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无法与传统决裂
（2008年10月）
2005 年底全国人大通过《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农业税，让中国农民告别亘古就有的皇粮国税，这不仅是一个让农民得实惠的经济举措，更是一个消除城乡二元的政治信号，它表明政治高层对三农制度的全面反思和调整，让全体中国农民感到温暖的同时，也看到了未来中国农民的希望。
以取消农业税为拐点，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直接惠农政策，包括取消农村中小学学杂费，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助，农机补助，能繁母猪补助，油菜补助，农村纯女户养老补助以及农村困难户最低保障等。为了把中央给农民的补助及时足额到户，各省市普遍实行了一卡通制度，每一个农民家庭都有一本能够体量中央温暖的存折。
应该说这些政策都深得人心，对缓解农民增收困难，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取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个别政策的成本过大，而功效并不明显。种粮直补作为一项具体的政策，主要的功效是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项政策紧跟着取消农业税出台，一开始的确给了农民喜上加喜的感觉，但时间一长，政策的初衷没有被农民理解，或者说直补的功效没有很好发挥。我在底层了解的情况是直补没有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功效，种粮农民没领这个情，他们看的主要还是粮价。
农民说，不给直补我们也得种粮，因为我们只会种粮。农民说，国家的直补补得冤，面积都是计税面积，早几年被征用的土地也得到了直补，荒芜的土地，挖了鱼塘，建了蔬菜大棚的土地也得了直补，这很不公平。农技干部说，对优质稻的补助是多余的，因为所有的田土都能得到补助，有必要这样做吗？乡镇干部说，直补如果作为一项普惠政策，农民都得到了好处，但区域不同因田地多少，得到的好处不一样，作为一项补助性政策，其公平性值得推敲。如果作为一项刺激粮食生产的政策，其功效不明显，因为直补的发放不是按照生产粮食的多少和优劣来决定。还有油菜的补助也不合理，村里上报了，谁能核准？冬天播了种，春天得直补。乡镇干部不解的是，国家为什么要采取直补方式，直补方式到底有什么好处？没有比直补更好的方式吗？农民说，国家有钱直补为什么不可以给粮涨价？专家说，种粮农民应该在物价上涨中获得切实利益。关于直补，各界各阶层的看法很多，这些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我以为有必要对这一政策的功效作一些合理的分析。
首先看种粮农民在直补中得到了多少好处。我对没有直补时的2004年南方水稻种植的收益以及有直补时的2008年种稻收益情况进行了对比，具体情况是：
2004年季稻种植成本321.5元。主要明细：种子4斤（6元/斤）计24元；农药6次（6元/次）计36元；秧盘60块（0.45元/块）计27元，重复利用3季，一季计9元；农膜5元；化肥56元，其中20斤尿素（0.8元/斤）计16元，50斤复合肥（0.8元/斤）计40元；旱育保姆剂0.5包（3.0元/包）计1.5元；机械80元，其中打耙30元/亩，收割50元/亩；灌溉10元/亩；劳动力开支为5天（20元/天）计100元。每亩以800斤干谷计算，按当时0.74元/斤的价格，总收入为592元/亩。刨去成本，纯收入为270.5元/亩。
2008年季稻种植成本507.5元。主要明细：种子4斤（8元/斤）计32元；农药6次（8元/次）计48元；秧盘60块（0.45元/块）计27元，重复利用3季，一季计9元；农膜5元；化肥117元，其中20斤尿素（1.6元/斤）计32元，50斤复合肥（1.7元/斤）计85元；旱育保姆剂0.5包（3.0元/包）计1.5元；机械100元，其中打耙40元/亩，收割60元/亩；灌溉20元/亩；劳动力开支为5天（35元/天）计175元。每亩以800斤干谷计算，按当时0.94元/斤的价格，总收入为752元/亩。刨去成本，加上季稻直补收入60元。纯收入为304.5元/亩。
从以上对比中我们看到，有直补时的2008年种粮，农资价格比没有直补时的2004年增了近一倍，由于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太猛，农民并没有从直补中得到太大利益。2008 年有直补时种粮比 2004 年没有直补时种粮亩均季稻多获利 34元，年获利不足70元。取消直补后，用于直补的资金如果用作对农药化肥的补助，减少种粮农民生产资料的成本，农民从粮价上涨中得到的好处显然要多，不然化肥农药价格一味上涨，农民从直补中难以获得切实的利益。
其次看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是否得到发挥。亩均负担税费时期，由于种田基本处于不亏损不赚钱的一种状态，很多农民特别是年轻一点有一定技能的农民不再种田，田地要么抛荒，要么改变用途，或挖塘养鱼，或建设蔬菜大棚，或种植其它作物，要么转给他人耕种。我了解的情况是，2004 年以前，口头契约式流转的土地占到总耕地面积的二成以上，改变种粮用途的占到了二成以上，三成以上农民家庭拒绝事耕。在那个时期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农业税费改革，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以后，种粮不再亏损，土地抛荒现象得到了遏制，直补政策实行后，农村口头契约式流转的土地纠纷陡增，农民夺回土地的愿望迫切，但种粮的积极性并不高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返乡农民工的数量有增加，但老实事耕的仍未增加。由于国家对农机器补贴力度加大，对规模种植的扶持力度加大，使城市资本再一次垂青农村广阔天地，使农村土地流转的空间进一步增大，但在土地流转中，要求保留获得中央直补的权利，几乎是土地经营权人的共同愿望。这充分说明农民对政策的预期要比种粮的预期好。
再次看直补是否合理。一方面农村土地减量很大，直补资金补得很冤。如上所述，农村一部分土地已经改变了土地用途，或挖塘，或改种经济作物。深山区移民政策在一些省推行后，深山区农村土地基本还林，接受移民的地方，很多土地转移到了深山区农民手中，由于农村宅基地管理混乱加上农村城镇发展需要，占用农地建房和征用农地建镇消耗的土地占到了一定的比例，城市和工业发展征用的土地同样惊人，在农地大量减少的情况下，直补的田亩仍然沿用计税时期的田亩，真正种粮的农民都看不过去，他们心疼国家的钱化的不是地方。另一方面直补如果作为一项普惠性的政策，旨在增加农民收入，那么这种补助的方法不公平，土地拥有量多的地方农民获利就多，而土地拥有量少的地方，本来农民生活就苦，增收难度就大，而获得的补助更少，假以时日，又会造成农村内部新的二元。
第四看有没有比直补更好的方式。国家每年用于直补的资金以千亿元计，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支出，如果这样一笔巨大支出不能发挥预期的作用，实在可惜。我以为从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计，直补如有必要，也应该据实补助，三中全会确定土地经营权长久不变，但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并未引起重视，农村土地经过二轮承包，土地经营权多次变更，已经成为普遍问题，有必要把确权的工作做细做准，确保直补补有所值。如果粮价暂时不能提高，那么就必须提高对种粮农民的直补，让真正种粮的农民获得更多切实的好处。从而遏制农村土地不断变更用途的做法，从政策上鼓励农民维护土地种粮用途，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自觉性。
农村要办的事太多，尤其是农村公共领域要办的事多，水电路厕厨样样都值得去做，筑固农业的基础地位要办的事同样非常的多，土地整理灌溉设施耕作方式样样都值得去投资，但国家的钱仍然有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解决农村的所有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根本消除城乡二元，我的看法是国家应该全面规划农村发展，整合资金，有计划地分步骤解决农村问题，使农民的生活好起来，使国家秩序更加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