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儒家对待科学态度有两个根本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有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儒家根本重理性，反对一切的迷信，甚至反对宗教中的超自然部分；另一方面，儒家集中注意于人与社会，而忽略其他方面，使得他们只对“事”的研究而放弃一切对“物”的研究。李约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学说似乎太人道主义化了；因为，他们虽然讲人道主义，却是反对科学的。他们对于人类社会以外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们抑制这方面的兴趣。
当然，李约瑟并未犯过分抬高道学贬抑儒学的错误，他对儒学在社会发展和人文科学方面的作用也非常重视。他对孔子作出了崇高的评价，认为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和王权来自人民意志是革命的和民主的。孔子肯定人人可教，事实即已肯定人人都能掌握真理，这种观点，再加上孔子所宣扬的正确的求知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本来应该有利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但是由于儒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而且，只有人类社会，所以理性主义就不能发挥它的有利作用。如果说，中国的官僚政治抑制了商人集团的上升使他们不能掌握政治权力，从而扼杀了在欧洲历史上与现代科学的产生密切相关的一个社会阶级，那么，其错误就不在于儒家的哲学思想。这应该说是一种比较公允的看法，他没有把一切罪责推给儒家，而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最终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李约瑟在《现代中国的古代传统》一文里讨论了科学技术史上中国文化的地位问题。他说“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惊人的发展，而在17世纪初期伽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发展呢。”
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有杰出之科学成就，何以现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在中国？李约瑟进而指出，虽然中国的文明受到阻抑而不能独立地发展现代科学，可是中国人的思想却很早就达到了，科学人道主义的水平远在我们西方人之前。“概括起来，中国的科学人道主义的理论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它从来不把人和自然分离开来，从来不把人看作是脱离社会的人。”而儒家学说是富于社会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这是世界上任何地域的哲学思想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中国是科学人道主义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在古代，儒家提供了人道主义，而道家提供了科学。”在李约瑟看来，这种科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科学人道主义”避免了唯科学主义的弊病。他多次告诫人们不要忘记“慈悲、怜悯、和平、仁爱”这些神圣观念，“只有坚持这些观念才能挽救科学；否则，滥用科学必将导致全人类的彻底毁灭。”
当然，在李约瑟的思想中，儒家只是强调社会的伦理道德，道家学说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在很多方面发展了科学态度。而他一贯认为“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是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以及形成这种科学技术的哲学思想”。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之所以多少有些扬道抑儒的原因了。
三人行必有吾师
文化中心论历来是跨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其中特别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直接危害着东西文化对话的顺利进行。一战的爆发，充分展示了西方文化的严重危机，因而西方文化中心论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判。李约瑟就是这样的有识之士。1955年，他在英中友好协会所做的主席演说词《东方和西方的对话》，集中展现了欧洲中心论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即便到现在仍能给我们以很大鼓舞和启发。
李约瑟指出，三千年来旧世界的东西两方一直在进行着对话，彼此给予很大的影响，但是双方所形成的文化却是迥然不同的。而“现在我们应该清楚认识到，世界上的问题，如果只从欧洲人的角度去考虑，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因此他主张必须通过亚洲人的眼光来认识欧洲的历史，不但要认识欧洲人的成功，而且也要认识欧洲人的失败。这应该说是一种睿智的见识。我们知道，学会用别人的眼光来审察自己何其重要。苏格兰诗人彭斯即曾用诗句表达从他人的角度来审察自身的普遍愿望：“啊！我多么希望有什么神明能赐我们一种才能，可使我们能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这就是说，我们要习惯借助于某种外在的参照物，使其成为一面可以镜鉴自身得失的“文化之镜”。
李约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首先批判了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他说，在西欧以及欧洲体系的美洲的许许多多人深受所谓精神优越感之害，坚决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文明才是唯一具有世界性的文明，而对于其他人民的社会文化思想和传统一无所知，因此觉得理所当然地应该把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和传统习惯（无论在法律、社会民主或政治体制方面）都强加给其他的人民。至今有些欧洲人，甚至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对于亚洲人民的历史和思想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有的根本不感兴趣。在世界文学的领域里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有一个非欧洲人，不懂欧洲语言，站在英国博物馆大厦的拱顶之下，看了那浩如烟海的图籍，感到莫名其妙，大家一定要笑他是个未开化的野蛮人。但是，还有其他一些文学可以与欧洲文学媲美的，中国文学就是一例，可是绝大多数欧洲人对此却是一字不识。在这一点上说，他们自己不正是野蛮人吗？李约瑟在这里所忧虑的这种状况，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他指出，这些西方人所宣扬的那种文化本身却带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性质，因为欧洲人始终没有能够把物质与精神，理想认识和浪漫精神，这两方面调和起来。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势必要侵袭或者破坏其周围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的生活方式，而后者有一些却可能含有更为合理的生活准则。李约瑟接着说，今天的基督教文明的狂妄自大并不亚于当年的十字军。实际上，即使在十字军时代，伊斯兰的文明从整体上说已经超过了欧洲的文明。其实那时候基督教的狂妄自大只不过是荒谬悖理而已，而今天却成为对全人类的严重威胁。
西方人的精神优越感源自于一种欧洲文化普遍性的看法。李约瑟说，许多西欧和美洲人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代表，负有统一全世界的使命。在他们思想上只有西方的文明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它本身是统一的，完整的，所以能统摄其他一切文明。可惜这种自我吹嘘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从欧洲思想史肇始之时起，欧洲人的世界观就不断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来没有能够综合起来。而在中国的文明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思想分歧。中国的永恒哲学是有机的自然主义。所以，欧洲人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自觉地对亚洲的哲学家们给予高度的重视。而且他们必须抱着虚心求知的态度，而不能采取那种自以为优越的闭关自守态度。这样，他们可能会学到不少东西，从而消除欧洲人一般的成见，认为不但科学技术，而且哲学真理也是从他们那个半岛大陆上辐射出去，照亮一切未开化人民的头脑的。
李约瑟在批判了欧洲文化普遍性的论调后，指出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是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以及形成这种科学技术的哲学思想。而欧洲中心论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它隐含着一种武断的臆说：因为现代的科学技术确实产生于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并且具有普遍性，因此，任何欧洲的东西无不具有普遍性。李约瑟说，这种隐含的武断臆说必须迅即予以彻底纠正。有些人往往认为只有西欧的文明才具有真正的历史价值。如果真正要说具有历史价值的文明的话，那么，光荣应归于中国。
李约瑟还批判了那种认为在哲学上中国以“天不变”的观念为最高准则，并和中国文明的“静止”性相一致的说法。并指出所谓“不动的运动者”基本上是希腊的观点，而中国的“道”的涵义却是永恒不息的运动，正如天体的周日运行一样，而在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静止不变的东西。
在李约瑟看来，如何使官僚政治具有人民性也许是现代文明中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里他再一次想到了中国的官僚政治经验。他说，现代科学提供了许许多多辅助的手段使官僚政府得以顺利推进工作，但唯一缺少的只是仁爱精神。这种仁爱精神就是世界和平希望之所系，只有真正把人民需要放在第一位的人才能具有这样的仁爱精神。李约瑟甚至希望未来的官吏们能够像唐代或宋代的贤良县丞那样以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来治理政事。他说，在这一方面，中国人负有重大的责任去教育世界上其他各国的人民，因为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官僚政治的经验。还说，今天欧洲人需要做的是从非欧洲的文明中去寻找他们所虔诚信奉的道德准则的各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按照他们的模式去改造其他一切文化。事实上，世界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但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李约瑟的理想是向世界大同社会迈进。正因为如此，他举老子《道德经》的话（“天下神器……不可执也。……执者失之”）表明知识并非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人们必须实践谦逊和友爱的精神，必须真诚相信，一切种族主义的思想，一切自我陶醉的文化优越感都是和世界大同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而欧洲人和美洲人要向亚非人民学习关于个人生活以及社会集体的许多道理，否则欧美文明在历史上流传下去，就要成为一种歪曲和邪恶的文明，一种虚伪说教，脱离实践的文明，将会受到后世子孙万代的谴责。
李约瑟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充满信心的。他说：“毫无疑问，现代科学对于人类文明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使整个世界在地面上统一起来。人类在向更高级的组织和联合形式进展的过程中，在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许多统一的任务之中，我想最重要的任务就莫过于欧美文化和中国文化之汇合了。我们愈深入地研究这两种文化，就愈深刻地感到它们就像两个不同的作曲家所谱写的两部交响曲，而其基本旋律却是完全一致的。”
在此基础上，他呼吁英中两国人民必须更加深入地相互了解，必须消除一切成见，克服思想上的障碍，同时也要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满怀同情的批评。1965年5月15日他在英中了解协会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友谊的芬芳》的热情洋溢的演说。在这篇演说词的最后，他提出可以用三句成语，铭刻在英中了解协会组织的旗帜上作为标语，这就是“抱敌意而来者，兵刃相见；怀友情而至者，兄弟相待”（译意）；“三人行必有吾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李约瑟的希望，同样也是我们对新世纪中英文化交流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