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英国文坛上，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可谓盛名远扬。他被誉为“莎士比亚后的第一人”，英国女王授予他“荣誉侍从”的称号。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创作了许多部小说和戏剧作品，流行世界，影响广泛。但是在文艺评论界，他被视为“通俗作家”，迎来的并不是一片赞誉之声，更多的是冷眼相待，认为他的多数作品确实构不成“伟大”的条件，甚至还有人指责他玩世不恭，仇恨社会。1945年，《人性的枷锁》原稿移赠美国国会图书馆，就在社会上一片众口交誉之际，当时执英国文艺界牛耳的大批评家威尔逊（Edmund Wilson）就指斥美国“重视”毛姆是文学素养开始低落的征兆。而对于“通俗作家”这一称号，毛姆倒觉得是个荣誉。他自己就说过：“如果作家只受到一个小圈圈的赏识而不为广大公众所喜爱，那么他就绝不会得到后世的称颂，因为后世根本不会知道他们。”《人性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1915）是毛姆最重要与流传最广泛的自传性小说。毛姆8岁丧母，10岁失怙，仰仗叔父供给。17岁入海德堡大学，学习哲学和唯美主义。一年后返英，立志写作。这部作品就以作者早年的生活经历为依据写成，因而也是一部叙写他成长的“教育小说”。
主人公菲利普（Philip Carey）是英国的一个留德学生，在柏林经历成长阶段，其中包括首度和中国人交往的经验。我们注意到，在海德堡大学，与毛姆住在同一公寓里的就有一个中国学生。菲利普初到德国时，寄宿在欧林教授夫人的家里。这儿不仅环境舒适，欧林教授还将亲自教菲利普学德语。除了欧林夫妇外，这里另又寄宿了十来位房客。当菲利普初次走进餐厅用餐时，隔着饭桌，发现有一个颈脖子后面拖条长辫子的、长得很漂亮的金发姑娘法国小姐凯西莉。而在她旁边坐着一个中国人——宋先生。值得提醒的是，正是这两位房客，以后闹得整个寄宿家庭心神不安。在菲利普的眼中，宋先生“黄黄的脸上挂着开朗的微笑。他正在大学里研究西方社会的状况。他说起话来很快，口音也很怪，所以他讲的话，姑娘们并不句句都懂。这一来，她们就张扬大笑，而他自己也随和地跟着笑了，笑的时候，那双细梢杏眼差不多合成了一道缝。”可见，菲利普对宋先生的初次印象并不坏，甚至还打破西方人优越感和宗教框框，认为像宋先生这样的大好人，不应该因为是异教徒就得下地狱。
没过多久，菲利普发现宋先生和凯西莉小姐在谈恋爱。一天傍晚，夜幕低垂，菲利普在回家的路上从两个行人身旁经过。那两人原是紧靠在一起的，可他们一听到菲利普的脚步声，赶紧向两旁闪开。菲利普想，他俩如此忙不迭分开，说明他们刚才是手钩着手走的。对此，菲利普惊讶之余又有点困惑。可惜寄宿家庭其他人也察觉到两人恋情，“看到过他俩躲在幽暗处不知鬼鬼祟祟干啥。”其中几位老太太开始把这事当作丑闻来谈论。房东教授太太又气又恼，只是担忧会失去两个房客，起初尽力装做什么也没察觉，最后终于敌不过那三位老太太，突然摆出一副疾恶如仇的架势，愤然表示要了结这桩公案。先是正言厉色地找法国小姐凯西莉谈话，不巧这位小姐的态度“竟那么厚颜无耻，公然提出得任她自行其是”，如此等等，气得教授太太开始号啕起来，结果却是落得小姐一个劲儿地取笑。最后教授太太变换对策，用软功打动凯西莉的柔肠，说“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会这么糟嘛，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症结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叫人恶心。”而这话也没有软倒凯西莉，教授太太得到的是三个“我爱他”的誓言。况且，这以后，他俩“越发肆无忌惮”，不再瞒着人偷偷地一起出外散步，而是每天下午都大大咧咧地道小山冈那儿溜达。教授太太又对宋先生好言相劝：他不该败坏那姑娘的名誉；他正危及整个公寓的名声；他必须明白他的所作所为有多荒唐，有多邪恶。可是她得到的却是面带微笑的矢口否认：他对小姐不感兴趣，他从来没同她一起散过步，所有这一切纯属子虚乌有，全是捕风捉影。
宋先生始终笑眯眯地望着教授太太，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细牙。他泰然自若，什么也不认账。他厚脸面又文雅地百般抵赖。最后，教授太太冒火了，说那姑娘自己也承认爱上他了。“扯淡！扯淡！根本没这种事。”教授太太从他嘴里掏不出一句实话来。
有一回，在晚饭桌上，菲利普的目光偶然同凯西莉小姐相遇，他觉得她的目光里射出仇恨与轻蔑。屋子里空气沉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似乎大家被这对情人的兽欲搞得心神不宁；周围有一种东方人堕落的特有气氛；炷香袅袅，幽香阵阵，还有窃玉偷香的神秘味儿，似乎逼得人直喘粗气。菲利普感觉到额头上的脉管在搏动。他自己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奇怪的感情搞得他如此心慌意乱，他似乎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极其强烈地吸引他，而同时又引起他内心的反感和惶恐。这种局面延续了好几天，整个气氛令人恶心，人们感到周围充斥着那股违反常理的情欲，小小客寓中所有人的神经都被拉得紧紧的，似乎一碰即崩。只有宋先生神态如故，逢人还像以前那么笑容满面，那么和蔼可亲，那么彬彬有礼。谁也说不准他的那种神态算是文明的胜利呢，还是东方人对于拜倒在他们脚下的西方世界的一种轻蔑表示。这样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最终两人私奔了，落得教授太太嘴里呻吟着，胖乎乎的身躯颓然倒在沙发里。
菲利普在晚饭桌上心慌意乱的感觉，是西方人对东方世界那种既诱人又恐怖印象的心态展现。而教授太太对宋先生“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这样一副令人恶心的尊容的描述，也让我们体会到席卷西方世界的“黄祸论”的味道。我们从菲利普的困惑，以及寄宿家庭的矛盾里，或可推测到毛姆成年前对中西文化交流所持的不甚乐观的看法。正如他在小说里表达的结论——“生活是虚无的，现实无法改变的”——那种悲观论调一样，文化隔阂也是限制人们自由交往的精神枷锁。在毛姆眼中，异域文化是令人向往的（如开始时菲利普对宋先生的评价），但一旦异域文化侵入西方本土文化（宋先生竟然敢与法国小姐谈恋爱），威胁到西方文化的纯正，就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就会遭到西方文化的抵制和攻击。西方种族主义文化心态昭然若揭。毛姆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了如果西方文化泥古不变，一味排拒异域文化，就会如宋、西最后上演出一幕私奔戏那样，一筹莫展、一团混乱。
20世纪英国文学变化的重要特色之一，正是对异域文化（东方文化）有选择的接纳，毛姆也不例外。文化隔阂的破除在于相互了解，达到相互了解在于缩短交往距离。于是，毛姆写完《人性的枷锁》之后，开始了广泛的旅行，足迹所至遍及印度、缅甸、新加坡、马来亚、香港地区、中国内地以及南太平洋中的英属与法属岛屿，还到过俄国及南北美洲，在积累丰富的见闻和创作素材的同时，也近距离试图了解异域文化。
1919年，毛姆与他的秘书赫克斯顿（Gerald Haxton）一起，启程东来，到中国体验生活，收集创作材料，前后游历了四个月时间。12月底，他和赫克斯顿坐民船沿长江上溯一千五百英里，然后改走陆路。1920年1月3日回到上海时，在给弗莱明的一封信里，他吹嘘自己凭两条腿走了四百英里路。这次游历，大大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从1922年起写了一系列涉及远东（中国）的作品：戏剧《苏伊士之东》（East of Suez，1922），散文集《在中国画屏上》（On the Chinese Screen，1922），长篇小说《彩色的面纱》（The Painted Veil，1925），中篇小说《信》（The Letter，1926），短篇集《阿金》（Ah King，1933）。这些作品所展现的异国情调，加之毛姆俊逸飘洒的文笔，精彩生动的故事描述，获得不少读者（观众）的青睐，构成毛姆“东方题材”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说以北京为背景的《苏伊士之东》1922年在伦敦最有名的王家剧院上演时，其场面之宏大，令伦敦观众惊叹。该剧头一场布景便是北京皇城根附近的一条热闹的大街，在伦敦唐人街找了40多个华人做临时演员，有拉车挑水的苦力，有蒙古骆驼商队，有游方和尚，甚至有个国乐班子，这是配乐作曲家古森在索荷的华工中物色到的。如此多的华人上台演出，在英国是破天荒，为此，剧院还特地雇佣了几个广东话翻译。《苏》剧于9月上演，连演了209场，剧本本身并不太成功，但华人“龙套”特别令人满意，毛姆自己也说：“任何看过此剧的人都不可能忘记中国人的精彩演出，尤其是第四场暗杀未遂，伤者抬过来时，那惊恐的姿势表情，声音压低的激动交谈，真有一种戏剧性的紧张气氛。”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人生路险》（Life’s Handicap，1891）里说过，一过“苏伊士运河以东”，那就是“圣恩不及”、而“兽性”大发的地方。同样，毛姆《苏伊士之东》以殖民地为题材，将具有高尚道德原则的白种人与残酷、狡猾、虚伪、容易犯罪的亚洲人相对立，带有明显的“白人优越感”的倾向。这种文化优越论所造成的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傲慢与偏见，也不自觉地渗透进了《在中国画屏上》。
暮色里消逝的东方神奇与奥秘
《在中国画屏上》是反映毛姆中国文化观的主要作品，也是他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集中展现。在这部作品里，毛姆并没有因为踏上中国土地，实地考察，增广见闻后，重新更为现实地认识中国，反而随着距离的缩短，看待文化问题的角度越发狭窄，基本持续了《人性的枷锁》对中国的看法。如作品题目标示的那样，这是一个画屏上的中国，就像济慈看到的希腊是古瓮上的希腊一样。原来，毛姆来中国最想寻觅的是昔日的荣光、古典的绚烂。他就是手持这样的滤色镜来看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的。中国是神秘国度，百姓幽雅，风度翩翩，像宋先生一样。而全然不顾当时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革命频起，新旧交替的现实。像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只是历史的、文化的中国，而非现实的中国一样，踏上中国国土的毛姆也隔着历史的薄纱看中国。我们首先来看看他慢慢打开的幕帷：
你进得城来，走上一条商店鳞次栉比的狭窄街道：许多木雕铺面都有它们精美的格状结构，金碧辉煌。那些精刻细镂的雕花，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衰落的豪华。于是你会想到那些发暗的龛橱里，都是出售各式各样的神秘莫测的东方的稀奇物品。……这时，一匹毛色光鲜的骡子，踏着沉重的步伐，拉来一辆北京轿车（The Peking cart），向着茫茫暮色中走去，静静地走去。于是你猜想，坐在里面的是什么人呢？一位博学通儒，正要外出访友，“共同伤感时乎不再的唐风宋采”；或是一个歌妓，“穿着花团锦簇的刺绣缎褂，青可鉴人的头发上簪着一块翠玉”，正要外出赴宴，和那些风流蕴藉的公子哥儿们，优雅地应对。北京轿车终于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消逝了：那车上似乎满载着东方的神奇与奥秘。（《幕启》，The Rising of the Curtain）
在当时满目疮痍的中国土地上，最让毛姆感兴趣的正是那暮色里消逝的东方神奇与奥秘，也就是用那种衰落的豪华寄予着自己的怀古忧思。其实，通读全书，我们可以看到，从历史帷幕里走出来的不是别人，而是他（毛姆）。而且一手捧线装书，一手持放大镜，正在六朝的清谈中左顾右盼，在柳永杜牧的水榭楼台上缅怀苏杭。他心目中理想的中国形象正是这古典中国，是汉宫魏阙，是唐风宋采，是一种凭借其自身文化优越感抉发出的异国情调。
毛姆来中国时，那场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刚过后不久。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他对此有什么直接评价，但那位清癯、文雅、忧郁的内阁部长的一段话，可以想见毛姆此时的所思所想：
他用一种忧郁的中国方式和我谈话。一种文化，最古老的世界知名的文化被粗暴地扫荡着，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学生们，正把这种自古以来一代接一代建立起来的东西无情地践踏掉，而他们却拿不出东西来替代。他们不爱他们的国家，既不对它信仰，也不尊敬。一座一座的庙宇，被信士们和僧侣们糟蹋，让它们衰败以致坍塌，到现在它们的美除了在人们的记忆里什么也没有了。（《内阁部长》，The Cabinet Minister）毛姆与这位“内阁部长”一样，基本上为中国古文化之现代命运感到“忧心”和“惋惜”。因而，尽管他发现内阁部长是一个恶棍，一个压榨的能手，中国之衰败到如此悲伤的危险地步，肯定有他的一分。“但是当他抓起一只天青色的小小花瓶在他手上时，他的手指似乎用一种着魔的温情扣住它，他的忧郁的双眼爱抚地瞅着它，而他的双唇微微地张开，好像要抽出一声贪欲的叹息。”又是一个“忧郁”。毛姆的心情有点类似“内阁部长”注视花瓶时那种抑郁不安的感觉。他们都只看到历史的美好、眼前的衰败，却对未来展望视若无睹。我们可以不怀疑毛姆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真诚喜好，但也无法忽视其中夹杂着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态度也适用于中国的苦力（theCoolie），毛姆将之称为“负重的兽”（TheBeastofBurden）。
来华西人在对中国人的观感中每每提到中国苦力，多数还带有怜悯与同情之心。在毛姆眼中，那不堪重负的中国苦力构成的却是一幅非常有趣的图景：“当你第一次看见苦力挑着担子在路上走，触到你的眼帘是逗人爱的目的物。……你看那一个跟着一个一溜上路的苦力，每人肩上一条扁担，两头各挂着一大捆东西，他们造成一种令人惬意的图景。看着在稻田水里面反射的他们匆匆忙忙的倒影，是非常有趣的。”面对这些牲畜一样的苦力，毛姆是空怀一肚子无用的怜悯与同情，这让他感到沉重的压抑。他进而联系到所有的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由于为颠连困苦的人生所烦扰，同时人生如白驹过隙，一个人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难道不是可怜的事实？无休止的劳动，然后没有日子去享受果实。精疲力竭，突然饮恨而亡，一切茫然不知所措，这不恰好就是悲哀的所在吗？”毛姆觉得如是展现了中国的神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