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座都是搞创作的，我想就革命作家的使命感谈一点看法。这本来是个最普通、最简单的问题。有些同志可能一听这个题目，就兴趣索然。为什么还要说这么个题目呢？这是因为，这个问题是革命文学活动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是因为，最近几年，这个问题有点被搞乱了，有各种不同看法。还有一些人，一听人谈起这个话题就心烦。然而这个问题如果在作家和评论家的思想上不解决好，要想文艺创作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就作家个人来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好，要想写出好作品是办不到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号召解放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一个前提下，文学艺术有很大的发展，可以说是空前繁荣，这个情况到处都一样。咱们河东地区是这样，陕西也是这样。主要特点是队伍壮大了，出现了一批中青年作家和很多很好的作品。这是过去所没有的，是主流。但另外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作品，在理论研究上也出现了一些混乱。其中有一些是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原则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了精神污染，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入世未深的青年的思想上造成了混乱。最近，中央领导同志严肃地指出：在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上要清除和防止精神污染。把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公正地提出来，是极其重要的，是非常适时的。我们要十分重视这场斗争。为什么要十分重视？这是因为这方面的问题，中央负责同志老早就提出来了，提出不仅一次了，可惜我们重视不够，因而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得到解决，有些问题还越来越变得严重了。所以首先是要重视，不要轻视。还因为，这是个大事，不是小事。说它是大事，是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用什么样的思想理论和文艺作品去影响人民，关系到把人民群众引向何方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所以说这是个大事，不是小事，因而要重视。当然我们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也要实事求是，不要搞扩大化，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精神污染，不要把文艺界一些必要的学术争论，都通统说成精神污染，或者把有这样或者那样一般缺点的作品，都说成精神污染，什么书也不敢谈了，什么题材也不敢写了。不要搞这么紧张，不要搞扩大化。要按照中央“实事求是”的方针，具体地分析各种情况。特别是对待一些青年初学写作者，更要慎重，更要实事求是。这几年，一些初学写作的青年同志，要不受一点影响，也是很困难的。在创作思想上，多多少少会受到一点影响，因为那也是一种倾向，一种思潮，一种思想潮流啊。你想，这几年许多杂志编辑部，选稿多是选那么一种作品。文学评论多是赞赏那么一种作品。一些年轻同志，有时写些正儿八经的东西，却到处发表不了，即便发表了，也引不起什么反响。青年人总是不甘寂寞的，他不得不揣摸编辑部的口味。看人家的朦胧诗出手快，自己也立即转产，朦胧起来；看人家的意识流真俏，自己也赶紧让意识流动起来；看人家都不写英雄人物，自己也连忙去搜寻远离当今时代的委琐卑微的所谓“小人物”；看人家写反革命军官的所谓“善良人性”，自己也挥笔写起老地主的“悲惨遭遇”了。因为这样的作品往往较易引起震动，较易于得到某些评论者的赏识，较易于挤进相当拥挤的当代文坛，也易于引起部分读者的注意。有些中青年作者多年受党的教育，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熏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原本还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的，有明确的革命感，但是让这个思潮一冲击，特别是作品受到了冷落，发表不出去，一回不行，两回不行，三回还不行，碰来碰去，最后觉得真正遇到“危机”，不拐弯是不行了，于是也就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不大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也跟着人家找些灰暗的题材，染上比较灰暗的色调，来投合某些编辑和某一部分读者的口味。
因此，对我们从事创作的人来说，当前的问题，是个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问题，是个清理自己创作思想的问题，首先是重新明确革命作家的使命，加强作家的使命感的问题。我们一个革命者，为什么要搞文学？是仅仅因为个人爱好吗？是为了卖文为生吗？都不是。是为了向世人表现自我，诉说自己的孤独和牢骚，或表现我的狂妄自大吗？那也太无聊了。在我看来，不管怎么说，千条万条对革命文学工作者来说，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播共产主义，就是用我们的作品吸引千百万群众，站到党的旗帜下来，走上自己救自己，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革命的道路。
自然，在不同的时代，文学传播共产主义的具体内容、艺术方法应当有所不同。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像恩格斯所说的：“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揭露旧社会人和人之间真实的阶级关系、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揭示出它的不合理性、非正义性和野蛮残酷性，打破对于阶级社会的永世长存的幻想，显示出那种社会制度必然要灭亡的历史趋向，这也正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恩格斯把它称之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假如我们的作品能深入到群众中去，如像戏剧、电影、歌曲、诗歌以及通俗小说等等，那就可以用以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如像毛泽东同志所说：“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振奋起来，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在接近革命高潮和处于高潮时期，文艺可以发挥巨大的鼓舞作用。如像巴黎公社时期，鲍狄埃的《国际歌》；俄国的大革命前夜，高尔基的《海燕》《母亲》；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白热化时期的《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等等，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学艺术对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更是不可轻视。私有财产制度、私有制下的人间生活，并不是白白地在地球上待了几千年，而且至今还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存在着的。私有制形成的传统观念不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包，顽固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同私有财产决裂，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决裂又谈何容易。而不教育群众同私有制的传统观念逐步决裂，不逐步建立起集体观念，要想建设一个光明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要想实现“四化”是不可能的，要想将来建设共产主义更不可能。党中央和现行政策十分英明，它很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不在这同时，加强对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不用集体主义逐步代替人们头脑中的传统的私有观念，不克服社会风尚中“一切向钱看”这个传统观念留下来的畸形怪物，中央的政策就不可能贯彻执行。一句话，如果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至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就会出现种种意想不到的怪现象。这个任务是不是只是政工部门、政工干部的事，而与文艺部门、文艺工作者无关呢？当然不是。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事关灵魂改造与灵魂建设之大事，怎能漠不相关呢？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赵紫阳同志在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一次强调指出：“我们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坚持不懈地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人民，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
有同志也许会说，这是个简单不过的问题，何必老生常谈？是的，这是个文艺上的老问题，但它又是个新问题，是个常谈常新的问题，因为它是个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题目。用文艺作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历来是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的。封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者反对它，用牢狱、流放和杀头来对付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作家。资产阶级帮闲文人也起劲地反对它。他们认为，文学艺术是非常圣洁的，你这个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能去接近它。他们把一切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作品，都一律贬做宣传品，以此贬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的价值，削弱它在群众中的强大影响。在我们的同志之中，这几年也有人宣扬“远离政治”；有人宣扬艺术“以自身为目的，艺术的目的就在于艺术本身”；有人宣扬艺术的目的是“表现自我”；还有的同志提倡写“三无”小说（无主题、无人物、无情节）；另外，还有些同志认为作家只要“写真实”就什么都有了，无须讲什么倾向，更无须谈以什么主义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了。与此种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相配合，在文学史的研究领域里，也刮起了一股全盘否定革命文艺的邪风。有的否定解放后的十七年，有的否定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文艺，还有些更干脆，连五四以后，以鲁迅、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统统加以否定，而把那些远离时代，远离人民，在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年中并无太大影响的人，甚至把一些被以鲁迅为首的进步文艺运动所批倒而久已销声匿迹的人，或者甚至于把原本就是反共的文人，却捧到九天之上。（这里说的不是那些过去受到不公正对待，今天应予重新评价的，在近代文学史上确有贡献的人）。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国统区的左翼文艺也好，根据地的文艺也好，建国后的文艺也好，都由于传播了革命思想，因而艺术价值不高。从以上种种方面看，就不难看清，要真正坚持以文艺传播共产主义并不容易。文艺作品，这是客观现实生活（作家本人的生活也是客观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经过作家头脑的加工而产生的，这不是机械加工，而是思维加工，是通过浓烈的感情浸泡而进行的思维加工，因而它就不可能不传播某种思想，某种主义。提倡“表现自我”而反对反映现实生活的人，不是在传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吗？提倡艺术“以自身为目的”的人，不是在传播“艺术至上主义”吗？萨特传播的是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传播的是他那性爱学说。在座的同志，有哪一位能够指出，最近几年中央在批评中提到的文艺作品，有哪一部不是因为政治思想内容不健康，而是因为艺术上有缺陷？当然，这不是说，不管什么艺术形式，都要“言志”，都要含有某种政治思想内容。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是很广阔的。它除过传播某种思想而外，也有一些品种，特别是在艺术领域里，有些艺术品种，如像山水花鸟画，器乐演奏，某一种舞蹈，某一类雕塑，杂技艺术，某一类田园风景诗，抒情散文等等，并不一定直接传播某种社会思想或政治思想，它确实可以以自身的艺术给人以美的享受，洗涤人们身心的疲劳，陶冶人们的情操，开阔人们的胸襟，使人们的精神境界不断得到升华。我们应该全面地理解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赵紫阳同志在六届人大所作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我们的文艺应该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方面的精神需要。他说：“我们的作品应该生动深刻地反映我国人民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激奋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巨大热情。我们向人民输送的精神食粮，不但要满足他们正当的娱乐和高尚的审美要求，而且首先要满足他们多方面的求知欲望；不但要使他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得到提高，而且达到大大提高他们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目的。”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文艺工作者，我们立志终生从事文学工作，这就意味着，我们将终其一生，用文学这个武器，在群众中坚持不懈地传播共产主义，揭示生活的真理，揭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提高群众认识观察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并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一点一滴地、逐日逐月地克服几千年私有制留下的旧的传统观念，增长自己头脑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因素，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我们常常喜欢说，文学要敢于直面人生，揭示生活的真理，照我看，这个生活的真理，就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最先进的思想，要建成共产主义社会，道路是漫长漫长的，是充满挫折和曲折的，代价也是很大很大的，但它将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而又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美妙的社会，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也是值得的，因而它是必定要实现的。这就是当代的社会人生，这就是真理。
我们要想做一个有作为的作家，就得要做一个最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头。
最近几年，在文学界，有些同志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谈共产主义，兴趣不那么浓厚了。最令人惊奇的是有些共产党人，忌讳谈共产主义理想，甚至连作品的共产主义思想倾向性，也成了个敏感的遭到避讳的题目。古今中外，凡是艺术成就大的，特别是那些具有历史代表性的文学大师，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思想家。至于是什么样的思想家，自当别论，但他们确有某种深刻的社会思想。本世纪以来，欧洲不少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既是政治家、思想家，同时又是作家或文学评论家。咱们国家也一样，毛泽东同志就是个伟大的作家，毛泽东的诗词虽然数量不多，几十首，但是他的诗词，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赶得上。毛泽东又是一位文章家，他的文章，至今能有人赶得上吗？瞿秋白过去也是党的领袖，是作家，他从领导岗位上下来后，就到上海领导文艺，搞文艺运动了。所以，咱们大家虽身在河东，在那个县，那个社，在基层生活、工作，但是要搞文学，眼光就不能狭窄，要视野开阔，思想奔放；既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又要敢于好高而远。只有自己的思想水平高，写出作品才会有分量，作品有分量，才会掷地而有声，掷地有声，才会在读者的心目中激起强烈的反响。
二
在我们的同志中，有些人对政治或作品的思想倾向问题，一提起来就表示反感，是有原因的。这是由于过去受“左”的干扰，文学创作不按艺术规律办事，不讲究艺术性或强调艺术性不够造成的，因此，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进一步克服“左”的思想残余，认真按照艺术规律办事。
说到这里，我倒要补充一句，文艺这种形式，是可以把它用来作为宣传手段的。比如，可以用它宣传婚姻自由，宣传计划生育，宣传法制，宣传乡规民约，等等等等。我们对这个也不要一概反对。我们应允许基层的文化馆、文化站，要用文艺形式来宣传当地一些需要宣传的东西，而且应该热情支持他们把这一宣传搞好。我们反对那种把“写中心”“画中心”“演中心”等作为我们文艺工作的一种方针，但在革命斗争的某种时刻，某种关头，动员各种文艺形式，对群众进行普遍的宣传鼓动，造成强大的革命声势，只要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这样做有什么不可？共产党人不是傻瓜，只要对人民有利，对革命有利，凡能利用的，它都要毫不客气地加以利用。过去我们就曾用这种形式从事过宣传鼓动工作，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宣传打日本、救中国，宣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宣传土改翻身，宣传互助合作等。在革命战争年代，军队里的宣传队，地方上的文工团，群众的业余剧团，是对革命工作作过很大的贡献的，他们的历史功绩，我们不可以抹杀。虽然其中许多作品，因为时过境迁，在艺术史上也许不会提到了。但是，也有不少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达到了高度的结合，其中有些作品，在人民群众中所产生的影响，并从而在争取革命胜利，推动历史的前进所起的积极作用，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哪部作品能够赶得上的。我们要客观，要公正，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予以公正的评价。我们有许多这样的同志，战争年代的宣传员，曾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部队休整时通宵达旦地给战士们演戏，在行军路上，说着快板，唱着歌，为战士解除疲劳，鼓动部队行进，在战火纷飞的阵地前沿，鼓励战士冲锋。他们之间有的人为此付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我们应当永远记着他们和他们的工作。
但是，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却不能把文艺创作仅仅看做是一种配合某种暂时性任务的宣传，更不能把这样一种简单地利用文艺形式进行某种宣传，作为指导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的根本方针。过去那个“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演中心”的口号，其错误正在于它是把这作为文艺工作的一条指导方针提出的。那实质上当然会取消文学和艺术，会给我们的社会文艺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而且由于类似这种错误观点的长期流行，是曾经给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的。中央现在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也正是这个道理。这个教训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要想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要想给人民群众提供点有思想艺术质量的精神产品，就要按照文学艺术本身的规律来办。
怎样才叫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可以列出许多条，这里，我想就以下几点说一点看法。
首先，作家自己要有明确的、强烈的艺术创造意识。延安时期，我一直在文工团工作，写歌词，写剧本，写街头诗和传单诗，都是配合那时的“当前任务”搞宣传的。全国解放后，我很快认识到真要搞创作，就要认认真真地按照艺术规律来搞。我原本又喜爱文学、喜欢小说的，于是进城不久，就离开文工团到《西北文艺》去办刊物。一边编杂志，一边开始写小说。写小说一开始就是按照艺术规律的要求去办的，虽然我一九五？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还有多年来当文工团员的烙印，但总的说来，却是由艺术规律支配我的这次创作的，自始至终是那一特定的生活的场景和人物支配着我的情绪和思维，支配着我手中的笔。我这是说，自己首先要有强烈的、明确的艺术创造意识，要有艺术上的追求。我自后的创作也是力求这样去做的。我虽然写得不多，没有多大成就，但追求艺术的意识还是有的，甚至可以说是牢固的。这就是说自己要明明确确知道自己是要搞艺术。不是简简单单地要给人宣传什么思想，而是要给人以艺术享受，要给人以美感。要美，要有艺术魅力。要在作品的构思上、布局上、人物上、场景上、气氛上、情节上、细节描写上、对话上、语言上以至情节上、风格上，各个方面，都要美，都要艺术。只有要求美了，才可能在选材和下笔时，在自己思维的屏幕上，在自己的心情和情绪上，有一点艺术家自己应有的艺术欣赏的明晰的感觉，才可能进行令人心醉的艺术创造，否则是不行的。
小时候，听老人讲过一个故事。那是两个很有才能的民间壁画家的艺术追求的故事。某个地方新建了一座庙宇，把大殿东西两壁的壁画，交给两位著名的老画家分别承包。这两个画家是两个流派，风格不同。他们一个画东墙，另一个画西墙，中间拉一道幕帐，谁也不许看对方。两个画匠各带上一名徒弟，夜以继日地画。那时候没有电灯，连煤油汽灯也没有，晚间作画时，老画匠坐在脚手架上，一手端颜料盒，一手握笔，嘴里咬个小竹板，竹板上放个柿饼大小的麻油灯，通宵达旦地画呀，画呀，不知画了多少天。完工了，等着揭幕了；这时，两个老画家都乘人不备，偷看对方画得如何。他们都觉得另一位同行比自己画得好，于是把自己已经画好的墙皮剥掉，重新画起。他们都在艺术上追求尽善尽美。不知画了多少遍，赔了多少钱，却还在孜孜不倦地画下去。这就是艺术家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那么，我们现在搞文学艺术创作，是不是具备了这种精神？人家一个画家，全家老少依靠他吃饭，养家口，但是为了艺术，倾家荡产他也在所不惜。这是进行艺术创作的第一条。就像我前边所说的要做一个思想家一样，也要明确地要求自己做一个艺术家。如果讲艺术规律，这也可以算做一条，而且是首要的一条。
第二，艺术规律就是真实地反映生活。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规律就是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反映现实生活。前面我们讲了思想性，这种思想性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真实描写才能达到的。如像恩格斯所说的：“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要深入生活，熟悉生活，真实地反映生活，生活是什么样，就照生活的样子去写。这儿首先要说的是，从一开始，触发作者的创作欲望的，就应当是生活（大自然和大社会）中的具体事物：一朵行云，一片落叶，一抹朝霞，一天风雪，一把战刀，一座城堡，一声少女的欢笑，一个老人孤单的身影，等等等等。它碰撞着作家的心灵，打开了作家记忆的闸门，打开了作家生活的宝库，启动了作家联想和想象的马达，从一点生发开去，一个个人物，一个个场面，一个个故事情节，连连展开，直到一部作品构成。其次，我们所说的思想，所说的传播共产主义，不是先有一个现成概念，然后找一些人物和故事铺陈一番，图解那现成的思想观念，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观点作指导，在深入生活、认识生活的过程中，从生活中去获得、去积累、去开掘丰富的深刻的思想，使自己去发现思想主题。它是马恩列斯毛的，但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主题却应该是自己的，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有些作品胡编滥造，这个就不说了。我们有些同志倒是老老实实沉在生活里，也老老实实要反映生活，但是一旦进入创作，就把生活撇在一边，照概念和公式办事，写出来的作品就是缺乏那么一点真实的生活气息。有些同志，讲起生活中的人和故事来，真实生动，有特点，有个性，听起来很有意思。可是他一写，生活没有了，生活中精彩的东西进不了他的作品，不善于依照生活本来的形象，选择生活里最动人的情节去写，对生活本身也是照一般的概念去写，把个性化的生活抽象化、一般化。甚至于连细节描写也流于一般化和概念化。比如哭是表现悲痛的，但各种不同的人物，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情况，就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悲痛的不同方式，有各种各样的哭相，绝不统统都是“听一言不由人泪流满面”。描写生活，一定要非常注意具体特征。在下边熟悉生活的时候，就要注意观察，抓特点。不要粗心大意，只看一般，不留意个别。哭也好，笑也好，爱也好，恨也好，都要求哭得有个性，笑得有个性，爱得有性格，恨得有性格。就拿电影电视剧来说，这几年确实出了许许多多好作品，但也有些作品看了叫人腻味。有一部分爱情题材的描写就是如此，那些谈情说爱的场面、情节、语言、动作、表情等等，几乎都是一样的。都要跑到水边，跑到林边，你追我赶，拉手转圈，千篇一律。我想那些片子的编剧、导演、演员，大都是恋爱过的，他们可能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的，如果他们把自己的初恋的幽会情景拿出来，都可能要真实、亲切、生动和令人信服得多。又如，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久别的或者受了什么委屈的女儿、儿媳见到自己的父亲、公公，情绪一激动，就扑上去，扑在父亲或公公、或首长的怀里，这个动作告诉人们她的感情是“激动”了，观众也明白她是“激动”了，但这却不是我中华妇女激动时的举措，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风格，各地方有各地方的特点。那么大的女子，特别是儿媳妇，再怎么激动，也不会扑到自己公公的怀里去呀！在中国人看来，那样的儿媳妇实在有点儿过分了。西方人可以，中国人没有那个习惯。也许上海、广州那些南方大城市中的大知识分子家庭可以，咱们河东老乡可不行。那只是关于“激动”的概念，而不是生活中具体的激动的表现。除非你是要专门刻画某一特定性格，按照你的人物的特定性格，她非得来这么一个不同凡响的举动不可。
所谓深入生活熟悉生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深入人、熟悉人。真实成功地反映生活，用小说戏剧家的话来说，就是要塑造典型，塑造出各种典型形象。如果说忠实反映生活是基础，那么典型塑造就是现实主义艺术规律的核心。
建国以来，咱们山西文学界刻画人物还是有传统、有功力的，是国内外公认的。这是山西文学界的优势，要继续发挥这个优势。
对作家来说，熟悉人就是要熟悉社会上的各种人，各阶级、各阶层、各个行业，七姑八姨，三教九流，敌友我，左中右，真善美，假丑恶，都要了解，以便做好创作的准备。文艺作品是要写各种人的，正像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文艺作品要写出各种人物来，推动历史的前进。生活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对人要作全面的、历史的、多方面的了解和把握，作品中对人物的描写要尽量做到真实、准确，不要概念化，也不要片面性。对各种人物在生活中的位置，对他们的是非功过，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写农村题材，常常要碰到农村基层干部。当前有不少农村题材的作品，写农村的矛盾冲突，无非是社员和基层干部的矛盾冲突。其中大部分作品是写得好的，真实可信的；但也有一些作品，把干部简单化，概念化了。过去写基层干部，把人物拔高，写成“高大全”，现在则走向另一端，凡是干坏事的都是干部。干部中有那么一部分，思想作风不纯，以权谋私，多吃多占，但不全是这样，对此要有分析。这几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在生产和分配上吃“大锅饭”的弊病，于是就在我们的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大队会计，诨名就叫做“大锅饭”。这是一种概念化的创作方法。就是对犯错误的干部，我们也要实事求是。比如，一个农村干部多少年来，辛辛苦苦，给大家办事，领导社员搞生产，生产条件有所改善，土地的产量有所增加，生产也有所发展，但多年来，农村发展得还很缓慢，群众的生活提高不多。这中间原因很多，干部是一个原因，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实行责任制初期，干部思想不通，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不通，有些是因为有利害关系，有些可能是过去多年长期接受党的教育，认为只有集体干活，平均分配，才是社会主义。他主要是受“左”的思想影响，他实际上错了，却还以为自己是对的，自以为是在忠心耿耿干革命，忠心耿耿搞社会主义的。他这人可能是个好人，好干部，思想受“左”的影响大。对待他们，态度要端正，在批评他们的错误时，要出于同志的爱，要抱着满腔热情，描写要有分寸。总之，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要具体分析，要具体描写。
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要熟悉和描写各种人，但尤其要重视描写社会主义新人，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重要规律之一。邓小平同志在《祝辞》里讲：“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的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创造活动。”这里已把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意义，什么样的人是社会主义新人以及文艺作品中的新人对现实生活的推动作用，讲述得十分透彻了。
要写社会主义新人。首先，要承认在现实生活中有社会主义新人，大量存在着社会主义新人，每日每时都在成批涌现着社会主义新人。有个时期，有些同志不承认有社会主义新人，一提新人就反感，就撇嘴，就嘲笑，把作品中的新人一律称做“理想化”，一律叫做“高大全”。或者借口人的复杂性和真实性，即便写新人，也要给新人加上些缺点，甚至处理成人格分裂或双重人格。有人提倡过一种哲学，叫做“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有的报刊甚至也著文批判“毫不利己，专门为人”。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大公无私的人。如此等等，影响所及，在社会生活中就出现了挖苦先进、打击劳模的怪事。还有的人把张志新和雷锋对立起来。说什么八十年代的先进青年代表应当是张志新而不是雷锋。他们的用意无非是说，雷锋是听党的话的，而张志新是敢于反抗当权者的。这是对于雷锋和张志新的一种曲解。张志新和雷锋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社会主义新人，共产主义战士。张志新正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原则，和“四人帮”作斗争，最后牺牲了。
不承认新人，对生活中大量涌现的新人视而不见，对有些同志来说，是自十年动乱以来，被社会上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吓坏了。我们虽然口头上也怀念五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精神风貌，但却忘了那时候人们的精神境界达到的水平，对过去和现在社会生活中的美好的人和美好的心灵，采取一种虚无主义态度。他们只把眼睛放在群众身上那千百年来的精神负担上，也就是自私愚昧和落后上。他们倡导什么文艺要表现“国民性”，而他们的所谓我国人民的“国民性”无非是自私、愚昧、散漫、懦怯、智力低下等等。他们主张从低处来看我们社会主义人民群众的思想性格。这是十分错误的。关于我们的人民，邓小平同志在《祝辞》里是这样讲的：“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忍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地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没有把他们压倒，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没有把他们挡住。文艺创作必须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同各种敌人各种困难的斗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是小平同志对于我国人民的评价，是对我国人民的“国民性”的科学概括。文艺工作者应该站在这样的地平线上，用平视的目光看待我国人民的“国民性”“民族性”和“时代的典型性”。这是主流，我们文艺作品在对待“中国人”这个永远值得自豪的人民形象时，就应该这样考虑问题。
当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自私、愚昧、卑怯、狡诈、不讲信义、崇洋媚外的奴性等等，落后的、令人厌恶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人们身上所造成的精神负担也是十分沉重的。这是事实，不可忽视，这些人物也不是不可以写，在我们的文艺作品里，特别是大部分文艺作品里，在人物众多的作品里的各种各样人物都可以写（都必须写），就像柳青的《创业史》中写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王二直杠，赵树理作品的“铁算盘”“吃不饱”“小腿疼”“常有理”等等。但决不能把这些看做是时代典型，看做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精神面貌的基点，不能把他们看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的人。他们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正在被克服着的沉重的时代负担。而我们时代的普遍的人，则是用自己的劳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
写新人，要写出新人的丰富性。要真实地写他们，不要拔高，不要神化，不要搞“三突出”。要写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不要简单化。人的觉悟程度可以有若干个层次，有的是觉悟很高的，有的比较高，还有人处于不觉悟的、自在阶级状况，还没有达到自为阶级的水平。作家可以描写各种觉悟程度不同的人，但我们一定要站在社会主义新人的高度，站在新人的行列里，观察生活，观察问题，评论生活。写后进人物，不是为了欣赏他的愚昧和嘲笑他的落后，而是为了帮助他丢掉错误，尽快地赶上先进。作家有责任在群众中的后进群众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共产主义道德情操，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争取他们转到共产主义者的方面来。不要嘲笑他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被人们称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责任。
要在斗争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塑造当代英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有着歌颂社会主义美好的事物和社会主义新人这样的任务；也有揭露我们生活中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阴暗面、批判我们社会生活和党内生活中的消极事物的任务。也就是说，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也有批判的任务。这个任务在小说中就要通过矛盾冲突来完成，也就是要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过程中，来揭示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过去，包括建国后的十七年，我们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冲突写得不够。这是一个教训。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学在这方面有很大发展，出现了一批敢于接触党内和社会生活中重大冲突的优秀作品。我们写新人就要把新人放在矛盾冲突中去写。要注意的是，在揭露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时，要真实地、正确地处理好党在生活中的位置和作用，要通过对阴暗事物的揭露，充分地显示党的光辉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揭露生活中阴暗消极的一面，不是为了揭露而揭露，不是为了展览而揭露，而是为了传播共产主义，为了把人民群众吸引到党的周围来。因此，我们在作品中揭露消极阴暗的东西，鞭挞坏人坏事，克服官僚主义等等，都要充分显示出党的光辉，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是损害党的形象和社会主义的声誉。
最后，对咱们河东的文学创作，讲点希望：
《河东文学》杂志常给我寄，我也常读。我很喜欢读《河东文学》。它有晋南特色，我希望晋南特色更鲜明一些。晋南文学创作一定要有我们晋南生活的特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地区，要想在文学方面有所贡献，就要把你那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特点拿出来。没有特点，就算完了。“文化大革命”前，陕西作家的小说，有着强烈鲜明的渭河平原的特点。记得那时，中国作协曾经收到一位南方读者的来信，抱怨《人民文学》只反映渭河平原的生活。其实这位来信者是抱怨错了。《人民文学》发表陕西作家的作品数量并不多。只不过因为它有浓厚的渭河平原的特色，给人的印象，仿佛发得多了。咱们河东地区也是很有特点的。河东的自然景色是很壮美的。你站在万荣的高原上，看那日出的景象吧，眺望那辽阔的田野吧。向西越过黄河，望渭北原野；向东，越过太行望华北平原；北瞻吕梁；南看中条；春日，麦苗绿如茵；秋天，柿叶红似火。咱们河东人是很淳厚的，很勤劳的，很俭朴的，说话总是那般和气。我们要写出人民生活的乡土特点，还要描出河东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和风景画。这儿的题材也是很丰富很广阔的，晋南在抗日战争时期，虽不像太行、晋绥完全是革命根据地，但它有部分根据地，有游击区，很多县都有武工队，地下斗争也是很活跃的。现在搞“四化”，我们这里是粮棉产区，又有那么多工矿企业，可以说有写不完的素材和人物，等着今日河东的文学工作者们去写。希望同志们写短篇、写中篇、写长篇，把这儿的人民群众壮丽的斗争和这里壮丽的景色反映出来。当然，我们山西是“山药蛋”派的故乡，很讲究写人，还很讲究作品的幽默感，是很了不起的。但风格还可以多样，各人还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不要怕人家说咱们土，我就是写我这土的。土有土味，土有土的文采，土的文章也可以写得很美，读起来也可以是有浓厚的诗情画意的。只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们的作品就不但可以在本地区有影响，而且必然能够走出去，在外地产生影响。因为它有特点，有晋南生活的习俗，有晋南生活的场景，有晋南生活的画面，有这儿的声音，有这儿美妙的旋律。一定要追求这个东西。总之，从内容到形式，只有是我们自己的，抓住了特点，在全国来说，你才会是新鲜的，别人没有的。写小胡子，蛤蟆镜，喇叭裤，你是写不过广州的，写不过上海的。
我相信同志们写河东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