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济也到过当时的“笔会”（the club of authors），认识了几位先生，还有会长，是个斜眼。他进门时，只见会员齐集，正在高声辩论。一位穷诗人要读他的新诗，可是大家不赞成。会长说，这个得要照章办事。什么章程呢？请听书记员宣读的会章精粹：凡是诗人、演说家、批评家，或历史家，愿意读他的著作，必须先缴费六个便士，方准开读，每小时加纳一先令，该款由会员平分，作为酬报。诗人听罢，不觉一惊，只叹囊中羞涩。可是不经意往外一瞧，看到有两个外人在场（李安济和黑衣人），觉得不便显出穷酸样，迟疑了一会儿，也就照章纳费。我们来看看听众们的反应：他先说明诗的结构，然后拉了调儿朗诵。听的人点头、揪眼、耸肩、窃笑，表示万分鄙夷。读后，诗人向大家征求意见。大家异口同声说：妙！好！一位指天发誓，说该诗别人难以企及；又一位用拉丁语慨叹到：“可爱极了。”最后，诗人等着斜眼会长的高见。会长从诗人手中取了诗稿，说：“不瞒你，这首诗同我所见到的杰作一样好，我想（这时把那份诗稿折好，塞进诗人的口袋），这首诗定能让你成大名。请你收好，我们不用再麻烦你了，我们全都满意了，十二分的满意了。”诗人一再要拿出诗稿，会长一再阻止他。诗人只得勉强坐下。他花了钱，买到了这许多不切实际的好话。（29函）
哥尔斯密欲讽刺社会，各处搜罗材料，而杜哈德书里有不少中国的寓言故事，他便拿来点缀他的篇幅。如第94函里说：“我骑的是一头瘦劣的驴子。只见另一个人在我前面骑着一匹英气勃勃的骏马，我心上好不舒畅。回转头去，却见有许多人在地上走，弯着背驮着重货。我想到我该体贴他们，而一方面应知足乐命才是。”这个故事的中国原文显然是这四句：“世人生来命不齐，别人骑马我骑骡，道旁遇见挑挑者，比上不足比下余。”
杜哈德书里也有一段文字说“老子训弟子道：且看我这根舌头，是不是因为它柔软而能伸缩，才存留到如今？反言之，我们的牙齿所以损落，是不是因为它们过于坚硬？”哥尔斯密借用后说：“一个老人问道，这里有两件东西，一是硬的，有抵抗性的，一是软的，不抵抗的，请问哪一样可以持久？自然是那硬的东西啦。你错了，他答道，我今年已八十岁了；但你若看我的嘴里，我的牙齿都已落尽，舌头还是完全的。”（94函）这是老子所说的“柔弱胜刚强”的议论，也是道家爱说的“齿再堕而舌尚存”的道理。另外，第18函还有“庄子劈棺”的故事，是从中国的“庄子鼓盆而歌”及“庄周梦为蝴蝶”等演绎而来的。
《世界公民》第32函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位中国哲学家对英国人说的这样一段话：你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人和土耳其人、波斯人、秘鲁人同样愚昧，同样没有知识。在各门科学上，中国人和你们一样；而且中国另有其专长技术，欧洲人还没有知道呢。许多中国人不但研习自己民族的学术，对于西方国家的语言和文学也极其熟悉。如果不信，可以问问你们自己的游历家们。他们断言，北京和暹罗的学者们还能用拉丁文撰写神学论文呢。
中国不仅学术发达，政治道德和治国之术也很值得称颂。哥尔斯密在第41函就借福洪之口说：“你（指李安济）会说，欧洲人在科技与艺术方面比我们高强：那是些激励雄心希望的科技，让难以抑制的欲望心满意足的艺术。可是，他们（指欧洲人）在造船、制炮、测量山脉等技术方面，也许比我们高明；但在那最伟大的艺术方面，在治国安民的艺术方面，难道也比我们更高明吗？”接着他说了一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还举了历史上诤臣反抗暴君、贤君施行仁政以及明代最后一个皇帝（Haitong）自缢绝命时念念不忘臣民的故事。又说：“一个帝国换了多少朝代，还是这个样子；最后虽给鞑靼人征服，但仍保持古代的法典、古代的学术。因此，与其说屈服于外国的侵略者，倒不如说它兼并了鞑靼。一个国家，论幅员可抵欧洲全部，但只服从一种法律，只听命于一个君主，四千年来只经过一度长期革命。这是它的特别伟大之处。因此，我觉得别的国家和它相比，真是微不足道的了。在我们这里，宗教迫害是不存在的，人们的不同主张也没有引起战争。老君（指老子）的信徒，崇拜偶像的佛门弟子，以及继承孔子的哲学家，只是通过各自的活动来尽力表达其学说的真实而已。”此处，字里行间未免把一个东方封建帝国理想化了，这也是当时西欧某些启蒙思想者的看法。
《世界公民》也触及到了英国的重要问题，包括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社会风尚等许多方面。哥尔斯密借中国哲学家李安济的眼睛来看英国的政法制度，发表了一些有意义的议论。他认为英国的君主立宪虽和中国的开明专制有所不同，也还有其可取之处。还说如果问一个英国人谁是世上最喜爱自由的民族，他立即会答是自己；而如果再问他自由的本质是什么，他又会立刻哑口无言。（第49函）哥尔斯密对英国人所称道的自由（Freedom），不敢苟同。他说；“你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听到自由之声；千千万万的人会听到自由之声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虽则也许没有一个懂得自由（Liberty）的意义”。（第4函）他对英国的议会选举制度也看不上眼。觉得其场面十分热闹，虽不及中国的上元灯节，但大吃大喝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候选人的合适与否不取决于才能高低，而取决于款客的丰啬，取决于牛排与白兰地酒的分量。党派之争，大打出手，活像表演戏剧。（第111函）
中国哲学家批评得更多的是英国的法律与司法制度。他说：“英国的法律只是惩治罪恶；中国的法律进了一步，它还奖励善行。”（The English laws punish vice；the Chinese laws do more，they reward virtue！）（第71函）显然这借鉴的是伏尔泰《风俗论》里的意思。18世纪中叶的英国，法律条文繁多，人们难以索解。第9函里李安济说英国人的法律可以与西比拉斯（Sibyls）法典相比；他们对它崇敬之极，但很少有人去读，更少有人能理解，即便是执行法律的人对许多条文也是聚讼纷纭，结果只能承认无知。《世界公民》里还有这样一个例子，讲的是一位五岁丧父的乡村孤儿的悲惨境遇。这个孤儿先是被人们从一个教区赶往另一个教区，又被送往第三个教区，直到最后无处安身。因为按照“居住法”，他不能被任何一个教区收养。后来，按照“济贫法”，给送入劳动院，学木工五年，每天干活十小时。学习期满后，出院寻觅工作，一个一个城镇跑，还是一无所获。可是在路上捉杀了一只野兔，这就又犯了“狩猎法”，被称为恶徒而遭拘禁。法官认为他同时还犯了“流浪法”，于是又被投进伦敦新门监狱。五个月后，给人押运上船，卖给海外种植园，充当奴役。期满设法回到英国。不久又给拉去法国打仗，在七年战争中失去左手四只手指，腿亦被截肢，只得用手臂爬上回国的船……（第118函）哥尔斯密通过这位中国哲学家感慨地说：“贫苦人的啜泣无人理会，却受每一专横吏胥（subordinatespecies）的迫害。每一条法律对别人来说是保障，对他们来说则是仇敌。”（第117函）
法院腐败与司法人员舞文弄法、贪得无厌，更增加了法网的祸害。李安济指出，中国有这样的说法：法院好比捕鼠机，进去容易出来难。英国司法系统正是如此。一个人触了法网，大批司法人员如警卒、法务员、法律顾问、律师等都出动了，一个盯着一个，各打各的主意，都想捞上一把，于是一件案子转来绕去，拖了多少年不得解决。据说中国有一个寓言，叫做“五物一餐”（Fiveanimals at a meal）：
蚱蜢（grasshopper）吸足了露水，正在隐蔽的地方叫得起劲。这给黄口（whangam）看到了；黄口本来是吃蚱蜢的，于是欠着身子来啄。这给小蛇（serpent）看到了；小蛇本来是吃黄口的，于是蜷着身子来捉。正在这时，黄雀（yellow bird）飞了过来，想攫取小蛇，而鹞子（hawk）又从上而下来想掠取黄雀。大家悉心掠夺，而不注意自己的危险。于是黄口吃了蚱蜢，小蛇吃了黄口，黄雀吃了小蛇，鹞子吃了黄雀。正在这时，兀鹰从天际直冲而下，张开了大口，把鹞子、蚱蜢、黄口等一下子都吞了。（第97函）
哥尔斯密没有注明出处，但显然是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的故事。
《世界公民》里类似的地方很多，不再一一说明。哥尔斯密正是运用了他所接触到的中国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如开明的统治、幸福的生活、奖善惩恶的法律制度、合理近情的道德准则，并通过他笔下的中国哲学家李安济，来对英国甚至欧洲社会状况进行“有益而有趣”的评论，企求中国的思想文物能对英国社会有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进而开启人们的智慧，健全人们的头脑，就像他自己在“编者前言”里所希望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