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正千悄悄打开藏在怀里的一个小瓷瓶，趁着斟酒的瞬间，一滴无色无味的药水悄悄溜进了谢马立的酒杯。那场酒后的第三天，来自法国的传教士谢马立在福音堂里孤独暴病而亡。）
同中国大多数大家族一样，兴盛之后的闵家也拥有修建祠堂的陋习。闵家祠堂坐落在举人湾的一处断崖之上，建筑模样并不是常见的四合院，不是大门进去当中厅堂左右厢房。因为我们一共有五大房人，所以祠堂只有五间房子，中间一间最高大，是堂屋兼客厅，其余四间分排两边，高度依次递减，有三间用于住人，右侧最末端的一间房子用于供奉灵位。
祠堂前边是十丈高的悬崖，崖上长满了各式各样的竹子，每至深秋稻米金黄竹叶飘飘之时，四面八方的柴婆背着巨大的背篓，拿着有十个叉的竹耙，用不了一个时辰，她们就能成群结队，满载而归。竹林之外是一些被分割得如同腊肉片子的农田，农田之外，便是青衣江了。江上有座石桥，一头连着举人湾，一头连着犀牛塘。祠堂后面是闵家的祖坟地，里面有大大小小几百座坟，多年以前还有一个石牌坊。坟地后是连绵数十里的大青山，老人们都说大青山上是灵魂聚居之所，至于大青山之外是什么就无人知道了。祠堂左侧是条小路，通向另外一条山涧；右侧也是条小路，通向远近闻名的池塘，那个池塘是举人湾所有妇女毕生的洗衣场所。虽然没有名字，但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犀牛塘。池塘之外是闵家另外四大房人聚居之所--闵家坝。也不知道是哪个祖先的天才设计，祠堂和闵家坝的主从关系被简单的建筑暴露无遗。祠堂有五间房，闵家坝的房间就一定是五的倍数，而且这些房子的形状像一只公鸡（大多数人说是凤凰，我没见过凤凰，只见过公鸡），鸡头只有一间房子，处于最突出位置，这间房子无论如何改动，大门都必须朝着祠堂，多少年来一直如此。祠堂这种荒诞不经的结构很遭远近非议，我的好几个祖先都曾梦想着有朝一日推倒重来，但慑于灵牌的威力而不敢轻举妄动。祠堂存在的一百三十年间，只有一个人对它大加赞赏，这个人叫谢马立，来自遥远的法国人，是个上帝的志愿者，最后被我太公不适当地谋杀，葬身龙王山。
有了祠堂，就有了寻根的本钱。我们老祖先总爱玩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比如我们这个姓本来是可怜的意思，怜悯么。可是，就这样一个可怜虫般的姓，还被人别有用心地说源自“姬”姓，“姬”是什么？最出名的当然就是姬昌了。姬昌是谁啊，“文王拘而演周易”里的那个文王。具体拉大旗作虎皮的过程是这样的，文王有个儿子叫姬旦，就是“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里说的周公了。这周公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周公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恐怕无人能及，上至衣冠中华的礼乐，下至乌七八糟的解梦，都有周公的影子。周公有个儿子叫姬伯禽被分到山东地界当地方诸侯，建立了鲁国，因了周公这层关系，鲁国也就衣钵生辉，几乎把西周的礼仪照搬到东边去了，《礼记》中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这在春秋战国时代，是绝无仅有的待遇，全赖周公之威。
自伯禽下传四百年至第十五君主鲁庄公姬同时，出了个庆父。就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里说的那个庆父。庆父是庄公的弟弟，做梦都想当国君，但他无法搞定哥哥，只好偷偷地把嫂子搞定--当然是在床上搞定。这样，鲁庄公死后，庆父就和嫂子一起将继位的国君姬子般杀了，然后立姬齐为鲁国君。可庆父实在不想垂帘听政，又把姬齐杀了。可怜的姬齐在位只有一年多就死于非命。我估计当时远在洛阳的周王想法跟我一样，所以就给短命的姬启赐了个“闵公”，可怜可怜实在可怜。既然是周王赐的，姬启的后代们便开始用“闵”作姓。有时我就想，我这个姓还得拜狗日的庆父所赐，要不是他干下天理不容的坏事，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姓什么了。
这就是闵姓的来源，很悲怆的往事从我父辈嘴里絮絮叨叨地讲出来，就没有庆父这个环节，全是文王武王周公之类的显赫人物，标准的拉大旗程序。姓是如此，名字可就更变本加厉了。关于这点我得多说两句。我们古人的名和字是分开的，比如刘皇叔吧，他的名是备，字是玄德，不能搞混的。这跟现代人不一样，现代人的名和字是合在一起的，而且也没那么多讲究。我们古人取名走极端，下层人由于绝大多数人没有文化，所以猪儿狗儿地叫；上层人很正规，他们把握着话语权，在汉字的海洋里如鱼得水，有了名还得有字。这一切还不够，还得把名字整得玄玄乎乎的，上能瞒天下能欺地。瞒天欺地主要就在字里。字有一个固定的形制，就是辈分必须在字中体现，要么是第二个字，要么是第三个字。我曾经翻过我们的家谱，同一辈分的人，前边两个字全部一样，只有第三个字不一样，密密麻麻地排下来，煞是壮观，利于检索，比查字典还容易。姓无法改动，名只有一个字，腾挪的空间有限，妙笔生花只有靠字了，所以会识文断墨的家族，一定要给后代取个好的字，满足他们的某种欲望。
现在来说一个正字辈的先人--闵正千，论辈，我该叫太公。闵正千属正字辈儿，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奇怪的是和他邻近的辈分分别是“永远”和“乾坤”，连在一起就是“永远正乾坤”。我不知道这是哪个祖先的发明。离开举人湾时，我也没勇气爬到梁上去取走那个阴气森森的家谱，所以不知道还有哪些包含着远大目标的辈分。有时我就痴痴地想，鲁人老说礼乐正天下，莫非衣冠南迁的我们，还在想着恢复周礼？或者以周礼治理天下？
太公是正字辈，正字而下是乾，按理爷爷应当是乾字辈，但爷爷因为吃喝嫖赌，便只能依老规矩打入少字辈，后边子孙再依次往上替补，往往子占父辈。吃喝嫖赌的闵少卿自然不服气，就把他两个儿子的辈分也改了，那时已经是新中国了，封建字辈伦理当然地被除了旧，族人再多也不敢置喙。所以我父亲领得一个名字叫德明，我叔叔领得一个名字叫德芳。父亲的原始辈分平生只出现过一次，就是死后的道场上。那个阴冷的冬天，我面前灵牌上写的不是闵德明而是闵乾云，罗家姑公声情并茂的祭文里唱的不是闵德明而是闵乾云，看着哭作一团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我甚至不时地自问：那个被癌症折磨而死的人，真的是我父亲吗？
还是先说我太公吧。祖先们如何正乾坤或者说有什么本事来正乾坤，我确实不知道，也没听人说过。我只知道百年以前的闵正千倒干了一件颠倒乾坤的事。
一九０二年的一天夜晚，闵正千被举人湾疯狂叫嚣的狗吵醒。起初，弱冠之年的闵正千并不十分在意，发生在夜半的不安宁简直是家常便饭，况且，他的父亲闵远志正在旁边的卧房里鼾声如雷。前后十年间，从青衣江上行船而过的，时而是拳民，时而是官兵，但他们从不在举人湾歇息，都如江上的烟云一般瞬时而过。有时江上会排成长长的一队船，惹得举人湾的狗列队排在江边狂吠。但举人湾的人似乎是见过大世面的，并不惊惶于“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也不惊惶于通匪的讹诈。他们神定气闲地指点着哪只船上坐着大官儿，或评论着哪只船桅上挂的人头更多，然后留下好几天的谈资，猜测着义和团的神勇们攻占了资阳或者简州。
但这一次的犬吠显得有点不同，因为狗们不是冲青衣江叫唤，而是冲闵家的祖坟咆哮。闵正千再也不能置身事外，拎着把柴刀就钻进坟地。未等他往深处走，已然看到两个人向他走来，一个人显然受了伤，一瘸一拐的。“我们翻这座山，翻了三天三夜，被蛇咬了，你有药吗？”那个很壮实但很疲惫的汉子就地坐在一块石头上，捂着淌血的右脚后跟儿，非常痛苦。闵正千松了口气，既然不是盗墓贼，一切都好说，他很快翻箱倒柜找到了治蛇毒的草药瓶儿，给那个汉子敷上，然后又给他们弄了点吃的，再帮他们在闵家坝找了间房子住下，差不多忙碌了大半个晚上才睡下。闵正千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那两个汉子已经在祠堂附近转悠了半天，和这里的人们打得火热。他们看起来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似乎明白祠堂在举人湾的位置，所以一定要等到闵正千醒来，一定有什么事要给他说，当然不仅仅是感谢。
现在，闵正千正在听他们说。原来，这两个人居然远自贵阳而来，他们不走官道而选择跋山涉水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旅游爱好，实在是因为他们要躲避清兵的追捕。
“你们犯了什么事情？官兵要抓你们？”闵正千很幼稚地问。
那个壮实的汉子喝了口茶，说我们没有犯什么事情，我们准备犯什么事情，所以不能让他们抓着。
那时候似乎也没有什么保密和隐私。闵正千就照直了问“你们准备犯什么事情？”或许是出于感恩吧，或许是想拉拢信任吧，那汉子居然说他准备去资阳，联系那边的弟兄起事。
起事二字刚嘣出口，闵正千一下子就明白了--又是义和团。那年头，义和团在北京没闹成事儿，被太后老佛爷当枪使后还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大多作了鸟散。但四川远在西南边陲，皇帝管不着，太后也管不着，所以远比京城闹得欢实，拳民遍地开花，总督摁下葫芦浮起瓢，杀不胜杀剿不胜剿。“起事”的意思是说，又有一只葫芦准备要浮起来了。
闵正千和这只将要浮起的葫芦谈了半天，也尽地主之谊，招待他们吃了喝了，但最后闵正千说，我不起事，我们举人湾没有这个传统，我的祖先也不允许。那时的义和团还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更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头脑，所以两个汉子见闵正千油盐不进的样子，谢了草药之恩后，离开了举人湾继续北上。临走时，他们还不忘对闵正千来最后一次洗脑，他们殷勤地劝说：“想想看吧，兄弟，洋人来后，我们就没有过过好日子，那些洋人霸占了我们的田地，像蚂蟥一样汲取我们的血汗，还叫我们信上帝，不信我们的观音娘娘，这些洋人就是洋鬼子啊，他们应当呆在他们那里，来我们这里就是找死。你看得惯洋人那个长相吗？我们根本看不惯，手上都长满了毛，茹毛饮血的东西啊。兄弟，你见着洋人一定要杀了他，观音娘娘白莲圣母会保佑你们一家人的。”
多年以后，我看到一则史料，说一九０二年，余栋臣（蜀中义和团的大哥之一）的再传弟子张桂山自贵阳至资阳，与当地义和团首领密谋秋后起义。如果一切足够巧合，路过举人湾的应该是张桂山这个职业起义家。像中国历史上所有干这种活的人一样，张桂山他们也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借口可以没什么道理，但必须能把人蒙住，让大多数人能跟着掺和好一阵子，为之付出热血与忠诚。列代而下，有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有咋呼“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有梦想“剪除贪官污吏”和“等贵贱均贫富”的……世移时易，张桂山他们抓住了洋人这根要命的稻草。那个时候，我们的大清政府就像一座即将崩溃的大坝，洋人就像无孔不入的水，从大坝的各个裂缝里钻了进来，散布在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红眼黄发洋人的出现，让做了几千年天朝大国的人们一下子不知所措，人们甚至忘了基本的待客之道，一律冷眼观之。张桂山他们正是抓住了这种心理，举出了“保圣母灭洋人”的口号，只不过，他们上天入地的圣母并没有算计到，最后的结果，不是灭洋人，而是被洋人灭。每念及此，我心中就隐隐作痛。几千年来，中华的历史，都像一部自我摧残和毁灭的野蛮史，任何一次反抗带来的都是遍地瓦砾和毫无节制的同胞相残，我们曾经创造过的建筑、风物、文化等等历史都化进了一次又一次的战火里。每一个朝代的更替之始都是在毁灭的基础上大兴土木，每一个朝代的灭亡都是在大兴土木的基础上毁灭，在一次次兵火之中，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园被摧毁，好不容易维持的和平被打破，好不容易铸造的欣欣向荣被剪灭，天运轮回周而复始。那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谶语里，只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王者气象，却没有王者背后的废墟和离乱，怎能不叫人痛心疾首。要知道，就在张桂山耍嘴皮子搞活动的当年，在美洲，汽车大王福特已在底特律投入全副精力研究汽车；在欧洲，皇家马德里足球队成立。那里的人们已经在为增进人们的共同福利而不舍昼夜，唯独神州大地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愚昧无知独裁酝酿着一场又一场的反抗，历史又走进了那个吞人毁物的漩涡里。而在这个漩涡里，就有我曾祖的身影。义和团的职业起义家虽然没有说服闵正千揭竿而起，但他随随便便丢下的那点星星之火，却使闵正千的下半生在屈辱和困惑中度过。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一甲子之后，几乎同样的历史又在这里上演。两个穿着绿军装的娃娃沿着张桂山当年走过的山间小路来到举人湾，比张桂山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两个绿军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鼓动和劝说上，而是站在破除封建迷信的历史高度亲自动手，推倒闵家祠堂后边的牌坊后又一路追杀到天龙庙，以举人湾人从未见过的手段摧残着寺里仅存的两个老和尚。
张桂山劝说闵正千杀洋鬼子之前，闵正千是见过洋人的，而且洋人就在离举人湾不远处的天龙庙。
天龙庙并不仅仅是一座庙，而是以天龙寺为中心的一个集镇，离举人湾七里地，是举人湾通向世界的第一站，尽管这个集镇人丁最兴旺时统共不过一千多口。来自我爷爷的说法是，闵家发达的时候，天龙寺曾经是我们的后花园，老祖宗们经常到寺里听经辩理，闵正千从三岁开始就被强行送进了天龙寺，在那里一直呆到他的七岁生日那天。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屡屡被他的儿子闵少卿诅咒，因为多年以后，闵正千最终皈依了天龙寺的一个老和尚，随他云游四方从此音信渺茫。即便是家道中落后，天龙寺和闵家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这从一年一度的清明祭礼中看得出来。我爷爷经常回忆起他小时候，总是有几个和尚来参加闵家祠堂一年一度的清明祭礼，有时甚至是天龙寺的住持，他们夹杂在达官贵人与青衣小帽之间，或者随缘说法，或者仅仅来看看孩子们，送几个他们亲手制作的香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