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在《尊王篇》序言里讲：“一个英国佬最近在上海对我说：‘你们中国人非常聪明并有奇妙的记忆力，但尽管如此，我们英国人仍然认为你们中国是一个劣等民族。’”中国是劣等民族，中国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这可以说是19世纪不少英国人的一种“共识”。18世纪卢梭这样的社会思想家们因为对欧洲相当不满，认为当时的欧洲社会不能充分实现人道，于是他们开始探索欧洲之外的世界，就把异国民族看成是“高尚的野蛮人”。意思是这些人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心地善良，品行高尚。他认为恰恰是欧洲的文化把西方人变成了非人道的种群，而一些犹未开化、没有文明的社会才能满足他们心理上最基本的要求。
19世纪的欧洲人恰恰认为中国人在道德品行方面是未开化的，无可救药的。那位改变了英国对中国认识态度的马嘎尔尼，就认为英国或者更确切地说英格兰在世界上的优越是不容置疑的。他说“现在的英国人是世界上第一民族，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只要在国外，这一点就得到承认。”他在自己的日记里称中国的普通民众“像俄国人一样野蛮”。那里的精英也具有野蛮人的一切恶习：他们是欺诈的、撒谎的，他们背信弃义，贪得无厌，自私、怀恨和怯懦。更概括地说，“尽管从我们掌握的有关他们的描述中我们估计他们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把他们当作野蛮人。……他们是不应该同欧洲民族一样对待的民族。”
对中国的这种另类看法，后来也成为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的一种避免良心谴责的借口。对于鸦片的危害性，德·昆西深有体会，但这并不能使他良心上受到任何责备，成为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一个坚决的支持者。他有一个儿子霍拉蒂奥（Horatio）就是侵华英军中的一员，并于1842年8月27日死在中国。
德·昆西应该是在1804年以前就已经知道鸦片了，这主要归功于他母亲一方的本生（Penson）家族。他的两个舅舅爱德华和托马斯都在侵略印度的英军中服役。爱德华早逝，托马斯后来晋升为孟加拉东印度公司的军事训练处的上校。孟加拉的这个东印度公司其主要任务就是生产鸦片，并大批量的有计划的向中国走私，结果遭到中国方面的查禁。本生家族与亨利·瓦森（Henry Watson）上校是亲密朋友，而后者则最早坚决主张东印度公司将孟加拉的鸦片向中国走私。1781年9月，在孟加拉的瓦森写信给印度总督，提议将孟加拉鸦片直接运到中国去销售，并由东印度公司垄断中国的鸦片销售，还提议用他个人所有的铜壳战船“嫩实兹号”（Nonsuch）来运载鸦片。他的这些建议均得到应允。1782年，一条隶属于瓦森的船将鸦片第一次走私到澳门，瓦森当然也从公司赚得大量的酬金。
1803年夏，德·昆西花了好多时间，与他舅舅托马斯争论英国法律在印度公正与否的问题。通过这些争论，双方注意到假如不借助于鸦片生意，英国在印度的一切利益都将很难得到保证。这由此也引起了德·昆西对鸦片的好奇心。他还阅读了大量的游记文学和古代史著作，但为其所关注的核心内容还是鸦片。
1839年10月，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就在英国内阁决定对中国进行武力干涉并且从各地调兵遣将开赴中国沿海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英国人要求知道事情的真相，英国议会中的反对派则利用这次机会攻击自己的政敌。如此经过争论基本上形成了支持与反对两派意见。
战争的反对者从鸦片贸易不道德的角度批评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们坚持说鸦片是一种危险的毒品，中国人抵制的原因倒并不是由于对帝国侵略的厌恶，而是因为那些进口商品的不道德的本性。一个基督政府其责任应该是使中国人开化，而不是去毒害他们。1839年，有位任职于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的牧师地尔洼（Algernon Thelwall）还出版了一本《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The Iniquities of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产生了很大影响。书中叙述了鸦片贸易的史实，鸦片的危害性等，呼吁英国国会应该对鸦片贸易的情况进行调查，呼吁英国政府应与中国合作共同制止这种祸害。作者指出：“这项贸易（鸦片贸易）很久以来就由东印度公司的属地向那个庞大的帝国继续不断地进行着。这个问题对我说来是一个完全新的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件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这项贸易是给英国国旗带来了莫大的侮辱。……我们举国上下都应当对它加以密切的注意。国家的荣誉、社会的幸福以至宗教和人道的利益都与这个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作者在书里说明中国人对英国人的轻视实由于英国人贩卖鸦片而起。因为一部分英国人做坏事而使得全体英国人挨骂，英国人应该起来反对鸦片走私。在此书以及其他报章杂志的鼓吹下，1839年底英国国内出现了一次包括工人、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人道主义者等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广泛的反鸦片运动。
战争的支持者则说，中国人自己要吸鸦片，鸦片的危害性可能还没有烈性酒大；并大谈特谈中国政府对英国商人的残暴，坚持要让中国受到惩罚。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批传教士趾高气扬地以征服者的姿态踏进中国的城镇。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的基本信条是：“只有基督教能拯救中国解脱鸦片，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也就是说，鸦片危害中国，英国政府及商人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也是无力解决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罪恶的贸易，他们可以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西方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而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这就是他们荒唐至极的侵略逻辑。
后来，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在1923年写的一本小册子《关于鸦片之事实真相》（Some Truths About Opium）里，也说远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就已知晓嗜食鸦片。民国以来，军阀都强迫人民种植罂粟作为税源。中国实际上已经自种自吸，英国人纵使禁止鸦片贩往中国，也难以收到实效。这就是说，如果中国决心禁烟，只能靠自身努力，英国本没有这种道义上的责任。
概而言之，对于鸦片，战争的反对者认为它是一种致命的毒药，而支持者则把它看做是一种无害的醉人的兴奋剂，而且只不过是中国人大量需求的一种商品。德·昆西在1840年的那篇《关于中国的鸦片问题》的文章里非常详细地引述了相关的争论。他宣称中国人禁止印度鸦片仅是由于他们自己能够充足供应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可以在毒品消费和渴求利润两方面刺激中国人的欲望。于是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德·昆西就搁下了有关鸦片消费的正义与否不谈，而走进对抗中国的战争支持派的阵营。他们认为中国人本来就是一些原始而野蛮的族类，只有与文明的西方（尤其是英国）接触，才是发展的唯一希望；同时，由于中国人的本性是欺骗奸诈的，所以这些接触必须由西方人在武力的保护下实施，这是能够让中国人明白的唯一制裁手段。德·昆西在写作《自白》时，就一贯有厌恶中国的思想，这时候更不愿意公平地检视那些争论意见，尤其是战争反对者的意见。
德·昆西认为鸦片高昂的价格将会把中国劳工阶层排除在消费者以外，但又有点自相矛盾地认为，贫困将会带来广泛的嗜食鸦片。鸦片贸易能够在中国民众的贫困中得到繁荣，并能产生无法控制的欲望，而不管消费者的经济情况是否允许。
因此，鸦片可能会破坏中国人的家庭经济。德·昆西由此又继续推测中国人的命运：他说鸦片消费取代其他消费后，将会出现财富过剩的状况。因而那些连续生产以供中国人消费的英国人将会越来越富裕，而那些“生活在污泥里，吃着垃圾的”中国人，无法生产足够的产品供他们大量的人口消费。但是这种增加财富的经济模式仅仅在国外市场购买力增加时才会起作用。理论上对英国商品来说，中国是一个理想的消费市场，中国人的贫困给英国贸易提供了最好的根基。德·昆西的计划是英国停止进口中国茶叶。他认为尽管只是在相当小的程度上实施这一计划，也足以对中国的整体经济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德·昆西考虑中国问题的角度，再也不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那些令人好奇的浪漫想象，其衡量标准是出于战略意义的商贸利害关系。在《自白》里，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购买鸦片的经验。那时他的眼中，鸦片只不过体现着一种交换，一种心旷神怡的诱惑。他说自己不愿意把任何世俗的回忆同第一次使他熟悉这种天国药物的那个人、地点和时刻相联系。然而，在德·昆西1840年以后的文章里，鸦片已经增加了经济的价值。由此他力求使大英帝国在中国的野蛮行径合法化。他写道：“我们要对中国这样的国家行使权利，因为这种民族是没有能力达到真正文明程度的。尽管他们也有那种半文雅的态度和技艺，但是他们在道德方面的不开化是无可救药的。我们要在足够力量的展示下表明我们的意思。”他指的是通过战争所展示的军事力量。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无生命力的国度，既没有值得一提的商业贸易，也没有海洋工业、兵工企业、造船业，同样也没有像利物浦、格拉斯哥那样的大城市。简言之，中国没有生机，没有器官，没心没肺。
类似的看法也出现在德·昆西题为《中国》的文章里。这篇文章开头引用诗人柯勒律治那种故作夸张式的义愤之句：“诸邦憎恨你！”（Thenationshatethee）然后说，关于中国的事情，“（欧洲）诸邦憎恨你（中国）”这个说法无需正规投票就能一致通过。因为在那里存在着最可悲、最愚蠢的不人道的侮辱事情。假如一个人声称对莎士比亚笔下的伊阿古（Iago）表示敬重，那他将会成为令人厌恶和受人怀疑的对象。伊阿古不过是戏剧里的一个恶魔式的梦，而那些犯罪的中国人不仅是些活活生的存在物，一旦有机会就实施着他们那种残忍恶毒的无礼行为。德·昆西还说，两个世纪里英国的扩张，倒是将自己带进了一个痛苦不堪的境地。为什么呢？因为必须把英国人与那些自负的、最该被忽视的中国居民联系在一起。他回顾了中英交往的历程，指出从第一次的接触开始，其基础就是建立在极度恶意之上的，而且还持续不断地发生着一些不好客的粗鄙事情。这当然是针对中国这一方而言的。德·昆西认为英国在广东的商贸活动是丢脸的。原因是中国人没有看到英国的雄伟壮观，没有看到英国的坚强实力，以及英国的开明而有坚实基础的制度，还有那些良好的信用、精妙绝伦又古色古香的文学、对人类任何一种形式的灾难所表现出的巨大同情心，另外还有那些能大大增加金钱能量的保险制度、巨大的造船企业、码头、兵工厂、灯塔、无论是私人还是国有的制造业，等等。德·昆西说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东西，中国人无法明白，也无法看到；英国在广东的人太少，因而不能向中国人显示一个伟大国家的能量。
德·昆西在文中谈到了写过《环球旅行记》的安森在广州的遭遇。然后说，一个政府（中国）如此善于欺骗，而一国人民（至少在满清官僚阶层）却通过数世纪以来的训导而不自觉地顺从其政府，这是不可思议的现象。他还提到了英使马嘎尔尼和阿米斯特来华，因“叩头”礼仪而招致的失败，说这些东方人的堕落是骇人听闻的，而从妇女的境况上也同样可以发现亚洲国家的未开化程度。德·昆西进一步认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低能的民族；他们的顽固的特性又是与其低能的大脑联系在一起的，同样也跟低能的道德能力相连。由此我们从他的这种种看法，再联系他在《自白》里的那些恐怖的东方（中国）恶梦，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对中国和中国人极具成见和偏见的英国作家，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著述正是忠实地展现英帝国殖民心态的自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