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医生”来自叙利亚大马士革，因医术高明，被省长委派为“大马士革医院的主持人”。虽然他很富有，生活很幸福，而且“大马士革盛产水果、树林、河流、花卉、雀鸟将城市点缀成一座人间乐园”，但是他还是经过“在旅途中跋涉，最后来到贵国（中国），过得很舒服”。【注1】另外，那位穆斯林总管还经常参加中国京城里富人组织的“朗诵《古兰经》的集会，到会的有一般法学家和其他阶层的人物”。那位穆斯林裁缝也常去“赴朋友的宴会”，尽管“参加宴会的约莫二十个本地人（中国人），其中有裁缝、装配玻璃者、木匠等手艺工人和其他行业人员”。但他们还是一起又吃又喝主人款待他们的“饮食”，生活得很融洽。这些踏上异乡中国土地的阿拉伯人，感慨中国的富有，人民的热诚，他们生活在这块乐园般的天国里，“乐不思蜀”，很多人留在中国做买卖，和中国人一样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一千零一夜》中的这些直接描写，已将“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化、具体化了。它们以活生生的人、活灵活现的事，生动地绘制出阿拉伯人在中国生活的一幅五色斑斓的画卷。将中世纪生活在中国的各族人民的思想情趣、理想追求、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善恶好恶等，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它已经从为读者创造一种中国文化氛围，一种中国历史的遐想，一种中国情结的反映，变为一种广阔的生活背景，一种清晰的时代特征，一种异域生活的写生画面。当然这其中不乏想象与虚构，不乏主观与片面，也不乏偶然与个案，但它毕竟有现实做基础。商业的发达导致阿拉伯人在海外势力的增长。八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取代犹太人、波斯人、印度人而取得海上优势。八世纪以来，经陆路西来中国的阿拉伯人大多住在西域城镇和京都长安。八世纪中叶，经海路来中国的阿拉伯人大多侨居在广州、泉州以及扬州等江浙沿海港埠。此外，在沿海商埠通往长安、洛阳的交通要冲，如洪州（今南昌）等地，也有不少阿拉伯侨民。这些人不仅侨居中国，而且某些人与汉族通婚，定居中国。从十一世纪左右开始，阿拉伯商人的势力在中国已跃居所有外商之首。很多阿拉伯人因久居中国而需要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于是各地的清真寺应运而生。由于元代统治者信任和重用来自西亚和中亚的色目人，于是大量的西域人、阿拉伯人来到中国。中国和阿拉伯之间在《一千零一夜》成书期间，有大量的商人、海员、工匠、使节、伊斯兰神职人员、旅行家、学者等频，繁往来，促进了双方的物资交流和文化传播。《一千零一夜》中有关中国的人或事的直接描写自然也很容易被理解了。
中国的女婿：辛伯达
在《一千零一夜》中有许多航海冒险的故事，其中《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最有代表性。这篇故事上承古代埃及的著名旅行记《遭难水手的故事》，下启冒险发财类小说之先河。据考证和研究，这篇故事曾从许多当时流行过的著作中汲取过素材和营养，如九世纪的《奇异的印度》，十一世纪伊德里希的地理书，十三世纪的《马福尔卡特的奇谈》，十四世纪的《奇异的哈里达特岛》等。但更多的是对阿拉伯人经商远航、冒险发财精神的一种反映。
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控制了海上贸易的主动权。发达的手工业和海上贸易既促进了帝国经济的繁荣，也满足了哈里发、皇亲贵戚等上层人物物质享受的需要。海外贸易受到帝国的支持和保护，商人和财富受到社会的普遍尊敬和羡慕。《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以这样一个商业贸易时代为背景，商人及其生活必然会得到充分的反映，航海家辛伯达居然敢七次进行这种九死一生的危险远航即是一例。辛伯达七次冒着生命危险远航经商，故事叙述模式化基本一致，即“航海遭难”、“死里逃生”、“意外发财”、“绝路逢生”、“皆大欢喜”。但是冒险经历一次比一次神奇，一次比一次诡异。假如他真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曾航海到过中国的话，那么，他从巴格达出发，就要经过波斯湾、阿拉伯海、印度、马六甲海峡，到南中国海，最后停靠在中国某一港口，航程数万里。由于他的航行冒险是阿拉伯海外经商贸易大发展时代的产物，无数条阿拉伯商船和无数个航海冒险家曾到达中国，所以他的遭遇只是他们无数次经验中的一个极端事例而已，有相当的可信度。正如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指出：“根据穆斯林商人商务旅行的实际报告而写成的航海家辛伯达的冒险”，“就成为《一千零一夜》中最好的故事。”
在辛伯达“第七次航海旅行”即他航海到中国之前，他有一段自白颇能说明是什么东西驱使着他用生命作赌注，再次去冒险。“你们要知道，弟兄们：我第六次航海旅行归来，赚了许多钱财，恢复了先前的豪华、享乐生活，终日吃喝、寻乐、嬉戏，醉生梦死，挥霍无度，安安逸逸地过了一晌之后，我又不安于现状，一心向往异地风光，憧憬着航海旅行、海外经商、参观各地风土人情的乐趣。”于是他打定主意，预备好许多名贵货物，到巴士拉登船。他从心里觉得“和商人们在一起，感到无限的快慰。”【注2】辛伯达一次又一次地投身于航海冒险活动中去，除了不断获取财富、积累财富的原因以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受社会风习的影响。原来生活在沙漠草原上的阿拉伯人视野虽广阔，但生活范围闭塞。只有“贝督因人、骆驼、枣椰树和沙漠，是游牧生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但是迅速崛起的国势，日益扩大的版图，极大地拓展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从沙漠到绿洲，从丘陵到平原，从陆地到海洋，面对如此广裹而新奇的世界，在沙漠和旷野中陶冶出来豁达开朗、散漫无羁、自由独立的阿拉伯人，又产生出一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于是追求新事物、探索新世界的精神，伴随着对财富的占有欲而在社会上蔚然成风。而中国对六次航海冒险归来的辛伯达而言，还是一个崭新的未知世界，还是一个需要他去探求、去认识的新事物。“第七次航海旅行”开篇即交代，“那里（巴士拉）有只大船正在准备起航，已经载满货物和客商。我就搭上那只大船。”他在登船前肯定知道这条商船是开往中国某个港口的，因为紧接着，故事又叙述道：“船在海中航行，天气晴和，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地到达中国境界。当时我们谈着生意经，享受旅行的乐趣。”可见中国很可能就是这次航行的目的地。
在中国境界，“船被大风吹到海洋的极端”，在他们遭遇到三条巨大、凶猛的鲸鱼的攻击之后，“孤舟触礁，砸得粉碎，人货全部落在海里”。辛伯达流落到一个荒岛上，收集了一些木头铆成一只小船，顺河水漂流到“一座建筑美丽、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附近”。辛伯达自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对中国普通人民的描绘，情节细致、感情真挚、精神高尚。
岸上的人见我坐在船中，被急流冲击着直拄下流，赶忙投出绳索和渔网，把我救到岸上。由于过度饥饿、恐怖和睡眠不足，我刚到岸上，便死人般倒了下去。幸而他们急救，我才慢慢苏醒过来。他们之中有个非常慈良的老人，格外关怀、照顾我，脱下他的衣服给我穿，带我进城去澡堂里沐浴、熏香，喝香甜的兴奋饮料，并带我到他家中，招待在客室里给我预备丰盛的饭菜。我吃饱喝足之后，稗仆又端热水给我漱口洗手，拿丝帕给我擦手。接着那位长者收拾一间侧室，供我居住，呀咐仆好生伺候我。我被他家当上宾招待，饮食很好，起居非常舒适。过了三天，我的精神逐渐恢复过来，情绪既安定，心胸也开朗，健康全都复原。【注3】《一千零一夜》通过如此动人的细节描写，将中国人对异域来中国的落难者的无微不至的帮助表现出来。他们充满人道主义的救死扶伤的行为，充分说明中国人高尚的道德水准和情操。尤其是那位慈善的老人出于同情心对辛伯达悉心的关怀、照顾，被描写得极其形象、生动，跃然纸上。
后来，这位好心的中国老人又帮他卖掉从小船上拆下来的檀香木，而且主动提出要将独生女儿嫁给他，希望他人赘为婿，“像亲生儿子一样”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辛伯达觉得这位善良的老人就像自己的“生身之父”，而无法拒绝他的好意。“洞房花烛之夜，新娘打扮得非常标致、漂亮，有倾城倾国之色。”他们“彼此一见钟情，夫妻间结下深厚的爱情”。从此，他们在一起过着“甜蜜、幸福的生活，彼此的身心都有了寄托”。【注4】在岳父病故之后，他的妻子愿意跟随他回故乡。辛伯达“听从妻子的嘱咐，陆续卖掉岳丈遗留下来的货物，并准备一切，等到有人旅行时，好随他起身回家”。当他回到家乡巴格达时，人们屈指一算，从他“第七次航海旅行起至归来时，已历时二十七年”。他“从此决心不再航海旅行”，“和家人共叙天伦之乐，享受安静的田园生活，以终余年”。【注5】
在“辛伯达第七次航海旅行的故事”中，他在中国海域遇到海难，被中国人所救，长时间在中国人中间生活，并娶了一个中国妻子，最后和中国的妻子携着中国的财物返回故乡阿拉伯。辛伯达曾经有七次航海旅行、冒险经商的奇遇，前六次归来后都又重新萌生再次出海的念头，独独这第七次归来后，“决心不再航行旅行”。使他“浪子回头”的是中国之旅，使他享受“天伦之乐”的是中国妻子。一句话，是中国之行改变了他的思维逻辑和生活轨迹，他在中国找到了生活和人生的归宿。
古代来中国的阿拉伯人中，商人居多。据阿拉伯文史料记述，八世纪中叶，曾有一位伊巴迪派的阿曼商人艾卜·奥贝德，驾驶过木帆船来中国友好访问，买了沉香回国。这可能是阿拉伯人到中国航行的最早的阿拉伯文记载。阿曼人认为，艾卜·奥贝德就是《一千零一夜》中的航海家辛伯达。【注6】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依然鼓荡着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心灵之帆。为了庆祝阿曼国庆十周年，并纪念辛伯达这位远航中国的友好使者，重温古代阿拉伯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在阿曼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下，蒂姆·塞弗林船长于1980年11月23日驾驶阿曼苏丹国艘模仿古代阿拉伯传统的“枭”型双桅三帆木船，“苏哈尔”号，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海军基地起航，沿着一千多年前《一千零一夜》中所描述的阿拉伯航海旅行家辛伯达第七次航行到中国的路线图，经过二百一十六天漫长而又艰辛的航行，行程五千多海里，于1981年6月29日胜利抵达广州黄埔新港码头，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款待。蒂姆·塞弗林船长兴奋地对中国记者说：“这次航行是我们两国悠久联（系）和新的交往的象征。驾驶同过去阿拉伯世界开往中国的航船一样的船只进行航行，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他还说：“我们的目的也为了通过古航道再次把中国和阿曼联结起来。”【注7】塞弗林船长的心里话表达了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共同心声，即发扬古代两国人民的开拓精神，发展具有传统意义的友好关系。现代阿拉伯人民的友好使者再次实现了辛伯达心中的梦想。
中国的阿拉丁神灯
在《一千零一夜》中有许多故事都描写了中国的富有。其中《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最突出。主人公阿拉丁这个名字的含义虽然是“安拉”的宠儿，但生活却很不幸。他是中国都城里一个穷裁缝的独生子。他家境贫寒，不会也不愿意学习任何谋生手段，但是他却能开启一个藏有无数珍宝的巨大宝库。其中至尊至贵的宝物是能满足人类一切欲望的“神灯”。它就藏在“中国有一座叫卡拉斯城的郊区某山脚下”。而一个心怀叵测的西非摩洛哥的摩尔人魔法师，不辞远道跋涉，“从日落处的西方，奔到日出处的中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从中国盗取这盏神灯。“在连续跋涉的漫长旅途中，他不停留，不耽搁，终于来到中国，找到阿拉丁，对他施行欺骗手法。”当他的阴谋失败，“他痛苦、懊丧到极点。他像做了一个梦，垂头丧气地离开中国，返回非洲老家去了”。【注8】
故事中阿拉丁拥有的神灯确实是中国的发明，它又称走马灯或活动图片玩灯。这种令历代观众着迷的灯火装置，对青少年格外有吸引力。北宋初年的陶x（903一970）在他的《清异录》一书中曾写道：“……点燃一支蜡烛或一盏灯，就可以看到运动着的画面，可以听到叮当声。蜡烛燃尽时，画面和声音都消失。”据欧洲学者考证，“到公元12世纪，神灯又被称为‘走马灯’或‘赛马灯’，因为灯一亮，就可见投影到墙上众马奔腾的景象十分逼真。开始到中国旅行的欧洲人，这时才发现这种玩具。”【注9】因为丝绸之路先经过中亚才到欧洲，所以，这种中国的“神灯”一定在12世纪以前即已流传到阿拉伯。至于其流传到阿拉伯地区和欧洲的详细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这个故事中，中国公主是“一个窈窕活泼的美女”。“她的面孔像灿烂的珍珠，眼睛像明亮的太阳，配着两道弯弯的眉毛和一口洁白牙齿。她的美丽可爱，简直像仙女下凡。”她虔诚的言行，善良的性格，甚至得到想加害于她的魔法师的赞赏，“因而现身说法地替她祈求、祷告”。而中国皇帝也是一个贤君明主。虽然他“不是每天都接见老百姓，每周只接见三次”。但这样的皇帝在中世纪应该说是很开明的了。当他“发现阿拉丁的母亲每逢接待日都到场，照例站在接待厅门外”，就让人把她带到面前。“老人家，”皇帝开始跟她说话，“很多的日子里，我见你都上接待厅来，显然你是有话要说的。你需要什么，告诉我吧，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这是多温和仁慈的皇帝。无论是公主也好，皇帝也好实际上都是一种虚假的形象，他们被美化成理想中的人物，实际上是中国人民美好形象在阿拉伯人民心目中的一种象征，一种向往中国的情感在阿拉伯人民心中的净化。
【注1：纳训译：《一千零一夜》第1卷，第238页。】
【注2：纳训译：《一千零一夜》第4卷，第50页。】
【注3：纳训译：《一千零一夜》第4卷，第53页。】
【注4：纳训译：《一千零一夜》第4卷，第55页。】
【注5：纳训译：《一千零一夜》第4卷，第57页。】
【注6】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注7】李政：《沿着<一千零一夜>中辛伯达开辟的航道驶向中国》，《人民日报》1981年2月5日。
【注8：纳训译：《一千零一夜》，第463页。】
【注9：[美]罗伯特·K·G坦普尔著，陈养正等译：《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21世纪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