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时期，很多大官僚都崇信佛。他们提倡信佛，到处宣扬因果报应。但也有人并不这样，他们自己不信佛，而且敢于同佛教作坚决的斗争。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范缜。
萧子良是南齐的竟陵王，信仰佛教，并且常常宣传因果报应：一个人前世做了好事，今世就荣华富贵；前世做了坏事，今世就卑贱贫穷。范缜不信这一套，常常当面反驳他。萧子良不服气，总想驳倒范缜。
这一天，萧子良请来很多客人，他当众问范缜：“你不信因果报应，那么请问，为什么人世间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呢？”范缜指着院子里一树盛开的花，回答说：“人生好比这株树上的花，随风飘落，有的落在厅堂里的座席上，有的摔在厕所的粪坑里。像您，生在帝王之家，犹如那落在厅堂座席上的花；像我，就好比那落在粪坑里的花。虽然我们的地位不同，可都是一株树上的花，哪儿有什么因果报应呢？”范缜的比喻生动形象，说得萧子良哑口无言。
后来，范缜针对佛教思想的核心，即人死后神不灭的说法，写了一篇著名的《神灭论》。他首先批驳了人死神不灭的谬论。他说，肉体是本质，精神是作用，肉体死了，精神也就随着消灭。所以人死神不灭的说法是不对的。接着范缜又论述了佛教的祸害。他说，人们为什么宁可倾家荡产去求神拜佛却不肯救济穷困的亲友呢？这是因为自私的打算过多，救人的思想太少。所以富贵的人送穷朋友一把米，吝惜的情绪就流露在脸上，捐赠给富贵的和尚上千石粮食，反而从内心感到十分舒畅，希望来世得到报应。佛教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吓唬人，用夸大的言词引诱人，用天堂的快乐招引人。它的祸害是无法估量的。范缜在文章的最后说，应当废弃佛教，鼓励农夫努力耕种，农妇努力养蚕，只有这样，才能丰衣足食，人民幸福，国家太平。
范缜的《神灭论》一发表，立刻激怒了整个腐败的统治集团。许多佛教徒纷纷写文章责难范缜，但范缜从容应对，加以驳斥。那些人始终没能拿出令人信服的根据来驳倒范缜。
梁武帝即位以后，佛教成了梁朝的国教。他怕范缜的《神灭论》影响他传播佛教，就找了个借口把范缜流放到了广州。然而真理是永远抹杀不了的。
自决仕途
范缜大力宣称无佛惹怒了梁武帝，梁武帝发动王公大臣60余人写了75篇文章围攻范缜。范缜勇敢地接受了挑战，用自设宾主的问答体裁，写出著名的《神灭论》。
他认为精神和形体的关系，好比锋利和刀的关系，没听说过刀子没了，锋利尚存，怎么能有形体灭亡而精神存在的事呢？此论点一传出，举国哗然，驳斥范缜的人谁也驳不倒他。萧衍看到硬的压不住范缜，于是打算收买他。萧衍派王融悄悄地对范缜说：“凭你的美才，何愁当不上中书郎呢？可你偏偏发表这样怪僻的议论，太可惜了！应该赶快放弃它。”范缜禁不住哈哈大笑说：“假使我范缜是卖论求官的人，早就做上尚书令、尚书仆射这样的大官了，何止一个小小的中书郎呢？”
士族制度萌芽于东汉时期。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逐渐成为名门大族。曹魏、西晋时期士族制度开始形成。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统治阶级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各方面的特权。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