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洄水沱”意象种种
西方语言中的“意象”（英语Image）与主体的“想象”关系紧密。在庞德（E.Poand）这样的人看来，“意象”就不是一种图象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和感情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不过，对于20世纪的中国作家来说，却始终难以真正认同这种非视觉的意象观，他们更容易把意象视作文学本文中所呈现的“艺术形象”，这是主体意识与客观规定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譬如在四川作家当中，“生活”就是一个颇受青睐的字眼，正是在对“生活形象”的表现中，主体与客体结合了：在巴金那里是“还要生活”与“征服生活”的结合，在沙汀那里是“向生活学习”与“正确的观点”的结合，在李劼人那里是“熟悉、了解生活”与“具备一种高尚的感情”的结合……看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之情”的立象传统还是影响深远的，正所谓“人心营构之象，亦出于天地自然之象也”。这本身就是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
较之于西方现代作家，中国现代作家显然对他们的生活世界有更多的更直接的刻绘，这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现代四川作家是看重“生活”的，他们特别珍惜四川那块土地带给他们的生活感受，不管这感受是苦还是甜；他们所呈现的文学意象自然也就包涵着对四川生存环境的真切刻绘，这里用不着列举像沙汀、李劼人、周文、罗淑、艾芜、王余杞这样把较多文学精力投入到故土描写的作家，即使是郭沫若、巴金这种决意“冲出夔门”的诗人、小说家，也难免不浮现起故乡的影象。我们不妨将四川作家在他们四川题材的作品里所凸现的地域生存形象称之为“巴蜀意象”。我们首先要揭开这一巨大盆地周围的荆棘丛莽，看一看崇山峻岭包裹下的巴蜀世界有怎样的生存景观。要知道，正是它们组织、干预和导引了现代四川作家的情感与思维，从而影响着现代四川文学的文化品格、文化追求。
“当作者通过作品揭示一个世界时，这就是世界在自我揭示。”
“巴蜀意象”揭示了什么样的地域文化奥秘呢？
我们的研究将从这里开始，从布满巴蜀意象的“文学的四川”开始。
洄水沱
“洄水沱”系四川语汇，指江河中水流回旋形成的区域。在洄水沱，水流既平静徐缓，近于停滞，又深不可测，暗藏杀机，同时整条河道中的泥沙、污物又都汇积于此，“内涵”丰厚。这样的停滞、阴暗和污浊似乎正是四川盆地落后、沉寂的象征，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它便成了现代巴蜀生态的第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意象”。
追究“洄水沱”意象的出处，我们得提到陈翔鹤。陈翔鹤是重庆人，又在成都完成了中学学业，对四川可谓知之甚深。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翔鹤带着他在复旦、北大形成的新的世界观返回成都，触目皆是黑暗、压抑的景象，这些体验终于幻化成了《古老的故事》，幻化成了一位从北平回川的青年知识分子苏幼旃，“从前，同幼旃在大学里一同读书，而又为他所最看不起的，平时连书本都不一摸的人，现在竟成为这里的大大小小的执掌政权者。他们全都在那里趾高气扬，卑污狗贱，暴戾恣睢。但总而言之，这里是一个污秽已极的‘洄水沱’”。“洄水沱”意象颇为传神地描述了四川盆地被“裸露”之后的真切的形态。从本世纪初的曾孝谷、吴芳吉，“五四”时期的康白情、郭沫若、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到30年代的巴金、沙汀、艾芜、李劼人、周文、罗淑、王余杞、何其芳等，这几代的四川现代作家都正好生活在盆地文化暴露在世界之时，于是，黑暗的防区统治、落后的现代文化、污浊的“大后方”社会都在人们眼中聚结成了一处一处的流不动的洄水沱。这里，深不可测，沉渣泛起，随时可以将不甘屈服的生命吞噬进去。陈翔鹤笔下的苏幼旃就“不想自己竟在这里面被淹灭掉了”。“洄水沱”是对四川盆地生存景观的总体概括。
“洄水沱”意象群
“洄水沱”可以说是一组意象的集合，其中包括了社会文化的停滞，生活模式的单调，以及个人理想的浑浊。
40年代初，曾有人不无自豪地描述着抗战以来大后方的巨大变化，他说：“三年多的抗战，使我们的社会发生重大的变迁，在平凡，这种变迁也许要数十年或要一百年以上，而现在却因为抗战的缘故，在三年多之内，变迁之速，可以比上数十年的速度”，“新文化移植到与外间少有来往的旧社会中，人民生活的型式，一切文物制度，都被这不速之客的冲入，一一换上新装”。虽然我不能否认这种论断中的合理性，但却必须指出，它肯定无法取得川籍作家们的认同，因为在这些真正熟悉四川的人的眼中，四川社会的进步实在还是太小了。我们在四川现代作家笔下的“文学的四川”，很难找到多少时代跃进的意象，这样的镜头反倒更具有典型性：
这时是1938年冬季，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已经半下午了。镇上的情形和往常一样，聋张大娘依然一面纺着棉花，一面守着自己的麻糖花生摊子；永兴号的胖老板则在长声吆吆地哼唱着圣谕书。茶馆的人们也无改变，永远是那一批脚色，一切似乎都与神圣的民族战争无关。
这是多么普通而又多么震撼人心的一幕。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这块高山包围中的盆地没有多大的意义，人们依然按自己熟悉的习惯了的方式吃喝拉撒，社会、历史在这里起了回旋，流过去，又流回来，这或许就是四川社会与文化发展中的“洄水沱”意象吧。当我们知道沙汀这位来自川西北乡镇的作家，在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三年还未走出过故乡，连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都一无所知的时候，我们或许能对四川社会的“洄水沱”现象有一点理解了：“四面是山，风气蔽塞得很。甚么新文化运动啦，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而事实上，有类似感受的又何止沙汀一人呢，生活在川东重镇万县的何其芳、方敬直到1927年同样也“还不知道五四运动，还不知道新文化，新文学”。即便到了30年代中期，在成都这样的文化中心，来自资阳的邵子南为买一本泰戈尔诗集，走遍了全城也不能如愿。正是这些真切的感受，在四川现代作家那里旋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洄水沱”，四川的历史与文化在这个洄水沱里时起时伏，却再难向前奔流了。何其芳描述着他的“山之国”：“这在地理书上被称之为肥沃的山之国，很久很久以来便已为饥饿、贫穷、暴力和死亡所统治了。无声地统治，无声地倾向灭亡。”“这些山城多半还保留着古代的简陋。那些狭隘的青石街道，那些短墙低檐的人户，和那种荒凉、古旧，使我怀疑走入了中世纪。”巴金透过19年的岁月，注视着他久别的故乡：“19年，似乎一切全变了，又似乎都没有改变，死了许多人，毁了许多家。许多可爱的生命葬人黄土，接着又有许多新的人继续扮演着不必要的悲剧。浪费，浪费，还是那许多不必要的浪费——生命，精力，感情，财富，甚至欢笑和眼泪。我去的时候是这样，回来时看见的还是一样的情形。关在这个小圈子里，我禁不住几次问我自己：难道这18年全是白费？难道在这许多年中间所改变的就只是装束和名词？”
一沱停滞不前的水域，汇聚着整条河道的废弃物，残枝败叶，泥沙废渣，腐尸秽物，破铜烂铁，于是便成了一潭名副其实的发酵的“死水”。成都作家李劼人就以《死水微澜》为起点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大波”三部曲。李劼人告诉我们，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大震荡在这潭死水里也仅仅是激起了少许的波澜。小说写道：“当义和团、红灯教、董福祥，攻打使馆的消息，潮到成都来时，这安定得有如死水般的古城，虽然也如清风拂过水面，微微起了一点涟漪，但是官场里首先不惊皇，做生意的仍是做生意，居家、行乐、吃鸦片烟的，仍是居他的家，行他的乐，吃他的鸦片烟，而消息传布，又不很快；所以各处人心依然是微澜以下的死木，没有一点动象。”当革命军起事，“反正”呼声高涨，安岳县的“革命家”王孟兰却自有一番理解：“所谓反正，不过是一种新名词，其实官还是官，幕友还是幕友，绅士还是绅士，平民百姓还是平民百姓。一切照旧。只不过把知县改姓司令，不再由潘台札委外省人来充当，而由本地方绅士出来担任而已……”无论是“微澜”还是“大波”，外在的动荡都不足以引起内在的实质性变化，“死水”还是死水，洄水沱还是洄水沱。李劼人所展示的四川近代史是意味深长的。
社会文化的停滞又将具体显示为生活模式的僵化。在四川现代文学作品里，我们经常都可以读到这种沉闷、压抑、毫无生机的人生景象：“人们已经从被窝里钻了出来，他们咳嗽着，吐着口痰。他们大多数人，都睡得很好，既没有做过好梦，也没有做过恶梦。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很自然、很简单的，纵然某些新的事物，比如物价、兵役和战争，有些时候也叫人感觉生疏，感觉苦恼，但是时间一久，也就变得很平常了，成了闲暇时候发泄牢骚的资料。”这是沙汀所感受到的川西北乡镇生活。“有的把两手措在背上，慢慢的踏出他的步子；有的侧抱起两手站在商店门前的阶沿上，出神的看着街心来往的行人和车子。”这是周文所感受到的成都都会生活，而在刘盛亚笔下的民国时代的重庆，竟还有人沉浸在前清的“老爷梦”中，在家里私设大堂，着朝服戴朝冠，按衙门的规矩审理家务。李劼人的《好人家》为我们叙述了普通市民赵么粮户一家的日常生活：起床——弄早饭——吃早饭——呆坐、打呵欠、抽鸦片——吃午饭——述旧——吃晚饭——早早入睡。在这里，民国以后的报纸是不准进门的，社会交往愈来愈少，所以连“述旧”这个全家人一天的“黄金时刻”也千篇一律：“所能述的旧事，颠来倒去，自然只有那些：甚至连若干年前，他家畜了一头乌云盖雪的好猫儿，被门前一个穷人偷了，他那未出阁的姑奶奶，一连几夜梦见猫儿来告状的事，也不止谈了百多回。”普通市民如此，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也如此。沙汀《困兽记》里的乡村教师田畴，随着滞闷的生活环境的不断侵蚀，他“对于功课，也没有从来那么样认真了”。“一般同事也有些心灰意懒。而周围的空气又多么闷人啊！一切都死气沉沉，没有光彩”。这就是生活的“洄水沱”。
社会文化的停滞和生活模式的缰化都植根于个人理想的浑浊。浑浊便是个人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浑浑噩噩，除了顺应既定的秩序和习惯，再没有多少个人创造的执著。在官场我们看到了龚春官，他总是“毫无成见”地签字盖章，为每一桩议案举手，“他那全部性格的特征，似乎就是安详和无所谓”。在知识界我们看到了刘述之、孟瑜等人，前者虽“装了一肚子救亡歌曲”却终于懂得了顺应时尚、囤积小麦的意义。后者是这样来宽慰自己：“未必我们就不活了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大会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群众：“……一到散会，还没离开场，却啥子事都没有了，摆龙门阵的，说空话的，这里也在嘻嘻哈哈，那里也在嘻嘻哈哈。”在贫困的山村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农民：“生活的环境老早就替他筑下一道坚牢的围墙，想来想去怎么也绕不开它这圈子，有时在无意中，他内在的目光偶然也会瞅到一丝罅隙，一点漏洞，然而一瞥即逝，他始终离不开摆在他当前的一切。”在受了挤兑、欺压的人群中，我们又看到了丁跛公、冯巡官。丁跛公的发财梦被团总周三扯皮粉碎之后，又被土匪打伤了脚，“但在半年以后，他可又自己在半边茶铺里找着人开玩笑了，而且比那些流氓还要粗野。”冯巡官“接受了老头子那个古老的忠告，从此少管闲事，安安分分做个巡官。”理想的浑浊使人丧失了人生的目标，丧失了对价值的关怀和追求，最终也就被卷入了生活的涡流之中，盘旋沉浮，在没有意义中偷生，又在没有意义中消失，这或许就是个人理想追求的“洄水沱”吧。这情形也正如批评家李健吾读罗淑小说后得到的感受：“活在里面是些穷苦的强壮的可怜人物，默默为生活挣扎，不平的念头时时在他们肺痨的胸脯涌起，随即平息了，也许更要吃苦地默默为生活挣扎。他们给我真实之感。这些四川佬，时代的激流还没有尾随洋货一同被他们享受，好像畜牲，忠实而又诚实，围着富贵的人生兜圈圈，后蹄子伸了起来，一鞭子下去又缩了回去。”
“洄水沱”意象的巴蜀特征
社会文化的停滞，生活模式的单调，以及个人理想的浑浊，这都是现代的“文学四川”的生存特征，它们共同构成了代表现代四川生态的“洄水沱”意象群。仅仅从这几方面来看，似乎又属于近现代中国的总体特征，在中国其他的区域文学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浙江作家鲁迅的鲁镇、未庄，许钦文的松村，许杰的枫溪村，湖南作家彭家煌的溪镇，东北作家萧红的呼兰河农村，都是一个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华老拴们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鲁迅《药》），石工代复一代地陷入咯血身亡的命运（许钦文《石宕》），奴隶当上主人以后再继续着主子的淫威（许钦文《鼻涕阿二》），生活内容都没有本质性的变化。鲁迅笔下以精神胜利法自慰的阿Q（《阿Q正传》），彭家煌笔下懦弱、随遇而安的猪三哈（《陈四爹的牛》），许杰笔下整日混迹于赌场的吉顺（《赌徒吉顺》）都属于那种人生理想浑浊的典型。可以说，在经过现代文明薰陶的作家眼中，尚未产生自觉的现代化追求的中国社会从整体上看就是一个洄水沱，而生活在其中的得过且过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乡土社会中的中国人）无一不是沉浮于洄水沱之中，随波起落，了无着落。如此说来，四川现代作家所概括的洄水沱意象之于巴蜀文化还有什么独特的联系呢？或者说，最能代表巴蜀生态的洄水沱现象有自己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认为，从与巴蜀文化的联系中来看，现代四川作家所概括的“洄水沱”意象又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的特征。
首先，社会生活中的“洄水沱”现象在四川社会中更具有普遍性，“洄水沱”意象也更频繁地出现在现代四川的文学作品中。
尽管我们说“洄水沱”概括出了近现代中国生存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一特征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所有的区域当中。综合社会文化、生活模式和个人理想这三项“指标”，我们就会看到，在浙江、山东、东北等地的作家笔下，或多或少地都浮起过几片工业文明的烟雾，响起过外来文化强制入侵的声音，除了停滞、浑浊，这片艺术的“乡土世界”上还涌现了一批觉醒的社会革命者（如茅盾笔下的阿多，叶紫的王伯伯，洪灵菲的鸡卵叔，萧军的陈柱司令、铁鹰队长、井泉龙、林青，萧红的李青山等），一批思索人生的知识分子（如鲁迅的狂人、魏连殳、吕纬甫，许杰的李未青，叶绍钧的倪焕之，王统照的坚石、身木等等）。现代社会的变迁和动荡也成了艺术所不能回避的景象，我们读到了工业文明时代老通宝观念的落伍（茅盾《春蚕》），读到了农村经济的破产（王统照《山雨》、王鲁彦《桥上》、《李妈》等等），读到了在战乱中农民乡土意识面临的冲击（如萧军、萧红、李辉英等东北作家的作品）等等。
同中国沿海地区相比，同东北相比，甚至同湘皖等省相比，深居大陆骨架深处的四川所经受的外来冲击（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或是军事的思想的）都最小，当沿海某些地区的自然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下支离破碎的时候，入侵中国的现代工商业却基本上被挡在了夔门以外，倒是相对适宜的自然条件孕育着丰厚的出产。于是，在现代四川，农业文明的社会环境、生活模式及人生理想都得到了相当完整的保留，中世纪农村的生存景观在这里随处可见。直到抗战中国工业西迁以前，四川简直就谈不到什么现代意义的工业和商业活动，繁繁荣荣的是广大农村的自然经济，是乡场集镇的土特产贸易。人们常说北京是“都市里的乡村”，其实这乡村毕竟还包裹着大都市的外壳，而成都和重庆则根本就是山区与山区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的乡场，是山货土产的集散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这番描述对浙江老通宝来说可能已经是一个消逝了的美梦（茅盾《春蚕》），但对冯大生（沙汀《还乡记》）、赵长生（艾芜《丰饶的原野》）却正是眼前活生生的事实，只是它已毫无美感可言了！
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现代作家必然会痛感于故乡的压抑和停滞，当他们力图在“回忆”中掀开这心灵的重压之时，洄水沱的种种意象便创造了出来。四川作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故乡的停滞落后就根源于这区域的封闭与经济的自足，自足让他们的乡亲“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让我们再来读一段沙汀对川西北某镇的描述，透过这些讽刺性的语言，我们不难感到他对“洄水沱”现象的区域根源有多么深刻的把握：
我们这里的人很少见过大市面的。到过省城的人不上一打，某人到州里去一趟便要算是大事件了。并且还没有动身就有人四处哄传。但是许多新发明的事物也曾经出现过。黄老太爷做六十大生时，曾经从州里租来架瓦斯灯，在大门口整整照了三夜。不但全市的住户都跑去看，就连乡下人也都带了火把，从很远的地方走来。灯还没有点燃，他们就在门口呆等着了，待得管灯的人打好气，揭开玻璃外罩，用火柴把灯泡燃红，便齐声欢呼道：“亮了——亮了！”还有人故意滑稽，翘了烟竿去叭，或者长久直视着灯光来夸耀自己的目力。
这些“小国寡民”时代的乡亲，生来就被嵌死在这一块狭小的土地上了，虽然他们也不乏对新事物的兴趣。但可怜的是，这点新事物也不过是先进文明地区几经筛漏才滴落下来的一星点“光亮”。川西北的重重大山，还有四川盆地周围的更高更大的山脉，就这样成了四川人的层层壁垒，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外面的世界有什么，他们无缘知道！
“洄水沱”意象在文学的四川普遍存在，频频出现。相应地，这里缺乏那些闪烁在浙江、山东、东北等地域的代表着发展与变迁的意象。
农村经济的崩溃导致农民进城以及城市工人的生活状态，这些出现在外省作家特别是沿海作家笔下的象征着现代变动的景象几乎就没有出现在“文学的四川”。这当然不是作家们的疏忽，而是现代四川的生态环境没有给他们提供感受的基础。周文《一天几顿》写失业者的困顿，像这样的城市市民生活景象在四川实属凤毛麟角，而且显而易见，那座城市绝不在四川，周文最成功的创作是他对川康边地“黑化”景象的描写，就像沙汀对川西北乡镇的再现，艾芜对泯沱流域的观照，李劼人对成都和川西平原的写真，罗淑、王余杞对沱江上游的摄取，刘盛亚对重庆和川峡地区的刻画一样。无论是川康边地、川西北山区，泯沱流域还是川西平原，沱江上游与川峡地区，也无论是小乡镇还是成都、重庆，我们在这文学的四川里所耳闻目睹的都不是大机器生产的轰鸣、喧嚣，不是现代商业贸易的风起云涌，不是城市居民在都市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而是近于原始的手工作业，（汲盐、挖煤、淘金），是清一色的庄稼汉、土财主，是肩挑背扛的山货贸易。就是活跃在大都会中的人们如赫达三也不是真正的城市居民，而是封建时代典型的半官半绅式的人物。赫老爷在官府有闲职，在新繁县境内的斑竹园又有田有地有佃户（李劼人《大波》）。他的同僚如葛寰中、黄澜生，他的后辈如赫又三、楚用又何曾生活在现代都会的生存氛围之中呢，其迎来送往之礼，交朋结友之道，游逛玩耍之态分明处处都充满了封建士大夫，封建大少爷的情调。这类封建时代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在四川仿佛是天经地义、未难改变的。当萧军、萧红笔下的愚昧的东北父老也在抗日义勇军的感召下揭竿而起时，沙汀、周文笔下的大后方人们却还在大耍着封建官场手腕，为争夺一个小县城的小小的防空主任而煞费苦心，为救亡组织中的人事安排而勾心斗角。周文笔下的青年张振华一针见血：“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社会，特别是我们这后方，你看，抗战以来，我们这后方有什么变动没有？没有！”
众所周知，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工农革命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用力最勤，塑造得也最为生机勃勃的两类人物形象。说他们是生机勃勃的，倒不是指这些人物一定都个性鲜明，丰满生动，而是说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上讲，正是这两类人的崛起才给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生机，才推动着我们古老的文明艰难地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他们是新的生命的象征，是历史未来的主人，是中国20世纪的创造者。有趣的是，现代四川作家笔下的这两类人物却有着与其他区域文学不大一样的面貌。
最激进最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知识分子似乎都不曾活跃在“文学的四川”之中。巴金早期创作中那些英勇、果敢、决绝的青年群象（杜大心、李静淑、李冷、陈真、李佩珠等）都生活在热气腾腾的大都会上海，他们显然与巴蜀无干。成都的高公馆里诞生了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叛逆者觉慧，但巴蜀却不是他的容身与发展之地，他的天地在外面的世界，所以终于出夔门而去，把一个软弱多虑的觉新，一个以获得爱情为最大满足的觉民留给了故乡。抗战将汪文宣从上海赶回到重庆，但汪文宣却又是那么的懦弱，他和成都流落街头的杨梦痴（《憩园》）虽各自属于新旧两个时代，但却共同袭取了士大夫式的感伤和无力，他们都不是直面巴蜀现实，执著自身思想力量的现代知识分子。当浙江作家鲁迅、茅盾，江苏作家叶圣陶在江南大地上着力发掘知识分子的热诚和意志，当山东作家王统照追踪着济南学生的觉悟与成熟之路，当安徽作家蒋光慈将倔强的生命力赋予他笔下的青年英雄时，那些生活在“文学四川”里的知识分子总是不可避免地显出了过多的孱弱、软绵和萎琐。我注意到，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回川”已经被许多四川作家当作了磨蚀知识分子理想甚至吞噬其生命的畏途！满怀教育改革理想的汪文宣、曾树生消逝在了雾重庆的寒夜之中，洄水沱吞没了本来“十分顽强”的苏幼旃，又把一个宋七老爷改造得油光水滑，东洋学子学八公“满脸净是烟容”，“瘾一发，便又回复到孤陋寡闻，把典故忘得个一干二净。”
四川当然还有尤铁民，这位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但李劼人眼中的尤铁民又有怎般模样呢？无疑，这本来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革命家，然而，在李劼人的眼中，或者说经由李劼人的传达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一个颇有几分虚张声势的人物。他在赫家的鱼翅宴上侃侃而谈，大讲“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类的豪言壮语，但猛然间却为赫家小姐香芸所吸引了，于是当即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宣传起“英雄配美人”的道理来！一位先知先觉者咤叱风云的非凡气慨就这样被一股庸俗气瓦解了。李劼人幽默的观照来自于他对巴蜀知识分子的深刻认识。
顺着连尤铁民都不可摆脱的庸俗，我们更容易走进沙汀的知识分子世界了。《磁力》中的“小数点”，国文教员张琪，《三斗小麦》中的小学教员刘述之和他那位曾经也是教师的姐姐，《巡官》中的冯老师，《轮下》中的穆平，《困兽记》中的乡村教师田畴、孟瑜，他们并没有多高的文化素养（一般为中学毕业），也谈不上有什么雄心壮志，自然更说不上对现实的思索和超越了。相反，与平凡以至于庸俗的现实生活模式的不断贴近倒是其共同的特点，坐茶馆、围牌桌、囤积居奇，为蝇头小利勾心斗角，又为任何一点生活的平稳而沾沾自喜、不思进取。重要的是，他们似乎从来也没有真正认同于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教师不过是饭碗一个，必要时，可以改弦更张，甚至去当乡村警察（《巡官》），干敲榨勒索的勾当（《轮下》）。应当说，沙汀所展现的是真正“土产”的四川知识分子，道出了四川知识分子的庸俗、浅薄的实质！正是在这个庸俗、无聊，又没有生机的“知识圈”里，像“土拨鼠”牛柞（《困兽记》）这样兢兢业业的教师，也同样被淹没了光彩，在客观上产生不了更大的影响力。
同样地，我们注意到，文学的四川也最缺乏像阿多、立秋、李金贵、老孙头那样走向觉醒的工农大众。这里的反抗者多半还停留在本能冲动的层面上。例如沙汀《呼嚎》里的廖二嫂，《催租》里的汪二，《还乡记》里的冯大生，艾芜《丰饶的原野》中的赵长生、刘老九、邵安娃，他们都没有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明确意识，所谓反抗，不外乎是逼急了抄斧子拼老命，然后逃走了事。如果连这点力量也没有，那么就可能像邵安娃或者周四嫂一样跳岩自杀（艾芜《一个女人的悲剧》）。有趣的是，当高县作家华汉（阳翰笙）努力塑造觉悟的工农形象之时（《地泉》、《趸船上的一夜》），就明显留下了缺乏真情实感的痕迹，以致被当作了无产阶级文学“不应当怎么样去写”的标本。如果说现代中国社会在整体上也缺乏真正的觉悟的农民，以致让我们的现代作家都有些无处着手，即便是已经“成型”的几位工农楷模也多少有些概念化、理想化的嫌疑，那么这种情况显然又在文学的四川特别的明显了。较之沿海地区，这个封闭的盆地尤其无法为我们的作家贡献这方面的感受，华汉的作品因之更集中体现了这一艺术的缺陷，以致被作为“标本”，这实属情理中事。相对而言，沙汀、艾芜等人笔下的那种本能状态的四川贫民却正是绘出了巴蜀文化的真相。
当知识分子，当受苦受难的下层贫民这些最有活力的社会变动因素都不同程度地被腐蚀、沉落在这一片泥淖之中时，四川便自然而然地成了现代中国“洄水沱”意象的典型。文学的四川高密度地布满了“洄水沱”意象。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四川洄水沱式的停滞与腐朽当中，还有趣地包涵着一种巴蜀式的自得与自足。生活于停滞、封闭的盆地却丝毫也不以这种停滞、封闭为苦，相反倒是顾盼自雄，目空一切，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盆地意识”。具有浓重盆地意识的川人组成了一个个的“盆地意象”，他们对盆地四周的高山十分看好，“任凭中国再乱，我们这个四塞之邦，也能保其无虞，而免遭受革命之厄的了”。通过自我封闭来隔断社会的变迁，并以之确立一种区域的优越感，这大概符合不少四川人的心愿，一旦战火燎原，他们也会因此比省外的中国人更无危机感。不是吗？抗战初起，某县讨论成立防空委员会，得到的结论竟然是，不必着急，因为“战事隔我们还远得很哩！”保长王大廷在解放军攻占宝鸡之后估量了地理距离，终于大大咧咧地嚷道：“还隔他妈一省！”区域的优越感也导致了川人对外省的某些盲目的轻视和狭隘的排斥。李劼人《大波》写过辛亥革命时期因“川人治川”而引起的斗争，何其芳则从一个普通农人嘴里发现了类似的四川理想：“全省的军队联合起来‘驱逐’外来的势力”！抗战把无数的“下江人”赶进了四川，“据说下江口音的人叫街上的洋车，拉洋车的四川人总是不大理睬的。”在北斗镇的乡下人眼里，“奶妈之所以工价高涨，而且不容易雇，这和日常生活中其他许多反常的现象一样，都是由那些富有的外省人制造出的。”显然，这种盆地内的自大自满反过来巩固了洄水沱的停滞和腐朽。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盆地意识”及由此在文学中构成的种种“盆地意象”与洄水沱现象本身就是互为因果，一体两面的。
停滞和自大，麻木和自足往往是联袂而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同时也表现为“中央帝国”的自尊，阿Q的麻木紧跟着他“精神胜利法”的自足。在这个意义上，“洄水沱”意象与盆地意象又成了古老中国的共性，不过，阿Q式的“胜利”主要还是他失败后的自欺，从某种意义上看，那似乎更象征了中国沿海地区在外来文化冲击下的一种中国式的退缩，在“挑战”时刻无法“回应”的自我慰安，这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在新时代面前的自我扭曲。而几乎就没有承受过什么“挑战”的深居内陆的巴蜀意识似乎更具有一种进攻性，一种多少带点原始野性的倨傲。阿Q的“胜利”仅限于“精神”，在赵太爷、在假洋鬼子面前，他分明毫无“胜利”的姿态，而保长王大廷在确认了身居四川的安全后，却立即截下一个背粮的老农，展开了更加肆无忌惮的盘剥。
四川人这种顽固的“盆地自大”感，也联系着它自身深厚的文化传统。前文我们已经谈到，古老的巴蜀常以“天府”自居，它不仅是“土沃民殷，货贝充满”，而且在区域交流较少的封建时代，四而耸立的高山也的确便于躲避外祸，独自称雄。从秦并巴蜀以灭六国，刘邦东定三秦到隋人平陈，宋人定江南，都一再把四川作为“王业之基”。天府之国的区域优势因此更加为世人所侧目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一区域优势构成了巴蜀人踌躇满志的资本，产生了一种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足和自豪。直到清人徐心余在为《蜀游见闻》所作的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古老的心态传统：“四川一省风景之美，名胜之多，物产之饶，矿苗之富，殆为天下冠，除海货外，应有尽有，良足闭关自守，此殆他省莫能抗衡者。”我们当然不必指摘古老的巴蜀心态传统，不过，当四川已经被推向了现代，千里沃野并不能生长现代人所需要的一切，当四周的封锁反倒是拉大了他与沿海地区的文明距离之时，以“天府”自居的傲慢就不得不说是愚昧得可怜了。在文学的四川，“盆地意象”终于汇入了“洄水沱”意象群，继续强化着巴蜀生态环境的停滞和腐朽。
当然，巴蜀盆地也不尽然都是停滞的死水，其中有一些因子也是格外“沃跃”的，让我们继续观看四川实力派的表演，欣赏川妹子脑后的“反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