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穆斯林朝觐回顾
《古兰经》云：“为世人而创设的最古的清真寺，确是在麦加的那所吉祥的天房、全世界的向导。其中有许多明证，如易卜拉欣的立足地，凡入其中的人都得安宁。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的义务”（3：96—97）。根据《古兰经》的这一教导，伊斯兰教法将朝觐定为穆斯林的五项基本功课（念、礼、斋、课、朝）之一。教法规定，凡具备经济能力、身体健康、道路平安等条件的穆斯林平生去圣地麦加朝觐一次为主命。朝觐的意义在于，凡到圣地麦加的朝觐者受戒期间上至国王总统，下至平民百姓，男士均身披两块白布，裸头赤足，女士则着素装，充分体现了平等的精神。还有数百万的朝觐者在一天之内，可以从麦加到距其8公里之遥的米那，又在第二天从米那赶到距其18公里远的阿拉法特山区，当天傍晚又全体转移到约10公里远的穆兹代里法露宿后返回米那，这么大的行动，无一个落伍者，充分表现了团结、统一、有组织并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人们看不到权贵们的暴虐行径，也看不到有钱人的骄奢淫逸。大家只有一种专一的理念，那就是对真主的虔诚敬意、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因此，每一个朝觐者都得到一次心灵的洗礼和净化，正如穆圣说：“众人啊！真主确把朝觐定为你们的主命。你们为真主去朝觐而没有淫乱和作恶，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纯洁无疵。”
一、历史的回顾
中国穆斯林朝觐应该说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因1000多年前伊斯兰教就传入中国，只要有穆斯林就会有人去朝觐，但据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明朝初年。据载，著名航海家郑和的祖父、父亲都到过麦加朝觐，郑和七次下西洋期间曾委派哈桑阿訇和马欢等人去麦加朝觐，郑和本人因重任在身不能离开，未能去朝觐。当然也有的书上提及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也去朝觐过，说法不一，尚待考证。清代去麦加朝觐的人数逐渐增多。据载，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原副主任刘品一大阿訇的祖父（河北沧州人），曾去朝觐过。他从海路到香港，又从香港到印度，然后从沙特的吉达港前往圣地麦加，完成朝觐功课后，经历艰难困苦到了印度。尽管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但因路费不足只好在印度逗留很长时间，他靠给人针灸看病维持生计，后来才返回祖国。另有一位河北沧州的伊斯兰学者，因朝觐心切，虽有些积蓄，但不知朝觐需要多少费用，可是他毅然决然要去，在亲友和邻居们的资助下，带着一家5口人踏上了前往麦加朝觐之路，他们也是从海路到香港，又从香港乘船去印度。但在去印度途中其妻和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归真，他本人到印度加尔各答后也归真了，临危时他对两个儿子说：“我去不成了，你们一定要去。”该学者归真后，两个孩子被当地孤儿院收养。后来，他俩怀着对父母的怀念之心、对父亲临危时的遗嘱的遵从和对教门的虔诚，毅然去圣地麦加朝觐，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尔后他俩在圣地麦加找到了中国朝觐者，在其帮助下返回了祖国。
除了选择海路外也有不少人取道陆路朝觐，比如从西北至新疆哈密，经伊朗的德黑兰到伊拉克的巴格达，经摩苏尔再往西，经叙利亚的阿勒波到首都大马士革，经耶路撒冷去开罗，然后从开罗乘船横渡红海到吉达港。还有的从缅甸、印度乘船到吉达港，比如著名学者马德新1841年秋就是走这条道的，但他经过千辛万苦于1843年春才抵达圣地麦加，历时一年半。1929年经上海热心教门的穆斯林金子云先生的努力，开辟了从上海到吉达的朝觐航道，从而大大减轻了中国朝觐者的经济负担和绕道的辛苦。但遗憾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此航道中断。尽管如此，1938年仍有一部分穆斯林经千难万险，绕道青藏高原，从印度乘船到吉达港，然后去朝觐。
历史上，中国穆斯林朝觐路线五花八门，但总的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经历了艰难险阻——语言不通、经费不足、生活不习惯等等，考验了每一位哈吉。因此究竟有多少人落户国外不归，或在途中归真，或历经千难万险返回祖国，实难以统计。
二、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1952—1964年）
（一）具体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对新中国的封锁、造谣、污蔑，中国穆斯林履行朝觐功课的活动受阻。1952年中国穆斯林朝觐团16人由著名大阿訇达浦生担任团长，新疆伊斯兰学者、大毛拉伊明马哈苏木担任副团长，张杰、马凤舞任秘书长，团员有庞士谦、余存永、马振东、马重雍、赵云龙、尤素甫·热醒、张秉铎、杨永昌、金爽、刘东声等，另有一名阿拉伯语翻译刘麟瑞。该团经香港、印度到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全团满怀着对真主虔诚敬意的心情，等待沙特驻卡拉奇公使馆的朝觐签证，但由于帝国主义的造谣污蔑，等待了一个月，仍未获得签证。在此期间，巴基斯坦穆斯林对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十分友好，热烈欢迎中国朝觐团，并安排中国朝觐团拜访了许多著名的伊斯兰教人士，参观了许多清真寺，特别是巴中友好协会和其他著名伊斯兰教人士，为我朝觐团举行了招待会，中国穆斯林朝觐团也回请了上述巴中友好协会负责人和其他成员以及一些伊斯兰教知名人士，并相机宣传了新中国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该团在巴基斯坦逗留期间广交朋友，增进了相互了解，扩大了影响。1953年、1954年也因同样的原因未能组团前往圣地朝觐。
（二）在中央的关怀下首次朝觐成行
1955年适逢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开会，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会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大阿訇作为周总理的宗教顾问亦随团前往。会议期间达浦生大阿訇首先会见了参会的埃及宗教部部长巴库尔，请他对中国穆斯林朝觐问题的解决给予帮助。巴库尔表示，他将转请同时与会的纳赛尔总理向沙特驻巴基斯坦公使讲，让他给中国穆斯林朝觐者签证，并安慰说：“因沙安拉，真主会襄助你们，使你们获得成功的。”后来谈到邀他访华时，他风趣地说：“求主襄助，我去中国访问完后，我们一同去朝觐。”过了几天，在周总理举行的招待会上达浦生大阿訇见到沙特代表阿里·雷达时主动向他提出中国穆斯林朝觐问题，希望得到沙特王国政府的签证。阿里·雷达先不表态，借机询问了一些问题，如“中国有多少穆斯林？”“他们居住在哪些地区？”“有多少人去朝觐？”“他们由海路去还是坐飞机去？”达浦生大阿訇一一做了回答。然后阿里·雷达说：“好吧，我把你们的愿望转达给我的政府。”达浦生说：“中国很多穆斯林都向我要求，以实现他们的朝觐愿望，所以请你多帮助。”阿里·雷达说：“祈求真主使你们实现愿望。”周总理在百忙中也找到机会向前来开会的沙特阿拉伯王国费萨尔首相提出了中国穆斯林要求朝觐的问题，希望沙方给予签证，费萨尔首相当即表示欢迎。
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结束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便紧锣密鼓地着手组织朝觐团前往圣地麦加朝觐。很快，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即将获得沙特签证的19人的朝觐团组成。团长达浦生大阿訇，副团长马玉槐、伊明马哈苏木，秘书长沈遐熙，团员有米长茂、沙梦弼、马重雍、刘麟瑞、程千里、马国祥、龚清志、赵云龙、宗棣棠、阿木提大毛拉、马明基、吴鸿业、色来大毛拉、牙生胡达拜尔迪等。
该团抵达吉达后便分别向沙特国王和首相发致敬电。
给国王的电文如下。
沙特阿拉伯国王陛下：
感谢真主的襄助，中国朝觐团已于今晨到达吉达，在此，我谨代表朝觐团全体人员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待来日到达麦加时再行晋谒陛下。
中国朝觐团团长
努尔·穆罕默德·达浦生
给首相的电文如下。
首相殿下：
感谢真主的护佑，中国朝觐团于今晨平安抵达吉达，蒙贵国政府和殿下，在旅途上各方面的协助，得以完成朝觐签证任务，我谨代表全团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容来麦加后再行拜谒殿下。
中国朝觐团团长
努尔·穆罕默德·达浦生
致敬电发出后很快就收到王宫大臣和首相的复电。
王宫大臣的复电如下。
努尔·穆罕默德·达浦生先生：
我王命令我转达给您和您的弟兄们——中国哈吉，陛下感谢你们对他的好感并祝你们完成喜庆的朝觐。
王宫大臣
首相的复电如下。
努尔·穆罕默德·达浦生先生：
感谢您和您的同伴到吉达之际所做的表示。你们平安到达，感谢真主。
费萨尔
次日朝觐团应邀前往麦加参加国王举行的五六百人的晚宴，翌日上午全团人员赴王宫受到国王的专门接见，并互赠礼品。从阿拉法特山下来后，在古尔邦节当天达浦生团长和马玉槐副团长被安排到米那宫向国王贺节。该团在麦加期间还受到内务大臣和财务大臣的会见，并应邀参加了沙特军队在麦加的阅兵典礼，尔后接受了沙特和埃及记者的采访。
朝觐结束后，该团访问了埃及、巴基斯坦、印度等国。访埃期间受到了埃及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埃及宗教基金部部长巴库尔会见该团并陪同近三个小时，后来又举行欢送会，畅叙他的访华观感。访爱资哈尔大学时，该校副校长出面接待，埃及共和国穆夫提哈桑·马茂恩亦会见该团并作了讲话。埃及伊斯兰青年会也举行了招待会招待全团。最后，总理纳赛尔会见时说：“巴库尔部长访华，你们访埃，是中埃两国密切关系的因素之一。”“希望明年看到你们更多的人访埃。”该团访埃历时10天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在访巴期间，巴基斯坦各宗教团体热情款待了我朝觐团。巴基斯坦伊斯兰福利会、厄尔特沙木尔哈克大毛拉和卡德里长老均举行茶会欢迎我朝觐团。最后巴基斯坦教育部部长拉哈麦吐拉、新闻广播部部长阿里拉希迪和工商部部长阿比德·胡森同时会见了中国朝觐团。
该团访问印度时，受到印度穆斯林的热情接待，印度伊斯兰学者协会召开了三四千人的欢迎大会，欢迎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印度教育部部长和外交部副部长（两人均系穆斯林）会见了中国朝觐团，并由外交部举行招待会招待该团。印度副总统拉德哈克里希南也会见了我朝觐团。
该团结束访问回国总结时，大家一致感谢党和政府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和帮助，使大家参加此次朝觐，完成自己的主命功课，对访问中所受到的欢迎和热情款待，备受感动，认为这是新中国给我们带来的荣耀和自豪。
（三）进一步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继续组织朝觐
1955年中国穆斯林朝觐团首次成功地获得沙方签证，为我国穆斯林以后每年组织朝觐打下了基础，开辟了道路。1956年中国穆斯林朝觐团由37人组成。团长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包尔汉，副团长安瓦尔·汗巴巴、金凤山、辛宗真，副团长兼秘书长李恕，副秘书长干一、安士伟，团员有刘世衡、李士珍、虎学澜、马鸿祖、冶诚灵、张世忠、韩生贵、马伯华、张欧穆、程千里、李德寿、马乃辉、穆坎维、乌甫尔江、希拉里丁、阿尔米亚、马连升、赵荣生、马光等。
该团在沙特朝觐期间曾三次受到国王的会见。其中一次是出席国王举行的宴会；一次是在米那王宫向国王贺节；一次是国王单独会见，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是政治上的最高礼遇。正朝前夕包尔汉团长还应邀与各国元首、宗教部部长参加了洗天房典礼活动，这是宗教上的最高礼遇，每年举行一次，对被邀参加者而言系莫大的荣幸。在朝觐期间，中国朝觐团同许多国家的朝觐者进行了广泛接触，广交朋友。包尔汉团长在米那帐篷中会见了也门亲王阿不都拉哈赛音和伊朗朝觐团团长苏尔坦·侯赛因·拉赫沙尼等。
朝觐结束后，中国朝觐团访问了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富汗等国家。
该团访埃及期间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欢迎。埃及宗教部部长巴库尔亲自接见并陪同；该团拜会了伊斯兰大会秘书长萨达特；访问爱资哈尔大学时，会见了校长阿不都·拉哈满·塔吉；该团还应邀出席了开罗为解放伊斯兰人民而斗争协会召开的声援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国际大会，包尔汉团长应邀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当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迎，有些群众甚至喊出了“中国人民万岁”的口号。
该团访问叙利亚时，受到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的会见并进行了亲切交谈。德高望重的叙利亚共和国穆夫提（伊斯兰教法说明官，部长级）艾不勒·尤斯尔·阿比丁长老会见了全团成员。曾经访问过中国的叙利亚和平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阿什玛尔长老会见了全团并亲往叙约边境送行。
该团访问约旦时受到侯赛因国王的会见，作了友好的交谈。约旦著名宗教师学会主席阿不都勒·敖沙会见了全团，并就当前伊斯兰教事业进行了交谈。约旦大穆夫提阿不都勒·格来格里也会见了全团并进行了友好交谈。
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在黎巴嫩作短暂访问，这期间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会见了全团，作了友好的谈话。该团还拜会了黎巴嫩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拉耶。
该团访问黎巴嫩后，大部分团员由包尔汉团长率领先行回国，其余人员由李恕副团长带领访问利比亚、突尼斯、阿富汗后返回祖国。他们访问利比亚时，受到热烈欢迎，应邀参加了纪念赛努西教主的大会，在会上与前来参加大会的土耳其等国代表团会见并合影留念。利比亚代首相赫里勒·卡拉勒会见了前来访问的中国穆斯林朝觐团。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访问突尼斯时，受到突尼斯教育大臣穆罕默德·爱敏沙比的欢迎。该团最后访问阿富汗，其间受到阿富汗穆斯林的热烈欢迎，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会见了全团成员，并作了友好的交谈。途经缅甸时，受到了缅甸伊斯兰教界的欢迎，缅甸伊斯兰教协会主席、缅甸司法部部长吴钦毛拉会见了全团。
1957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继续组织17人朝觐团赴圣地麦加朝觐，由团长吴鸿宾，副团长刘品一、阿卜杜·热依木·艾沙及其他伊斯兰教人士组成。
1958年朝觐团由团长张杰、副团长安瓦尔加库林及其他伊斯兰教人士等20人组成。
1959年朝觐团由团长马卓州，副团长马木托夫、禹占林及其他伊斯兰教人士等17人组成。
上述三次朝觐团在朝觐期间均受到沙特国王的会见和馈赠。
1960年以后，由于国内遭受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生活贫困，因而朝觐人数1960年减至8人，1961年减至7人，1962年、1963年减至5人，1964年减至7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