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英文化交流史上李约瑟的杰出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尽管他不承认自己是个汉学家，但他为中国文化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为沟通中英文化所做的大量工作，没有一个汉学家能相比拟。他说给自己一生造成巨大影响的有两句话：一是“要以广阔的视野来思考问题”，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四海之内》代表的就是这种广阔的视野，其中对中国文化全局性的认识和看法，则为东西方文化对话提供了理论方法和行动指南，值得人们反复阅读和深思；二是“要找到能够激励起自己执著追求的东西”，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他这种执著追求的结晶，它打破了为西方人所长期坚持的中国历史上无科学的观点，让在世界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的中国古文明广为西方人所知，进而重塑了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信念。
皈依中国文化的新时代的圣保罗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1900～1995），汉名李约瑟，闻名于世的英国杰出生物化学家、近代化学胚胎学的奠基人和研究中国科学技术文化史的重要开拓者，成果斐然，举世瞩目；同时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英中和平友好事业，贡献卓著，有口皆碑。
1937年，正处于其科学活动鼎盛时期的李约瑟，突然发生了信念上的皈依，从研究20世纪最新一门自然科学一下子转向古代和中世纪中国传统科学。这一重大转折源自于该年新来剑桥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三名中国年轻学者鲁桂珍、王应睐和沈诗章。李约瑟发现他们在实验室里的优异表现“完全不下于西方人”，这就引发了他的疑问：“既然他们的心灵同我没有两样，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传统来？”为了试图解答这一疑问，李约瑟终其一生，矢志不渝。
他形容这种转折时说：“我的家庭从未与中国有任何牵连，既未产生过外交家、商人也未产生过传教士，没有谁能使我在童年时对世界另一边的可与希腊和罗马媲美的伟大文明有任何了解。在我略知汉字以前，我已37岁了，那时我是剑桥的一个生物化学家和胚胎学家。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这颇有点像圣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
《圣经·保罗全书》中说，虔诚的犹太教徒和法利赛人扫罗（Saulos）有一次前往大马士革搜捕基督信徒，半路上忽然被强光照射，耶稣在圣光中向他说话，嘱咐他停止迫害基督徒，从而使他改宗，更名为保罗（Paulos），转而传播基督的福音。李约瑟以此来比喻他从生物化学领域一改为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信奉者。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吸引力，他才数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于中国浩瀚典籍之中。当然，这中间不存在上帝的灵光显现，而主要是李约瑟深深陶醉于鲁桂珍最先向他介绍的中国古代科学文明之中，决心充当向西方传播这种古老文明的使者。这缕中国情愫不断生长的结果是，他的年轻的中国学生、亲密的助手鲁桂珍成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后来20世纪90年代初，当有记者问及：从一个胚胎学家、生物化学专家，不意爱上中国文化，转而研究起中国科技史，其间有否挣扎、犹豫时，他说：“是的，那段时间真是煎熬，弄得我像是要精神分裂。因为我已经开始动手写《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同时还得在课堂上教胚胎学、生化学。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段时间我正在写中国航海术，当我站在医学院讲台上时，满脑子却是中国船和船的结构。”当记者又问及他一生研究中国科技文明，除了学术方面外，其他实际生活和思考方式有否中国文化的影子时，李约瑟回答说：“这我不知道，我是身在此山中，哈哈，大概没有比娶中国人为妻更能证明这一点了。”“早在1937年我就与中国文化‘坠入爱河’啦，一直到现在。”正是从1937年起，李约瑟决心向他的研究生学习汉语和汉字。西方人学习汉字的奇迹，他以前也有所闻。他有个上了年纪的朋友，是加利福尼亚的书籍装订商。有一天，有人拿来一堆中国书叫他装订，他一见这种文字，大为震惊，爱慕不已；他像《圣经》故事中的那个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途中，改过自新皈依了真谛一样，感到自己如果再不学汉语，看不懂汉字，简直没法活了。后来他的这位朋友真的学会了这种奇妙的文字，而且终于成为华盛顿美国联邦农业部的首席汉语翻译。李约瑟后来回忆说，我当年的过程和他相仿。我对汉语、汉文、汉字和自古以来传播于中国的思想，产生了激情。它把我引入了一个我以往一无所知的新天地。
李约瑟似乎由此受到莫大鼓舞。在鲁桂珍和一位捷克汉语教授的帮助下，刻苦钻研，持续了十多年时间，终于学习和掌握了足够的汉语知识。他对汉语的感情是很深的，他曾说，读一页中国书好比在大热天游泳，给人以舒松之感。因为它使你彻底摆脱了字母文字的牢笼，而进入了一个晶莹明澈的表意文字的天地。
李约瑟和历史上不少来中国的西方汉学家与耶稣会士一样，为自己取了一个汉语姓名——李约瑟。他的姓原文Nee的对音本是“倪”，而变为“李”（Lee），表明他有意识要敬崇中国道家、道教之始祖李聃。“约瑟”则是音译自本名Joseph，代表了他家族的取名传统。他还取字“丹耀”，“丹”是道家炼丹之结晶，且又与李聃之名同音。“李约瑟”这个名字可谓是融合中西两种文化的结晶。
没有多久，一个为李约瑟提供实地考察和了解东方文明的机遇竟然戏剧性地出现。1942年秋，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代表，他被英国政府派往中国作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科学参赞，不久他又被委任组建“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这个工作使得他有机会在中国工作近四年。正是这四年决定了他的研究工作的转向，即不再从事生物化学研究，而是专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出色地完成了在中国的使命，也正是在这次援助中国科学事业的过程中，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与科学，收集了资料。李约瑟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拓宽了他与中国人民的共鸣，加深了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更增强他对中国文化的爱慕企羡。据鲁桂珍说：“他在中国待了这些年月之后，我觉得他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常对我说，战时中国交通缓慢，正好悠然欣赏一路的风景，仿佛他一生第一次得以享受一位英国诗人所说的‘伫立闲眺’的福分。……因此说，在中国的生活给他的影响，是使他心情安宁、平稳，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艰苦工作的习惯，也不意味着失去了在需要的时候速战速决完成艰难任务的组织能力。只是，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道家思想越来越浓厚……”
李约瑟的种种努力赢得了战时中国学者和科技工作者的喜爱。1946年3月他离开重庆返回英国。在告别会上，傅斯年说了这样一段话：“同情我们但不了解我们的人，自然是我们的朋友，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而了解我们但不同情我们的人所说的话是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然而最可贵的是又了解我们而又同情我们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同情是由了解而来的。”李约瑟正是这种最可贵的人。1948年从巴黎回到剑桥时，他已变成了另一个人，在信仰上“皈依”到中国文化方面，成为思想上带有不少中国色彩的西方学者。
他曾说过自己学习中国文化是因为真心爱恋，甘为辛劳。正是出于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与执著，李约瑟才带领一批科学家共同完成了科技史上的经典性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文书名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多次强调，西方人长久以来以为中国没有科学，是极大的不公道，他的一生志业无非是要“还给中国一份公道”。
科技视野下的儒道文化观
李约瑟被称为当代英国最卓越的汉学家，这当然无可非议。与其他汉学家一样，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清晰地看到了儒道文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分量，指出儒教和道家的基本思想都已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背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里有许多最优良的传统都是从这两个思想体系中汲取出来的。当然我们不要忘记李约瑟是一位科学家出身的文化史研究者，因而他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化则是从科技角度出发的。这样他就更倾心于对科技形成与发展有较大影响的道家文化。
道教曾被誉为“世界上唯一不强烈反对科学的神秘主义”。李约瑟十分注重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他说道家在塑造中国人的人文精神方面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
他认为“道家极端独特又有趣地糅合了哲学与宗教，以及原始的科学与魔术。要了解中国的科学与技术，这是极为重要的。”“早期的科学和魔术是不分家的。因道家哲学强调自然，自然就渐渐从纯观察的研究转变为实验的态度。”他在讲到道教的修炼服食时，指出药物学和医学皆滥觞于道教。他还批评西方大多数的译者和著者“十分忽视了道家思想中科学的（或原始科学的）成分，更未曾了解道家在政治上地位的重要。”在他看来，道家是宗教的，文学的，这当然不错；但道家同样是魔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具有革命性的。
李约瑟由此肯定地说“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与技术的根本，一般人往往不能了解这一点。”“因为当初法术，占卜和科学未曾分家，所以我们要探讨中国科学思想的渊源，就必须向道家思想中去追寻。”而“科学的诞生，有赖于学者与技工彼此的沟通。……儒家完全站在士大夫这一边，对从事技艺和手工的人是毫不同情的。而道家却与技术工人有着密切的接触。”另外，在他看来，“道的自发性和自然性是不受任何上帝或神灵的制约的”，“这一论断具有启发性意义，一直被认为是创造科学的一个先决条件。”
李约瑟最后的结论是：“道家的思想虽然有政治的集产主义，宗教的神秘主义，以及个人追求形而下不朽的功夫，却蕴涵着丰富的科学思想，因此道家在中国科学史上非常重要。此外，道家又能将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行，所以东亚的化学、矿产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渊源于道家。”所以说，“在中国，确实一切科学技术的成长都和道家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