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蒋介石不喜欢毛人凤，是因为觉得他木讷呆板，不通人意。但是随着越来越长时间的接触，渐渐他感觉到毛人凤的善解人意不在戴笠之下。而且毛人凤为人更加本分，对于保密局之外的事情没有什么野心，对于蒋介石的要求更是言听计从。
军统迁到南京不久，还在马台街22号办公的时候，毛人凤经常和军统的老特务们在闲谈中谈到戴笠的私生活和戴对付一些军政首脑的作风。毛人凤对过去军统内部工作了如指掌，但戴笠在外边的许多情况他又不完全能了解。所以毛人凤很希望借助外勤负责的大特务的帮助，吸取更多的经验。特别是对戴笠在世时许多独裁的情况，特别是使许多人感到不满意的问题，毛人凤总是问得很详细。
一个大特务很好奇地问：“毛先生，你是准备给戴先生写什么传记一类东西来纪念他吗？”
毛人凤总是笑眯眯地不置可否，只是合上手上那本已经被记得满满的记录本，拿到办公室的保险柜中锁起来。大家才渐渐感觉到这个看起来可以无话不说的和蔼的长官其实满腹都是秘密。
毛人凤是秘书出身，所以擅长自己写东西。他不像戴笠那样，还需要另外专门的文书人员来写东西。遇到重要的情报，毛人凤总是亲自动笔，按照蒋介石所习惯的格式和用语写成报告。而且他的警惕性很高，当他在写东西或批阅文件时，遇到有人去找他谈问题，便把卷宗盖起来，把笔搁下，笑嘻嘻地和人接谈。除了一般性的例行公文，他极少当着别人面前批阅，因此他暗中搞些什么，很不易为人所了解。
而没有人会料到他这么费尽心思的掩饰是为了自己取得蒋介石的信任而做准备，避开戴笠的缺点，为自己往上爬作借鉴。
最后，让蒋介石充分发现毛人凤的优点的一件事，是毛人凤在对待特工人员从事社会工作兼职的问题上，和蒋介石站在同一战线。
在唐纵代理军统局局长一职时，有一次召开处级以上的大特务开会，明确地说：“大家知道戴局长在世的时候，蒋委员长很不满意他身兼太多职位，认为这样不利于专心开展情报工作。特别是后来美国方面公开表示支持他搞海军，更让蒋委员长感到不满。我想问问看，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其他人突然听到唐纵说这话，都很惊讶。因为谁都以为唐纵和戴笠是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唐纵遇事都会帮着戴笠说话。但没想到唐纵在背后却向着蒋介石，没有提醒戴笠。
突然毛人凤站起来说：“我认为蒋委员长的意见很正确，我们搞秘密工作的的确应当以不兼或少兼公职为最妥。我同意除去我的一切社会职务。”
这话一说出来，其他的人都没有做声，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多兼些公职，多增加些额外的收入。谁愿意眼睁睁地看自己的利益受损呢？
唐纵也没有表示什么，会议就那样结束了。那时候沈醉还在局本部工作。不久之后的一天下午，他送一份急于要毛人凤批示的公文去他办公室。上午送过去的文件一直到下午还没有批下来，沈醉心里着急，便去找他。当他走进毛人凤的办公室时，恰好毛人凤刚离开。沈醉见桌上有一个卷宗摆着，便不等他进来先去翻一下。不料一看之下，沈醉大吃一惊，原来是他用上等宣纸笺，标准的毛笔小楷，恭恭敬敬地在向蒋介石写报告。由于蒋介石视力有些不佳，所以毛人凤的字一向写得很大。沈醉为好奇心驱使，匆匆地看了一页。但出乎意外的是，他的字里行间都在对戴笠过去的做法加以攻击。
沈醉慌张地放下卷宗，走出门外看了看，确定没有人之后，再匆忙回来，翻开了毛人凤写的报告。只见里头措词婉转地指出今后军统的工作应当“专业化”。毛人凤按照唐纵那次会议提出的意见，指出过去戴笠兼的公职过多，不得不和各方面应付敷衍，不但花费时间，而且还得迁就某些人，这种做法对工作是极其不利的。
毫无疑问，毛人凤这些话都是为了顺着蒋介石的意思说的，这让沈醉意识到他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慈善，而且为了自己的前途，拿老上级戴笠开刀，也是和毛人凤一贯装出来的敬重戴笠的样子相去甚远。
果然，这份报告一下子就抓住了蒋介石的心。兼职过多的确是戴笠最大的一个弱点。因为到抗战末期，戴所兼的公开职务已有不少，加之胜利后野心越来越大，已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戴笠如果不死，蒋介石不会将全国的警察领导权交给军统。为了掌握全国警察的领导权，蒋介石没有接受戴笠推荐的人选，而亲自挑派首都警察厅厅长和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蒋介石还曾召见李士珍，并叫侍从室研究李士珍提出的10年建警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从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不难看出，蒋介石是不愿戴笠兼职过多的。毛人凤便选择了这一点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任何野心，自然能讨得蒋介石进一步的信任。
收到报告后，蒋介石特意找毛人凤来见了一面。毛人凤兴致冲冲地去了，兴高采烈地回来，马上召集了大特务们开会。沈醉也在座。他是唯一一个在毛人凤开口之前就知道他想要说什么的人。果然，毛人凤津津有味地谈道：“今天蒋委员长跟我谈话，他觉得我们内部被戴笠带起了一股不正之风。大家都搞兼职，这样怎么能将本职工作做好？今后我们军统开展工作应该讲究‘专业化’。特别是诸位都是本局的核心成员，你们不应该再去兼任与本身业务无特别需要的公开职务，要把公开机关与秘密单位划分。保证我们活动的安全。”
一听到这话，大家都吃了一惊。公开职务已经有了很多年的传统，这突然停掉，无异于在家里停米断炊，这让习惯了大手大脚的特务们怎么还能适应？
毛人凤得意扬扬，越说越起劲：“还有，委员长也下令，不准军统大小特务私自兼营商业，过去搞的生意都要停止。以后除了由保密局办的‘三有公司’外，个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用亲人的名义去入股经商，一经查出，便以违犯纪律论处。今后在工作上不能对外徇情，所有人都应该一心一意为蒋委员长尽忠。”
底下立刻起了一片窸窸窣窣的声音，每个人都在心里暗自痛骂毛人凤，却没有人敢公然站出来反驳。大家都还在纳闷，为什么突然毛人凤就有了这个主意呢？许多特务在胜利后都在偷偷搞投机生意，戴笠在世还有所畏惧，戴死之后，这些人几乎把军统工作放在次要地位，而主要是抢劫敌伪物资和大做投机生意。不让他们继续做买卖等于是砸了他们的饭碗，那谁还会甘心呢？
只有沈醉心中有数，一定是他那个报告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和赞扬。
毛人凤针对这些问题来讨好蒋介石，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反感。许多人在背地里谈论开来，都认为毛不主张特务多兼公职是由于他自己的出身关系。他没有军校的学历，公开职务也只当过县政府的秘书，所以他在抗战胜利前，军统内勤特务都急于搞任官任职的手续时，他却不愿搞。因为他尽管平日也说过他在黄埔三期住过几天，以后便离开了，想以此说明自己也是黄埔学生，但谁也不承认他这一关系，他也不能利用这个出身，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和好处。同时，向影心事是生意的一把好手，很多事情她自己就能出面解决，当然用不着毛人凤来背黑锅了。因此毛人凤乐得顺着蒋介石的意，只顾自己太平，哪管别人利益受损？从那以后，在保密局外勤站长的调整中，开始将一些兼有公职的大特务站长的职务免去。特务们的经济情况也都受到监督。
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之后，连毛人凤自己都觉得这些规定实施起来有些困难。
把老特务免职后，他新提拔起来的一些省站站长，都是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特训班毕业学生，像重庆站长吕世琨、贵州站长钱雳林、西康站长董士立等，都是临训班毕业的。而一些已经在军统干了许多年，并担任公开机关职务的老特务们，像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警备副司令陈世贤等人，哪里肯把屁股从坐热的位置上挪下来，接受这些后辈的领导？各地都陆陆续续闹起了“反叛”。不到一年，毛人凤只好改变办法，仍由一些公开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兼任省站站长，统一领导各省的工作。
而不准特务兼营商业的命令在雷厉风行地闹了一阵之后，谁也不再提起了。毛人凤为了找人做个表率，特意命令身边的大特务停下手上经营的商业活动，还准了他们的假期，让他们去交接私务。但是谁也不肯听从这一命令。那些人得了假期，跑回家就去扩大事业，回来之后谎报军情，让毛人凤也没有办法。后来他也只是要求手下不要太明目张胆，不要让人向蒋介石那里去检举，也就不再过问了。
毛人凤把整顿的情况重新编排了一下，为自己添油加醋地戴了许多朵小红花。这让蒋介石看到之后，信以为真，还真认为经过他几次三番整顿以后，的确比过去好得多了，特意找毛人凤来听他当面汇报。
毛人凤兴冲冲地就去了，但是其实内心还是在打鼓。因为他知道其实大特务们都还是换汤不换药，兼职的兼职，做生意的做生意，和从前并无两样。万一有谁向蒋介石告状，那他之前所编织的一切谎言就破碎了。
蒋介石见毛人凤来了，爱答不理地让他坐下，吃小点心，一面拿着报告说：“你说保密局都已经整顿了，为什么我还收到消息，说你手下的沈醉还在长沙做生意？”
毛人凤一听蒋介石那冷冰冰的态度，马上放心了不少。因为他知道，蒋介石面子上越冷，说明心里就越热。反而如果面上都是笑容，很可能内里暗藏杀机。
毛人凤按照准备好的答案，不慌不忙地说：“的确是有一些特务依然在社会上有一些来往，不过那都已经是经过军统局备案的。因为搞秘密工作的，需要有一些社会关系来做掩护，要不然在外面说话行动都很不方便。但是他们虽然有社会兼职，但仍然统一受本部领导，因此不会做出一些损害党国形象的事情，请委员长放心。”
蒋介石哼了一声，说：“这样最好。要是出事了，我拿你是问。”
毛人凤立刻起身敬了个军礼，响亮地回答一声：“是。”
这是蒋介石第二次请毛人凤吃小点心。第一次的时候，是毛人凤和戴笠一起去见蒋介石，那时的毛人凤笨手笨脚，惹得蒋介石很不开心。但这一次完全不同了。蒋介石对他态度随便，就像过去对待戴笠那样。毛人凤也多长了心眼，少说，少做，避免多错。从这次接见之后，毛人凤终于察觉到蒋介石把他放在和过去戴笠平等的位置上了。这是让他最感到荣耀的地方。有了权贵们的层层庇护，毛人凤终于可以深吸一口气，在保密局局长的位置上好好放松一下了。
但同时，他也有更大的野心，要做出让其他人难以比肩的成就，爬得比戴笠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