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与******于1924年1月都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现在无多少材料证明******在国民党“一大”期间与戴季陶有过直接的交往。但是，******对戴季陶及其思想言论是非常熟识与了解的。在国民党“一大”，虽是出于无奈，但戴季陶为国民党改组还是做了不少工作。更由于孙中山对他的器重，又加上他早期开放性的思想，特别是1919年前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和共产党人陈独秀等的关系，戴季陶在“一大”，可谓出尽了风头，他和廖仲恺、谭平山三人曾被国民党中央执监两委推选为党务委员，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后来，孙中山又指定他为政治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创办时，戴季陶还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政治部主任。
然而，当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骨子里藏着的排共、反共情绪油然而生。1925年6、7月间，他在上海连续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两本小册子，连同他在广州发表的《民生哲学系统表》，构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这就是“戴季陶主义”，其理论有两大特点：其一，打着孙中山的旗号，阉割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而将孙中山思想的消极面加以利用和夸大；其二即以维护国民党的纯洁性，攻击中国共产党，排斥工农革命力量，由于戴季陶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的理论，因而成了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主义成了国民党****所举起的一面黑旗。
戴季陶主义出笼后，共产党人对其反动思想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在《政治周报》等报刊上撰文对戴季陶的谬论予以严厉的批驳。他指出，戴季陶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归结为唯心论的道统说，这是个严重的歪曲。如果要说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那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说明。******还指出，戴季陶攻击唯物史观，宣扬“纯正的三民主义”，其实质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
戴季陶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后，他便成了国民党****集团的主要代表。大革命失败后，他成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也是******的得力助手。一晃过去近20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之初，死心塌地跟着******的戴季陶眼看抗战胜利，共产党的影响比以前更加扩大，力量比以前更加壮大，认为这些构成了对国民党最大的威胁。由此，他忧心忡忡，因为他是******最贴心的国策顾问，他不得不劝告******：“战时固艰苦，战后艰苦将十倍于战时，危险亦不可想象。非不可不避免，只在人心知与不知之一转耳。”
戴季陶的忠告使******冷静下来，开始谋划如何消灭共产党的险恶阴谋。他便玩弄反革命的两手。首先施放和平烟幕弹，邀******来重庆谈判。对******的这一阴谋，戴季陶未能完全了解。他从顽固的反共立场出发，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和谈，他提醒******说：“断无视匪为正当人物，以匪徒之言论为正当道理者。而今竟至视为合法之团体，视其人为社会之贤达，趋向之不正，人心之不端如此，安得不使天下之人，群趋于为匪。”对戴的担心，******笑一笑，他又不好明说自己的险恶用心，只是要戴放心，他仍将按原策划的阴谋行事。他料定******不会来重庆。
******亲临重庆和谈，向世人表明了共产党真心诚意争取国内和平的态度，这出乎******的意外，当******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时，******正召集各院院长会议。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也参加了会议。尽管他内心仍如以往对共产党人有顽固的抵触心理，反对与共产党人和谈。然而现在******来了，他又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只好建议******要做好准备，认真对待谈判，不要中了共产党的诡计。他表示他自己不准备和以******为首的****谈判代表接触。
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一场严重尖锐的政治斗争。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早日实现国内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都作了让步，但由于******缺乏诚意，以至无法达成协议。
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人和平、民主建国的主张。******与******在谈判期间作了大量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他们广泛地接触了各党派和各阶层人士。还会见了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特别是国民党中顽固反共的人物，如戴季陶这样的人物。
******要去拜访戴季陶，当时，****党内一些人都觉得不可理解。他们认为象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从大革命中期起就成了共产党人的冤家对头，平时就势不相立，有什么好拜见的呢？对此，******解释道：“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不能放弃和****接触。”。******认为，虽然戴季陶不愿与共产党谈判代表接触，但我们主动去找他，他不至于会回避。
1945年8月30日下午3时以后，******到“陶园”去拜访戴季陶。******主动登门来访，这是戴意想不到的。他虽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与******为政组国民党共过事，但后来戴季陶坚决与共产党人为敌，水火难容。他想不到******此次到重庆，竟不记昔日仇怨，屈尊主动造访，这使戴季陶一方面措手不及，另一方面心里也多少有些不安，也受到感动。戴季陶连忙将******迎进客厅，以礼相待。******坐定后，便向他介绍了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主张；谈话中又讲到了当时全国人民反对打内战，反对****、独裁，要求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的形势，******还回忆了孙中山在世时，国共两党忠诚合作的昔日往事。******希望戴季陶能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为天下苍生免遭战乱之苦，为此国共和谈效力。对于******的坦诚谈话，戴季陶“局促不安，诺诺连声，好象无地自容似的”。虽然他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但内心却非常佩服******过人的胆识与宽广胸怀。
******似乎发觉戴季陶当时处境的难堪与尴尬。另外，他还要去拜访国民党的其他党国要人，如于右任、白崇禧等，所以没坐多久就告辞了。******从“陶府”出来，正要去见于右任时，正碰上******去看戴季陶，小道相逢，******询问******去了哪里，******说去见了戴季陶，******先是一怔，随后佯作笑脸说：“好，见见好，见见好。”
******走后，戴季陶回想刚才******讲的那些话，思想上还是受到了不小的震动。******寓理于事实中，寓理于情中，他对时局的主张应该说也是有些道理的。特别是******的大度、容人、谦和，坦诚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自己在慌乱中，却没有与******作任何实质性的，或者说一种坦诚的交谈，心里不免有些遗憾。
不久，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之一的张治中来访，两人谈起******来重庆谈判，戴季陶也不免要赞许几句。张治中从中劝解说，戴季陶早年同共合作中就与******共事，有交往，多年不见，这次******到重庆，亲自登门拜访，是很讲情义的。希望戴季陶能尽地主之谊，与******“联杯酒之欢”，他还说这样做，“可增进情感，于商谈国事不无裨益。”不然，是一种不顾礼仪的行为，戴犹豫了一阵，还是答应了。
过后，戴季陶考虑到自己亲自出面邀请******多有不便，于是他写了一信给张治中，希望张治中能代约时间宴请******与其他谈判代表。在信中，他对******表示敬重，并对上次******拜访对自己未能与之深谈表示歉意，同时还对******的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他在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能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张治中：《我与共产党》第67页）
张治中即遵戴季陶之嘱，向****代表团发出请柬，邀请******、******、王若飞等约六七人，在重庆德育斋晚宴。9月13日，******等应邀前往，“晚七时赴戴季陶院长之宴”。由张治中陪同进入德育斋，戴季陶早在那里等候，双方见面，互敬问候，宾主坐定，说起二十年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黄埔军校共事时的情景，双方都不甚感慨。席间，******较注意讲话时的谨慎。******在会见其他****人物时，总是妙语连珠，十分巧妙地给他们以批评，但在此时，他考虑到戴季陶的身份，就非常注意统一战线策略，没有批评戴季陶。这实际上是对戴季陶打破******的禁令，宴请****代表团的举动的肯定。而戴季陶也一反常态，没有抨击共产党的主张，“公则尤为肃穆，颇不同于寻常宴客之兴会”，也可以说明他对******的景仰之情及对此次欢宴的郑重态度。
戴季陶，其一生，也不能说他没有半点有益于人民的事。但总的来说，他不能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他对共产党有偏见。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他不仅不能和共产党人合作，相反却逆历史的潮流而动，站在了共产党与人民的对立面。与这样一位顽固的国民党****代表人物相比较，在******身上却体现了共产党人豁达容人的高风亮节。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人 没有半点个人的私利可争。******与戴季陶的交往，显示了******过人的胆识与气量。对这一点，重庆谈判期间的戴季陶也是不能不佩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