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必桃李满天下矣！李达三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处世所应该做的分内事，不值得也没有必要大事渲染，更没有想过要人家回报些什么，自己只是求个心安理得而已。但他的高风亮节，他的善举大义，却时刻感动着曾得到过他的帮助，或接受过他的捐助的人们。有些人因为他的帮助或捐助，从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他们永远铭记着李达三的厚泽并感恩着……
在笔者与一些相关人士的交谈中，每每说到李达三，他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老人的一份崇敬之情，且言谈中感恩之声不绝于耳，可以肯定地说，有的声音连“被”感恩的当事人李达三也不曾听说过。古人云：大恩不言谢。但既然存在这些真切的声音、这些发自肺腑的真情之言，不妨把它记载下来让社会共同分享，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里以两位身份截然不同的人物——香港上海实业集团公司副总裁钱世政和香港大学女学生李詠怡为实例，借以证明李达三在“赠人玫瑰”之后，是如何“手留余香”被人感恩的。
钱世政如是说：
我的命运，因李达三先生而改变；我的成就，也直接间接地拜李先生所赐。
我是“老三届”中的67届初中毕业生，又是家里最小的一个，所以受的磨难相对多一点。先是上山下乡插队当了农民，回城时进了里弄的街道工厂，后又当过一段时间的小学代课老师。终于等到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才有机会上了大学。那时候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希望能学会些雕虫小技，当个会计什么的，有资本可以在社会上混口饭吃吃。
我就读的是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会计系，现在叫上海财经大学。进去之后才知道，上海财大的会计系是全国最好的会计系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它是上海国立商学院，新中国成立初期院系调整，把复旦、交大、立信等学校的所有会计系全部合并到那儿了，师资力量更加雄厚。我后来还知道，李先生也是复旦会计系毕业的，而且是个高材生。从渊源上来说，也算是一种缘分吧，我算是李先生的学弟吧。
当我毕业分配时，我与李先生更有缘分了。这一届同学里面，就我一个人分配到李先生曾就读过的母校复旦大学工作。当时复旦还没有会计系，只有一个管理科学系，系里有个会计统计教研室。第一年，我一个人为三个教授当助教。每天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到五角场，拎的一个包里全是学生的作业；上午上课，下午批改作业。我老婆是我的同学，毕业后留校。她取笑我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祸兮福所倚”。这使我的基本功打得比较扎实，很快就当上了会计统计教研室的主任。本来，那职务无非就像工厂里的生产组长或者工段长，任务只是给同事们排排课，自己也基本上天天有课。没想到1992年，复旦接受李先生的建议，打算恢复成立会计系。我这个会计统计教研室主任，自然而然转换成了筹备组的组长。主要任务是编写拟设置会计系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并报送学校和教育部审批备案，还得去争取招生计划，等等。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是都由我去跑腿的。同时我还受校方委托随时将筹备情况报告给李达三先生，也因此有幸认识了李先生。
教育部同意综合研究性大学办会计系，复旦应该是第一批。当时在一些研究性大学校长的眼里，会计学只是雕虫小技。而复旦则不然。当时的校长是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杨福家教授。杨校长认为，服务社会、造福社稷是大学的使命之一。我曾陪着李先生去见杨校长，包括恢复会计系、选择专业、定方向等等，杨校长都是亲自决定。记得第一次面见杨校长，我建议在专业设置上“加点料”有利于招生，譬如叫国际会计专业，或者叫涉外会计。杨校长说得很深刻：“会计学就是会计学，大学是培养素质的，通识教育，什么涉外会计？那是职业技术学校。”李先生极力赞成，他说：“当年复旦会计系主任张光禹老师，特别强调基本功，不要赶时髦。”他俩的话今天想起来，依然振聋发聩。
在李先生的通力支持下，经教育部批准复旦大学恢复了会计系，这等于竖起了一面凝聚人心的大旗。曾经担任过联合国主计长的杨先生，也是复旦会计系毕业的校友，他听说复旦恢复会计系后，给我写过一封信表示祝贺。会计系的校友们也很自豪——复旦曾培养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会计工作者”。
李先生知道万事开头难，更知道起点必须要高。办系之初，他不但出钱出力，买来原版教材，使复旦学子一上来就处在一个新高度，使基础更加扎实、视野更加开阔，而且他还把系里的骨干教师送到香港去培训，连续送了好几年。20世纪90年代初去香港，办手续非常麻烦，要有国家教委批文，要到英国领事馆签证，还要有财产做担保。李先生为尽快促成此事，都亲力而为，然后再出保函，并且提供培训期间的资助，生活费用全部由他个人来承担。
我是第一批被他选出来参加培训的教师。1993年暑假后到香港中文大学，恰好碰到复旦前辈、李先生的老师张光禹教授逝世。张老师晚年很孤独，儿女不在身边，多亏李先生一路照顾他。他去世是菲佣一早发现的，由复旦香港校友会帮助料理后事。复旦嘱咐我，以学校和管理学院的名义各送一个花圈。我一大早从沙田赶到香港殡仪馆，看到挂着一条“复旦大学校友会公祭仪式”的横幅，心头为之一热，李先生身为香港复旦校友会的会长，把校友会办成校友的精神家园。李先生信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俨然如孝子，亲自扶灵，送张老师出殡仪馆。之后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除晦酒，上海话叫“豆腐羹饭”。席间，李先生详细介绍了张老师的为人和对他的帮助。李先生以自己的贤行懿德为我们这些后辈作出了榜样。
在香港期间，李先生逢年过节还让我们到宁波旅港同乡会去坐坐，询问、关心我们在港期间的学业情况。我记得1993年圣诞节那天，正好是中国税法大改革。他特别叫我就此做了详细说明，就税改内容一项一项地详细了解情况，谈了很久。看上去他很客气，实际上我的理解是他对我们这批培训老师的一次中期考察。他想了解你到香港来学了些什么东西，你做了比较研究没有。因为税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税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学科，说到底是为执政者服务的工具。所以对于税的理解，对最基层的普通会计而言，是你如何做一个好的税务计划去合理避税；对上面来说，就是宏大的政治经济学了，即你如何巧妙地运用税法，为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强劲保障。与李先生的这次交谈，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终生难忘，终身得益。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待了一年，回学校之后，就被任命为会计系第一任副主任。在进修期间，我跟香港的一些教授相互间有些合作课题。所以第二年香港科技大学又邀请我去做了一个暑期的访问学者，跟那边的教授联合做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项目。而更荣幸的是，1996年，李先生再次送我到美国南加州大学进修一年。
这次进修，又是李先生鼎力相助。他给我出了保函，并提供生活费用。教育部给高访学者的费用每月是680美元，而李先生给我的是1000美元。但他对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你学习结束之后，要走遍美国去做会计教育的比较研究，看看不同的学校他们是怎么教育的。所以我做的预算比国家教委宽裕一点。第二，不准你在美国打工，以免浪费学习时间。这两个要求确实非常合理，也非常富有人情味。
我到南加大第一天，听说住Motel一天就要50美金，再加百分之七的消费税，吓了一大跳，我就是喝自来水都活不下去啊。幸亏经历过“老三届”的人适应能力都很强，我马上改变初衷，先租住在穷留学生的客厅，一个晚上仅四块钱。李先生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必须留出钱来做比较研究。
这年的圣诞节，我给李先生发了份贺卡。李先生的回复是用传真传到我住的地方的，上面写道：“我儿子也是南加大毕业的，这是一个好学校。我现在是年纪大了，要不然，我真想到美国来看看你是怎样学习的。”寥寥数语，质朴而且无华；关切之情，漾溢字里行间，让身在异国他乡的我激动不已。他对我是多么真诚，对我寄予多么大的希望！我是后知后觉者，大学毕业都30岁了，按常理说，已经属于老化的“产品”了。但是李先生毫不在乎，仍然倾注一片真心来爱，用儒家的仁爱之道，关注着一个人的德行。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助一把，提出的要求都是为你好，所以让我铭记于心，感恩不尽。
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风暴。上海市政府在香港设有一家国企，叫上海实业集团公司。为应对面临的金融风暴，亟需一个兼具中国会计、香港会计和美国会计知识的人。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一搜索，就把我给搜索进去了。7月份我刚从美国回来，8月份组织部的副部长就通知我：准备调你到香港去工作，此事复旦大学党委已经正式同意，工资关系暂停，组织关系不动。于是我又忙着整理行装，再次赴香港，至今仍在这家公司工作。
不言而喻，如果没有李先生的无私栽培，我怎么可能掌握中国会计、香港会计和美国会计？我的人生道路，又哪里会有如此巨大的转折？倒退5年，真是连做梦也不敢奢想，但现在却变成现实。我们常说“有贵人相助”，这话用在我身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李先生这一路扶持相助，就没有我现在的成绩与发展。
“上实”是一家拥有数千亿资产的产业投资公司。它的使命就是到境外融资，然后用来支持上海的各项事业发展。我进入这个公司，从财务部的经理做到财务总监、副总裁。我在香港能够顺利地做到今天，能够融入并且指挥这个团队，自己觉得是李先生这个榜样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得到李先生的帮助，不仅仅改变了自己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在无形中学会了怎样做人。即道德为原本，诚信是基石。没有道、没有德，光有高智商的人，这个世界的灾难可能会更多一点。李先生厚德载物，诚信为本，对我的影响超过任何一个人。正是在李先生做人道德规范的熏陶下，我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犯那些不该犯的低级错误。我自己坚持诚信为本，同样要求我的下属：你可以做错事，但是不要撒谎；你可以做不成事，但是不许造假。
2010年的一天，李先生碰到我居然说了一件既让我为之诧异，继而又让我敬佩之极的事。他说：“你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中兴泰富的事情，我看了觉得非常好！”中兴泰富就是在金融海啸中发生140亿巨亏的一个案例。这是我在校友会上专门讲解中兴泰富这个案例的始末，然后整理发表的一篇文章。当然，他说写得非常好，应该是客气话、鼓励话；但令人惊喜的是，李先生每天要处理的事务如此之多，却还去翻阅我发表在学校刊物上的文章，这不仅说明他很关心我，更说明他始终在终身学习。事实上，我也考察过李先生的事业，他不但学而不倦，而且创造性地将学到的理论付诸实践，并推动自身事业发展，致使有了今天不凡的成就。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叫作与时俱进。
香港最大的产业不是实业，而是服务业。李先生从开设一家无线电行起步，到最后做到声宝电器独家总代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做营销、做物流、做人家的总代理，以此推动中国市场。他所做的这一切，远远超越了他大学时代所学的会计知识。他对市场有独特的敏感性，会计知识让他有资本守住底线，从而不会被人家忽悠，跟人家报价的时候心如明镜，不做亏本的买卖。而不是像有些商人，双方一顿酒喝完，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人家的条件。他属于整体性开拓市场一类的人物，能自由驾驭市场，并恰到好处、得心应手地运用，他的实践经验已经远远超越了会计知识的门类。
李先生现在所从事的酒店业，是个很难做的行业。他在新加坡新拓建的Carlton Hotel，我专门去看了，无论是与原建筑的协调性，还是风格布局的一致性都堪称一绝。李先生毕竟是会计学科班出身，始终带着经济学的眼光处理问题。他恰如其分地把握住商业周期的节奏，等到经济复苏前再着手扩建，这是一个投资者的远见卓识和战略决策。去年4月酒店开业剪彩时，适逢新加坡经济转型，立即增设博彩业，引来人流如潮，一个商业周期的高潮如他所愿迎来了。
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周而复始、逃逸不了的经济运行周期魔圈，令商人和政府都很苦恼。如何摆脱其折磨？你要有个远期的大视野。第一是看经济大周期，第二是看产业大周期。会计是很基础的一个专业技术。李先生能够一路顺顺利利走来，能够成功，依我看来，就是掌握了经济大周期、产业大周期的规律。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李詠怡如是说：
1996年，我7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异了，我和妹妹一起随妈妈生活。妈妈为此深受刺激，患上了精神抑郁症，不能与别人很好地沟通，而且身体还有很多其他疾病，不能太过操劳。这对家庭来说已经很不幸了，可是妹妹也患有一种很罕见的基因病，治病的开销很大，每个月差不多要花去一半救济金，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雪上加霜啊。我们每个月从政府那里能领到7000多元救济金，而政府的资助仅仅够我们吃饭和一些必需的交通花费。所以必须精打细算，节衣缩食，能省则省，每天吃的东西很少，即使这样还跟朋友借了很多钱。那时我还小，不能出去打工，根本帮不了妈妈什么忙。爸爸离异后就不见踪影了，幸亏周围有许多好心人来帮助我们。
我在宁波第二中学读书。妹妹比我小一岁，但智商停留在七八岁，没有读过书。她的疾病没有根除的办法。她感觉不到痛，经常弄伤自己。2008年，在我读高二即将升高三的那一年，妹妹的病情更加重了，当然要支出的医药费用也更多。妈妈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她对我说：怎么办？我们把你妹妹交给政府去照顾吧？
毕竟我们是亲姊妹，我不想把妹妹交给政府去照顾，可是又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内心十分痛苦与烦恼，连续有5天没到学校去上课，心里已经打算辍学了。我把家庭存在的困难情况，如实地告诉了班里的老师，老师很同情我的处境，就去跟校长说了。戴淑贞校长高度重视这件事，感到有必要向校董会报告，于是向校董会主席李达三先生反映了我的情况。李先生听后很同情，就说：不如给这位同学一笔奖学金，帮助她家庭暂时渡过难关，也好让她专心致志地安心学习。就这样，李先生决定资助港币25.2万元，作为我的奖学金，每个月平均下来大约为9000元，一直可以供我到大学毕业。
李先生的善举，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学生，成绩也不怎么突出，在学习中不曾得过多少A级，更没有为学校争得过什么荣誉。在香港社会里，很多时候往往是很讲利益、讲实际的，素昧平生的校董会主席却给了我那么大的一笔资助金，连我自己也感到很惊讶很突然。他为什么会那么帮助我？后来才知道，李先生一贯是个急人所难、乐于助人，在别人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的善良长者。我的命运，我家庭的命运，也因李先生的乐善好施，从此发生根本性的大逆转。我一辈子感谢他，祝福他！
李先生个人出资的奖学金，使我的家庭生活大为变样。妹妹有条件治病了，送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以后，病情有所好转，现在看病的支出不会比以前多。原来每天总是愁眉苦脸的妈妈，心理上得到极大的安慰，脸上也经常能看到挂着的笑容。我自己最强烈的感受是：早上起来，过去想的是吃不吃早饭，能省一顿是一顿；现在想的是吃什么早饭，有了选择的条件。我不用再担心明天有没有钱花，要不要去跟别人借钱。
我们过去欠了很多债。之前跟一个朋友借完一些钱后，第二次就再也不敢向他开口了，只能求助于另外的朋友，其实他们也不是太情愿借给我们，因为他们了解我们家的情况，有借无还等于是施舍，这种感觉确实很不好受。我们身边也没有什么亲人，就是有亲人也都看不起我们，人情很淡很淡。没有处于我们家这种生活窘境的人，是很难想象和了解我们之前是如何过日子的。李先生跟我们非亲非故，却给了如此巨大的帮助，让我们全家感激涕零。妈妈常常对我说：“真的很感谢李先生！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个福分。詠怡，在你人生中，能遇到李先生这样的好人不容易，你千万不要让他失望。”
我初中考高中的成绩并不是太好。高中阶段因为家境的困窘，学习的兴趣也大打折扣，成天为有上顿没下顿的吃饭问题而发愁。现在，生活的压力大大减轻，可以放下心头压着的一座大山，我可以专心地学习了。后来我通过努力，在高考的时候成绩不错，如愿以偿被最难考的香港大学录取了。这在宁波第二中学的前后几届学生中，我是仅有的一名。
当然，我们之前太艰苦、太不容易，所以有了钱以后也不愿乱花，即使买一个橘子也会犹豫一番。我们差不多欠了10万元的债，这几年都还清了。我上大学以后，就兼职挣钱帮助家庭。今年我兼了四份工作。有两份是在香港大学，跟着教授做一些研究性的工作，研究的课题是怎么样用电脑技术帮助教育；另外一份是在一家私人公司，帮助其他大机构去招聘人才；还有一份工作，是在西班牙商会做策划方面的事情。我学的专业是英国文学与西班牙文学。我也在母校宁波第二中学做过兼职工作。
在宁波第二中学就读的日子里，戴校长经常会邀请我一起去拜访李先生。在这之前，只是在一些很大的场合才会见到李先生，感觉总是很高大很遥远的。见面后我才发觉他非常平易近人，每次见面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不是问你学习怎么样，而是会问：你怎么又瘦了？你有没有吃点东西？有没有做运动？他总是很担心我的身体，要我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让我感觉非常非常温馨。
李先生给我的感觉，好像他就是我的爷爷，不像一个生意人。他会告诉你一些他个人的经历，给你参考。跟他交谈让你很放松，他会给你很多建议。有时候，因为校长没有空，我会跟李先生单独见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三个人在办公室谈了一会，然后去餐厅一起吃饭，感觉十分随意、亲切。上大学后，见面的机会相对少了些，一般两三个月见一次面。学习比较忙的时候，我会打个电话给李先生，问候他一下。
李先生每次会面总是会问我：你的钱是否足够？我可以给你支持的，有什么问题提出来，你可以跟我说的。可我觉得自己长大了，不希望李先生老是为我操那么多的心，所以找了好几份工作。李先生还经常跟我说，一个人能有多好的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懂得怎么做人。他希望我得到资助后能专心学习，做一个有用的人，对家庭有帮助的人，对社会也应有贡献。
我努力按照李先生的要求去做。从高中毕业后，我已经有好多次回母校讲述自己的经历，与校友分享我的感受，我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去鼓励他们。有几次是在班级里，还有几次是在学校的大礼堂里，所以有很多人都知道我的情况。好多学弟学妹跟我联络，他们说我很勇敢、很坚强，他们希望像我一样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因为在香港读书压力很大，进一所好的大学更不容易。好多学弟学妹给我打电话，不管多晚我都会跟他们沟通交谈。我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很渺小，但是如果你不去认真地做，那就什么力量也没有了。
我在香港大学读书也很努力。因为我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支持，更不能辜负李先生对我的期望，感觉好像念大学已经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我相信我在大学里做得不错。上个学年，我报名去英国做交换生，要由学校出面推荐，再经过多次笔试、面试。在决定去英国之前，我征求过李先生的意见。“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李先生说。他问我25万元是否够用，他可以再多给一些。我婉言谢绝了。他从25万元里一次性给了我10万元。事实上，如果没有李先生的帮助，去英国只能是一个梦，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实现的。
我即将大学毕业了，最近一直在忙求职的事情。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很多学生都会选择与金融相关的行业做事。我是学习英文和西班牙文的，在香港学习西班牙文的人并不多，可以去一些在香港的西班牙公司或机构工作。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去西班牙领事馆工作了一两年，感觉还不错。我最希望的是去政府当公务员，因为比较稳定，可以让我照顾家庭。
我还特别希望感恩李先生，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李先生的，他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我的帮助。也许我能做的，就是像一个孙女那样，经常去问候他一声。此外，我希望能学习李先生的精神，尽我的能力帮助我的学校，帮助像我一样有困难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