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思潮与王符思想
东汉时期的社会思潮可以将其简要的概括为三个方面，这就是谶纬神学的盛行、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和清议风气的兴起。这三股社会思潮对王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分析和研究东汉社会思潮与王符思想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和正确评价王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
一、东汉谶纬神学的盛行与王符《潜夫论》的无神论思想
谶纬神学是两汉间逐渐盛行并发展起来的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谶纬的本质就在于它竭力宣扬宗教迷信和神学观念。《后汉书·光武帝纪》注言：“谶，符命之书也，……言为王者受命之徵验也。”所以，王莽篡政，造谶天下：“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汉书·王莽传》）意谓他篡政代汉乃受命于天。光武帝刘秀亦在其发迹之时曾引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亦谓他为天子是天命已定。可见，谶纬的本质乃宣传神学迷信。然何谓之谶？所谓谶者，验也。凡具有应验之预言即谓谶，其书即谶书。汉张衡言：“立言于先，有徵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后汉书·张衡传》）所谓纬者织横丝也，与经相对。在汉代凡以神学迷信观念解释“五经”之书者称之纬书。故汉代儒学有“五经”“七经”之说，纬书亦有“五纬”“七纬”之称。谶与纬合而为一，形成谶纬神学，始于西汉，它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命五行学说与汉代方士迷信观念合流的产物。东汉时期，谶纬神学开始盛行。光武帝刘秀利用“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文登上了皇帝宝座，可以说谶纬神学在刘氏争权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为了进一步发挥其在维护政权方面的作用，从理论上建立一套“君权神授”的学说，形成统一的谶纬神学思想体系，光武帝刘秀亲自主持审定了有关谶纬的典籍，于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并在其封禅文告中宣称“皇帝唯慎《河图》《洛书》正文。”（《后汉书·祭祀志》）而《河图》《洛书》者乃谶纬之书也。东汉明帝时又命樊鲦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以谶纬正五经异同。东汉章帝更是直接召集儒生云集白虎观以谶纬统一五经，形成了史学界闻名的具有法典性质的《白虎通义》。《白虎通义》以“天人感应”为宗旨，根据皇权的需要，在把万事万物神学化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论证了谶纬的神学体系。至此，东汉王朝在意识形态内从理论上完成了统一的谶纬神学思想理论。正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谶纬神学很快成为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在这种社会思潮下，博士儒生们大都成了谶纬神学的热烈信奉者和积极宣扬者。诸如，《易经》博士苏竟“善图谶”（《后汉书·苏竟传》）；《韩诗》博士薛汉“尤善说图谶灾异”（《后汉书·儒林传》）；博士郭凤“亦好图谶”；兼明《五经》的樊英“又善凤角、星算、《河》《洛》七纬”（《后汉书·方术列传》）等等。一大批经学大士如贾逵、班彪、郑玄等人，也都无不受到谶纬神学的影响，就连与王符“友善”的东汉大经学家马融也“集诸生考论图谶”。（《后汉书·马融传》）可以说，谶纬神学在东汉学术思想领域产生了严重而恶劣的影响。
王符生活于东汉中后期，也就是白虎观会议之后，他在科学的探讨中，排斥了谶纬神学的消极影响，并在与谶纬的抗争中坚持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一方面，王符对谶纬神学所宣场的天命鬼神观念表现出了怀疑和否定。如在天的问题上，王符在谈到天地万物的构成时指出：“天之尊也气裂之，地之大也气动之，山之重也气徙之，水之流也气绝之，日月神也气蚀之，星辰虚也气陨之……莫不气之所为也”（《潜夫论·本训》）。认为天是物质性的气所构成的，因而天也是物质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天的意志性和神秘性。在《卜列》中，在谈到天的作用时，王符进一步指出：“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阴阳而利物也。”认为天的作用是一种自然功能。在鬼神问题上，王符主张敬而运之，认为鬼神与人事不相干。《潜夫论·卜列》言：“圣人不烦卜筮，敬鬼神而远之。夫鬼神与人殊气异务，非有事故，何奈于我。”而且明确指出：“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实致妊祥”（《潜夫论·巫列》）。认为鬼神观念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的精神错乱或多忌妄畏，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鬼神的存在。王符《潜夫论》在对天命鬼神的具体否定过程中贯穿着一条强调人的决定作用的主线，认为在社会人事中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人而不是天。《潜夫论·本训》言：“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在谈到社会治乱时，王符多次讲到天以民为心，认为天心以民心为转移，民心是社会治乱的决定因素。《潜夫论·本政》言：“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怨则天心逆。……君臣法令善则民安乐，民安乐则天心慰，天心慰则阴阳和，阴阳和则五谷丰，五谷丰则民眉寿，民眉寿则兴于义，兴于义而无奸行，无奸行则世平，而国家宁社稷安。”故“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爱者，民也”（《潜夫论·忠贵》）。就是说，天以民为转移，就是鬼神也以人事为转移。人有德行会来福，否则，人有恶行必临祸。因此，“天地所不能富贵，鬼神所不能贫贱。”（《潜夫论·相列》）“虢公延神而亟亡，赵婴祭天而速灭，此盖所谓神不歆其祀，民不即其事也。故鲁史书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潜夫论·巫列》）。正因为如此：王符称赞晏婴等人注重社会人事，反对迷信鬼神的思想，指出：“可谓明乎天人之道，达乎神民之分矣”（《潜夫论·巫列》）。这与先素荀子的思想是一致的。因而，王符一再要求人们要重视自己的德行，认为人的祸福以德行为主，若“纵恣者，福转为祸”，若常“戒惧者，祸转为福”， （《潜夫论·梦列》）这可以说是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可以看出，王符《潜夫论》对天命鬼神观念的具体否定，是其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是通向无神论的重要阶梯。
另一方面，王符从谶纬神学思想中吸收了它的“元气”学说，创立了“元气一元论”的自然宇宙观，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否定了谶纬的神学迷信思想。我们知道，汉代纬书尽管归属于神学迷信一类，但纬书中却保存了大量有关“元气”的学说和思想。诸如《春秋·元命包》言：“元者端也，气泉。”“元气阳为天精，精为日，散而分布为大辰。”“水者天地之包口，五行之始焉，万物之所由生，元气之腠液也。”《河图·叶光纪》言：“元气阖阳为天。”《春秋·说题辞》言：“元清气为天，浑沌无形体”（王步贵《谶纬与元气》）。当然，纬书不是用元气学说来说明宇宙的生成和演化，而是把它作为论证神灵的依据。如言：“中宫大帝，其尊北极星，含元出气流精生一也”（《春秋·文曜钩》）。“中宫大帝，其北极星下一明者，为太一之光，含元气以斗布常”（《春秋·文曜钩》）。“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阳，舒精吐光，居紫宫中，制御四方，冠有采文”（《春秋·合诚图》）（王步贵《谶纬与元气》）。王符《潜夫论》则从唯物论的方向上发展了谶纬神学的“元气”学说，从而形成了唯物论的元气一元论，为唯物论的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潜夫论·本训》言：“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一统理之。”“天之以动，地之以静，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时五行，鬼神人民，亿兆丑类，变异吉凶，何非气然。”这就是说，元气是客观世界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天地万物包括人都是由元气构成的，都是从元气的发展演化中产生的，元气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本原，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谶纬神学，奠定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思想基础。王符《潜夫论》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开了汉末至魏晋南北朝神灭论的先河，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东汉今古文经学的争论与王符《潜夫论》对经学的扬弃
经学的统治是汉代意识形态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从政治思想开始遍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经学的统治就其实质而言，是树立儒家经典的绝对权威，以圣人及圣人之言作为决嫌疑、明是非、辨真伪的标准。经学在汉代的统治，其力量来自汉统治者的支持和干预。自从西汉武帝宣布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京师便设立了“五经博士”，宣帝时又亲召五经儒生于石渠阁讨论“五经异同”，到了东汉章帝时再一次在白虎观亲召博士儒生以谶纬统一五经，这就使得经学也逐步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值得一提的是，经学在汉代不单纯是一门学问由儒生们进行专门的讲授，而且是文人学士入仕为官的工具和手段。凡欲入仕为官者，必须先从学官弟子中选拨，并将通经作为入选的重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上便形成了一种以经学为主导的文化环境和思想氛围，人们便从启蒙开始，都不能不重视五经帝句的学习和背诵，从而受到五经的熏陶和灌输。由此，经学在整个社会上便迅速发展和膨胀起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汉代，经学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派别。今文经学以其通经致用，评论时政擅长并加杂神学精神和谶纬图书而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一度成为汉代统治思想中的所谓“官学”。而以讲古训义，传经说书为基本特征的古文经学则长期受到当时统治思想的压制和排斥。但东汉中期以后，今古文经学开始出现了融合之势，并由古文经学逐渐代替了今文经学而居于统治地位。这是由于东汉章帝召集的白虎观会议，不仅对今文经学从理论上给予了总结，而且也以官方的身份开始了对于名物的考证和文字的训诂。特别是将《白虎通义》这一由谶纬统一五经的法典交由古文经学家班固来纂辑，标志着今古文经学开始融合，也证明了古文经学从此取得了优势。但不容乐观的是古文经学作为训诂古字古义，传言古代文献，虽在学术文化的传播方面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可要将其作为统治思想的意识形态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古文经学在取得了优势地位之后未曾料到的是，在东汉中后期，随着统治的日益衰败，统治者已无力像从前那样关注和支持经学的发展，一个悲惨的现实是“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后汉书·儒林传》）。文武官员虽“悉遣子就学，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儒林传》）。经学的衰落已是无可挽回了。
王符作为东汉中后期的政论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反映和体现了东汉经学由盛轻衰的时代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