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统帅部的韬略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科学地分析当时社会现状后制定的一条战略决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西方野战军在西征中，创造性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西方野战军西征出发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对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部署，1936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由毛泽东、朱德签署的布告，向全国人民、各党派、各团体、各军队提出了20条救国救民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全国军队团结起来，维护苏维埃政府红军的主张，为保卫西北而奋斗！为保卫中国而奋斗！”这个布告，不仅阐明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而且为全国人民、为红军指明了抗日工作的方向。
红军西征后，中央在陕北成立了东线工作委员会，在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指挥下特派叶剑英等同志到延安、西安与东北军上层人士秘密往来，加强与东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席在红军西征期间，从1936年5月25日至1936年10月5日，先后给国民党驻陕北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指挥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驻西北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兼驻甘肃省第三军军长于学忠、国民党绥靖公署主任兼国民党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等人写了亲笔信，对为了中华民族的大业、停止内战、团结起来对外抗日和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建议。毛泽东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我们正式宣言，为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阻拦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
毛泽东主席在致高桂滋的信中，就建立统一战线，提出我党的8项具体意见。这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一封信，它以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出。信中提出的意见，高桂滋在军事行动中大部分照办了。在他的配合下，红军解除了“北”顾之忧，也为其他国民党军队作出了榜样，带了个好头。
1936年8月以后，西方野战军结束西征战役，进行整训，准备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这一时期，红军各部队有目的地针对东北军和马鸿宾部队展开了积极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在西征部队进军宁夏时，除了毛泽东主席亲自给东北军高级将领写信外，中央也于1936年6月20日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明确指出：“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党中央在1936年初，就派周恩来、叶剑英、汪锋等人往返于延安、西安，直接做东北军上层军官的工作。9月17日后，中央又派叶剑英、潘汉年、边章悟、彭雪枫等人秘密到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党中央和西征红军总部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了一些对抗日有利的具体政策。比较突出的是：一是将“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二是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称“民主共和国”；三是法币和苏维埃币在根据地同时使用流通；四是将西征红军各军、师政治部的敌军工作部（科），改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部（科）；五是各连队均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小组；六、西征部队所到之处，免除各种税收；等等。
聂荣臻元帅回忆道：“这时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已经提到重要工作日程。野战军司令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几次下达政治工作指示，讲得很明确：‘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的战斗任务之一，和我们消灭敌人战斗任务一样重要’，所以一军团无论是做群众工作、白军工作、回民工作，都是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精神。”
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外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对东北军的政治状况作出了正确估计，指出东北军正处在转变为抗日革命军队的过渡时期，“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已经有了抗日的决心和诚意，中下层官兵中间的抗日情绪是很高涨的”，“全部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军队”。根据这一估计，明确提出“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是使其在我党的抗日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要求“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互相配合，不能顾此失彼，偏于某一个方面。
当西征红军进至固原、海原及同心城之间时，彭德怀司令员写信给东北军何柱国军长，晓以民族大义，说明抗日救国的道理，要他让出海原、同心，全部撤出固原以南，不要扰乱西征红军接援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在他们军队移动时，红军给予方便，决不进攻。后来派朱瑞和他谈判。彼此达成了协议。
彭总多次在军民大会上讲：“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战斗的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的战斗一样重要。”他还经常向战士们讲：“一个口号抵得上十颗子弹。”“我们的统战政策不是骗白军的诡计，而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一种根本方针策略。”西征部队认真遵守统一战线政策，驻扎在清水河两岸互相对峙的红军和东北军出现了奇特的“战斗”。
47.化敌为友
1936年8月后，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以南北流向的清水河为界，红军驻河东，东北军及马鸿宾三十五师驻河西。为了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西方野战军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在红军各部队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教育，使红军战士认识到：“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红军各部队向战士们详细介绍了东北军的情况以及我党争取东北军的政策，说明争取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学习战场喊话内容、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在西征红军中掀起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热潮。起初，东北军的军官对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经常与红军过不去，显示自己的先进武器。红军为了贯彻中央的精神，避而不战，东北军进攻时，红军就撤退。这样一来，东北军中的有些官兵自以为是，产生了骄横心理。7月初的一天，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策动骑兵第六师白凤翔和三十五师马鸿宾的部队进攻红军。红军反复喊话、退让，敌军就是不听，红军指挥员下令教训敌军，红军从三面实施反击，将敌军一个团全部俘歼。后来，红军按照中央的精神，遵照彭德怀司令员的命令，又将敌军如数放回。从此以后，敌军再也不敢猖狂了。
红一军团二师对面的敌军骑兵第六师，驻扎在清水河西边的五营沟。沟的这边是红军二师的一个连，那边是东北军骑六师的一个连，两军隔沟相望，身姿可见。一天，红军组织政治喊话，连队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小组的战士，对着沟那边的东北军高声喊道：“东北军的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都是东北人，你们的家乡被日本强盗侵占，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当了亡国奴，你们应该打回老家去！”“我们共产党、红军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强迫东北军来打红军，我们愿意同东北军停止内战，联合起来，把枪口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赶走日本强盗！”
开始，东北军一听见红军喊，就开枪，企图用枪声压住红军的喊声。后来他们渐渐地也不打枪了，还有人也喊了起来：“我们不打了，你们也别打了！谁开枪，背着什么枪，就挨什么枪子！”这是当时在东北军中很时髦的一句话。
红军见对方答话了，又赶快喊道：“我们是不愿意打东北军的，主张同东北军联合起来抗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联合起来，打回东北去！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在那边静静地听着。
慢慢的敌我双方通过喊话沟通了主张。有时敌军长官督战时，沟对面的东北军就放一阵子枪，子弹都朝着天上飞。
后来，红军提议双方派代表会谈，东北军同意了。红军派了一个连长与东北军的一个连长在两军之间的深沟里进行谈判。东北军的代表向红军代表倾诉了东北军中下层官兵的苦衷——亡国奴、非嫡系部队，对蒋介石的统治很不满意，抗日情绪高涨，不愿意同红军打仗，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打回老家去的强烈要求。双方商定，保持表面上的对峙状态，互不打枪。如果没有上面的长官来督战，他们就决不开枪。白天互相对话，晚上红军面向对方阵地唱《在松花江上》等歌曲，东北军士兵就坐在阵地上静静地听，有的士兵听着听着，情不自禁地也唱了起来。
红军第二师首长对两军连级会谈非常重视，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马上派师政治部宣传科长苏精诚连夜赶到前沿连队去指导工作。
第二天早上，东北军的连长说，他们骑六师十六团的副团长愿意亲自和红军首长见面，当面交谈。红军苏科长表示同意，但会谈地点是在对方的阵地上，红军代表在对方阵地上与东北军那位副团长和另外三个连长见了面，互相介绍了身份。那位副团长名叫董道泉，他说：“这里的情况我们二连连长向我报告了，我想亲自和你们谈一谈，苏科长如果同意的话，请到我们团部去唠唠嗑。”苏科长考虑片刻，相信他们不会设圈套，欣然接受了对方的邀请，一同来到五营沟后面几华里的南平庄。
当时东北军十六团团长由骑六师的参谋长汪嵘兼任，董道泉主持正常的军务。他在团部支走了蒋介石的军统特务，并采取了安全措施，在场的只有苏精诚和对方的三个连长。
交谈是在温和的气氛中进行的，红军代表苏精诚说：“我们红军是不愿意打东北军的，上次的战斗出于不得已，也是误把他们当成马鸿逵的部队。现在我们决定，全部人员、马匹和枪弹，统统交还贵方。”董道泉团副表示理解和感谢。谈话中，双方都表示了诚意，并达成口头协议，在清水河两岸停止敌对行动，互通友好。后来，双方的接触越来越多，从一个连到一个团。
48.两军会谈
五营沟一带的敌我战线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罕见的特殊战线，这里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只有歌声、对话声和说笑声。敌我两军之间，你来我往，会面谈心，互通有无。你送我香烟，我送你食品，非常友好。本来是兵刃相见的敌人，在我党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现在却变成了礼尚往来的朋友。
红一军团左权代军团长、聂荣臻政委对这些情况十分关注，派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亲临前线指导并总结经验。为了便于工作的开展，红军还在清水河东靠近沿阵地的一条小沟里设立了接待站，专门接待东北军的官兵。东北军的官兵来到这里，可以随便唠嗑聊天，赠送东西，接待站还备有书报画册供他们阅读，遇到吃饭的时间还可以吃顿饭。
萧华政委在20多年后回忆道：从此以后，在我们和东北军对峙的清水河一线，成了奇特的战线。我们白天是在各自的阵地上对峙着，战线上鸦雀无声，晚上就是另一番景象。傍晚，清水河东边红军的部队，首先响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悲壮的歌声，接着河西边东北军的营帐里，“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妈复仇”的愤怒的歌声又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部队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们就唱“打回老家去”。唱到心酸之处，可以清晰地听到他们的呜咽声；唱到愤怒之处，可以听到激昂的对日寇、蒋介石的咒骂声。就这样，我们和他们互相熟悉了。我们经常送东西及纸烟给他们，他们也不断送些日用品给我们。在我们提议下，还不断和他们相互会面，在战地开联欢会。这样，在数百里的西北战线上，名义上是敌对的东北军和红军，实际上变成了抗日救亡的好朋友。
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到五营沟前沿阵地后，看到这里的统战工作十分活跃，心里非常高兴。1936年9月初的一天，东北军十六团副团长董道泉安排朱瑞主任与宣传科长苏精诚、统一战线科科长卢仁灿到南平村的东北军骑六师第十六团团部会见该师参谋长兼十六团团长汪嵘。几天前，董道泉就给汪团长说红军部队的朱瑞主任想和他谈一谈，汪嵘就把此事向骑六师师长白凤翔作了汇报，得到了白的允许。这一次实际上是代表白凤翔师长前来会谈的。一见面，汪嵘就很直爽地问朱瑞：“你是朱德总司令的弟弟吗？”朱瑞主任觉得很有趣，对他说：“我们朱总司令是四川仪陇人，我是江苏宿迁人，虽然不是同乡同族，但我们在红军部队里可真胜过亲兄弟哩！”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汪嵘感到自己问的有些冒失。朱瑞接着说：“我很早就希望和汪参谋长见面，今天见到你，非常高兴！”
汪参谋长也说：“能与朱主任会面，我也很高兴！”朱瑞主任说：“今天见见面，可以随便谈谈。”朱瑞首先精辟地分析了当前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又谈了东北军的处境，也明确表示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红军对东北军的态度。最后他说：“从抗日救国和民族利益的大局着想，我们真诚希望同全体东北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解救东北的父老兄弟，收复东北失地！”
汪参谋长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也毫无顾虑地说：“说实在话，你们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当然是我们所赞成的。我本人就是东北人，我的父母至今还在东北当亡国奴。你们想想，难道我们愿意在这里同你们打仗，不愿意打回东北去吗？可是，作为军人，我们没有这种权力，军人只能服从命令。如果统帅有命令，我们立即开拔，带着队伍开到抗日前线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