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可爱的山谷生活的千万人却除了习俗外没有任何法律，除了他们自己的家庭外没有任何制度。他们的勤劳是你在欧洲几乎看不到的……他们没有其他的过高奢望，他们不在乎积累财富……在这样一个民族里不会存在疯狂的竞争。没有主人，也没有仆人；有的只是平等，不折不扣的平等规范，维系着他们的日常交往。健康的劳作，充足的闲暇；坦诚的友善，一种与生俱来的、不为不实际的空想所折磨的满足感，一种造物主赋予的审美感——在无法以艺术作品的形式来表达时，代之以优雅、庄重的礼仪；所有这一切便是养育我的那个民族的特征。
以上这是中国人安时处顺、乐天知命的生活方式，也是迪金森眼中理想的东方景观。而英国人是何等情形呢？迪金森在第四封信里同样通过那个中国佬的口说：还是让我来重温一下对英国普通公民的印象吧，它可是建立在我多年的研究基础之上的，那会看到什么样的人呢？我发现的是英国人违背自然天性，也无法通过艺术来恢复人的本来天性。英国人只不过仅是一个工具而已。他们在技艺方面的成功，正展示着在精神洞察力上的失败。英国人能够完美地制造和使用各种机械，但不能建造一所房子，或者写一首诗，或者画一幅画，更谈不上崇拜或渴求它们了；他们的文学是每日的新闻，充满着傲慢而毫无意义的词句，趣闻、谜语、双关语以及各种诽谤之词充斥其间；他们的绘画只不过是涂写上颜色的故事。因而他们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的感觉都苍白迟钝，差不多都是些瞎子和聋子。
在第六封信里，迪金森谈到了中国的政府，说它是建立在人民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的，达到了令西方人难以理解也无法模仿的程度。因此，中国的政府既不是专制的，更不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摧毁了我们的掌权者，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各省的，我们仍然可以如从前那样生活得很好。我们所遵守的法律来自于我们的天性。而西方政府的概念和事实是何等的差异。那儿没有基本的法律，有的是独裁的规则。”
第八封信中提到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入侵中国：当你们的商人第一次来中国时，哪里是我们邀请的呢？而我们接受他们，如果不是出于热情，至少也是由于宽容。只要他们同意遵守我们的制度，我们是很乐意准允他们的贸易的。但是在那种条件下，他们还不能扰乱我们的社会政治秩序。然而，现在呢？你们生意的大部分却是鸦片贸易。我们注意到，正是由于吸食这些毒品，我们的健康和道德受到损毁，因而我们加以严禁。可你们的商人逃避法律的制裁，偷偷摸摸地走私鸦片。你们的政府却又以种种借口挑起战争。你们侵入我国领土，迫使我们赔偿并割让香港岛。后来你们又以新的要求为借口，伙同法国占领我们的国都，迫使我们答应各种要求。我们屈服是因为我们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这封信的意义是深刻的。因为19世纪以后，中英两国已正式开始了血与火的较量。一面是大英帝国的日益强盛，一面是大清帝国无可挽回的衰落，注定这场较量的弱者将要遭到怎样肆意的践踏。这与18世纪启蒙时代西方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化的神往形成强烈反差。迪金森借笔下人物之口为中国鸣不平，其正义感与同情心在那个时代就显得格外令人钦佩了。
物质利益与道德道义的对峙
义和团暴动及西人对此事件的回应是迪金森思考中国文明问题的切入点。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以及运动过程中对在华欧人的强烈冲击，正好为当时西方颇为盛行的“黄祸论”提供了重要口实，随之有关中国人的种种“劣行败德”和“野蛮行径”，伴随着原本就有的偏见与成见，在欧洲迅速传播，几可达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然而，同样作为西方人的迪金森是理智的。他在第一封信里就借约翰中国佬之口说，假如欧洲人据此推断中国人为野蛮人，都是些残忍嗜血之民，那当北清事变（指八国联军入侵）时，欧洲军队在中国飞扬跋扈、暴戾狼藉、无所不为，不是也能由此可见西洋文明的野蛮性。
迪金森在此采用了先抑后扬的方法驳斥了西方肆意攻击中国的论调，进而认为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不信任与嫌恶，并非如欧人以为的那样是出于狭隘与无知，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文明观念不同所致。
迪金森将之概括为物质利益与道德道义的对峙，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抓住了中西方文明冲突的核心。他通过约翰中国佬在信里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的文明。当然最古并非就是最善，但最古也并非就是最恶。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绵延长久，足以证明中国社会组织制度的稳固安定。中国文明不啻是稳定，还贯穿着一种道义的秩序。回顾所谓西洋文明，恐怕就是不绝如缕的经济纠纷罢了。迪金森由此从宗教、家庭观念、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多方面，对中西方文明展开对照，以强调物质利益与道德道义之追求的差异，并借此突出中国文明的优越性。
先看宗教。西方的宗教胜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西方人坚定不移的信念，但迪金森认为未必如此。在他看来，宗教的核心问题是对民族社会感化的程度。而基督教比起儒教对中国民族的感化来，要少得多，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中国文明以儒教为支撑。所谓儒教，即讲求道义的说法。因而中国文明的首要基础，就是道义、道德。西方的文明，不是与利益观念相连，就是立足于经济的关系，而道义和道德，不过是附属于表面的装饰物而已。
再就家庭观念来看。迪金森说，西方的儿童一等到能够离开父母时，就被送到公共学堂里去，这样一下子就脱离了家庭的感化。父母就在此时投身于生活竞争的激浪之中。而与父母分离的儿童，对父母的反哺之情，也随之淡忘了。再则，与家人关系是亲是疏，就全看个人的良心了。
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方面，信里讲，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位，这样似乎就自由自在，社会进步了。如若有人总是停留在原来的地位，必引为大辱。所以，为求得个人的独立，而冒险、竞争、苦斗。身处这种社会中的人，终身得不到满足的感觉，整日皇皇营利，汲汲求私，总是没有平静安乐的生活，“金钱关系”则成为社会中唯一的社会关系。
约翰中国佬说，在我们东方人看来，你们这样的社会纯粹是野蛮社会的表现。因为中国人推测文化的程度，并不在于财宝堆积的分量，而在于国民生活的品性与人生价值。可你们的社会里不存在任何道义观念，只有无穷的利益关系而已。假如不看重过去，也不珍惜现代，那么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呢。若以金钱利益为标准，又如何能有真诚的社会呢。假使我们来模仿你们的社会制度、科学、艺术等，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我们中国人不愿意采用这样的制度。
接着信中展示了中国人以社会为上，个人次之的家族制观念。说在中国人社会里，对一个人来说，他生为家族的人，死为家族的鬼。他一生的理想与实际，均以家族关系为重。结婚以后，也不离开他的家族，仍然是家族的一员。家族构成社会的一个单位，家族共同居住在一个屋宇下面；在共有的祠堂中拜祖祭祀，绝没有从一个家族中分离出去的人。
在迪金森看来，靠其“皇皇营利，汲汲求私”的西方人，攫取百万财富并不太困难。然而，一旦不慎破产，必将立即坠入深渊之中。中国则不然，人们不容易陷于如此深渊中，而且不好与人竞争，不强人所难，也不至于因要满足个人野心而苦闷丛生，且也没有源于灾祸而饥饿的恐惧。同样，中国人也不会为衣食温饱而营营役役，东奔西走；只是玩味自然的恩泽，修炼礼节，将利欲置之度外，凭道义的力量，享有与他人交际的本能与机会，以此来组成社会。与西方的所谓财力富足的社会相比，中国在道德上、伦理上，都是很优秀的。观察过西方社会的人，都说你们在实际能力与科学方面很有功绩。但在中国人眼中，西方许多大都市的人，进退粗野、道德堕落、风雅丢尽。约翰中国佬说，假如让中国人像西方人那样，为博得一个进步的美称，而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无论如何是不太愿意的。如就物质优势和道义美德，二者选一，则中国人宁愿维持现今的社会制度，以保存道义的美德。
在中国的儒政模式中，孔子早就对衡量社会发展的物质与道德两个尺度提出了“庶、富、教”的主张，求富庶同固然可以强国足民，但孔子以教为治、重视教化，更强调社会的道德水准。迪金森此处正是从这一观念出发的。他对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或褒或贬，扬中国文明之道德道义，斥西方文明之物质利益，其出发点当然是试图以他人之长，补己之不足，以拯救西方文明亦已表现出的各种弊端。因而借中国人之口竭力称颂中国传统文明，其偏颇之处，在所难免。这只不过是西方作家利用中国题材的一种策略，其中是非可否，也不难理解。
饥饿的老鹰，在空中盘旋
在迪金森看来，东西方文明之间既有如此显著差异，一系列冲突的发生，尤其是当时中国出现的许多事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们知道，义和团暴乱是迪金森思考中西方文明关系的出发点，同时这也是令西方人普遍关注的话题。当时欧洲流行着一种看法，即认为挑起这种冲突的是中国。迪金森指出这是诬蔑之词。因为事实上中国人绝不愿意与西方交流。当初东西方之交往，实因西方人通过强力而造成，并非中国人之所求。因为，“我们不愿意拿自己的宗教强加于他人，也没有与国外通商贸易的愿望。我们的宗教，本来优于你们的那种宗教；至于在道德方面就更高尚了，社会制度也更完全，这一点我们感到很自信，而且也是真理。当然，适合于我们自己的，未必适合于他人，这点我们很明白，所以，我们不相信有什么能够救济万国人民或带有教化使命的言论，况且是必须用炮火与刀剑来求得这种使命的实现呢。我们的愿望只是想解决自己的问题，能够达到这点已经心满意足了，何必再牵涉别国人民的问题呢。如果你们因为要使同胞改变宗教而采取干涉手段，也不是我们所能赞同的。”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始终自给自足，无以他求。而西方为强行开放他国市场，不惜以武力相逼。迪金森说，这是一种侵略行径。由于“从经济上来看你们的社会，其组织的结果，常常导致民众面临饥饿的深渊。即使是你们日常生活所需消费的也不能自己产出，而所产出者，又不能自己消费掉，所以你们在他国发现市场，卖出所生产的物品，换取食品与原料，以解决你们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近年来，为了达到开发市场的目的，为获得经济利益，你们频频在中国挑起事端，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就这样，迪金森道出了西方列强在中国不断肆意挑衅的本质原因。
至于英国商人所一再声称的论调：“不排斥英国的企业，而欢迎之，能为大清国带来利益”。信里的约翰中国佬则说：“你们的得失，与我们的得失是不一样的。我们所采用的政策，不但先考虑其财富的总量及其结果，更要考虑它对人民的幸福如何。（在我们看来，富裕与幸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们常常就如何生活而考虑，我们则就人生的实质而考察。就是说，你们所考虑的仅是手段的问题，而我们所关注的是人生的价值问题。”这里又是中国文明优越性的典型论调。
迪金森看得很清楚，需要与供给的脱节，实足以左右西方人的命运，而西方人既不能预测这种脱节的情形，又哪里谈得上有什么制止的方法呢。一旦遭遇事件，如粮谷歉收，或改正关税，就会波及数千里，危及数百万人的生计。因此，迪金森指出，西方人所谓的自由贸易，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贸易。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对外关系，更加让人失望：“五十年以前，各国之间的通商，颇有点和平时代来临的景象。我们尚有不少人偏信于你们的所作所为。然而观察其市场竞争的结果，满眼是战乱流血的惨状，这比以往那些来自王侯野心、僧侣迷信所引发的战争，还要频繁。你们睁着贪欲的眼光，如果发现有一块人迹未至的地方，就像饥饿的老鹰一样，在空中盘旋。至于瓜分国外土地，因分配不均，而产生的互相猜疑就不提了。”可悲的是，而今为了扩张土地的缘故，而“驱百万生灵，竞争杀戮，腥风血雨，遍染于世界各地的时日，应当不远了”。迪金森对西方文明的忧思如此，他才对东方中国文明寄予希望，保持一种理想信念。
迪金森在这部作品里所展示的中国文明优越论颇有点类似辜鸿铭对传统中国文明的看法，也与一战前后（五四时期）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有些内在联系。只不过后来人们更自觉地比较中西文化，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当然，对那时面临着摆脱封建文明包袱，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中国来说，儒家文明较多地显示出消极的一面；而对于逐渐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世界来说，它却能显现出某种帮助西方反省现时文明之弊，启发人们寻求精神新境的实用价值。迪金森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而抱着对中国文明的理想信念，极力赞美中国。我们从他所创造的乌托邦中国图景中可以看到西方作家的文化利用传统承传嬗变之轨迹。
2.“中国画屏”上的景象——试看毛姆的傲慢与偏见
在英国作家中，毛姆作品最富于异国情调，南太平洋诸海域被人称为“毛姆国”。确实，这样一个雅俗共赏的著名作家，擅长于抓住读者（或观众）的期待视野，用遥远而异质的东方文化情调满足人们的兴趣，诱发人们的想象，成为其作品取得商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他一生爱好旅行，屐痕处处，所见所闻，皆成文章。但他从来不是个单纯的观光者，兴趣在于人和人的生活。凭其丰富想象力所构造的艺术世界，弥漫着旖旎的南洋风光，显现着浓郁的域外风情，同时也呈示着那种以欧人心态观照异国的文化视角。他来中国追寻的是古代的荣光，昔日的绚烂。因为他心目中的中国在汉唐盛世，甚至是在庄子的《秋水篇》里。这样透过他那画屏上的古典中国，我们看到的是西方文化优越感心理作用下的傲慢与偏见。
宋先生黄黄的脸上挂着开朗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