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昆西在此为鸦片大唱赞歌，很难为众人接受。果然他的这部《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第一版刊行后，就有不少人指出该书有赞同服食鸦片能带来快乐的思想观点。于是他试图在书中补写上第三部分（原书除《致读者》、《开场白》外，主要有鸦片带来的乐趣和痛苦两大部分内容），来反击他的批评家们的看法。然而，由于受到停药综合征所带来痛苦的严重折磨，德·昆西最终仍没有写好第三部分。他后来虽然成功地减少每天的剂量，但是无力彻底根除服食鸦片的嗜好。正如他自己所说，鸦片是他真正获得幸福的唯一法宝。
恐怖可怕的东方噩梦
鸦片能让人产生梦幻，有时甚至会是美好的幻觉，就像德·昆西以上说的那样，不过这一切只是暂时的。随着吸食鸦片所带来的瘾性的增强，他的梦幻的性质开始变化了，原先的愉快色彩让位于痛苦的景象，快乐感更为负罪感所取代。他后来说自己多年为这种如幽灵一样丑恶和可怕的幻象所迫害，常为那些不可名状的恐惧所困扰，不时发觉自己被禁锢在某处，或者受到轮廓模糊不清的可怕的追猎者所追逐，这样一些感觉令人不寒而栗。
于是，德·昆西首次以惊人的细节描述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梦境，其中可见他对东方（包括中国）的印象。事情还得从德·昆西曾经无意中遇到过的一个马来商人说起。这次会面为时甚短，但这件事却在他心中产生了影响，因为这个马来人竟然成为德·昆西想象中的梦魔。
有一天，一个马来人来敲德·昆西家的门。那人的吐鲁番式头巾使替其开门的英国小姑娘大为吃惊，以为是一个魔鬼。在德·昆西的眼中，“那位英国姑娘的美丽面孔，它的极端的白净，以及她亭亭玉立的姿势，同那个马来人的病黄色的、患肝胆病的、被海洋之风涂抹成的红褐色的皮肤，凶狠的、转来转去的小小的眼睛，薄嘴唇，卑屈的姿态和他的爱慕之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个马来人离去的时候，德·昆西送给他一丸鸦片。当他看到马来人把那丸鸦片分成三份，一口吞下去时，颇为吃惊，因为这个数量如此之大，足以能毒死三个骑兵和他们的马匹。马来人走了以后，德·昆西有好几天都放心不下，但由于他从没有听到有任何马来人被发现死亡的消息，也就相信他已经习惯于鸦片了；同时还相信自己必定是按其计划那样地帮了他的忙，使他得到了一夜的安眠，从而解除了漂泊流浪的痛苦。而就是这个马来人，还随身带来了别的马来人，比他更坏，侵扰了德·昆西，引他进入了一个苦恼无尽的世界。尤其是1818年5月的一份记载中这样讲到：
那个马来人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达数月之久。每晚，我都是通过他被运送到亚洲的情景中去。我不知道别人是否对此与我有同感；但我常想：如果我被迫离开英国去住在中国，并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我准会发疯。
德·昆西说对亚洲（包括中国）如此恐惧的原因根深蒂固，有的甚至连自己也说不清楚，当然部分原因跟别人是相同的。19世纪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印象极其糟糕。他们用来表达对中国人看法的词一般都是：“野蛮”、“非人道”、“兽性”。这些普遍的看法也就渗透进德·昆西的心灵深处，构成他理解亚洲（包括中国）形象的心理定势。
他虽然承认亚洲的人文、制度、历史和信仰方式等等的古香古色非常动人，觉得那个种族和名字的古老历史便足以征服一个青年人的感情。但德·昆西又与其他思想家站在同一个时空坐标上，把东方国家看做是停滞不前的、顽固落后的。早在18世纪，英国的亚当·斯密就从经济学角度从理论上探讨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他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也最勤勉，然而长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后来德国思想家黑格尔更是竭力宣扬这种认为中国“停滞不前，没有历史，总是保持原状”的思想。德·昆西在这方面似乎也没有什么超前意识，他说亚洲的一切均古老而停滞，个人的青春累遭扼杀，以至于“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就是洪水时代以前的古人的再世”，而“人在那些地区犹如草芥”。
中国的情况更是这样。德·昆西说在中国，除掉它具有同南亚其余地方相同的那些特点之外——他说过“南亚，一般说来，是最可怕的形象和联想的中心”——它的生活方式、日常礼节，还有莫名其妙、无从分析的冷酷无情，尤其使他恐惧不安。说到这里，德·昆西还提醒读者，这是理解他那些恐怖的东方噩梦及其所带来痛楚的前提。不仅如此，他还把所有热带地区的人、鸟兽、爬虫，以及所有的树木、植物、习俗、外貌都一股脑儿地放在中国或印度斯坦。同样出于类似的感情，也把埃及和它所有的神灵也统统归于这一个法统。而在那里，他感到自己受到猴子、长尾鹦鹉和大鹦鹉的瞪视、叫骂、嘲笑和谈论；闯进宝塔，被囚禁于塔顶或密室达数百年之久，成了偶像，变成僧侣，受到膜拜，做了牺牲品；同木乃伊和狮身人面像一起上千年地被埋在那永恒的金字塔中心狭室的石棺中，受到鳄鱼带癌毒的亲吻，在芦苇中和尼罗河的泥沙中同非言语所能形容的肮脏东西混杂在一起……所有这些噩梦般的感觉都可以置于中国的场景之中。
对这些梦幻中看到的东西，德·昆西感到与其说害怕，倒不如说令他憎恨和厌恶。因为每种形状、威胁、惩罚和模糊的监禁都使他产生了一种永恒和无限的感觉，而这种感觉驱使他进入一种仿佛属于疯狂的苦恼状态。有时他试图逃避，但发现自己在中国人的房子里，内有藤桌等家具。桌子、沙发等等的腿都即刻有了生命。再加上鳄鱼那可厌的头部及其睨视的双眼对着他，上千次重复着这种动作，这让他站在那里，不胜厌恶，且迷惑不解。后来这个可憎的爬虫时常出现在德·昆西的梦中，并与中国的场景叠映在一起，让他恐怖万分，厌恶无比。
刘重德先生在翻译这段文字时，加了一条注释说：“在1818年5月的回忆里，德·昆西先后多次提到‘中国’和‘中国人’，似系误解，一因中国无种姓等级制度；二因中国不在他所说的南亚或东南亚，而是在东亚；三因中国一向被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西方人将中国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那大致上是17、18世纪的看法，德·昆西生活的19世纪则逐步走向了这种看法的反面；二是在英人眼里，中国不过是东方许多古老国家之一，他们当初对中国的兴趣是跟着对东方的一般兴趣浓厚起来的，同样19世纪以后对中国的厌恶也是与对东方（埃及到远东）的恶劣印象纠缠在一起的。可以说他们分不清，也不屑于分清这些国家之间的区别，把东方统统作为一个异己的“他者”（Other）来对待的。
根据黑格尔和萨特的定义，“他者”指主导性主体以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界定。西方之所以自视优越，正是因为它把其他国家，特别是殖民地人民看作是没有力量、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思考、没有统治能力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形形色色的关于殖民活动的文字，均表明了那种西方世界体系是如何将其他民族的沦落视为当然，视为该民族与生俱来的堕落而野蛮的状态的。
在19世纪的欧洲人看来，中国人都是些恶人：他们极不诚实，礼貌只是出于虚伪，微笑都是鬼脸怪相。如此普遍的弑婴和乞讨行为都证明了他们是些麻木、冷漠、自私并且毫无慈悲之心的人。他们的亲子之情是迫于帝国仅有的法律命令，而不是发自内心。他们对欢乐和痛苦一样地麻木不仁，因此他们富于耐力，能够忍受最深重的痛苦和最沉重的重负，也能够忍受最残酷的行为。
在英国浪漫诗人笔下，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同样是消极的。拜伦眼中的中国人是受到蔑视的和嘲笑的。《唐·璜》（DonJuan，1819～1824）第13章第34小节诗里提到“一个满清官吏从不夸什么好，至少他的神态不会向人表示他所见的事物使他兴高采烈”。这里已经出现了中国人用冷漠的面具掩饰真实情感的主题，而浪漫作家正是要发抒真情实感的。华兹华斯在《序曲》里提到中国人时，与拜伦一样，也仅是把他们称之为“来自遥远的阿美利加的印第安猎手、摩尔人、马来人、东印度水手、鞑靼人、中国人，以及身穿白袍的黑肤女人”中的一个民族。这首长诗尽管提到了被称为承德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之二的乾隆的万树名园，但华兹华斯歌咏的并不是“万树名园”这样的皇家园林，而是“大自然”！华氏在此把中国名园当做一种陪衬。我们还记得自威廉·坦普尔爵士开始英人（特别是18世纪）对中国园林狂热崇拜的情景，到了这时，情形则大相径庭。
还有诗人雪莱，同样是把中国当做“未驯服的”（unsubdued）的“蛮族”看待的。他的文化理想全在希腊。1821年出版的抒情诗剧《希腊》（Hellas，A Lyrical Drama）可资为证。诗剧《序言》里说：“我们完全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无不生根于希腊。如果没有希腊，那么我们祖先的老师、征服者或京城——罗马——就不可能用她的武器来传播启蒙的光辉，我们也许到今天还是野蛮人和偶像崇拜哩。也许更坏，社会弄到那种停滞而悲惨的境地，像中国和日本那样。”
在诗剧《希腊》的倒数第二段还有这么六行：
萨吞和爱神将要苏醒，
从长睡中醒来，更光辉而善良，
较之所有倒下的和一个站起的神，
较之许多未驯服的偶像；
他们的祭坛不用黄金和血来点缀，
而用象征的花和发誓的泪。
这几行诗雪莱自己有个注释：萨吞和爱神属于那些真的或幻想的天真和快乐的一类神明。“所有倒下的”，指希腊、亚洲和埃及的一些神明。“一个站起的”则是耶稣基督，他一出现，异教世界的偶像就不受人崇拜了。“许多未驯服的偶像”，指中国、印度、南极诸岛以及美洲土著所崇拜的一些奇异的偶像。所有这些神明，没有什么疑问，一直联合或相继地统治着人的理智，自从他们统治以来，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恶势力一直在起着邪恶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不断地扩大，除非有一天学问和艺术复活了。而至于墨西哥、秘鲁和印度的迷信的恐怖是人所共知的。
这些英国诗人心目中的东方（中国）印象，只不过是当时流行看法的点滴表现。我们可以从那份在英国家喻户晓的《笨拙》杂志上体会到这种看法的典型展演。1858年4月10日《笨拙》上刊登了题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的诗歌，还有一幅漫画，上面是一个未开化的中国人，背景是柳树图案。这首诗歌说：约翰·查纳曼（JohnChinaman，中国佬）天生是流氓，他把真理、法律统统抛云霄；约翰·查纳曼简直是混蛋，他要把全世界来拖累。这些残酷而顽固的中国佬长着小猪眼，拖着大猪尾。一日三餐吃的是令人作呕的老鼠、猫狗、蜗牛与蚰蜒。他们是撒谎者、狡猾者、胆小鬼。约翰牛（JohnBull，英国佬）来了机会就给约翰·查纳曼开开眼。
有了以上这些共同背景，我们看德·昆西对中国的那些恶劣印象就丝毫不会感到奇怪。维多利亚时代的桂冠诗人丁尼生在一行诗里说：“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德·昆西没有这么谦虚，他声称“我宁愿同疯子或野兽生活在一起”，也不愿在中国生活，因为他的心目中，中国人不过是些未开化的野蛮人。
原始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