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留下来的电台探测设备一直到新中国建国之前，依然在为国民党搜查和残害共产党人发挥着作用。1947年的夏天，装有最先进电台探测设备的美式吉普车在北平的大街小巷秘密地逡巡着，军统保密局电监科也派出了10余辆游动的搜索车，在北平的街头巷尾游走侦听。
当时国民党从美国进口了好几套侦听设备，可以安在汽车上，然后在晚上或者白天，都在那个马路上行驶，如果测到了电台以后，它就可以辨别它的方向，然后通过定点就能确定在哪一个位置。
除了流动侦听，还有一些特工守在室内，侦听着可疑电报信号。突然，一个陌生的电波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那时已经成为了保密局局长的毛人凤也特别重视这个线索。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要求人员把全部力量投入进去。
事实上这个被侦测到的可疑电报信号，正是中共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按理说，中共的秘密电报信号是不容易被侦测到的，因为秘密电台都有自我保护的手段。比如发报时间短，发报方式不规律等等，可是这一次，秘密电台每次发报，竟然都在一个半小时以上。因为当时正值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中共北平秘密电台向中央发送情报量骤然增大，所以发报时间也就比平时长了很多，而且这部电台还严重违反了一项组织规定，那就是把军事情报、社会情报混发。因此，一下子就被美国侦听设备捕获了。
最后秘密电台的位置被锁定在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大街和北池子大街之间，方圆约1000平方米的区域内。
保密局北平站负责人命令特工们马上找到这部电台，可这一带房屋密集、人口稠密，很难找到准确的位置，经办此事的特工组组长之一谷正文，把这个难办的差事交给了他的部下段云鹏。
段云鹏过去是个流窜在北京城里的流盗，却被毛人凤认为是具有特殊才能，吸纳到保密局来。他有一身轻功，尤其擅长钻岩、爬墙。根据谷正文的安排，段云鹏每天下半夜就守在电信侦查的这一片区域的制高点上，监视哪家有奇怪的动静。
段云鹏发现交道口京兆胡同24号有个年轻男子每天很早起来，从床下拿出个木箱子摆弄一番，因为那个人背对窗户，所以看不清具体干了什么。经过分析保密局特工们断定，那个年轻男子肯定是在发报。京兆胡同24号正是中共秘密电台所在地，保密局决定立即实施抓捕。
1947年9月18日晚，谷正文、段云鹏等人破门而入，将那个年轻男子和同屋的一名女子控制，同时也控制住了北屋内一对还在熟睡的夫妇。特工们一检查，那个木箱子果然就是发报机，另外还查获了一些文件。
9月24日凌晨，狡猾的敌特在我报务员刚刚发报完毕，正在收拾器材和文件之际冲进了屋内。这种方式敌特称之为抓“活电台”，因为收报方不会知道发报台已被破获。于是敌特就利用被捕的叛变人员继续与西安的地下总台保持联系，结果导致总台台长王石坚的被捕。
搜捕行动结束之后，保密局特工很快弄清了这个院子里几个人的身份，住在北屋的中年男子名叫李政宣，是中共北平地下电台的负责人。住在厢房那个每天发报的年轻男子是报务员名叫孟良玉。同时被捕的两名女子，分别是二人的妻子，而更令保密局特工们惊讶的是，这个院子的房主竟然是北平市民政局的科长袁永熙。而袁永熙又是何许人呢？他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婿，案子查到蒋委员长的亲信头上，保密局北平站的站长黄天迈，感觉到事情有点儿棘手，他不敢怠慢，火速向南京本部汇报，毛人凤听到汇报之后，马上指示北平方面对抓获的几个人进行审讯，同时严防走漏风声。
但是，李政宣这样的共产党人并不会轻易招供。毛人凤就指示谷正文，在把李政宣软禁在原来住所的同时，安插一个外表老实的女特工在他们手下帮佣。于是外貌粗朴老实的梁金花就来到了李政宣的小院。
果然，经过反复观察，李政宣的妻子觉得女佣梁金花是个可靠的人，这天趁着特务不在身边，她悄悄让梁金花帮自己发个电报。梁金花一听，立即怯懦地回绝了。梁金花这样的态度，反而更加重了李政宣妻子的信任，她拿出数枚金戒指送给梁金花，让梁金花一定要帮这个忙，梁金花这才勉强答应了，按照女主人的请求，发了个电报的内容是“哥哥与我住院”，接收人是西安的赵耀斌。
北平保密局立刻通知西安方面抓捕赵耀斌。同时保密局北平站在李政宣房间内，缴获了大量电报底稿。顺着这条线索，保密局查出并逮捕了100多名共产党情报人员，这些人分别潜伏在华北、西北、东北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各个部门，其中还包括22个，国民党将领，在这些被捕的人当中，不但包括了在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余心清，还包括了在同一机构任职的另外几名将校级军官，他们分别是谢士炎、丁行、赵良璋、朱建国、石淳，在这几个人当中，身份最高的是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兼河北省政府机要秘书丁行。
余心清、谢士炎等人任职的保定绥靖公署，是当时国民党第十一战区的绥靖地方治安机构，这里也是北平军调处所在地。正因如此，保定绥靖公署成为了中共搜集情报、安插情报人员的关键所在。
正是在保定绥靖公署担任作战处处长的谢士炎，把国民党军队于1946年9月进攻张家口的情报，事先传递给了共产党，才使得国民党进攻张家口时，只得到了一座空城。张家口当时是中共占领的最大城市，当时人称“第二红都”，政治地位上仅次于延安，而且这个张家口也是蒋介石允许共产党驻军的一个城市，而国民党现在悍然进攻张家口的话，就意味着谈判破裂。
而谢士炎正好就参与了制订张家口作战计划。这份情报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意义太大了，所以他决定利用这份情报，去找共产党，作为送给共产党的一份见面礼。
而谢士炎、丁行这5名将领在没有被捕前，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中共党员身份。保定绥靖公署位于今天北京的张自忠路上，而谢士炎家住东直门海运仓，丁行家住交道口谢家胡同，这几个地方距离中共秘密电台的所在地京兆东街都不远，情报传递起来十分方便。他们每个人的情报传输距离，一般不超过500米，基本上是在一个人的视线范围之内，一旦出现问题都知道。因为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高官，派出完成任务的都是勤务兵。勤务兵大多数都是农民，不识字。而且勤务兵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忠于长官。而且国民党特务也想不到，是这些人在送情报。
保密局进一步调查发现，除了保定绥靖公署的那几名重要的将领之外，北平秘密电台所在地方的房主陈布雷的女婿袁永熙，还有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也都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蒋介石得到汇报之后，极为震惊，他责令毛人凤务必竭尽一切力量彻底调查各军政部门，搜捕中共秘密情报人员。
而此时，中共高层也大为震动。周恩来得知陈琏被捕消息，立即致电李克农：“此案为保密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王石坚情报系统极为庞大，遍布东北、华北、西北，通报的电台有六七部。而这些秘密据点又无法及时切断横向联系，致使敌人在破坏北平地下组织后，能够进一步追踪共产党在这三大地区的情报组织。
保密局捷报频传，就连蒋介石也发话，此举搞垮了中共“半壁江山”。南京方面因此对保密局北平站给予了嘉奖。一时间，众多参与办案的人员，纷纷邀功请赏。
10月5日，蒋介石飞抵北平，亲自部署后续行动。随后在郑介民、毛人凤的直接指挥下，不仅北平和上海，我党的西安总台，以及保定、兰州、热河、沈阳等地下电台均遭破坏。
北平秘密电台被破获之后，中共北方地下组织遭到了重创。
1947年11月29日，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赵良璋，被保密局用美国军机从北平押送至南京。近一年后的1948年9月19日，国民党的国防部军法局，以泄露军机为名，在中央陆军监狱判处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和赵良璋死刑。
因为蒋介石认为，把这起事件叫做共谍案，等于是明白地告诉别人，共产党的间谍打入国民党军高层。这实在是太丢人了。所以他要求此案的案名改为泄露军机案。而谢士炎他们之所以从北京押送到南京，就是要起震慑作用，震慑底下各级军政官员。
1947年11月23号，在了解了北方系统被破坏的经过之后，李克农向中央写出了检查报告，并且请求处分。周恩来看了报告之后说，有这样的检查报告和善后措施很好，就照这样办，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