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即今甘肃镇原县人，生卒年不详。据《后汉书·王符传》记载，王符与东汉“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而且，王符还曾拜访过解官归里的汉度辽将军皇甫规。依此推断，王符的生年当在东汉章帝建初初年，卒于东汉桓帝延熹末年或灵帝建宁初年，享年可能在八十岁以上。即公元80年左右至公元162年之后。从王符“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看，马融生于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卒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窦章约生于建初五年（公元80年）前后，卒于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前后；张衡生于建初三年（公元78年），卒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崔瑗均生于建初五年（公元80年）前后，卒于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前后。他们均生于公元80年左右，所以王符的生年当与他们差不多，大约也是在东汉章帝建初初年即公元80年左右。（刘树勋《王符评传》）从王符拜访解官归里的汉度辽将军皇甫规看，王符的卒年当在东汉桓帝末年或灵帝初年，即桓、灵之际，也就是公元162年之后。《后汉书·王符传》说汉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之后王符曾经前往拜访过，据考证皇甫规解官归安定时在东汉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依此推断王符的卒年只能在东汉桓帝延熹五年即公元162年之后。据此，我们可以肯定王符的生活时代当在东汉中后期，即东汉章、和、安、顺、桓年间。
东汉中后期，是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从社会政治经济角度来看，东汉从光武帝到章帝的半个世纪之中，社会经过西汉末年的动荡开始走向安定与繁荣，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史谓“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特别是章帝时，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口增殖。以人口增长而言，光武帝末年（公元57年）全国人口约两千一百万；明帝末年（公元75年）增加到三千四百多万；章帝末年（公元88年）增加到四千三百多万；到和帝末年（公元105年）达到五千三百多万。垦地面积，也恢复到了七百三十多万公顷。（王步贵《王符思想研究》）而和帝幼年即位，窦太后临朝执政，贵戚窦宪总揽朝政，东汉初期曾一度有所限制的豪强世族势力急剧膨胀，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豪强世族不仅在经济上广占田园，荫附百姓，在政治上主持察举，独霸仕途，而且在文化方面也号称儒宗，垄断经学，结党营私，形成了盘根错节、累世贵盛的世家阶层。永和四年，和帝依靠宦官郑众诛杀窦宪，随之政权又落入宦官之手。统治阶层内部纷争不已，政局不稳，政治日益腐败，这就是史志所谓的外戚篡权，宦官专政。由于统治者的争权夺利，导致国无宁日，民无安生。到了安帝之时，民变迭起，危机四伏，边备空虚，羌胡侵扰。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安帝诏令边疆之民内迁，造成“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后汉书·西羌传》）永建四年（公元129年），顺帝又诏令内徙之边民迁回原籍，动荡的社会推动了民变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安帝到灵帝的数十年间，民变就高达七十余起。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到了桓、灵之际，更是“主荒政谬，国命危于阉寺”。（《后汉书·党锢列传》）
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来看，东汉中后期正是谶纬神学被奉为国典的兴盛时期。自西汉末年甘忠可制造谶书到东汉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谶纬神学成了东汉王朝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谁若冒犯图谶，轻者废职，重者杀身。就在王符出生前的十年左右，即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楚王刘英就因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以“大逆不道”被废职；（《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也就是在与王符出生的同一时期，东汉章帝建初四年，汉宫白虎观经师大会，朝廷钦定颁布了史书闻名的官方文书《白虎通义》，从而使谶纬与经学合而为一，儒学神学化的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形势下，汉儒经学家们大都成了谶纬神学及宗教迷信的热烈信奉者。一时间，谶纬神学成了经学家们注释儒家经典的依括。如像贾逵、班彪、郑玄这样一些经学明流也都无不深受谶纬神学的影响，就是与王符友善的马融也“集诸生考论图谶”（《后汉书·马融传》）以谶纬神学作为对儒生进行教学的内容。王符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建立起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
《后汉书·王符传》言：王符“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后汉书》的这些记载，反映出了三个问题：其一，王符虽然“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当时之名儒经师结交友善，但因其出身贫贱，地位俗鄙，因而不为乡人所重。其二，东汉自和、安之后政治腐败，仕途黑暗，外戚宦官交替执政，豪门世族垄断察举，入仕为官必须要有在位者推举引荐，否则，即使经伦满腹也难寻报国之门。据史载，当时有许多人为了入仕为官不惜委曲折腰，有的附于权贵名门，有的身执贱役列入名门之下，有的与公卿世贵相互攀亲结为朋比关系，而王符独耿介不同于俗，所以终生未仕。其三，王符虽然终生未仕，但他却并非处于世外桃园，而是目睹着当时社会政治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志意蕴愤，隐居著书”，讥时得失，批评世俗，揭露当时的社会弊端，提出改良中兴之方案。这不仅反映出了他才学俱佳，人品高尚的君子气节，同时也体现出了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世俗变化的密切关注。正因为如此，他的学说和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后汉书·王符传》通过皇甫规对待两位来访者的不同态度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后汉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货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手而还，与同坐，极欢。”充分表达了度辽将军对王符的敬爱之情。
据《后汉书·王符传》知，《潜夫论》一书是王符一生的重要遗著，全书十卷三十六篇。然而这部著作到底作于何时，前人和今人均有不同看法。清代，多数学人认为《潜夫论》作于东汉桓帝之时，为王符晚年之作。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符生卒年月不可考。本传之末载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里，符往谒见事。规解官归里据本传在延熹五年，则符之著书在桓帝时，故所说多切汉末弊政。”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亦言：“以其本传考之，节信之著书，当在桓帝之世，虽以耿介忤时，发愤著书，然明达治体，所敷陈多切汉末弊政，非迂儒矫激务为高论比也。”今人刘树勋先生则认为，《潜夫论》的写作年代不是在东汉末年，不在桓帝之时，而是在东汉中期，在安帝年间，最迟不会晚于顺帝初年。（刘树勋《王符评传》）我们认为，以上两说均失之偏颇。首先，清人认为王符《潜夫论》一书作于东汉桓帝之时，为王符晚年之作，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一方面，桓帝之时王符年将八十余岁，不是他著书立说的最佳时间段，另一方面，桓帝延熹五年，皇甫规解官归安定，王符前往拜谒，“规素闻符名”，说明王符的学术名望在桓帝之前就已经很大了。所以，皇甫规才对王符破格接待：“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手而还，与同坐，极欢。”而且，事实上，我们从王符拜谒皇甫规及皇甫规破格接待王符这些材料中推断不出王符《潜夫论》一书作于东汉桓帝之时的结论。其次，刘树勋先生说王符《潜夫论》的写作年代不是在东汉末年，不在桓帝之时，而是在东汉中期，在安帝年间，最迟不会晚于顺帝初年。此说也未必妥当。如果按照刘先生的意见，《潜夫论》的写作年代在安帝年间，最迟不会晚于顺帝初年，这就等于说王符从顺帝初年开始到桓帝延熹末年即到王符的卒年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他就再没写过什么，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刘树勋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一结论，是根据《潜夫论·叙录》中王符针对“《实边》第二十四”所说的“边既远门，太守擅权，台阁不察，信其奸言，令环郡县，欧民内徙，今又丘荒，虑必生心，故叙录实边第二十四”的一段话，从而得出王符《潜夫论》的写作年代不是在东汉末年，不在桓帝之时，而是在东汉中期，在安帝年间，最迟不会晚于顺帝初年的。他说：“可见王符写《叙录》时，内迁边民尚末返回故土，而边民归里，是在顺帝永和四年，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潜夫论》写于安帝年间，成书最迟不会晚于顺帝初年。”（刘树勋《王符评传》）就此，我们认为也是不妥的。《潜夫论·叙录》中王符针对“《实边》第二十四”所说的一段话，只仅仅是对“《实边》第二十四”写的序，而非《潜夫论》全书之序，它至多也只能证明《潜夫论》中的《实边》篇写于何时，而不可能证明整个《潜夫论》的三十六篇写于何时。而且，《潜夫论·叙录》中王符针对“《实边》第二十四”所说的一段话，也不能证明《潜夫论·叙录》写于何时。当然，安帝年间，王符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岁，精力充沛，是著书立说的黄金时期，《潜夫论》中的大多篇章写于此一时期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断然认定《潜夫论》全书就一定完成于这一时期。如前所言，因为从这一时期到王符死时还有四十多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王符的学术活动也就是《潜夫论》的成书是在东汉中后期，具体而言也就是东汉和、安、顺年间比较稳妥。事实上，王符在《潜夫论·叙录》的总论中也说得很清楚：“夫生于当世，贵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阘茸而不才，先器能当官，未尚服斯役，无所效其勋。中心时有感，援笔纪数文，字以缀愚情，财令不忽忘。”可以看出，《潜夫论》是王符在较长时间内断断续续写成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
我们之所以要反复斟酌王符《潜夫论》的写作时代，其目的是为了比较准确地评价王符的思想及《潜夫论》的学术价值。东汉和、安、顺年间是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时期，特别是安、顺年间，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已经日益凸现，当然还不是桓、灵之时的“主荒政谬”。所以，他始终站在维护东汉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厉数其弊端并提出中兴的措施和办法。主张尊君重令，以法治国。认为东汉社会的政治昏暗、吏治腐败是因为君不施义、吏不守法所造成的，是与务本者少，浮食者多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
二
王符一生经历了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整个历史过程，目睹了东汉社会各种矛盾和现实。其《潜夫论》十卷三十六篇，数十万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道德、哲学、历史以及社会风俗等多个方面和领域，讨谪物宜，痛切时弊，内容丰富，见解新颖，足以窥见东汉中后期朝政腐败，政权衰微，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现实状况。
在政治思想方面，王符明确提出了尊君重令，隆礼重法，考功择人，以贤兴国，富民为本，正学为基的政治主张。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官吏横行。对此，王符指出要对那些“妄违法之吏，妄造令之臣”，坚决实行“诛杀”。（《潜夫论·衰制》）认为“民之所以不乱者，上有吏也；吏之所以无奸者，官有法也；法之所以顺行者，国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义也。义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政以出令，而贵贱贤愚莫得违也，则君位于上，而民治于下矣”。（《潜夫论·衰制》）可见，社会动荡，民生凋弊，其原因在于君不施义，吏不守法，政令不通，宪禁不止。所以，他强凋，所谓“治国者”，“行赏罚而齐万民者”也；所谓“乱国者”，“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也；所谓“亡国者”，“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也。 （《潜夫论·衰制》）把国家的兴衰治乱与法令之严威，吏治之清明，民众之安乐结合在了一起。东汉中后期浮侈者多，游手者众，治本者少，对此，王符指出“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安得不为非；为非则奸宄，奸宄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徵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潜夫论·浮侈》）因此，他倡导“崇本抑末”，“返本离末”，认为“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他说：“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又说：“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信顺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慎本略末犹可也，舍本务末则恶矣。”（《潜夫论·务本》）王符通过对本末关系的分析和论述，抓住了诊治东汉中后期社会弊端的要害。东汉中后期“阀阅取士”，“朋党为奸”，“群司贡荐，竟进下才”，对此，王符提出了以贤治国的主张。认为东汉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争相引荐，造成入仕为官者要么“以族举德，以位命贤”， （《潜夫论·论荣》）要么“窃名伪服，侵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 （《后汉书·左雄传》）要么“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要么“行与言谬，心与口违” （《潜夫论·交际》）的现象皆“衰世之务”，坚决主张选官择人必须坚持考功效实的原则，把国家的兴亡与推行贤人政治结合了起来。正因为如此，清汪继培言：“王氏……其言用人行政诸大端，皆按切时势，令今可行，不为卓绝诡激之论。”（汪继培《潜夫论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