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请求无果而终，因为我的中考分数远未及中师和中专录取线。但我们班有人考上的，我记得成绩最好的那个姓贾的同学考上了中专，十里八乡都惊动了，他用这种方式成为远近皆知的名人，我母亲每每生气时总是拿他来比拼我，说人家贾军考得上你就考不上，你比人家缺什么。只是我上大学后才得知，这位同学在工厂里没有呆几年就光荣下岗，他所在的军工企业转成民用后迅速崩溃，贾同学在中专学校里学的似乎是火药制造或者炼丹术之类的专业，这种专业使他下岗后回到镇上开了家不知道啥玩意的铺子，一心一意要制造一种长生不老药丸。他的药丸显然成功欺骗了乡里人和他自己。五年后，他扔下铺子出了家，多年以后我再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两袖清风的道士，声称自己拥有祖师张三丰的一切成仙法术，追随者众。这种欲望极度膨胀到最后，他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晚上站在那棵百年苦楝树上要接天引地，结果被雷电劈死，人们在树下找到时，他已被烧成一块黑炭。
我这样的结果显然是雄心满怀的父母没有想到的，相当于满肚子气结果只放了一小点屁，他们大骂我浪费祖宗一个寡鸡蛋的同时却又无可奈何。转过头来，他们发现举人湾曾经的诗书传统，居然显得如此不堪一击。要知道，我们那个年级小学升初中时，天龙庙小学只有七个人考上了初中，举人湾就占了三个。乡间舆论普遍认为是举人湾古老的读书传统起了作用，人们再一次相信深植于举人湾骨子里的儒家传统会在新社会重新大放异彩。然而等到中考结束，人们才发现，举人湾的三个子弟没有一个高考中专或者中师，没有一个踏出农门，剩下的，还得花钱去读高中，那个跳出农门的梦，又变得若有若无起来。
偏偏这个时候，四处求医的父亲终于在泸州被确诊--肝癌晚期。
一九八七年，我们家第三次翻修房屋，由最初的茅草屋变成了高大敞亮的瓦房子，而且一下子盖了七间，比原来祠堂的规模还要大，这就是我叔叔后来说我父亲重振闵家雄风的最好例证。要知道，当时，同一生产队的绝大部分人还只能通过茅草屋顶的缝隙仰望星空。
新房建起来不久，父亲便谋划要在房前砌一个上百平方米的水泥坝子--这是农村收粮晒粮的必备场所，可他正带领一帮人去乡上买石灰时，突然一个趔趄摔倒在田里，这于一向强壮有力的父亲来说是很丢面子的事。我二爷当时走在父亲身后，他事后回忆说，那条田坎很窄，两边的庄稼给箩筐造成很大的阻力，大伙的前行变得困难起来，父亲正是被这种阻力拉进田里的。二爷说父亲边往田里跌边努力与万有引力作对，使劲地倔强着自己的身子，但毫无效果，等到大家停下来去扶他时，百十斤生石灰已经和水反应起来，迅速产生的热量烧毁了一大片庄稼，父亲身上溅满了跳起来的石灰浆，头发胡子一片白。
人们抹开父亲脸上的石灰，惊奇的发现这竟然是一张蜡黄的脸，看着看着，父亲就短了下去，扶他的人猛然间感觉这个人没有了任何力量。人们最初以后是被石灰呛了，在家歇了几天不见起色后，父亲被抬到乡上医院检查。母亲说医生摸着父亲肚子里的硬块时呆住了，那个姓远近闻名的刘医生甚至不敢告诉大家真相，只催促快下泸州。等到人们带着肝癌晚期的父亲从泸州回来时，所有的人都知道死亡不可避免，因为人们知道周恩来总理就是得这种病死的。
只有母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翻箱倒柜地找我们闵家的老祖宗。母亲希望我们老祖宗的古书里有治这种病的偏方，她果然找到了一些，而且还依样画葫芦上大青山去采草药，那半年多时间里，我们家附近全是煮过的山草，父亲不知道喝过多少草药水，也不知道吐过多少草药水。但他依然无助地喊痛。许多个傍晚，我们兄妹围着母亲，看母亲一边削红薯皮一边流着泪，一边对我们说着什么。悲怆的气氛似乎只属于大人，我们对母亲无实际意义的劳命毫不关心，顺便也牵连到在床上呼天抢地的父亲。整整半年间，我神情冷漠地穿行在家里与学校之间，上学成为我最愿意干的事情，那是一种逃离，去有时甚至以学校补课为借口，跑到粮站那间小屋里闲坐着，宁肯注目窗外的秋雨也绝不愿意回到那个恐怖的家里。
历史往往会在某个时刻安排重演。父亲得病这段时间，和当年爷爷被狼咬伤那段时间有着惊人的相似，父亲和叔叔当年偷吃乡人送来的东西，我和弟弟也偷吃村里人送来的东西，只不过相隔二十年后，村里人送的东西更多，更五彩缤纷罢了。我记得我们偷吃过冰糖银耳罐头、鱼罐头、花生糕、冬瓜糖等东西，那些东西放在装稻谷的木头柜子里边，一到晚上就惹得附近的老鼠吱吱乱叫。
这种好日子终于没有坚持多久，一九八八年冬月二十六，是母亲三十九岁的生日，我回了家。第二天早晨临去上学时，我看了父亲一眼，他痛得弯着身子在床上乱喊乱骂，我甚至没有看清楚他的脸，几乎是带着鄙夷的神情出了门，以为男人竟然连这点痛都受不了。坐在教室里不到一个小时，我看到义父的脑袋和半截扁担出现在窗口。义父低声对走出教室的我说，你爸老了（避讳的说法，意思是死了），你妈叫你回去。我点了点头，目送义父扛着空箩筐下了楼。他们是到镇上来买菜、以备丧事之需的。我转过身，继续读书，没有一点悲伤的感觉。中午我们一帮同学吃完蒸饭在走廊上闲聊，一个同学问起我父亲的病情，我很平静地告诉他真相。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形，我俩都趴在教学楼的水泥栏杆上，旁边是那个巴掌大的铁铃铛。他听了我平静的回答，扭过头来惊讶地望着我，说那你还上啥课？还不回去吗？我依然平静地说下午放学再回去。
当天下午放学后，我还是磨磨蹭蹭往家走，而且故意走的是远的那条路，我真不愿意回到那个阴冷恐怖的家。我甚至希望我回家后，一切都已恢复原状，而且也不再有父亲痛苦的咆哮。走到半途，碰到往春溪糖厂送甘蔗的几位远房亲戚，他们显然已经知道了父亲的死讯，所以只轻轻对我点了点头，啥话都没有说。这个时候我才猛然感觉到此时的身份如此与众不同，我已由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孝子”，家里人正等着我这个长子回去。想着想着，脚底下就快起来，那几天阴而不雨，地面潮润且富有弹性，大地好像弹簧一样蹦跳着催我回家。到家时，叔叔、堂兄堂妹亲弟亲等都已经披上孝布，白花花地跪了一地。外婆给我披上孝布，吩咐我敬两炷香磕几个头。在随后一昼夜的简单法事里，我一直叮嘱弟弟妹妹不许哭。在举人湾父老的凝视之下，我自始至终没掉一滴泪。
父亲最后的归宿不是祠堂背后的闵家坟地，而远在十里之外的凤凰滩。父亲临死时说他对不起唯一的兄弟，让把他葬在兄弟家背后的荒山上，好替兄弟看家护院。那个浓云密布的上午，我端着灵牌，按照古老的风俗在阴冷的冬天中三拜九叩。我身后紧跟着舅舅和叔叔，他们得翻译和尚们的动作，然后示意我是站着还是跪着。整个过程我神色凛然呆若木鸡，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包括我自己。舅舅和叔叔身后，和尚们面无表情地念着他们自己也听不懂的经文，再后边，抬棺者和送葬者逶迤了一路。整个队伍沿着恶臭的青衣江南下，路过犀牛塘，路过袁家寨，路过凤凰岭，有相当一部分路与当年奶奶远嫁举人湾时重合。道路两边时不时站了人，他们想看看百年闵家的长子远葬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更多的人则追问我叔叔同一个问题：你哥哥为什么不葬在闵家祠堂。我叔叔一边散着香烟，一边充满自豪地解释着他哥哥的遗愿。
父亲之死显然触痛了举人湾们一根脆弱的神经。父亲生前一直威猛雄壮，以做事风风火火扬名四野，得了一个叫火炮的绰号。从未得过病，从未吃过药，不论多重的活都能拿下，矮小结实的身子里不知道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能量。但仅仅半年之内，父亲就变成一堆黄土与我们阴阳两隔。那段时间，我听到举人湾人们最多的对话就是，火炮那么棒雄的都死了，咱们得省着点干。但再省也无济于事，父亲的同伙们陆续查出来肝炎、肺癌、糖尿病等各式各样的病来，家庭条件好的借着药的力量在床上缠绵数年之后死不瞑目，家里没有条件的只能在山上田间找点自以为有功效的草药吃死了事，我那廖家五表叔就是胡吃海塞者之一，其实他得的仅仅是肝硬化，如果医冶得当不至于要命。但那时的国家没有给他提供任何医疗措施，他得了病只能像一只狗一样自生自灭。所以在“偏方治大病”的民间巫术的影响下，他吃过鸡粪、生泥鳅、生黄鳝、蚯蚓、毒蛇等东西，最后，一堆干燥的苦楝树叶横梗在他咽喉要道上，他甚至来不及叫喊就离生而去。
从户口簿上消失的父亲和他的同伙们从此再没有了国家义务，几年后考上大学的我也没有了国家义务，只是举人湾的国家义务还是没有丝毫减少，人们每年还得肩挑背磨地把粮食运到粮站接受挑剔。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二00六年国家宣布统一取消压在农民身上的三提五统时。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禁不住仰天长叹，原来国家义务可以堂皇地存在，也可以如此堂皇地取消。如果存在是正确的，取消是不是意味着错误？如果取消意味着正确，那么存在是不是意味着错误？或者说，存在是正确的，取消只不过是更高一级的正确？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真真切切地经历过被学者们称为“农村哺育城市”、“农副产品价格严重偏低以养活城里人”的年代，贫瘠的农村和农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支撑起了那个位于经济崩溃边缘的共和国。而这种苦苦支撑往往是以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