝地趴在地上或一张长条桌上，四个人分别拉住他的胳膊和大腿，第五个人用竹棒或棍子打他的屁股。这样一种用棍棒击打的刑罚，令西方人惊愕不已。后来法国的孟德斯鸠对此又做了带有偏见的解释：“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并断定“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当然，这本戏最终没能上演，多少是件憾事。
谋飞的《中国孤儿》
如果说哈切特的改编本《中国孤儿》具有鲜明的政论色彩，那么，18世纪英国另一位剧作家谋飞的《中国孤儿》则基本上是一出扣人心弦的情节剧。
谋飞（Arther Murphy，1727～1805）是改编《赵氏孤儿》的第二个英国作家，其剧作最足以体现英国18世纪下半叶的戏剧倾向。他的戏剧也多半是些改编之作。他对于《赵氏孤儿》的兴趣，最初是由理查德·赫德（Richard Hard）的批评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