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几天在南京江宁看望一个农村的朋友。他曾有个小康之家，在镇上开一个网吧，日子过得惬意。但最近几年城市到处都在搞拆迁，他开始坐不住了，惶惶不可终日。再听到很多关于拆迁的故事之后，他下决心要把老宅一小块宅基地拆了翻建。现在要盖房子可不容易，从村里到镇里，上上下下都得打点，为此他送了不少礼。为了扩建房子，他甚至卖掉了网吧。
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家的房子终于让我震撼了，在一块约200平方米的宅基地上，拔地而起一座四方形、四层楼的水泥建筑。推门进去，一楼空空如也，用来停摩托车，连墙面都没有粉刷，地面水泥似乎没有抹平，还有积水；二楼是他们全家生活的地方，也没有任何装修过的痕迹，除了墙上的日光灯，地上的电饭煲大概是唯一的家用电器，在这个像是仓库一样的巨大房间的角落，放着两张挂蚊帐的床；三层以上的窗户玻璃都没有装，他说钱不够了……但是谈到他丑陋无比的房子，他的脸上流露出自豪的表情：“800多平方米哪！”那个村上其他但凡新修的建筑也多是这样的格局，以至于一个村庄几乎所有可盖房子的地面都被建筑占据，巷道里连两辆摩托车并行都觉得困难，你会觉得这样的人脑子是不是都进水了？他们的审美情趣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对生活的品位到哪里去了？那个简约的黑瓦白墙，屋前有水塘，院子里有带着鸡雏散步的老母鸡，有种着菊花的小块儿地，窗下种着蜡梅和美人蕉，水墨画一样的江南水乡到哪里去了？
这并不是个别案例，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你都会看到这样的现象，“疯狂扩建”的传染速度比猪流感更可怕。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民都在盖宽大而并不适用的丑房子，这些房子除了增加水泥钢筋消费量，对于居住者的舒适程度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更残酷的答案是，其实这些人都不傻，正因为他们不傻，为了适应残酷的生活，而把他们自己的习性扭曲成了这样。中国当前的土地制度不承认私人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最自然的产权安排。对政府来说固然有其好处，政府成为了垄断性的一级土地开发商，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很好，无论是城市和乡村，他们可以强制征收居民的哪怕世代居住的土地，只按照地上建筑面积给予补偿，或者以青苗费的名义象征性补偿，而不承认在居民手中土地的价值。国家所有，其实就是地方政府所有，这些土地到了政府手里，转手卖掉，就可以获取暴利。
为了和这种荒唐的体制博弈，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养成了疯狂盖房的习惯，他们忘记了泥土的气息，忘记了什么叫“留白”，只有他们所占据的每一寸土地都变成“建筑面积”，他们才会产生产权意义上相对的安全感，不会在拆迁征地时吃亏。为了这种安全感，他们愿意牺牲生活质量和幸福，因为在拆迁和征地的不安全之下，幸福是一种奢侈品。
渐渐地，这个习惯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传染到了坐奔驰住别墅的大款们，追求建筑面积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心理强迫症，中国的商品房都以建筑面积为单位来销售。前几天看到一则新闻，讲哈尔滨的一个别墅“碧水庄园”，业主“疯狂扩建”，“有一家，自己家买的房子才300多平方米，可是竟然又在绿地上私建个400多平方米的房子”。此报道显然属于舆论监督性质的，但我却读出了黑色幽默的味道。这些衣冠楚楚的人都疯了！
如果没有在中国生活经历的人，会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近乎歇斯底里地追求房屋建筑面积。而这些和住宅的幸福、舒适程度并没有直接关系，那些主人通常一年都住不了几天的别墅，也抢着要再扩建，似乎眼前有一块花园绿地，就让他们感到不踏实，非得全盖满房子才能睡得着觉。
让这种私人不能拥有土地产权的制度继续下去，渐渐地，我们中华民族会成为一个和世界上所有民族都不一样的特殊物种。
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中，我们住的不是房子，我们住的是建筑面积。
（2009年）
孙大午不懂管理学？
一、庄主孙大午
说起孙大午，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在公众心目中，他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企业家，尤其是他的正派耿直给人印象深刻，这样的汉子是中国文化中的稀有产物，尤其让我敬佩。他对自己的品德有着不合时宜地严格要求，让我从心底里竖大拇指。我过去一直觉得，在这个缺乏诚信的时代，孙大午这个人就是一个有价值的品牌，如果他注册一个商标比如“大午奶粉”、“大午放心肉”，应该会很有前途。孙大午这样几十年如一日有高调的道德自我期许的人，做出来的农产品，口味不见得比别人好，但一定是让人比较放心的，起码他不会掺三聚氰胺。
前些日子，我跟几位学者应邀一起去孙大午的“大午庄园”做客。我过去是学管理的，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孙大午办的虽然叫大午集团，但哪里是一个企业，分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乌托邦，有几千亩的庄稼地，有大午养鸡场，大午饲料厂，还有大午温泉浴池，还有大午小学，大午中学，还有大午医院，自己的污水处理厂，喝的水是大午矿泉水，饭桌上上的酒是大午葡萄酒。这太不符合管理学的常识了。拿我们日常的经验来说，如果我专心做一件事，基本上什么事都能搞定；但如果同时管几摊子事，过了一点边界，就会手忙脚乱，就跟玩抛球的杂技一样。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介绍了专业分工导致效率提高的道理。他拿制针的例子来讲，一个劳动者，如果没有受过相当训练，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但是如果经过专门训练，大概能做20枚。但如果按照更专业的分工，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等分为18种操作，各由专门的人来完成，这样组织上10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48000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4800枚。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人越专心做一件事，效率越高。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办企业，越专注于一个领域会越有竞争力，就像沃尔玛一辈子就专门办超市，肯德基就一辈子钻研鸡翅。像孙大午这样搞出一堆差别如此之大的企业，协调这么多不一样的产品，要消耗多大的精力啊。以他的才干和品德，如果他专心挑一件事做，比如养鸡或者做饲料，大概也不会比刘永好干得差太多。一位老师就专门拿刘永好的例子来启发他。不过这些旁敲侧击的建议，孙大午都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刘永好那样的模式很不靠谱，他这样的发展方法才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他最有力的一条理由是，在中国，往外面发展就要土地，要土地就要和政府打交道，和政府打交道就要行贿，这种靠行贿搞的事都不靠谱。这个观点显得偏激，但也不能不说反映了中国一部分的实际情况。总之，在道理上是很难说服孙大午的，你的道理和他的道理好像不在一个层次。
离开大午庄园后，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毫无疑问，孙大午的企业组织构架是违背管理学常识的。但孙大午这个人并不笨，而且也很好学，仅仅用孙大午的背景缺乏学术训练恐怕不足以解释他在自己企业的发展模式上如此固执。
二、求人不如求己
最近我又去大同的左云县，见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马文友。他已经72岁了，头发白了却精神矍铄。了解了他的创业经历，在我心目中，他真是个愚公移山式的老英雄。40多年前，在晋北几乎草都不长的干旱荒山一亩多地的一个废弃破庙开始办学校，在办学的过程中，师生劳动把荒坡硬是填成了平地。为了解决办学经费问题，又开始办砖窑、种地、养牛，后来办起了活性炭加工厂等八个企业。现在成了有数千师生，远近闻名的职业技术学校，不仅给贫苦的农村家庭培养了大批人才，还给国家交了上千万的税。
这个学校里和学校外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这个县以煤炭产业出名，走在街上你就会知道“资源的诅咒”是什么含义。这里街上跑的挂着政府车牌的好车很多，但路边连行道树都没有，大量的建筑都像是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据说是给矿工住的，说是房子不如说是窝棚。两车道的窄路，走上没几里就是一个收费站，当地人告诉我，一个收费站，已经收了20多年的过路费。这样一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是13个亿，天知道这些钱都花在哪里了。但你走进这个学校，简直豁然开朗，到处绿树成荫，整洁的教学楼，让你以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这又让我想起了和孙大午同样的问题，这样一个老英雄，以他的能力，要是专心办企业，他能办出很好的企业，要是专心办学校，他能办出教育集团，甚至大学。可他把精力分散在学校和各个不一样的企业，虽然办得都不错，但对一个72岁的老人，打理这么多事情，教育学生和养奶牛的管理手段毕竟是不一样的，这样牺牲了很多效率。也亏得他是个超人，才应付得了，但这对于社会是多么严重的人才浪费啊。
在他身上，和我对孙大午的困惑一样，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这样有才华又有激情的人，不能专心做一件事呢？突然，马老先生常说的一个词让我想起了什么，这个词就是“自力更生”，在马老嘴里说出这个话来，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外部环境靠不住。
本来市场经济的功能，就是使人能通过交换实现互补，并让每一个人能专心干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办厂的人就专心办厂，办学校的人就专心办学校，整个社会的效率就能达到最高。而当外部环境靠不住的时候，人就不能专心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不得不自力更生。我在马老的学校参观时，喝的是他自己的奶牛厂产的牛奶，口感真是好，让人想起那个笑话：为了喝牛奶，人都得自己养奶牛。
三、不得已的“自力更生”
孙大午和马文友的经历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大家都听说过孙大午在创业过程中被各个部门敲诈勒索的故事，他本可以牺牲自己的道德操守去暂时迎合，这样他也许能成为成功企业家。但正因为他的正直，他的坚持原则，使他成为这个环境中的异类，这更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友善，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更加靠自己。什么都靠自己，这体现在他的经营实践中，就是办了一个又一个企业，最后成了一个虽然从经营的角度讲效率不是很好，却自成一体的“大午庄园”，关起门来自己也能过日子。这种自力更生使他能够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尊严，不用看人家的眼色过日子，同时产业的分散化，降低了效率，却也化解了不友善的外部环境带来的风险，避免了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东方不亮西方亮，不容易被人家卡脖子。
而马文友老先生性格比较乐观，尽管总是乐呵呵的，不爱说过去不愉快的经历，但知道他创业历程的人，也是一把辛酸泪。他曾三次被当地政府罢免，穿的小鞋更是不计其数。有一次，一个县委书记看他学校搞得好，就安排一个乡党委书记来接他的班。这其中坎坎坷坷，马老爷子倒很达观，“都过去了，还说他做甚。”但看得出来，他能坚持到现在，简直是一个奇迹。
但就是这样，他也麻烦不断。我最初好奇，他经营这么多年学校，为什么不办成一所大学？后来我了解到，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学校，因为一些矿主挖煤，有些地下已经被挖空了，有些房子墙裂了，成了危房，找当地政府，政府说管不了。马老先生现在不要说办大学，光把学校如何搬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够他操心的了。至于找政府要赔偿损失，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这样的环境下，马老先生也只好把产业分散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方，这把年纪，整天跑来跑去，搞自力更生。
四、不懂管理学的是我们这个社会
到这里可以看明白了，并不是孙大午和马文友们不懂得管理学原理，而是我们的环境逼着他们像逆练《九阴真经》一样，走了一条不符合管理学原理的创业道路。
不过当我想明白以后，遗憾地发现这个道理科斯早就说清楚了，而且拿了诺贝尔奖了。就像苹果刚好掉在了牛顿的脑袋上，这个万有引力轮不着我们来发现了。科斯几十年前就提出，除了交换自由之外，还必须具备一些其他条件，才能使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这就是“交易成本”，狭义上看，交易成本指的是一项交易所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广义上讲，和外部交易需要调动的一切资源都可以归纳为交易成本。当交易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市场经济就无法运作了。企业的边界，或者说一个组织的边界就是由交易成本所确定的，一个组织的功能就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用组织的扩展来避免高成本的外部交易。
这个意义上来讲，孙大午和马文友办出自成体系的一堆企业，不能单纯说是他们不懂管理学，或者是想做“庄主”的个人嗜好，更不是他们不想专心把一个事业做大，倒不如说是他们参悟透了“中国国情”之后明哲自保的谨慎，是他们无数次“寒心”经历之后的保守，是他们多次被伤害之后，刻骨铭心的对外部环境的不信任。
像孙大午和马文友这样的人，原本都是这个社会最宝贵的财富，他们有梦想，有责任感，在最艰难的环境下也不甘随波逐流。如果我们的社会能给他们更宽容的环境，不要因为他们不服从潜规则，就把他们当成破坏和谐的异类；让他们能专心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该有多好啊。
（2014年）
传销者的逻辑
一、第二波传销浪潮席卷中国
从2005年9月开始，我陆陆续续接到很多找我的电话和信件，希望我能够提供帮助，围绕同一个主题，就是——传销。有的是自己的亲属给骗了进去；有的是自己还在传销组织里，但已经觉得不对劲，想出来；或者已经逃出来的，希望我去揭露真相，避免更多的人受骗……前后有30多人次。最初我对此并不十分在意，一是手头的新闻线索实在太多了，忙不过来，二是以我的判断觉得，传销这样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被报道得很充分，当时以为没有太大新闻价值。但随着反映情况的求助者越来越多，我开始更加仔细地思考，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受骗？被吸收进传销组织的人全国各地什么样的都有，除了识别能力比较低的中老年人、下岗职工，传销组织里，有大学生、国家干部，有一个记者同行的老婆也给拉进去了。我甚至还听到一个人反映，她的一个亲属是交警队的支队长，居然工作也不要了，去搞传销。已有的新闻报道不能解开我的困惑，它们都说传销发展的手段主要依靠精神控制。让我进一步感到好奇的是，什么样的精神控制手段能产生这么大的效力？笔者个人长期以来一直思考“文革”中的群体性迷狂的产生根源，从“文革”以后，还有什么有如卡里斯玛的理论和人物能对受众产生这样强大的蛊惑力，我自己能不能抵御那种“洗脑”？我想体验一下的冲动越来越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