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陀首先选择中国的封赏制度，来与英国的赏罚不明相对照。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奖惩制度一般是与考核制度、监察制度相结合而实行的。对官吏考核、监察之后，都要根据为政优劣进行奖惩。或增加俸禄、迁官升级、赐赏爵位，或贬职、免官、降薪、治罪等，总之赏罚分明。在兰陀笔下，那位被皇帝派到英国去的庆蒂回来后，给皇帝讲了他在游历时的所见所闻，当然多半是些不合常理的事情，这引起了皇帝的赞赏和兴趣。皇帝感到满意的是，庆蒂解释那些荒唐、疯狂的事情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稳健和优雅的仪态，这不愧为礼仪之邦的风范。对此皇帝不仅先赞扬了庆蒂那死去的父亲，称他是一位高贵之士，是一流的官员，而且也赞扬了庆蒂那早已去世的祖父，最后自然是“应当重赏你，你的父辈因为生了你也应受到嘉奖。”中国皇帝对奖赏臣下很是看重，自然也就想知道那些白人国王是如何奖赏臣民的了。
庆蒂回答道：“喔，陛下！您是东方的明珠！因为在英国没有人喜欢谈论别人的赏赐，我在这方面实在知之甚少；那个国家的国王对此似乎也同样缺乏知识。因为他的官员没有这样对他讲话的习惯；从来没有人向他建议某人值得提升或某人值得被恩赐一个使他高出普通市民很多的头衔，除非那个人屠杀了很多、毁掉了很多；士兵和律师便是这样的人。”在兰陀看来，英格兰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到奖赏呢？当然不是那些道德高尚的人，也不是那些有益于国家的人，更不是那些爱好和平的人。伏尔泰曾经说过，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碑挂匾。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拾到一个装有金币的钱包，交还后被赐给五品官，因为朝廷为品德高尚的农民设有官职。因此，与中国皇帝的赏赐有加比照，英王及其臣僚的行为就有些不近人情，当然那屠杀和毁掉了很多的士兵和律师除外。
这两类人竟然受到赏赐，中国皇帝觉得蹊跷：“为他的国家默默无闻增光添彩的人、后世应当尊敬的人，这些人都不能昂起他们的头颅吗？你是这个意思吗？他也许在灌溉着天才的花园；他也许为其花园中的果实兴奋激动；他也许在欣喜地等待着将来有一天他敌人的子孙和他自己的子孙一起在他种植的树下休憩；他的劳作永远得不到荣耀；他的冥想里永远不会出现掌声！难道英格兰就是这个样子吗？”与军队的涂炭生灵相比，倡导和平的人更值得尊重。言下之意把穷兵黩武的英王与热爱和平的中国皇帝形成鲜明对照。利玛窦也说过：中华帝国“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帝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兰陀在此传达的虽然仍是17、18世纪来华传教士们理想化中国观的一种声音，然后在19世纪西方普遍敌视中国的情势下重提这种启蒙理性精神，并为中国鸣不平却又是难能可贵的。
至于那些律师不伸张正义，却能得到赏赐，皇帝更是摸不着头脑：“请问，这些律师怎么可能为国王所接受呢？他们在法庭上无事可做吗？没有人来雇佣他们吗？”对这些疑虑，庆蒂说，他们不仅能够接近国王，而且可以近得足能向国王的眼睛撒进一些古代羊皮纸的神奇粉尘，然后将他双手反绑在后面，只有当他同意赐他们本人及子孙以头衔后才肯放开他，而那些子孙则是皇玺封出来的伟大律师。
皇帝对这样的举动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惊疑之下，禁不住问庆蒂：“你难道疯了吗？”哪会有这等事情。庆蒂倒很平静地说：“我想是的；但我高兴地发现我的疯狂仅仅是由别人那里得来的。”皇帝仍然不解：“英格兰的国王竟这么干吗？他们仅仅因为那些孩子是一些聪明的家伙所生就恩宠他们，而绝非因为他们本人聪明吗？现在我们的确可以相信他们的立场观点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了。你是说他们把荣誉授予那些毫无价值的人们吗？”对这个疑问，皇帝得到的回答同样是肯定的：“完全正确，简直八九不离十。”兰陀在此对贵族世袭制及封赏制度提出批评，对中国的相关制度表示赞赏。当然这种看法并不新鲜。法国传教士李明在《论中国人的政策和政府》中写道：“贵族从来不是世袭的，除了他们执掌的公务所形成的地位之外，人们的地位之间没有差别；所以除孔子家族之外，全国只分官员和平民。……当一个省的总督或省长死去，他的孩子以及其他人一样地要为自己的前程奔波；如果他们没有继承自己父亲的美德和才智，那么不管他们所继承的父亲的名字多么显赫，对他们也无济于事。”而英国的情况则不一样，比如18世纪乔治国王执政年间，封赏高级职务的原因与个人的能力没有任何关系。政府以出售职务而变富。或者是政府作为忠实效劳的犒赏和希望结交盟友而赐给职务。当然这种授予职务的方法本身并非一无是处，但一些批评派思想家则认为如果以功德为基础而赐给，那么我们不就会有一个好得多的政府。中国的政府形式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目标，这也是兰陀该文的命意所在。
兰陀笔下的中国皇帝因此也就感到不可思议，对庆蒂说：“回家去吧；我必须思考一下这些事情。我想我也得了你那晕船症，我感到天旋地转，似乎一切都那么不协调、那么混乱。”
一切都是那么不协调、那么混乱，这就是兰陀通过与中国文明的对照，对英国状况的评价。
英王就寝 无人读诗
中国皇帝不仅对英国赏罚不明等状况不满，还讨厌那些岛民的言行不一，对他们的缺乏宗教观也颇感震惊，声称在将来某个时候可以有较多的闲暇和耐心更仔细地研究他们。而皇帝最想急切了解的是他们的文学情况，并说：“我那让人怀念的父亲在他们的岛上播下了诗歌的种子：不知它是否已经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在西人眼中，中国语言里单音节居多。所以庆蒂的回答是：“从我买来的那些样品看，似乎英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更容易成为接近中国式的诗人；因为我注意到他们的大多数诗歌都是单音节结尾的。”
皇帝的兴趣顿时浓厚起来：“真的吗！他们是那样结尾的吗？明天给我带几本部头最小的书来让我瞧瞧，尤其是带有巧妙注解的那种，对我来说可读性更强一些。”大概是以己度人吧，皇帝还要庆蒂替他描述一下国王就寝时为他读诗的人的情形。
庆蒂的回答让他有些意外，因为“国王陛下睡觉很沉，从来不叫任何人读诗。”“那么在他进餐时也可以。”皇帝宽容地说。
回答仍是令人失望的：“没有人在他进餐时为他背诗。”这毋宁说英国国王是不读书的无知之辈。接着是庆蒂的比较：我们的诗歌作品与西方宫廷内大行其道的诗歌不尽相同。英国人把注重文体和措辞修饰当作缺少思想内涵的表现。如果鲜花从银器中散发芳香，英国人会马上怀疑它是否真为白银。尤为叫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王子们极喜搜求古老的瓷器，几乎可以像我们最出色的瓷器商那样准确无误地区分和评估瓷器，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根本谈不上是出色的诗人或演说家。他们在绘画艺术方面的见识也甚为粗糙，这从他们常常购买的，与我们的艺术最为接近的荷兰艺术家的作品上可见一斑。
皇帝说：“那么，庆蒂，如此说来他们的指甲也会留得长长的，他们的双足也是缠过的，我们将成为一个民族，就像那些最年长的圣人所预言的那样。”中国的贵人蓄长指甲、妇女裹小脚，这样的形象在西方人心里是根深蒂固的。鄂多立克早就注意到了这一风俗。他在杭州见妇人缠脚，富贵之家喜留长指甲，就在他的游记里说：“留长指甲是该邦生长名门的标记。有些人把大拇指甲留长到超过手掌。而对女人来说，最美的是留小脚；因为这个缘故，做母亲的大女儿一生下来就给她紧紧缠脚，以致脚再也不长。”庆蒂对皇帝的乐观想法泼了一盆冷水：“啊，陛下！恐怕最年轻的圣人在有生之年也无缘看到那一天了。”“在英格兰没有哪一个君主——尤其是现在在位者——肯去与一位诗人或哲学家谈上一个小时，但却可以与赌徒或扒手度过无数个日夜。”在17、18世纪的一些西方人眼中，中国皇帝既是诗人，也是哲学家。人们已经失望于欧洲政治状况，上有不学无术的君主，下有游手好闲的贵族。启蒙思想家期望通过理性建设与道德教育来塑造开明的君主。因此在他们看来，那些中国皇帝，他们“投入自己全部的生命与幸福去治理国家。他们是最高尚智慧的哲学家，也是最公正勤勉的君主。”伏尔泰曾用热情的诗句歌颂乾隆皇帝——中国的哲人王：“伟大的国王，你的诗句与思想如此美好，请相信我，留在北京吧，永远别来吾邦，黄河岸边有整整一个民族把你敬仰；在帝国之中，你的诗句总是如此美妙，但要当心巴黎会使你的月桂枯黄……宫廷会想方设法加害于你，以法令诋毁你的诗句与上帝。”他在《风俗论》里也指出中国皇帝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利玛窦在谈到中国的政治机构时也说过：“标志着与西方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不同的另一重要事实是，整个帝国是由文人学者阶层即通常称作哲学家的人进行统治。对整个国家进行井然有序管理的责任完全交由他们承担。”这些激情洋溢的赞美，把中国君主完全理想化了，然而他的博学通达，开明稳健，却是西方启蒙主义政治期望的投影，也是他们认定一个明君应有的品质。兰陀显然受到了这些影响与启发。
听了庆蒂的介绍，皇帝也说自己曾听到过这样的报道：生活在英格兰岛上的人们与我们中华大地上的子民几乎没有什么相同的品格。兰陀此话无疑是在说英国国民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庆蒂的话则先抑后扬、先赞后讽：“英国人虽然丧失了自己的宗教，却依然在诸多方面不失为世界上最为诚实、最为克制的民族。”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曾经沿着伦敦附近一条运河散步，看见许多的老鼠、猫、狗，正在可爱地吮吸母亲乳汁的猫咪、最温顺的胖狗崽，甚至可以见到上等的长蛇，颜色有绿有黄，每一条有几磅重，这一切足以让一名黎明散步的鸦片瘾君子胃口大开。庆蒂对皇帝说：“陛下，我看见它们在岸上被杀死，却没有一个人——男人、女人或孩子上前卫护它们；而我想订立一份购买部分家畜的合同的愿望也在徒然地等了几个小时之后化为了泡影，因为主人一直未露面。有证据表明那些死去的东西就一直留在那里直到腐烂。他们以这种方式保持土壤的肥沃和与之相适应的稀少人口。即使青蛙也不被看成奢侈品。我曾注意到一些被农民用石头砸死的青蛙死在沟壑旁，而假如这些人企图杀死一只食谷鸟或偷一只酸苹果，那就会被流放到天涯作为惩罚。”这段亦庄亦谐的调侃大概是说英国人无所顾忌地践踏生灵，缺少与动物和光同尘的仁厚心肠。
如上所言，兰陀以理想化的中国图像与英国现况进行对比，以挖苦后者，这多少让我们想到了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在《世界公民》里，哥尔斯密不就经常运用理想化的中国事务，或假托中国人来批评英国那些不太令人满意的状况吗？18世纪的不少作品采用的都是这样一种模式，即借“他者”（当然是理想化的）来对自身的社会状况评论针砭。假如将这篇皇帝与庆蒂的对话放在18世纪，我们丝毫不感到有什么了不得。然而在19世纪上半叶，兰陀的这篇文字就显得突兀而显豁，因为当时英国乃至欧洲亲华的声音已经相当微弱了。可以料想，在当时的情形下，读了这篇对话的英人一定大惑不解：竟然还有人在为该用武力惩罚的愚昧国度高唱赞歌，竟称之为文明之邦？在他们心中，或许兰陀应该像费标隆写《苏格拉底与孔夫子的对话》那样，对中国文明成就表示不屑一顾才是。如果说当初马嘎尔尼的无奈离去，为一个时代画上句号，兰陀的想象对话则让人们重温起往日那段乌托邦中国的美妙图景，只不过这种印象不再令人神往，并很快淹没在贬斥中国的浪潮之中。
4.文人英雄的智慧——卡莱尔眼里的中国文化
英国文学史上有两位“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的一代“人师”，一为约翰逊博士，他的风采我们已经领略过；另一位就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思想的形成独有建树，且无人可以替代的卡莱尔。卡莱尔一生著述丰厚，借古讽今，针砭时弊，倡导精神再生之路。他最具影响力的是英雄崇拜论，进步文人将他视为民主的对头，还有人说法西斯主义在他的思想里也寻得了支持。这位当时的文坛领袖谴责英国政府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表示了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他倡导文人英雄的智慧，对中国科举取士颇有感慨；而中国皇帝则是他心目中勤劳的伟人。他的友人称他为“东方圣人”，传记作者比之以孔子，对其推崇备至的梅光迪也将之称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西方知音”。
“切尔西的贤哲”
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的“中国热”迅速冷却。直到19世纪中叶，百年之间，英国文学乃至欧洲文学中，提及中国者或语焉不详，或肆意贬斥。就在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声誉步入衰落境地时，享有崇高地位的英国文坛领袖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1881），却屡屡称颂之，这不禁让喜爱中国文化的人们稍感欣慰。当然卡莱尔并非中国文化的专门研究者，更无详尽系统的论述。他对人生的基本态度，与我国古代圣哲多有相似。或许正因如此，他论述中国文化，往往信手拈来又中肯切要。比之于众多西方汉学家“见树不见林”来，要耐人寻味得多。
与约翰逊博士一样，卡莱尔亦因其高尚伟岸的人格，令众多崇拜者趋之若鹜。如同约翰逊有极富文采的苏格兰人鲍斯威尔为其作传一样，另一个苏格兰人威尔生（Davia alex Wilson，1864～1933）亦穷毕生精力撰成六册巨著《卡莱尔传》，尽显传主的生平功德和精神世界。威尔生曾在缅甸做英廷法官多年，深喜东方文化，尤其对孔子敬服有加。他把《约翰逊传》和《论语》作为给卡莱尔立传颂德的范本。因而传中常以卡莱尔比之于孔子，另对卡莱尔著述及言谈中所提及中国之处，均详加指明，由此我们方得以窥见卡莱尔的一段中西文化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