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四环素牙齿的女孩和单名女孩。我觉得这是她们有身份的象征。如果在六十年代，她们的家里因为病痛能经常吃到四环素，能取一个不按乡下辈份而排的单名，就证明她们家有隔夜粮，父亲可能会拿干部工资，家有笔记本、凉鞋以及干干净净的座椅和床铺。
我的父亲也拿工资，不过他拿的是计件工资，旧社会他一个人跑到城里在一个船厂做木匠。因为成年累月端视着木头不停地凿孔，等他退休回到家，他已经是一个不会说话的驼背老人。我作为顶职者走进他的船厂，住进他的工棚，穿上他的工作服，但我不再是他。他一生只能用木头雕刻的花朵，我几笔就能用颜料画出来，大红、大紫、赭石、钴蓝，我掌握了颜料的调配，比他雕刻的木头花更栩栩如生。这样，我虽然住在一群乌合之众的顶职者中间，与他们一起上下班，吃相同的饭菜，用相同的锅炉里的变色热水，但我对自己的人生是非常清醒的。
任何时代都需要鼓劲的人，任何领导都希望能用笔来鼓舞士气，将精神变成物质，因此，我的图文并茂的黑板报使我从一个木工学徒走进了船厂的宣传股，我的一年的学徒生涯结束了，我还不会刨一块板子，磨起斧头来愈磨愈钝，但是我穿上了皮鞋，不必深夜加班，汗水不再多。所以请记住，任何时候，笔都是有用的，它比任何奇技淫巧都有用，它使你能扭转乾坤。不过，从那一天起，我的人生离劳动人民愈来愈远（当然现在更远了，现在经常患有劳心者的病痛）。
爱情，现在要说到爱情了。在我看来，爱情不过是男女要达到欢悦的某种手段里所使用的装饰词汇，在赤裸裸的肉欲外面套上一层理直气壮的彩衣，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把妒恨称作为爱情的痛苦；而男女最初的相悦（就是肌肤之亲）后，它的残屑，它的多余的部分，它在平息时两人的对视、挽手和别离，就被称为爱情。
在《圣经》里，耶稣籍先知约珥的口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你们要触及灵魂。对天发誓，我曾祈望那种寻死觅活的爱情，那种超越肉欲的对女性的欣赏，可是没有遭遇到。某个时刻我对某个女人有点留恋，不过都十分短暂。完全的肉欲伴我度过了生理成熟期的最初阶段，奇怪的是，它并没有败坏我的胃口，没使我绝望，反而对未来的希望愈来愈强烈。
年岁不饶人。那时候，因为我饱食终日，成熟的生理作祟，我开始在宣传股胡思乱想。我已经是船厂的团支部书记，因为远离劳动，使我对船厂的女人没有好印象，我手下的团员和要求进步的女青年都长得怪头怪脑，另外一个很有姿色的女孩，却是个扒手的女友，她当然不会要求入团啦。我没有使用卑劣的手段来引诱她们，我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因此，我没有滥用权力。一个姓辛的女孩长得很丰满，我吻过她，但她的鼻子很大，跑进我的房间时像一头野兽；另一个长有毛泽东痣的女孩是个高中生，个子也高，但是她的胸脯像个男人……总之，在船厂既没有四环素牙齿的女孩，也没有单名女孩，她们几乎都出生在苦大仇深的家庭。
我已经死了在船厂找女人并在此成家立业的心，也许我压根儿就没有这种想法，那种假惺惺的爱情我也不肯尝试。因此在人们的印象中我离群索居，郁郁寡欢，无事时总是躲在寝室里画我的梅花，画“她在丛中笑。”
刚开始画梅花的人总爱用红色来增加热闹的场面，然后用蘸饱白色颜料的笔来洒出风雪漫天的效果。画到后来，我尝试着画白梅，这表明我进入了一个层次。白梅成功了，是在淡蓝色的衬底下画的，这种淡蓝色衬底的白梅（或红、白梅相间）的画，挂到了厂长、书记以及厨房师傅的家里（给厨房师傅画，是希望他在给我打菜时勺子少颤抖一些）。
当然，所有的女孩要我作画，我都能满足她们的要求，包括结婚的画。这种画纯属无师自通，也没有任何参考资料，而且是广告颜料画，它画在一种白色的马粪纸上。这些画的题款大都为“她在丛中笑”、“待到山花烂漫时”、“犹有花枝俏”、“梅花欢喜漫天雪”、“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等等。而题款后的印章——我的“杜金考”的大名，阴文和阳文，都是用红色颜料描出的，我没有印章。
当我说我对所有造船厂的女人都失望，是指她们不符合我的关于成家的憧憬，我说我对未来模糊，对人生的把握却很清晰。所以，当不会给人留下一点印象的申重枝与我遭遇时，我可以说一点准备都没有。但它又像水一样流畅自然，没有半点磕绊与虚假。
申重枝是个电焊工，一个不会超过一米六的女孩。她似乎不应叫女孩，似乎她有二十多岁了，牙齿稀疏，老实，走路的姿势也不好看，那种从船台上下来疲倦的样子，好像是她全部的形象。她总是很早就来了，很晚才下班，除了工作服之外我没有看她穿过其它的服装。她脱下麂皮手套和面罩，把它们夹在腋下，汗湿水流地匆匆离去，匆匆给人一笑。你觉得她就是一个工人，一个抹去了性别的船厂工人，与船台，与两千吨的连接驳密不可分，她就是电焊机、焊钳和焊条的一部分。她不讲话，她不说笑，没有发式，不掺和是非，没有好朋友和仇人。可她是船厂最好的焊工之一，对于电焊，她是天才。最难的盲点她也能把它焊好，一楞楞地像鱼鳞一样，没有任何气泡。她敲打焊渣，在最闷热的密不透风的舱里，她闷声闷气地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等她出来的时候，汗水往往将她的厚厚的帆布工作服从衣领到下摆都湿透了。她到阴凉处吹吹风，没有解扣子的习惯，然后，又钻进船舱。我发现许多劳动模范与他（她）们天生对劳动的专注有关，他（她）们是为劳动而存在的。在人类的美德当中，劳动应该是重要的一部分。
她是团支部副书记。
我们支部没有任何活动，只是下发几本学习资料，这些都由她从我这儿领去散发，然后她将船台上所有团员的团费收齐交到我手上。团费一角、两角不等。她拿着钱，拿着一摞团费收缴证，把钱交给我后，让我在那些证上面签字。
这些团费一直放在我一个装庆大霉素的盒子里，有时来了客，就挪用一点，比如要买猪头肉和啤酒。关于这些团费作何用，上缴给谁，没人管。我们领导是不管我们的所谓团支部的，他在会上只是要求团员青年向申重枝学习，刻苦学好技术。事实上，没有谁向她学习，那些顶职上来的青工一个比一个懒惰，磨洋工，然后等着下班，吃晚餐的辣椒炒肉，然后洗了梳了看电影去。
申重枝每到我宿舍来时总是夹着麂皮手套，工作服上布满了被焊渣烫出的小孔，汗溻溻的头发。然后站在我的旁边与我算账，等我一本本签字。
无聊的宣传工作让我对黑板报不再认真，梅花也已经画腻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有所作为。我在外面寻找爱情的企图也落了空。一个在商场当售货员的单名女孩，她的父亲也是这个商场的业务组长，但她拒绝了我，在不少于五次的看电影与在公园深处闲坐的大好时光里，我忍耐了对她的亲吻和抚摸，我从长计较，想让她日后成为我终身的老婆，所以不能让她得出我是个工厂里粗俗的工人这样一个不良印象，以后的日子长着呢。但是她拒绝了我。对我的君子风度她毫不领情。最后一次绝交是以她赔偿我给她买的一条裙子的钱，那些钱全是毛角子和分币，我气愤万分并恶狠狠地吻了她，我咬她的舌头，我想反正就这么一次了。她像死了一样地倒在我的怀里，对我的啮咬没一点反应。当我的手往下面摸去时，她突然一跃而起，用极清醒而敌视的口气说：“走着瞧！”那又怎么样呢，我想，我骂她婊子，在心里骂。我听说她已经谈了四个男朋友，我根本不能算，所谓“谈”，是“同居”的同义词。但这并不能掩饰她的肌肤的完美，她的好嗓子，她让人羡慕的当业务组长的爸爸，也不能阻挡男人对她的趋之若鹜。
这次失败的爱情使我对许多事情不耐烦了，甚至有了侵略性，有了对社会和人生的冒险心理。我对申重枝的每月一次让我签字很生气，我说申重枝你以后最好半年一次，或者一年一收行吗？申重枝站在我旁边，没有吭声，她不会吭声，她是刚从船舱里钻出来的，一身的焊弧味，头发一绺绺贴在额角上和耳朵旁，像些死蚯蚓。我说团费你拿着就是了。我最后还是签了字，并将她的那些钱塞进装庆大霉素的盒子里。这些钱我想起商场女孩退给我的那些零钱和她恶狠狠最后甩给我的话：“走着瞧！”
这样，当申重枝收好那些本子准备离去时，我觉得我做得相当过份，这么吼她她竟然不还嘴，一句话也没有。我因为有点愧疚站起来想去抚抚她的肩一下。抚肩和搂拥她的动作几乎是接踵而至，在她手握着门的把柄去开门的一刹那，我抱住了她，她的手放在把柄上没动了。
当我去亲吻她，将她水淋淋的头发捋起，手上沾着那些黏乎乎的盐分，我问我我怎么会去亲吻她呢？我耳边响着“走着瞧”的恶狠狠的声音，我心里回应着的也是自己“走着瞧”的声音。我看见她有些不太自然，但她拧门出去的手却停顿着好像充满了逆来顺受的悬念，这种悬念感可能是使我走向下一步的基石。我吻着她，将她慢慢地挪到床前，我看见她将手上拿的一叠团费证放到桌上了。当我解她的那被焊渣烧得千疮百孔的工作服时，她低头看着自己的钮扣，看着我的手，低声而羞怯地说：“你还是书记呐。”
在这全身滚着铁锈和汗土的衣服里面，她的肌肤是如此地柔软，与那铠甲似的工作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工作服里面的躯体，是完美无缺的，雪白、丰满、翘挺，没有经过任何污染，没有焊渣的烫灼，也没有盐分的堆积，即使有一些盐味，那也是恰到好处的调味品。再接着我把她推仰到床上，解开她沉重的劳保皮鞋，脱掉那宽大的、丑化劳动者的工作裤。在慌乱中的苟合污脏了一床。她爬起来自己穿上衣服，我为她扣好最后一颗扣子，她系好鞋带跺跺脚对我说：“喂，你是书记呐！”她的轻声轻气羞怯的声音没有变。当她再去开门时，我对她说：“把证拿好莫掉了。”她说：“我知道。”然后，她朝我睒了一下眼睛便自行出去了。
我收拾好床单，坐在那里愣了好大一会，缓不过神来。发生了什么吗？过去有限的关于性方面的知识和想像一下子变为了现实。一下子就过去了。我在想着那个带咸味的汗巴巴的躯体，那个从船台上走下来的人，一个技术工，一个每月有一斤猪肝补助的女电焊师傅，一个我的副手，一个可有可无的负责收团费的团支部副书记，时常来打扰我让我签字和点数的汗人。
我的心里突然充满了空虚和愉悦。好像什么东西丢失了，又好像拾到了一个什么异宝。
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没有入睡，胡思乱想，心驰神往，倒海翻江。我在三点时起来画梅花，我画了数枝梅花，题款为“一枝又一枝”，——当然是“重枝”的意思。
我准备把这张画送给申重枝，短暂的肌肤之亲带给了我幽阔的愉悦，我还来不及梳理这其中的原因，它已经抵消了商场女孩带给我的屈辱，在这样的幸福感面前，那种屈辱微不足道，这种光亮太强烈太刺眼了，任何阴影都照彻得无影无踪。因此，在我无聊的生活中突然来到了金光如瀑的地方，这就是杂乱无章的船台，对钢铁不停地敲打并发出刺耳轰响的江滩，日夜闪射着刺眼焊弧的脚手架，热闹，雄浑，让人仰视，且有巨大的感召力。它的到处都可能漏电的电线山重水复，十分刺激；而黑暗的船舱犹如冒险之旅，船台上的风，是真正的江上吹来的风，宽阔、动荡，能扫净你整个的身体与灵魂。
我等待申重枝的再来，我去了船台，我看见了她在面罩里面手握着电焊钳正在缝合一块钢板。我说：“喂，在忙。”我喊了几声，申重枝才推开面罩，见是我，朝我笑笑，仍没有话。我说到我那儿去一下，她说，我走得了吗？我说我给你画了一张画，她说下班了我去拿吧。
下班之后是一个汗津津的安静的女人，她进来，当然急切地希望那样时，她说你能帮我擦擦汗吗？这是她说过的惟一一句与她和我的行为有关的话。
从这以后，她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我发现她更喜欢加班，在深夜，她会敲我的门，带着夜班的气息钻进我的被子，为此，我说，我给一把钥匙你行吗？她接受了，她再来的时候，长驱直入。
我从宣传股走上了船台，这种变化使船厂的领导对我的印象颇好，他们对于我将各个班组的小结汇总，成为船厂一年或半年总结的作法颇多微词，他们要我掌握第一手资料，要深入到电工班、钳工班、木工班、电焊班、红炉组和后勤组之中去，他们号召我深入生活，要与广大的工人打成一片，要我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是主动去的，我穿上工作服，与工人抬钢板，抬葫芦，我收集好人好事，将黑板报升格为油印简报。我整天在船台上蹿来蹿去，因为只有在白天，我才能与申重枝在一起。
我在木工班蹲了一个月后，作为一种铺垫，才到了电焊班蹲点，我当了申重枝的下手，我专给她敲焊渣。
在黑黢黢的令人窒息的船舱里，电焊烧出的热量和它散发出的一种药味，呛得人昏昏欲倒。可是我举着工作灯，愿意跟她爬到最深的地方。
我们缝补着船的龙骨和密封舱，也做着男女之事。当熄了灯，在滚烫的钢板上，在船壳外面别人震耳欲聋的敲击声中，我们汗如雨下地疯狂做爱。我们完成了高质量的焊结然后钻出来，一下子就提高了整个驳船的建造速度。
申重枝是看我的眼色行事的，她不声不响，这并不表明她是个没有心思的女人，虽然她文化不高。她没有提出非份的要求，未有要挟我，未有吓唬我，因此，她深知我这个心性颇高的人，不会成为她未来生活的依靠，我们之间好像有不可逾越的阻隔，这种阻隔是某种社会的标准，它表面模糊，人人心里清楚，它是维持社会生存秩序的绳子，在情感之外，在道德和良心之外。它虚伪，它冷酷，它让人痛不欲生，噙泪低泣，可是有人却能够承受这一切，在这种阻隔中寻找短暂的欢乐，并且将这种记忆美好地保持下去。
我开始在季度小结、半年总结和年度总结中写她。这没有引起厂领导的多大重视，在报给系统团总支的一份事迹中，我以五千字的篇幅写了她。我惟一可以报答她的就是这。这个什么都不为的半文盲电焊工，给我的负罪感是无比巨大的，我给她买过两双尼龙袜子，在一次下班的时候塞给了她，可第二天她又回赠了我两双尼龙袜子。她找我借过一次菜票，我给了她两块钱的菜票，但没几天，我都忘了时，她将菜票还给了我。这样，我想我只有用我的笔来“歌颂”她了。
这篇文章是怎样引起了市团委的重视又怎样辗转到总工会的，不得而知。直到有一天书记对我说，市总工会要我们重新写一篇关于申重枝的事迹文章。听说那个文章是我写的，依然还要我写。
市总工会来了一位笔头很硬的宣传干事，姓胡，胡干事很瘦，但是听说他的文章写得很有劲。他是来协助我采访的。他来之后厂长炒了几个菜接待他，他喝了两口白酒就满脸通红，夸我的文章写得好，夸我很注意细节的描述，问我是不是很了解她。我说是的，我说当然有一些了解，也不是非常了解，她的事情是很多的，这样的工人已经不多了，何况是技术工人。
厂长十分高兴他的厂能出现一个引起市总工会注意的人物，一个优秀的工人，当然是教育有方啦！
很瘦的干事就问我，她有男朋友吗，她是否有过推迟婚姻的打算？
我很不自在，我说她有没有男朋友我不太清楚，似乎没谈恋爱吧？
厂长肯定地说，她没谈恋爱，她的情况我很清楚，我跟她爸爸是一起当学徒的，申重枝这孩子人呢是个老实人，老实坨子，实话说长得一般，又在咱们这个江滩野郊的船厂，接触男同志有限，所以就没谈。
很瘦的干事说，要善于发现，说杜金考呀，这个你要好好写，申重枝一心扑在工作上，竟误了谈男朋友。她现在有二十四了吧？
我说好像差不多，大约快二十五了。
对，很瘦的干事说，写二十五，都快成老姑娘了，现在的一代青工，一参加工作就是讲吃讲穿，谈情说爱，而申重枝参加了五年工作，还没谈恋爱，把心思全花在船台上，花在学技术上，花在技术革新上，花在四化建设上。
然后我们就把申重枝找来，给她算她五年的工作时间相当于做了多少年的事，算去算来，申重枝已经做了二十年的活！也就是说，她一个人完成了四个人的工作量。已经干到二0××年了。
我说能不能不这样写呢？我说她的事迹本来是很感人的，这样一写就不感人了，这样的先进事迹材料总是把真的写得像假的，我说能不能像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那样写？那时候刚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我羡慕他的那种写法，写人，写人的性格，从一个人本身出发，而不是从建设四化这样的大帽子出发。我说一个人成为劳模是需要条件的，他（她）很难从国家的兴旺，民族的存亡来认识劳动的价值，那是报纸和电视强迫人这么说的，说多了，就假了，就不感人了。
瘦干事说像徐迟那么写要才华，他是在展示自己的才华，哪儿是写陈景润呀，是在写他自己。因此写先进事迹的材料还是要朴素一些，他要我就按原来的五千字文章扩大一些就行了，但一定要突出申重枝的时代特征，她既不是六十年代的时传祥，也不是七十年代的王进喜，她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他问申重枝：你真的没有男朋友吗？有没有爱你的男性或者你爱的男性？
申重枝这时脸微微地红了，不自然地朝我看看。
瘦干事又问：没有人给你热心帮助作过介绍吗？比如工人师傅们或热心的大嫂，最后，你瞧不中？因为……懒惰？不求上进？因你老是加班忘了约会时间？
申重枝总是笑笑，露出稀疏的牙齿，将手上的两只麂皮手套颠来倒去，如坐针毡。
最后瘦干事又问了申重枝是否将每个月的猪肝给身体不好的师傅吃了，是否照料过孤寡老人或跳下水救人，给我交待了写法上的一些问题，比如怎么出大题，怎么出小题，怎么结尾，特别讲了凤头猪肚豹尾的技巧，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等瘦干事走了申重枝来到我的寝室，我心想她会怨恨我的，在这样的场合见这样的人，只会使她难堪。然而没有，她来了，只说了一句“你这是要抬我摔跤是吧？”。
我说我要写你，我一定要写你，我一定要按我自己的想法写你，虽然我写不好，不是记者，不是作家，不是玩笔杆子的，我想写你。
我在想她如果有一张好脸蛋，我可能就横下一条心娶她了，劳动的光芒使她充满着那种热汗涔涔的魅力，对劳动的敬畏和欣赏因两性的磁力而更加明晰，青春的肌肤加上汗水，加上我的彷徨，使我投降而且堕落，它很可能会造就一桩好事。现在，又加上内疚，我所造就的不是我的婚姻，而是一个劳模。
我的文章写成了，洋洋万言，我知道我写得不错，我了解我写的人，我了解她的内心，她的渴盼，她的肌肤，我太了解她了。这篇文章是对劳模的赞歌，是发自我的内心的，写一个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女性，对船台，对电焊钳和夜晚的焊花怒放时永远保持的惊喜，是一个柔弱的女性对坚硬钢铁的爱，以柔证明了刚的存在，以刚衬托了柔的美丽。我写的是一种朴素的爱，一种自然的爱，就像农人对自己的稻谷。当然，我也使用了“默默无闻地奉献”，使用了“迈向四个现代化”，使用了“八十年代青年的新追求”以及“远大的理想”、“闪光的年华”等字眼。
我的文章在市日报的头版刊登出来了，应该不能叫“我的文章”，应叫“申重枝的事迹”。这张报纸那一天成了我们船厂的节日，这个默默无闻的船厂，出了个申重枝。遗憾的是，他们在刊登时把我的题目改了，我的题目是一个自以为很好的题目，叫《雪树琼枝》，我把她称作怒放的寒梅，在滴水成冰的那一年冬天，申重枝忍受着持续高烧的折磨不仅坚持上班，还给人顶班，她的病是伤寒。但是发表出来时，题目成了《一个电焊姑娘的追求》。这名也许是总工会的那个瘦胡干事改的。
申重枝成了市劳模。市十大劳模。
这一年的冬天，我们船厂周围的防浪林到处结满了晶莹的树挂。梅花其实是没有的，我们那个城市从来没有梅树，白梅红梅均没有。在那些树挂给人以一些遐想和温情的时候，申重枝第一次穿上干净崭新的工作服，从船台走上了市人民政府礼堂的主席台，她佩戴着大红花，从市长手上接过劳模奖状和奖给她的一部小三洋录音机。这个女电焊工糊糊涂涂地与市长握手，在电视摄像镜头前糊糊涂涂地笑，“电焊姑娘”的照片被放在市总工会的宣传橱窗里，写着她的单位与简历，写着她的年龄。
船厂里贴满了向申重枝学习的大红标语，在一个宣传栏里，我组织的团员青年向申重枝学习的文章，至少有二十篇。
申重枝回来了，开大会欢迎她。
申重枝还是申重枝，她还是她。她依然现出稀疏的牙齿笑着，脸上因为常年在电焊的烧烤下出现了奇怪的红斑，依然羞怯地不知说什么好，说一定要再接再励，更上一层楼，不辜负什么什么，争取什么什么，报答什么什么。
她长了一级工资，她成了预备党员。
那一天的晚上，以劳模的身份接连加班的她，用我给她的钥匙打开了我的宿舍。没有任何话，在黑暗中我们抱在一起。
我说你现在成了名人了，我说小三洋还是不错的。
她说没有用，你说不错我送给你算了。
我说这是你的荣誉，你用得着的，以后用得着的。
她听出我说的“以后”的意思，以后就是结婚或者结婚后。她说我用不着，用不着的。
我说用得着，我说听听音乐是不错的，我说你想学英语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说的愈来愈远，我说的完全言不由衷。这样，我知道，我与申重枝的这段尴尬而幸福的故事就要结束了，它不会长久，它无法唤起我们人生的激情——如果有，只能是回光反照，它使我们的表达、回报与赠予都变得病态，它使美妙的快乐变得暧昧，变得忧伤无助，使我们的追求变得愈来愈好高鹜远，愈来愈心怀叵测。
紧接着连申重枝也没有想到的是，她又成为了全省的劳模。
事情的发展已经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正像化学反应。
在上省里开会之前，厂长要我陪她去。因为她的文化水平，她无法准备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我要当一次她的秘书，为她出席的各种场合拟好发言稿，并帮她背熟。
这个我造就出来的“劳模”，用我的负罪感创造出来的大劳模，现在我倒成了她的随从。我所宣扬的东西与我所爱的肉体是一回事，但它们离我的心灵是多么遥远，我的肉体在这儿，在这儿期待着，狂热着，没有理智，我的真实的灵魂却多么孤独，像漫游的幽灵，像不系的苦船，没有交流，没有抚慰，顶风冒雨，踏浪独行，这就像一本《与神和好》的书里所说的一样；有时候，生命会像一条大河，快乐滋润地穿过翠绿的草原，也可以成为一支污浊的湍流，在岩石间冲激，在幽暗的深峡中迂回，冷冷凄凄。
在省里，我时常有一种荒唐和虚幻的感觉，并且非常强烈。
我这是第一次亲眼所见我抬出的一个先进人物，佩戴着大红花，坐在许多大腹便便，围着高级围巾的领导者中间。这些领导者经常在我们船厂订阅的报纸上出现，也是出席各种会议。我想莫非另外的先进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各种各样的人所造就而成吗？这些人物所表彰的东西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原义，变得干瘪瘪的，变成一种热闹，一种滑稽。
申重枝依然不合群，依然独往独来。在饭店里，我常常和她坐着，呆坐着，看饭店里来来往往的人，我们不说一句话，比我们在我那个小小的简陋的宿舍床上做那种事更沉默。当我们两人呆在一些没有人注意的地方时，比如同房间的人不在时，我们甚至没有了冲动与激情，两人都试图保持一种彬彬有礼的距离，不再疯狂地拥抱与接吻，不再抚摸与做爱。
有时候我想回去，尽快离开这个会场，这个省城，回到那个有着真实生活的船厂去。我每当看到可怜的、说话结巴的申重枝一个人在大厅的沙发上接受记者的采访，她的极度不自在，更让我羞愧难当。
“他又问了些什么呢？”等记者走了我说。我看见她眼睛红红的，嘴唇干涩，好像受到公安局盘查过一样，她突然说：“小杜，我们回去吧。”她蹦出这一句话来时，我发现我们的想法是多么一样。我恐惧地看着她，看着她的难受。
一天在一个工厂与青年工人的见面会上，我没有去，她回来满脸的赧色与恐惧，说：“我上台后要我说话，我的脑袋里竟是一片空白。主持人说我发烧，说我病了，才把我救下台。”
第二天申重枝真的病了，真的发烧，吃不下饭。我被会务组的人叫去时她已经躺在了一个医院里。医生在给她打吊针，给她量体温。我守在她的床前。我说你怎么是一个这么不经折腾的人，这么好的宾馆住了，这么好的八菜一汤吃了，你还拿自己的身体出气。
申重枝说，这样迟早会要病的，还会疯。申重枝说着就笑起来了，这一次是干笑，不是过去那种羞涩的笑，湿润润的宽宏的笑。
申重枝是拖着无力的肢体和一言不发的病态回到市里的。不过第三天我就看见她又穿上那一套千疮百孔的工作服上班了，她还是很虚弱，笑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都有气无力，看来她整个的身心都大病了一场。
我想这样的情况不能继续了，回到工厂后我就想着怎么离开申重枝和与她有关的环境——当然是船厂了。她到我宿舍里来得少了，来以后也会露出不情愿的样子。我说是不是当了省劳模瞧不上我了？她摇摇头，说省劳模算什么，那是没有用的，当上了全国劳模我还是焊我的钢板。
我也听到了风言风语，说申重枝是我在床上吹出来的，说我是以自己的小聪明在欺负一个老实巴脚的女工。当然了，他们不会当着我的面讲。我觉得也应该离开这里了，只有离开这里，那芜杂的，昏头昏脑的灵魂才能够摆脱掉纯肉欲的煎熬，摆脱掉低下卑微的生活方式，摆脱掉无法排遣的寂寞与忧伤。是的，是忧伤，当我看着这个晦暗无光的船台，看着每天源源不断、凌空而下掉落的焊渣，总是烧灼着你的头发，把头皮烧得吱吱作响，冒出一股股青烟，那你认为曾经美如彩火的焊花，其实是一些无用的渣滓，那船台的轰响太刺耳，喧嚣，简直如地狱一样。它没有宽大的厂房与车间，全是露天作业；它将船修好了，放下水去，又开始把一堆堆钢板做成船，这样无休无止的敲打与焊结，有什么意思呢？你会看腻的，日复一日的机械劳作，远离市区，经受着烈日、北风，你的眼里就是这些杂乱无章的景像，就算做一个厂长或者书记又有什么意思呢？过去我所认为的美是一种幻觉，是一个女人在暗中带给我的欢愉所引发的臆想，是女人身上的光芒感染了我，像病菌一样，现在，感染期过了，那种光芒已经慢慢地黯淡下去。
其实，真正的肉欲是会疲倦的，你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讨厌起那个你为之疯狂的女人，你会在突然间讨厌她，你会认为女人不过是一堆肉，一堆大同小异的肉，你会厌恶那个令人欲仙欲死的身子，讨厌她发黄的腰臀，讨厌她某一处骨头，讨厌她抽鼻子的样子，甚至吃饭和喝水的样子，就像讨厌这个船厂一样。你会觉得对方是如此陌生，而且交往是如此无聊。
促使我真正想离开我熟悉的环境和离开我过去所有的熟人（男人和女人），还是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一次差一点丢了性命的未遂灾难。或者说，是这次可怕的遭遇使我决定逃之夭夭。
有一天，副书记要我去见两个人。在会议室里我看见两个我不熟悉的人，一个像个佛爷，一个像个日本翻译官。这两个人都十分和善。我坐下后他们便问我：你认识某某吗？我说我认识，某某就是商场的那个单名女孩。他们又问我你认识某某吗？我说我认识，朋友嘛，这个某某是与我一同顶职到某公司的老乡，一条街上长大的。然后他们又问，你认识小×吗？我想了想，这个小×就是上次某天夜晚商场女孩带来的她的新的男友，一个长得像白面书生的秀秀气气的小伙子。
当时的气氛就有些神秘，有些紧张。这两个人（显然是外调人员）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小×单位的，他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因为他杀了人，他把某某（商场女孩）过去的一个男朋友杀死了，当然喽，他肯定会枪毙。
我难以相信那个白白净净的小×会杀人，我见过他，我认为他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小伙子，比我强多了，他长得帅，不像我是个个子不高而脖子很长的丑男人，我的眉毛稀疏，鼻梁坍塌，眼睛近视，有人说我的眼睛长得像女人的丹凤眼，这是瞎恭维。比如申重枝。另外我还患有严重的胃气，与人说话的时候喜欢打嗝，更加增添了我的丑陋，所以当商场的女孩不计前嫌来我处玩时——并且带来了她新的男友与我的街坊，我为商场女孩能找到一个比我强之百倍的小伙子而祝福，而高兴，而庆幸。如果她真找到了我，那她会一辈子都因我的不配而苦恼，虽然我能画几朵梅花，也不能弥补我先天的不足与缺憾。
我对那两个外调人员说，那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杀人呢？那两个人说，怎么不可能，你也差一点被他杀了呢。
这无疑于晴天霹雳，我当即就吓傻了，我差一点没从那张条椅上软下腿去。杀我吗？我说，他们为什么要杀我？
这一切当然都源于那个单名的商场女孩，不知是炫耀还是诚实，这个女孩把她过去的那些事全供出来了，她说我虽与她接过吻，但她的新男友小×不相信，他认为那个船厂爱打嗝的叫杜金考的男人肯定跟他的这位漂亮女友睡过觉。他已经发现这个女友不是个处女，她会很容易接受男人的侵犯，她已经敞开了城门，让男人长驱直入。因此，那个叫杜金考的工人阶级怎么会留一手呢。
这一天正好有我的那位街坊跟他们一起喝酒，小×决定要杀掉那个姓杜的男人，要她的女友带路，但这位商场女孩好像有点念及过去的感情，不愿意带路，说她实在不知道杜金考住哪儿。于是，杜金考的这位街坊自告奋勇地说他知道，这个与杜金考无冤无仇的街坊，决定充当帮凶和杀手，其实他的父母与杜金考的父母关系很好，但是他想为那个新结识的小×复仇。于是，他们揣着刀子来到了郊外江边的船厂，同行的还有一个小×的小兄弟。
来到船厂，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我看见了商场女孩，依然那么漂亮，我给他们倒茶，给他们递烟，因为还有我的街坊。在没有杯子的情况下，我找到了隔壁左右的几个漱口杯子来。我看见他们在那儿嘀咕，而商场女孩一直袖着手在一旁站着。
这个女人从开始到最后，都袖着手，对他们的暗杀行动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制止。她完全可以为我通风报信，然而她没有，是不是她曾在与我分别时说过“走着瞧”，现在得以实现了。反正这个漂亮的女人在我那儿没说一句话，但面部表情并不异样，使我对我即将面临的杀身之祸毫无察觉。他们说，到堤上去走走吧。就这样我便跟他们出去了，走在江堤上，他们匆匆地在前面小声商量着什么，那个商场女孩却在一边抱着膀子与他们和我不即不离。
事后我才知道他们在商量着怎么下手，他们在寻找机会。但那一天堤上的人好像总也走不完似的，在那一天我回忆这平常少人烟的江堤上，的确有三三两两的行人，也有一些汽车经过，这样，他们下不了手。他们准备在江堤上结果了我的性命，然后将我扔到江里，让我无声无息地消失，成为鱼鳖宵夜的美餐。
他们的袖笼里都揣着刀子，包括我的那个与我一同长大的莫名其妙对我怀着杀死冤仇的街坊，他们趁着酒兴，准备要放一个人的血。也包括那个我曾想入非非的女友，她袖着手等待着他们对杜金考下刀子，她肯定不会阻拦，当那些人喊她帮忙抬一下这个人的尸体时，她也不会帮上一把，依然袖着手与他们一起离开。
以后我听说这个女孩十分慑于她的新男友小×的拳头。这个面善的小伙子，实际上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歹徒。他用铁丝捆过她，扯过她的头发，把她的下阴踢得红肿。
还是接着说那个晚上未遂的凶杀案吧，那个晚上是菩萨保佑我，保佑我这个无辜者免成一伙歹徒的刀下鬼，所以才突然冒出那么多人，那么多车，来来往往。这些人，车，都是菩萨幻化的。在堤上我对他们说，船厂十一点半有夜宵，到我那儿吃夜宵吧，肉丝面。小×说不吃了，于是他们又去嘀咕，商量着怎么办，已经把该杀的人带出了工厂，眼看着就要神不知鬼神不觉地把他解决了，怎么办呢，这么多人。那个我的可恶的街坊给小×出了个主意，说杜金考好杀，以后杀他有时间，干脆今晚把某某杀了。
这个某某是与商场女孩真正睡过觉的，也是商场女孩自己供出的。于是，死神与我擦肩而过，菩萨把这些恶人引走了，引到某某的单位——一个汽车修理厂，他们去了那里，把那个汽车修理工从厂里带到一个公厕里，将他三下五除二地杀了，并丢进化粪池。就是这么简单，他们想杀谁便杀谁，他们报了仇，解了恨，然后走进监狱，走上断头台。
你说，你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一群毫无道理的人中间，你还不离开吗？还不赶快从他们（以及类似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吗？
我当即就对两个搞外调的人嚎啕痛哭起来，我是个不争气的男人，说哭就哭，我说感谢你们，把小×抓起来了，不然我的脑袋就要掉了。尼采说，最虔诚的人才会失声痛哭。我对什么虔诚呢？
他们说早干掉了，早就不在这里对我们哭了，早就去东海见龙王了。他们要我写一个材料，他们说是帮公安局搞的，说这都是他们的罪证。
我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倒霉，为什么生活在这么一个可怕的朝不保夕的环境里，是我对爱情的不切实际的渴望与我错误的出发点，它保不了以后像申重枝这样的女孩也觉醒过来，将我撕成八块。
不过我有一点庆幸，到如今我还没有家庭的羁绊，我愚蠢地认为我对自己的人生安排是对的，这种念头使我既自慰也不想忏悔。
我在暗中寻找着出路，完全收敛了自己，简直到了闭门不出的境地。这时申重枝又恢复了申重枝，按时上下班，不再招人现眼（也许她从来就没有过招人现眼），默默地手拿电焊钳缝补着她的钢板。劳模就是这样，就是一阵子的事，一阵子的风光，永远的劳顿。
总工会也没再要我整她的材料了，胡瘦干事可能又去了另外的工厂，挖掘另外的劳模去了。因为我的闭门不出与她的见面以点头为止，她好像也觉察到了什么，她其实是个很敏感很细心的女人。
有段时间她没叩我的小门，偶尔经过时也不进来。我听得见她在门外说话的声音，听得见她走路的声音，就是不见她开门进来（她依然拿着我的钥匙）。特别是晚上加班人不多的情况下，她拿着碗经过我的宿舍去厨房宵夜，又拿着碗回去，若是往常，她总会一个人悄悄地溜进我的宿舍，带着劳动后无声的激情与我翻云覆雨。这样的晚上真是潮水猛涨的晚上，它让我度过了多少幸福的夜晚。可是，好事不再了。
过了些时候，有一天大约是领薪水吧，她手上拿着一些大小钞票，终于进了我敞开着的门。她对我说：“你还不去拿工资吗？”然后我想去关门，被她阻止了，她说你关门我就走。
这样我只好打开着门与她枯坐着，离得很远。她告诉我，她要结婚了。她十分平静地告诉我，她准备结婚这件事，她从门外带进的那股渐渐让我淡忘的气息似乎有一点新娘的气息。这气息是与另外一个男人相融产生的。我说怎么这么快呢，怎么可能呢？
她说有什么不可能的，再不结婚就嫁不出去了，都老了。
我说什么好呢，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在这件事上我注定了吞吞吐吐，闪烁其辞。我说我要给你送一点东西。她说算了吧，你的这份情我领了。我说我一定要送。我问那一位是什么人，干什么的，在哪个单位。
她告诉我那一位是一个郊区的老师，在郊区中学，也就是我们城市旁边的一个农场中学里。她说人家是师范毕业的，就是家在乡下。我说长得可以吗？她说长得比你强，比你高，比你壮实。我说祝福你了，你找到一个好人了，如果你真找我，那就是一个悲剧。
我给她买了两个荆江牌热水瓶，上面是大红的喜字和喜鹊登枝图。我还给她画了一幅白梅，将那篇文章报纸没用的题目用在了这张画的题款上，叫“雪树琼枝”。我给她还买了一瓶香水。我认为她应该使用香水。
那几天的天气十分地糟糕，冷得不行。那天我说给她买了点东西，希望她来拿。晚上她果然来了，晚上她没加班，穿着厚厚的棉袄，围着一条大红的化纤围巾，脚下是一双新的劳保翻毛皮鞋。
进了宿舍，我旧病复发，无法忍耐，关上门就欲与她亲热，可是她拒绝了，她亲了亲我，却不想与我深吻，她不靠近我的床沿。
她说我是来拿东西的。我便将我买的东西拿出来放到桌子上。她说我不想要，你干脆自己用了算了。我说这东西我能用吗？我一个男人我用香水吗？这开水瓶我也没有用，我这辈子只怕用不了红双喜的开水瓶了。她说好，我接受了。她提着那些东西就准备离开，我说不坐会吗，我说不喝杯开水吗？我试图再一次努力，让她就范，重回我的怀抱。她那天非常固执，不让我摸她，她的两只手像两把铁钳牢牢地阻止着我，我的手总在她手里，她说不行，说我都快结婚了。她说这样，小杜，我们出去走走好吗？
我说这冷的天到哪儿去走走，难道这个屋里不好吗？但是那一天她胜利了，她让我帮她提着两个开水瓶，我们一前一后走出了船厂。
那一天的晚上飘起了雪花，那一天晚上地上开始发白，而江滩的防浪林早就因为空气的奇冷被凌成了一枝枝树挂。在江边，它的树总会时常被冻成这一副样子。可那一天晚上的树挂因为四野静谧，雪落无声而分外地美艳。在寒冷的季节，我第一次发现那被凌结住的树挂给人带来的是一种温藉，好像有一种静谧的期待与赞美，好像身笼于春天的大野，内心缓缓流淌着清澈的泉声。
我们就那样走着，我听见申重枝说：“喂，你说话呀。”
我说我说什么好呢？没什么说的。我说雪还大一点就好了。
这时候，雪就快停了，很小，很细，就像在面粉厂遭遇到的粉尘。
这时候，对于肉欲的渴望冷却下来了，我们身临树丛，我发现这样行走也是十分美好的，这样行走，与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电焊工在一起，也有一股味道。在过去，我与她的接触几乎都是在床上，在两人身体赤裸的纠缠中，到处是汗，到处是污秽的液体，到处是蹦蹦的心跳和放纵；它十分短暂，不能持久；它好像要毁灭对方，也毁灭自己；它疯狂，它神经质，它歇斯底里。而现在，却面对着自然，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漫天粉尘似的细雪，江滩，夜，被冻得无声的树挂，显示着一种奇异的童话般的感觉，好像走入了一个宫殿，一个只有在书中见过的遥远国度的宫殿，一种美，一种回忆，一种默默无语的伤感，一种对上帝的臣服和忏悔，一种寂寥、空旷、冷静、知足。
我抱住她吻她，心情平和地吻，我们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相拥着，轻轻地吻，害怕碰坏了什么。我们在无边的雪树与琼枝间走过，走上江堤，然后我们分别，我们踏着薄薄的雪，在寒冷的冬夜各自向家走去。
我记得我当时想说，想埋怨到这个鬼地方来干什么，我想流里流气地跟她开一个玩笑，想说被子里多暖和，可没有说。后来当我惊讶于前后左右的树挂，心里真这么想：也许跟她的一段交往什么都会忘记，却不会忘记这个冬夜；过去进天堂下地狱的无数次做爱都会在记忆中模糊、混淆、消失，而这个夜，这寒冷的夜晚，将成为某段往事的光点。我想说出来，也没有说。
这样，我回去的时候我的心像被水洗过一样，我发现这个貌不惊人的女电焊工不仅仅只是个会缝合钢板的女电焊工，不仅仅是一个一声不吭的普通女人，当然，也不仅仅是我塑造出来的一个劳模，她还有许多本质的美好之处。但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她即将成为他人妇，成为一个故事的无比凄伤的结尾了。
因我叔叔的关系，我成了一个砖瓦厂驻长沙办事处的一员。专门推销用长江泥沙烧结的砖瓦。
我去了外省。我用当时的两瓶好酒（酒名忘了）说服了砖瓦厂的厂长，来到了我叔叔的城市，来到讲湖南话的完全陌生的人中间，来到了臭豆腐和辣椒中间，来到了湘江边上，住在一个十分隐蔽的小巷中，每天闻着煤炉的烟味和臭豆腐的香味，四处推销我的产品。
我当时想，这也是一种权宜之计，我不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推销员，除非因为某种机遇使我能赚一大笔钱，能做一栋房子，且能天天吃凉拌甲鱼。在这种朦胧的妄想和渴求中，我离开了喧嚣的船厂。
这样我就认识了一个叫红桃的长沙女孩。一般地来说，长沙的女孩都比较秀气，漂亮，虽然长沙的城市很土。长沙是个水码头，水码头的女人都有一般好闻的水腥味。身上弥漫着水气的韵味。这个叫红桃的女孩肤白，丰满，眼睛有神，夏天总是短裤，趿了双红色的泡沫人字型拖鞋，在湘江边的小巷里扑哒扑哒地行走。她经常到我们的办事处来，她属于那种城市的闲人，没有工作，家境一般，有饭吃，家里的人总有一两个混得不错也有混得不怎样的人，因为年龄使她看什么都新鲜，懒懒散散。她经常到我们的办事处吃我们的火锅，参加我们的小赌活动，输了夹耳朵，也来钱，不过她肯定是只进不出的，输了让别人掏，赢了收进兜里说是买皮鞋去。
我已经跟她睡过几次，发现她对一切都不是很在乎，睡过后在我极度疲倦的时候，她还要拉上我陪她去五一广场吃臭豆腐。
我手瘫脚软地踏着夜色被她拉到五一广场，我们买了四十块臭豆腐，放了辣酱，然后每人又买了一大碗生啤。我看见她那灵活、好看的嘴吞食臭豆腐可说是异常迅猛，喝酒的姿势也充满了性感。吃完了，咝咝地抽着冷气，又要我陪她去江边候船室旁那水泥地上的露天茶室喝茶。
与她在一起需要有身体作保障，可我已经睡意混沌了，她却兴致勃勃，我们坐在躺椅里我直想睡觉，她却不许我躺下。我们喝着滚烫的热茶，看着长沙的闲人们争相上台献歌。这些趿着拖鞋的民间歌唱家，大多都有一副不顾一切的歌喉，有一种拼了命也要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劲头，因此唱得行云流水，声震九霄，把个酷热的长沙码头唱得火光熊熊，让人汗炸头裂。
红桃也要去一展歌喉，她的美好的身段和脸面都是她要上台的理由。她的嗓子特别尖，可以说，我还没有发现如此尖声的嗓子。在床上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她尖声的嗓子，使人听后觉得我关了门在虐待她。那种声音迟早要把人吓成阳萎。我无法忍受她在江边献歌的声音，更重要的是，我的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我的补助，我的工资，我的差旅费，总会很快地用完，我是办事处里的老超支户。另外，她在肌肤之亲时的心不在焉，也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我离不开她，又对她无法动情。
她无法与申重枝相比，申重枝是认真的，无私的，并给你心灵的压力，你时刻想忘却那种压力的爱欲，会创造出一种挣扎之美。而与长沙妹子的亲悦，就十分简单、明了了。睡觉，吃臭干子，喝酒，买皮鞋或者衬衣。她并不贪婪，并不找你要裘皮大衣，要纯金项链，可是她又能时常让你身无分文。
可爱的红桃，我与她同居了！
那时候我发了一笔小财，我与几个业务员倒卖了一批录相带，就是把长沙的录相带（它离广州近嘛）运到我们的城市去，卖给每个录相点，这样我在红桃的暗示下就与她同居了。
可爱的红桃，我又与她拿了结婚证！
就是这样，我们在清水塘毛主席的旧居不远租了一间房子。
这实在是太仓促了，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就有了家庭。所谓家庭，就是在过去同居的基础上多拿了一张结婚证。
你们要知道，当时的长沙（乃至整个湖南），阶级斗争的警惕性还依然是很高的，虽然进入了八十年代。在一次清查暂住人口中，一个警察要把我逮走，不是我可爱的长沙妻子红桃撒泼，骂他妈的个鳖，我早就成流窜犯给关起来了。于是我自己在办事处盖了个公章，红桃在街道盖了个公章，我们就拿了一份允许公开同居的证件——结婚证，一人一份，我那一份我还让红桃给保存着。这事，我的兄弟姐妹、父母大人都不知道。
但我清楚，一定是长沙的臭豆腐把我熏昏了。
我在与红桃偷偷地成为夫妻之后，回到了我们的城市，并去了一次船厂。在船厂的财务室里我遇见了申重枝，她依然戴着一顶蓝帽子，依然穿着千疮百孔的工作服。
我问她是不是结婚了，她说是结婚了，我问她家安在哪儿，她说家安在郊区农场那一位学校里。我说那你上班不每天倒公共汽车或者骑自行车？她说她就住在厂里，与青工们住在集体宿舍里，只是到了周末才去郊区的家里。这样，她似乎依然是单身，过着单身汉的生活，而且比过去还不如，过去她住在父母家里，结婚后搬出来了，因为她已经嫁了出去，是别人家的人了。
这个省劳模的婚姻是如此的平淡无奇，没有任何可以谈论的，好像我们的婚姻都不过如此。不过我是不会向生活投降的，不会轻而易举地被暗淡的人生就范。我之所以未声张我的婚姻，是有我的打算的。
见到申重枝的那天不是周末，所以我约了她，说想跟她说说话。在晚上，我们在约定的地点见了面。我问了她的情况，她问了我的情况。她说的可能是真的，我说的一半是假的。我没说我结婚，不过那真不叫结婚，那叫什么结婚呀，那不就是合法的同居吗，不就是可以堂堂正正地逃避警察的查房吗？
那个晚上申重枝因为加班，她穿着一身厚厚的工作服，她说她要上班去了，她说现在抓得很紧，迟到一会就要扣奖金。我不让她走，她最后竟然软下心同意了我的非礼。她脱下工作服铺在地上。完了之后她居然说出了一句傻乎乎的话：进去了两个人的精子不会生病吗？她结了婚，她的话放肆些了。我说你在说傻话，我说你给我怀一个吧，她说想得美。她说不会的，是安全期。我说给我怀的孩子就不聪明吗？我的遗传有问题？她说不是，你太聪明了，我不敢怀，再生一个跟你一样聪明，长大了又要欺骗多少女孩。我说我在欺骗你？她说差不多，就是欺骗。不过她后来笑了，她说我喜欢了你的欺骗，还有那个什么劳模。她说这就是欺骗，当时要我离不开你，让我感激你，现在，我恨你。
接着她就走了，她的声音没有变调。她不会恨我，她没有恨我。她走了以后，我在那里站了好一会，抽了两支烟。我看到远远的那高矗的船台，不夜的船台。在那些此起彼伏的盛开的电焊火花簇中，有哪一朵是申重枝点燃的？
我回到了长沙。
在我和长沙妹子红桃租的那个小家里，我发现了一个嗓音很好的梳大背头的男人。这个男人与红桃是街坊，也曾在我们办事处唱过歌。这个有点神经质的男人擅长唱文革歌，他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和《我为祖国守大桥》唱得慷慨激昂，而他的湖南民歌《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渔歌》又是唱得如此的开阔如此的云蒸霞蔚，一波三折。
这个大背头男人也是个长沙的闲人，艺术闲人，他在我家唱歌，在我家喝酒，把我家当成了他练声的场所。他和我的妻子红桃，这一对青梅竹马的男女歌唱好手趁我不在家，除了对歌还会干出什么事来呢？他们志同道合，一个干柴，一个烈火，还会干什么好事。
可是红桃说，她太寂寞了，我不在家，她就想把大背头请来教唱，她想以后能在一些歌舞厅赶场挣钱。而大背头已经开始挣钱了，一个晚上赶三个场子，一个场子二十元，一天下来就六十元，吃穿不愁。她说大背头早就发现了她的天赋，那个尖嗓子完全可以超过李谷一。大背头说红桃完全不必要用假声气声，就像他，用本嗓，还可以不要麦克风，那就见功夫哪！
有一天晚上，我从雷锋的家乡望城县推销砖瓦回来，已是深夜十二点，我远远地看见我的那个租住的家窗口还是亮的，而且从窗子里又传来了《洞庭渔歌》的高亢的歌声。我实在没有勇气去敲门了。那歌声，那男性的歌声填满我家的每一寸地方，我呢，我显然是多余的人了。我只好转过身去，回到办事处，在人家的床上对付了一夜。
我知道，在我失去申重枝以后，我成了一个破罐子破摔的负面人物。她在我生活中的存在，使我不当一回事，甚至尽量想抹杀这种存在；而当她无怨无悔地退出我的生活，我才觉得心里的某个地方，完全空落落的了。
与红桃的离婚没有使我落下不好的心情，没有对自己仓促的婚姻感叹出什么样不幸来。我似乎不想把这件事与我的人生和生活联系起来。它是我这个人之外的一点小事儿，不起眼，无伤大雅。我也没有想再结它几次婚，再过足这种离婚的瘾，我没有。我不把它当成一种乐事，也不把它当成报复社会的手段。我倒是清醒了一些，如果还能结婚——肯定能，那就过一辈子了。
正因为我把它当一个过场，所以，在长沙发生任何事都不必惊讶，也不放在心上。
我把它当一个过场，一种铺垫，我想我会重新过一种生活，我之所以抛弃那个婚姻，是因为觉得还没有准备好，而不是其它，比如期望过高。
当我与红桃在火宫殿吃完那顿臭豆腐之后，我们就各是各了，没有财产纠纷，没有子女纠纷，没有埋怨，她依然趿着拖鞋回到她的街上，我依然客居在她那个城市推销砖瓦。
“好啰，我祝贺你早日去歌厅赶场啰。”我说。
“只怕我赶场的时候你不想来捧场了。”她说。
“我买十簇鲜花捧你的场。”我说。
“你在讽刺我吧，小杜鳖，你么子说话恁伤人啰。”
我们就分别了。
就像任何一次约会和吃臭豆腐。我听见红桃的口里依然出现了啖过辣椒的咝咝声，依然红光满面，劲头十足。
我说了，虽然我已经心如古井，对在长沙发生的任何事都不想惊讶，但事情终归是事情。而且是比那个小×准备残杀我的事情还难以对付的事情。
红桃没跟我吵闹就分手了，可她的家里却出现了一个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这就是她的弟弟。这场婚姻以我还未完全认识她家的人为结束，对她的弟弟，我也知之甚少。我一共才看见她的弟弟三次。第四次看见的时候，她的弟弟手上拿着明晃晃的刀子。
关于湖南人的刁悍那是有口皆碑的，红桃的弟弟就是这么一个人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咬牙切齿的长沙犟驴子。听说他那时候搞生意亏了本，想诈我几个钱财。理由很简单，要拿我的脑壳，赔他姐姐的青春损失费。
“我还没看到你这号人，你这个鳖九头鸟。你有九个脑壳老子也要拧下来。”他说。
我说你姐姐的青春损失费真要赔也还轮不到我咧，你问她去，该先找哪一个赔。
红桃的弟弟就要过来直刺我的颈子，被办事处的几个人拉住了。就是不拉住我也不怕。我那天好像不怕了，不怕狗日的那些刀子。有时候人横了，什么都不怕。我想我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被小×差一点就捅了扔进长江成为一个无头案，我现在多活了一年，活出赚头了，我还怕你这个长沙犟驴子。我谅想他不敢真动刀子，这又是我的一次失误，他是个真敢动刀子的货。一年以后他掐死了自己的老婆。他的老婆瞧不起他，他虽然刁悍，却没有生育能力，他的如花似玉的老婆就跟本单位的一个有妇之夫好上了，有一次不辞而别，与那有妇之夫上了衡山，几天回来以后，红桃的弟弟发现他老婆的下身都肿了，一对偷情的男女在衡山上拼命疯狂了几夜。红桃的弟弟一气之下掐死了老婆，自己也找了根绳子吊在吊扇的钩子上，让吊扇把他冰凉的身子转了三天三夜才让人发现。这自然是后话啦。
这个长沙犟驴子拿着刀子要拿我的九个脑袋，我只好在别人的帮助下用竹梯下楼溜了，住进了我在长沙铁道机械厂的叔叔家。
可那长沙犟驴子又追杀到我叔叔家，夹走了我叔叔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和半包白沙烟。后来通过调解，赔了他八百块钱，不过我已经不在长沙了，回到了我那个砖瓦厂。
人财两空的我因为一次机遇使我好梦成真。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闲逛时碰见了总工会的那个胡瘦干事，当他得知我现在成了砖瓦厂一个不合格的推销员，十分怜悯我，他说刚好有一个事，省总工会要办个大型展览，要抽各地的人去帮忙，说我有美术功底，正好可以去。便替我给砖瓦厂请了假，让我去了省里。
办完了展览，又遇上省总工会正在筹办一份报纸，我作为借调人员，成了这份内部报纸的美编。
我的关系完全上来了。在报社同事的张罗下，我找到了一个老婆。肯定是找老婆啦，是直奔老婆而去的，于是找了几天就结婚了。
我的老婆是个大学生，我的老婆戴眼镜。我的老婆瘦，我的老婆文质彬彬。我的老婆不仅有四环素牙齿，也有单名，她的名字叫邵男。但是这个四环素牙和这个单名已非我当初倾情的牙齿与名字。我的这个老婆羸弱，有气无力，缺少激情，知识分子，没有那种世俗女子的野劲，不趿拖鞋，不喜欢吃辣后在口里发出咝咝的声音（她压根就不吃辣），不与我在野外行房，不悄悄地半夜开我的宿舍，也不反抗。我的老婆是学外语的，讲一口地道的牛津英语，她的那些书我一点都看不懂。她是一个中学的外语老师，她的父亲也是一个中学的老师，她的母亲是一个公司的主管会计。在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后，她的父母就经常到我们家住。在我们家住期间，我的老婆就拒绝与我同房，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像两个同性人。
我的女儿是一个精怪一样的女儿，她两岁就能说许多英语了，三岁就会用大人的口吻给我们俩劝架。她认为吵架是没有意思的，她在幼儿园就不跟人吵架，她说你们都是大人了，吵架有什么意思呢。就冲我的女儿的这个智商，我们也没有理由不过一辈子。我的女儿长大后肯定戴眼镜，肯定是大学生，说不定会出国呢，那么以后我就跟着她的妈妈邵男一起去国外看望我们的女儿，并与她们一起同住。就冲着这样的一种高雅文明的希望，我们也没有理由不过一辈子，我们，我们三个人。我和我的老婆，女儿。
现在要说到我啦，我呢，我住两室半一厅，评上了副高职称二级美术师之后就开始大把掉头发。我还是画我的梅花，不过在报社后我师从我省的梅花大师张之暮先生。我在宣纸上（当然不是马粪纸啦）画雪中白梅小有名气了。我不再用广告颜料，我用的东西都十分高级啦，用泾县的宣纸啦，歙县的徽墨啦，湖笔、端砚，等等。我的题款也不是那么革命化了。我现在用的题款大多是：“隔林迢递见梅花”、“几多心事无人问，独看梅花月半痕”、“溪回谷转愁无路，忽有梅花一两枝”、“梅须逊雪三分白”、“暗香浮动月黄昏”、“探梅诗客多清趣，瘦蹇冲寒溪上去”等等等等。
我的梅画得愈来愈好，头发掉得愈来愈多，我阳萎，血脂升高，双眼时常干涩，记忆力不如从前，喜欢呆在家里，不爱应酬，讨厌歌舞厅。我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沿着一条老路线走，决不改变路线抄近路；我有了点迷信，认为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如果突然改变什么，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我还在加紧申报一级美术师，并且奢望办一个画展，出一本《白梅谱》。我已经不缺钱花，奖金也不错，时常半羞半怯地卖点画。我走过菜市场对一张又一张掏出十元的钱币都没感觉了，我回家时总提着卤鸡卤鸭，还捎带一瓶尖庄酒。我开始想我大约能活多大年纪了，我比较注意自己的饮食起居了，我开始订阅《益寿文摘》报，这是中老年人十分喜欢的报纸。我开始计算自己的时日，就像《圣经》上摩西祷告时说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吧。”
我不再倒卖录相带，不再推销砖瓦，也不再与人在寒冷的冬夜约会，也不担心谁暗杀我。我不再期待半夜一个女人的悄然撞入，不再在千里之外的城市里与一个不相爱的女人吃臭豆腐和喝烫茶，不再在自己的屋外踯躅，无家可归。
这年我回去了一趟，是一个人回去的，我想见见申重枝。
我见到了她。
她告诉我她现在是不脱产的妇女主任，专门管些妇女围产期哺乳期的事，发放避孕套。她也有了一个女儿，她也瘦得很厉害，脸上不知是焊花烤的还是因为生产，长了一块块的蝴蝶斑，臀部也没了，走路的姿势更加不好看了。她告诉我她带了一群徒弟。
我问你还住在郊区学校吗？她说是的，还住在郊区学校，她说她的那位停薪留职了，与几个人一起办了个什么化工厂。那天她爽快地说：“今天到我那儿玩去。”她的眼里闪着一丝淫荡的光，她已经是孩子的妈了，没有羞怯了。她告诉我那位不在家。
有些东西好像将要被唤醒，虽然我警告自己，但撒旦魔鬼附了我的身，我答应了下来。
那个晚上我与下班的她在一个小餐馆吃过饭，等天黑之后，找了个三轮屁屁车，向郊外农场的中学驶去。
一路的坑洼颠簸，把我的脾脏都快颠破，我说师傅你又不去抢火，你择路慢慢开不行吗？师傅说，这个路你怎么开都是这样。申重枝一言不发，靠在我的肩头，很幸福知足的样子。我想我这是到哪儿去呢，就像是到地狱去一样。
我们好歹到了那个荒郊的中学。申重枝的屋也就是乡下中学居住的那个样子，一通间，中间隔了，前面是客厅，后面住人。里面没什么东西。她与我的生活已经相隔万里了。
就是这样，我的开水瓶还在，市里奖给她的那个小三洋录音机还在。而客厅里的墙上，竟还赫然挂着我用马粪纸为她画的那幅“雪树琼枝”。画是旧了，可是意境，我觉得那真是朴素而年轻的意境。我好像看见了年轻的我，在那个小屋里，怀着青春的喜悦，为我所拥有的女人画画。整个画有着生命的欢愉，不怕寒冷，讴歌风雪，画画的人本身就顶风冒雪嘛！它没有别人现在评论我的“孤峭的意境”、“深寒中的阒寂”、“对纯美的理想渴望”、“一颗被冰雪涤荡的尘心”、“对社会和人生履历的一种哲学理解”。我看着我过去的画，它直截了当，它热情洋溢，没有哲学和艺术，它就是生命的天真表现，它渴望爱，拥抱，亲吻，发泄。
那个晚上，当我接触到申重枝的身体之后，不仅是陌生，而且产生了强烈的排斥。我说你不要靠近我好吗，我说让我先躺一会说说话。她的肌肉呢？她的胸脯呢？没了。她的乳晕那儿全是发黑的褶子，口唇干涩。这种生理的反感我知道也源于我荷尔蒙睾丸素酮分泌的明显减弱。当我说让她莫靠近我时，我看见她十分伤心。
半个小时我们匆匆地完事后我就要起身走了，她挽留我说明天早晨走不行吗？我说我还有事。她说不是说好了的吗？我说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今天还得去办一件事。
我心乱如麻地离开了学校，走上大路，步行着往市区赶。我在心里痛苦地说：再见了，劳模，一切都结束了。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劳模，再见。我在半道上截了一辆三轮屁屁车，将我颠簸着送回了市区。
我不是一般地伤心和绝望。我想起约翰·本仁在《心路历程》的一段诗：“我一路至此，一路背负罪担/凭什么也减轻不了我的悲痛/直到这儿何等美妙之处/莫非只有此地才是我祝福的起始/莫非只有在此我才能卸下重担/莫非只有在此才能解除我的捆绑……”
我想说什么呢？是不是一切都完结了。我在船厂前的江堤那儿下了车，我看着灯火稀落的船厂，我走在那曾潜藏着置我于死地的江堤，我兀然想到那个夜，那落着粉尘雪花的披满树挂的防浪林。
那一夜的氛围显然有些奇异，那被冰雪冻结的树枝像谁安排的一个巨大舞台的布景，像童话中的数不清的白色珊瑚。我走进那个世界，也许从那一天起，是不是就开始了对自己生活的凭吊？
白色的琼枝啊！人还在，景依然，但是我却看见了深埋在荒草丛中的一个坟墓，一个没有墓碑的弃冢。它埋藏了我们以往的生活。它美好，让我跪祭，让我永世难忘。最美好的年代，其实是在不美好的环境中度过去的。当一切都美满、遂意之后，乏味而漫长的日子就悄悄来临了。
我们还得小心谨慎地继续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