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哥哥比我年长，但在如何捉拿鸦鹊这个问题上，我哥哥对我却是言听计从。一开始，我们先把自己安插在草丛里，等待某只鸦鹊降落在我们身旁，然后被我们一把扑住。我们的等待异常虔诚，大多数时候，我们蹲得腿酸脚麻，有好几次，我发现自己尿湿了裤裆。这样的等待持续了好几天，直到我们被父母意外发现。一次临近午饭时，父亲和妈妈在草丛里发现了我们。那一次，我和哥哥不是没有听到父母的喊声，而是麻木得实在迈不开腿，哥哥勉强站了几次，都摔倒在草丛里。父母刚找到我们时吃了一惊，在他的厉声训斥下，我们交代了实情。父亲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后哈哈大笑，说鸟儿都飞在空中，老远就能看到你们，你们还怎么捉呀。
父亲的话严重伤害了我们的自尊，第二天吃完早饭，当哥哥再次示意我们去蹲点时，被我严词拒绝。我哥哥心有不甘地说，那，我们就不吃鸦鹊肉了吗？我没想到不去蹲点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于是再一次振作精神，徒劳无益地向坟地进发，经历着又一次失败。
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下来的时候，我和哥哥已经对捉鸦鹊彻底丧失信心。雪后第二天，父亲神秘地把我们叫到一边，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笑容。父亲说，你们不是想捉鸦鹊吗？我和哥哥立即惊觉起来，我们害怕引来父亲的嘲笑或拳头，警惕地说，我们早都不捉了，捉不上。父亲说，你们那样捉肯定捉不上，你看，我教你们，下雪天才好捉。
我和哥哥一致将父亲看成是披着羊皮的狼，如此费尽心思地挖我们的老底，肯定是别有所图。但当父亲以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他的话时，我和哥哥立即欢愉起来。我哥哥露出大地春回般的神色，在父亲的吩咐声中跑前跑后，找簸箕、短竹棍、绳子。我则在坝子中间的雪地里扫出一块空地后，急不可待地跑到堂屋门背后，从门缝里紧张地盯着父亲和哥哥在院坝里支短木棍，盖簸箕，用雪把绳子埋好后拉进屋子。然后，我们把堂屋门虚掩上，父亲端了根小凳，捏着绳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簸箕。
雪地里的簸箕十分惹眼，一会儿就引来好几只鸦鹊。它们有的从屋后的坟地里飞来，有的从竹林深处飞来，试探着寻找想像中的食物以填饱大雪带来的饥饿。但令我们失望的是，所有的鸦鹊都远远地看着簸箕，进行一番缩头缩脑的评头论足之后重又飞回原来的地方。仅仅有那么一次，一只未成年而且极度缺乏经验的鸦鹊将脑袋伸进了簸箕，刹那间，父亲的手动了，我看到那簸箕的边沿把鸦鹊的头压住了，但未等我们跑到跟前，鸦鹊已从簸箕中挣脱出来，连连几个趔趄之后腾空而去。
中午时分，奶奶从屋后转了过来，朦朦胧胧地看见院坝里的簸箕，不屑一顾地冲上前一脚踢倒并拉起那根绳子，等她看到绳子的这一头竟然是她儿子时，尴尬立即布满了整张老脸。她迅速转过身，把破坏的一切恢复原状后闪进了厨房。我们的期望就这样被奶奶一脚破灭了。一个上午，我充满肉感的胃液早已消灭了肚子里那点儿清汤寡水，由于我父亲的加入，我一直在幻想能分到两只鸦鹊腿：因为我最小，一只是理所当然的，而另一只，应当来自妈妈的赐予。
当天午饭时分，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讨。话题先由哥哥引出，然后是紧张无比的奶奶发言，他显然认为她的儿子会把午餐桌上没有鸦鹊的责任归罪于她，于是，她一边闪着狡黠的目光，一边迅速地说，你们没在簸箕下放粮食鸦鹊是不会来的。奶奶成功转移了话题的讨论中心，我和哥哥都惊讶不已地望着父亲，认为父亲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当时，父亲正在一丁一点儿地品尝着最大的一根煮红薯，听了这话，父亲放下手中的红薯，对我和哥哥说，谁愿意拿粮食去喂鸟！我和哥哥几乎异口同声：我可以，只要能捉到鸦鹊。哥哥甚至自作主张地在屋子里跳起来，大声地说，用我的红薯，用我的红薯。看他的眼神我就知道，哥哥的想法和我一样：红薯换鸦鹊，显然是件划得来的事。父亲朝奶奶投过去不满的眼光，说：要是鸦鹊把红薯吃了，又没逮住呢？
这个问题显然难住了大家，我们都无法想像，舍弃我们口中的粮食居然换不来鸦鹊肉将会是件多么严重的事情。最后，是奶奶结束了我们的讨论。奶奶睁着暗淡无光的眼睛说，最能捉的是麻雀，但麻雀早都被人整怕了，举人湾已经没有麻雀了。这些鸦鹊是不近人的，你就是撒了粮食，它们也不敢下来。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奶奶这话的含义。奶奶说的是一九五八年，麻雀被列为四害之一，人们想尽坑蒙拐骗毒等伎俩，必欲除之而后快。也就从那一刻起，我才明白，我童年的味觉里缺少飞禽的味道与我们的无能无关，而与我的父辈们干下的荒唐事关系甚大。
我和哥哥联合对付肚皮的事件还包括偷食家里或野外的东西。家里可供偷食的通常只有腊肉和鸡蛋。鸡们虽然天天生蛋，但那是父母拿到街上卖钱的，我们只能在生病或者过生日时才能享受一个鸡蛋。与舅舅们直接偷吃生鸡蛋不同，我们小孩子只能偷偷把鸡蛋扔进灶膛里烧熟了吃，鸡蛋受热炸裂后流出来的东西迅速凝结在滚烫的草木灰上，成了一个蛋饼，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的口水成堆成堆地涌出。我们会躲进柴房，躲进猪圈，甚至躲在祠堂外的断崖下，细细拍打着鸡蛋上的草木灰，然后幸福无比的把它们吞进肚子。同样的程序还适用于偷腊肉。不同之处在于腊肉只能在腊月或正月里才有，而且少得可怜，我们只能割下指头那么大的一丁点，小心翼翼地放在用于烤手的火笼的某个角落里，稍微闻到肉香赶快捞出来。偷食家里的东西永远诚惶诚恐，但一直没被发现过。偷食山上的东西就大不一样了。山上的东西主要也有两种，一种是嫩蚕豆。削一根青竹筒，装上一些水和盐，假如有猪肉就更好了。然后就钻到某个山坳里去偷。嫩蚕豆天生就是容易被偷的货色，两个指头夹住轻轻一挤，它们就会乖乖地从壳中跳将出来。等装满一竹筒子后，寻来枯枝干柴就能生火烧竹筒，半个小时左右，混在黑烟中的蚕豆清香就能被我们识别出来。竹筒蚕豆的日子大约发生在每年的三月间，烧豌豆则要迟一些，那得等到豌豆藤干枯了才行。豌豆是种美妙的植物，它能不断开花不断结果，到灯枯油尽时它的藤已经爬满一座又一座山崖，此时的山崖像个贵妇，豌豆藤便是她们脖子上的黄金项链。轻轻一揽，我们能把一蓬豌豆藤挟于腋下，同样是找到一个不易被人发现和不易火烧连营的土坑，只须一根火柴，干柴一样的豌豆藤就火烈地着将起来，等到藤变成灰烬，我们便折取旁边的桑枝，在灰烬中刨出正在劈里啪啦作响的豌豆，你永远无法想像这种野味时的美妙，尽管我们嘴边沾满了草木灰。
我们兄弟俩想尽各种办法整饱肚子的故事很快就传到了外婆耳朵里。她显然无法想像我们肚子里始终盘旋着的饥饿感，也无法理解我们对鸡蛋的热爱，但为了不让她的头两个外孙遭人耻笑，在获得我和哥哥的保证后，外婆开始用糖果来换取我们对鸦鹊肉以及偷食他人蚕豆和豌豆的向往。相比起可望而不可即的鸦鹊肉来，外婆的糖果成功转移了我和哥哥的注意力。时至今日，外婆大拇指和食指轻轻捏着糖纸转动的情形，还经常跨越了数十年的时光，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
外婆和我们一个生产队，离我们只两三公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和哥哥可以像其他孩子那样随便去自己外婆家。我们家和外婆家之间，河汊密布水田纵横，那些羊肠小道就像从水里临时生出来的一样，随时都有可能重新回到水下面去。没有大人的带领，三四岁的孩子是无法安全到达的。关于这一点，哥哥曾经尝试过。有天上午，外婆给我们带来了两颗高粱饴糖。我和哥哥从外婆手里拿到糖后，立即跑到竹林深处，在确信双方糖果一样大小后，我们大口大口地吃完了糖，接着又舔完了糖纸。当我们意犹未尽地再去寻找外婆时，奶奶说外婆已经回家了。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跑过竹林，但外婆已消失在水茫茫的路和漫天大雾之中。看到哥哥失落的眼神，我充满期待地说外婆肯定还没有到家，还在路上。哥哥立即被刺激起来，不顾一切地抬腿迈向烟波浩渺的前方。他没走几步，父亲穿破浓浓雾气迎面走了过来，凶神恶煞地扼杀了哥哥的愚蠢想法。
外婆每一次来我们家，必定会站在百米外，扯开嗓门喊叫。其实我们家的灰狗早就把当作自己家人了，但外婆依然保留着她中年时来我们家的习惯。外婆许多年以后提起闵家祠堂，眼光里还闪烁着大灰狗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