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姆的《古瓷》开头就说他对古瓷器有一种“女性般的偏爱”，文中又说：“我喜欢见到这里的男人具有着女性般的面容，我甚至愿意这里的女子带有更多的女性的表情。”如果说瓷器（china）代表中国（China）的话，那这里显示的就是一种带有消极意味的中国形象。18世纪后半期以来，特别是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以后的英国，产生了一种对中国的女性化的否定性看法。作家们在描述中国时，总是尽量使之具备女性化特征。也就是说，与男性（代表英国或欧洲）的特征相反，中国非常像女人，嫉妒，误入歧途，被外表所吸引，缺乏理性，专横与反复无常；而这一想象的中国形象就起着一种产生中产阶级阳刚特征的作用，这种阳刚特征就是真善美和理性。正是在这种对中国的否定性描述里，产生了“西方”。或者说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及其活生生的消极性起着构筑优越的英国民族特征的作用，并证明英国（确切地说是英格兰）现在已经超越了地球上的所有人群。
我们在此当然并不是指责兰姆，很有可能他的这种“偏爱”是发自内心的。惟其如此，才能看出当时英国人心理意识中对东方中国的想象存在着一种“西上东下”的思维结构。且看他的另一篇奇文《烤猪技艺考原》是如何调侃中国的。
兰姆对猪肉大概如同对中国古瓷一样也比较酷爱。我们从他的书信中可以发现他有些得意的饮食，特别是一种叫做“腌猪肉”的食物，即把猪的头、脚、腿和舌头等各部分肉剁碎混合起来烹调。这篇名文把背景放在了遥远的中国，煞有介事地称源出一篇中文古抄本，说我们人类在最初的七八万年间一直都是吃生肉的，也就是弄到一个活物便生裂活剥起来，又抓又咬，撕下肉来就吃。这段时期中国大圣人孔夫子在其《春秋》（Mundane Mutations）的第二章中即显有涉及，曾称此黄金时代为“厨封”（Cho-fang），字面意思即厨子的节日。
兰姆对中国了解很少，为了让别人相信自己以下所讲的故事，就说是他的好朋友曼宁（Thomas Manning）曾不辞辛劳亲口说给他听的。曼宁确实到过中国，1807至1816年间曾在广州居住，在东印度公司担任厂务医生，曾去过北京和中国内地，而且他1803年还在巴黎学过中文。兰姆抬出这位有中国经历的朋友本来是要加重他这篇《考原》的真实性和分量。不过后经人们的再“考原”，发现作者所据原始材料，并非曼宁所说的什么中国的古抄本，而是1761年在意大利莫地那出版的一部题为《猪颂》的诗集，另外尚有其他材料都提到烤肉起源于牲畜被烧死后为人发现可食，当时在欧洲这是流传颇广的说法。兰姆对这些传说很难说不知晓，那他何以杜撰出自一部中文手稿，而将背景放在远东？大概取其遥远国度的浪漫情调，何况他还从曼宁那里听说过一些关于中国的零星而不太准确的知识，加之他素有幽默滑稽想象的拿手好戏，写成了这篇诙谐百出、令人解颐的故事：
一个名唤胡悌（Ho-ti）的牧猪人，有一天进山采集果实而将看家的事交给大儿宝宝（Bo-bo）。可这宝宝特爱玩火，这一次不小心将火星溅到草捆上头，致使整个屋舍化为灰烬，其中还有九只刚生下不久的可爱小猪。“中国猪在整个东方向来便被视为馔肴珍品，这点自很久以前便有所闻。”宝宝此时惊恐万分，不知如何向父亲交代。正在犯愁的工夫，一股异香却猛地袭来，直钻鼻孔，那香气又与他以前闻到过的都不相同。最后他终于弄清楚那气味儿是猪发出来的。他沉醉在这一新发现的狂喜之中，顾不得许多，只管一个劲儿地把烧焦的猪连皮带肉地大把大把撕下来，像只野兽似的连连往嘴里填，以至于他那赶回来的父亲对他用棍棒劈头盖脸打将下来，也毫不在乎，只当它是几只蝇子嗡嗡罢了。宝宝吃完一只猪后，仍然不顾父亲的棍打和咒骂，又从灰堆里拖出一头猪来，一劈两半，将那稍小些的一把塞进父亲手里，让父亲尝尝就明白了。这样父子俩吃呀吃呀，一直吃到那窝小猪一个不剩。此后人们注意到胡悌家屋舍频繁地起火，尤其是在母猪下仔不久。最终恶行终于败露无遗，父子被解赴北京受审。人犯而外，赃物——那人共厌之的烧猪肉——亦一并呈上。正是这烧猪肉的诱惑，使在场的全体人员大吃一惊，在不离席、不讨论、不协商的情形下，陪审团人员竟异口同声地作出了无罪释放的结论。还有那法官大人，待退堂后，悄悄溜了过去，连哄带蒙，将那些赃物悉数据为己有。时隔不久，城里的公馆便同样出现火情。烧房之风有增无减，继续绵延下去。据这篇文稿写道，终于有圣人出，这才首次作出重大发现，即猪猡之肉，其烹制并非必须将整座房屋付诸焚毁始可。这样烤肉技艺一二百年之后就渐次出现，并在民间广泛传播开来。
兰姆说，世上水陆繁庶的可食之物当中，我坚决认为烤猪乃是那最佳妙的——无愧为百味之冠。我这里指的并非是那些已经长大了些的小猪，而是指那很嫩很小的乳猪——还不足整月的小东西——还不曾被污秽的猪圈所沾染——色欲之念，那自它的远祖便世代相传的原有恶习，在它身上尚未萌发出来——另外在发声上也还未倒嗓，而为后来那种浊闷粗粝的呼噜声的一个引子，一种前兆。兰姆接着说，我始终认为，天下之内有哪种美味比得上在烤工极佳火候绝妙的高超技艺下精制出的那种一嚼即碎、稍抿便化、香酥爽利、棕黄焦嫩的乳猪脆皮儿。
且看它烤着的样儿——那么乖乖地接受着炙烤，仿佛不是什么火辣的燥热，而是一种清爽的温煦。它又是怎样围着那吊丝稳稳地转着！——此刻它已烤好了，刚刚正好。且看在那幼小的年纪它是多么出奇地敏感——眼睛哭得通红——像果冻——像流星——
再看它在盘子里的样儿，神态多么安详！——难道您愿意看到这天真的小东西将来也变得那么粗鄙不堪桀骜难驯。十有八九，它准会长成一个贪吃、懒惰、顽固、可憎的家伙——完全沉溺于一切肮脏的勾当之中而难以自拔——可现在它已被从这万般罪孽中抢救出来——它在记忆中总是那么芳馥可爱，会在一个考究的美食家的那真正识货的高雅口味里找到它自己理想的归宿。
兰姆说，我们从书里读到过小猪是先要用一捆禾束抽打死的。不过我们在谴责这种作法的残忍时，似也不可完全忽略那里面的道理。难保那样不会使它的味道更好。
乳猪很娇嫩，它还是一朵小花。
读了这篇美文的前半部分，那洒脱流畅的文字，鲜活生动的人物，那出人意料又触处成春的幽默感，确实让人兴味盎然，爱不释手；但后半部分对烤小猪的欣赏与赞美，也的确让人难以接受，说不定还顿生反感，似乎有点合理但不合情。这些姑且不论。我们想到的仍然是中国形象问题。
兰姆生活在欧洲的中国形象由美好变得可憎的时代潮流之中。但又与其稍后的德·昆西不同——关于德·昆西的中国观，本书另有所论——他是复古派，对古中国还有一种异国情调方面的神往。这里，乳猪可指称古代中国，“芳馥可爱”，令人充满诱惑。而那个“贪吃、懒惰、顽固、可憎的家伙”则可以指18世纪末以来至19世纪的中国形象，“粗鄙不堪桀骜难驯”，野蛮未开化，遭人唾弃。英国浪漫作家笔下就能看到类似的否定性描述。我们在兰姆的作品里不是也能体会到如此的迹象？
3.皇帝与庆蒂的对话——兰陀心目中的中国文明之邦
1793年，马嘎尔尼爵士率领庞大使团满怀信心地迈进了东方古国，却因遭遇天朝体制拒斥最终悻悻而归，宣告中英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从此欧人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态度将一去不返。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英国很快走上了强盛之路，雄视天下的野心与日俱增，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感也逐渐在其国民中“深得人心”，贬抑中国之风亦随之愈演愈烈。被称做“天才的预言家”的浪漫诗人雪莱把中国目为“蛮族”，有“圣诞老人”之称的小说家狄更斯借笔下人物之口说：“中国怎么可能有哲学呢？”更有甚者，面对英帝国对中国的强盗行径，英伦文化人很少表示异议。余光中说得好：“英国人能在国内做绅士，是由于他们同时在海外做盗贼”。然而，鸦片战争期间在伦敦的一次大型宴会上，却有一个人大谈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邦，这对当时傲慢不可一世的英人来说，是何等的不入耳，何等的“不合时宜”。这位敢于挑战俗见的人就是散文家兰陀。不信，请听听这位浪漫时代的古典作家笔下那中国皇帝与钦差庆蒂之间有趣的对话。
“我与人无争，也无人值得我争”
沃尔特·塞维奇·兰陀（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被视为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古典作家，这是一个孤独傲世、超尘拔俗的人物。他的一生很长，经历了英国浪漫主义的全盛期及其以后的许多岁月。1798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发表了掀起浪漫运动狂潮的《抒情歌谣集》，而此前兰陀便已发表过一首重要的诗篇《格比尔》（Gebir）。这是一篇奇幻的叙事诗，包蕴着狂放的浪漫主义气质，描述了传说中的直布罗陀创始人的冒险故事。这首诗的崇高风格和音律表明，兰陀仿效的楷模是弥尔顿和诸如品达那样的古典作家。只可惜这首诗思绪有些紊乱而显得不够成熟，无法令人完全满意，否则现在用来标示新浪漫诗歌胜利者的，恐怕就不是《抒情歌谣集》，而是《格比尔》了。
1795年，兰陀转入牛津大学，由于他同情国内的自由理想，最终导致退学。但是他在牛津受到了优越的拉丁文训练，日后在他全部创作中都得益匪浅。
兰陀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希腊、拉丁文学的古典风格以及它们所展现的理想怀有深厚感情，同时他又倾心于拜伦、雪莱与济慈的艺术才华。不过，总体而言，他的诗歌风格比较严谨，与被视为最高典范的勃朗宁和丁尼生的典博诗风趋于一致。他常常先用拉丁文创作，然后译成英文，保留原作幽雅的古典主义特征。
兰陀文学生涯的前26年几乎都用在写诗上面了。接着不久后，他主要写散文。他曾宣称：“诗歌总是我的娱乐，散文才是我的研究专业。”“诗歌，我将终生对你流连忘返；散文，我将永远把你潜心钻研。”他的文学声誉主要建立在散文篇什上。
兰陀于1821年去了意大利，住在佛罗伦萨附近山坡上一座美丽的别墅里，那儿的花园，长满了橄榄树及尖顶扁柏，可以俯瞰亚诺河的山谷及塔斯堪尼的远山，景观颇为壮阔。他那崇高而恬静的作品，大部分都完成于此地，包括他因之享有盛名的《想象的对话》（Imaginary Conversation，1824～1829）。
兰陀的个人生活，恰与他那恬静而追求古典平衡的作品，形成一种奇异的对照。他一生遭遇多半不顺遂，喜欢同人家打官司。他那份很大的家产就是在时不时地诉讼中花去一半，还有一半则挥霍得干干净净。他不断遭遇风波，遇事总爱与人激烈争论，也常古怪地发着脾气。他的辞世之作《75生辰有感》，首四行里就傲气冲天：
我与人无争，也无人值得我争；
我爱自然，次于自然的是艺术；
在生命之火焰前我把双手烤烘；
火焰熄止了，我也准备离去。
兰陀45岁时开始写作《想象的对话》。这部作品的写作形式与他追求的特定目标与艺术方向最为相契。如上所述，兰陀醉心于古典学术，钻研颇深，以至于他的思维方法都带有古典色彩。《想象的对话》不仅取材于古希腊、罗马的事件与人物，而且处处散发着古典主义气息。全书分五辑，其中包括古典对话、君主与政治家的对话、文人的对话、名女人的对话，以及其他对话杂录。对话者通常为两个人，这些不同地区不同人物的对话涉及的年代甚广，上至特洛伊战争，下至兰陀本人所处时代。虽然这些对话的背景大多为古代历史及神话，但对话的内容却颇具新意。
在《想象的对话》里，兰陀将各地域及历史上各时期的著名人物汇聚在一起，有时成对，有时成组，如操纵线偶一般，让他们对谈。那些戏剧性场面，并非依据史实，而是随作者兴致，将活在不同时期的人强拉在一起，或虚拟根本不曾发生过的事情。15世纪的马基亚维里可以谈论16世纪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哲学家培根可以同已死的神学家胡克进行对话。这些戏剧性场面往往不是感情达到最高潮的危急时刻，而是危机之前或略后，例如英王亨利八世在他的废后安·波琳处死刑的前夕去看望她，而俄后卡撒琳则在杀害她的丈夫彼得三世之后才出场。可以说，兰陀虽然十分崇拜古代希腊文明，实际上却属于喜欢渲染的19世纪浪漫派。
兰陀曾预言，只有少数独具慧眼的人才会赞扬他的作品。确实《想象的对话》无法吸引大批读者，因为书中对话缺少一定的方向，情节也比较松散。但是书中俯拾即是的格言妙语却堪称英语的精华。兰陀的思想范围之广泛令人难以忘怀，他那刚健有力、纯朴、简洁的散文风格更是无人望其项背。
英王把荣誉授予谁？
在兰陀的主要散文作品《想象的对话》中，有一篇是在中国皇帝与派到英国去的饮差庆蒂之间展开的，名为《中国皇帝与庆蒂之间想象的对话》（Imaginary Conversation between Emperor of China and Tsing Ti）当然，这完全出于蓝陀的向壁虚造，但我们借此可以听到当时英国对中国的另一类声音。庆蒂向这位圣明的中国皇帝讲述他游历英国时所了解到的一些奇怪现象，结果让皇帝“感到天旋地转，似乎一切都那么不协调、那么混乱”。显然这是兰陀的借题发挥。以中国人或东方人的眼光来观察欧洲社会，对欧洲文明的弊端进行嘲讽批判，这是英国文学乃至欧洲文学的一个传统，只不过这种传统在19世纪的时代氛围中已变得难以觅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