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志毋虚邪，行必正直。
——《管子·弟子职》
“古句新解”
心志不虛假邪妄，行为必然正直端庄。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非常重视立志，他们把立志放在学习的首要位置。所谓“志”，即“心之所之”（《论语集注·为政》〉，指意志、志向，包括思想态度。尤其汉代以后，教育家不仅十分重视立志，而且还把立志与勤奋、成就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规律性的认识：立志而后勤奋，勤奋而后有成。如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明确指出：“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又如明代王守仁说：“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未笃也。”都强调学习必先立志。朱裏甚至将立志比喻为如同人需要吃饭那样重要，他说：“立志要如饥渴之于饮食。”管仲提出“志毋虚邪”，就是讲志。孔子认为人的人格力量要比权势大得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是其著名格言。“志毋虚邪，行必正直”这句话告诉我们：要从小立下报效祖国、心忧天下的宏伟大志。心志和行为是一致的，胸怀大志，行为上必然表现为刚强正直。
范仲淹，字希文，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两岁丧父，少有志操，孤贫力学，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在中央，先后任秘书阁校理、右司谏、尚书礼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枢密副使等职；在地方，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先后任职于广德、亳州、陈州、苏州、开封、饶州、邓州、杭州等十几处地方，还曾做过军事工作。六十四岁时，范仲淹赴任颍州途中，病逝徐州。范仲淹一生清廉从政三十七年，从地方到中央，从中央到地方，几进几出，宦海沉浮，仕途崎岖，但始终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主持过“庆历新政”改革，时时处处直言时弊，为民兴利，倡办教育，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于世。
范仲淹一生，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始终关心时政利弊和国家兴衰，并以此为己任。他说，所有忠诚之士，都是以天下大事为根本。天圣六年（1028年），副宰相晏殊推荐范仲淹为秘书阁校理。他进入中央后，勤于朝政，敢于直谏。当时刘太后垂帘干政，朝廷官员屈于太后权势，不敢异议朝政。
范仲淹闻知后，立即上书，批评这种不正常现象，要求还政于宋仁宗。晏殊知道范仲淹这一举动后，深为惊恐，批评他爱出风头，这样下去必将牵连荐举的人。范仲淹没有在意，修书给晏殊，申明上书的理由，晏殊只好表示道歉。不久，范仲淹终因触犯刘太后，被贬往边远之地任通判。
刘太后死后，范仲淹被调回京师，任右司谏。这一官职以议论朝政得失为本职，正合范仲淹的心愿，为他举荐贤才、斥责时弊、献计献策、伸张正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宋仁宗执政时，有一年，灾情在全国蔓延，淮南、京东等地灾情尤为严重。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到灾区巡视，赈救灾民，但没有被理睬。他非常气愤，置丢官、杀身危险于不顾，前去质问仁宗：“我们宫中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饭会怎么样呢？现在江淮等地百姓吃不上饭已经好长时间了。对于百姓的疾苦，怎么能熟视无睹，不予救济呢？”问得仁宗无言答对，只好派他去安抚江淮的百姓。他一到灾区，满目凄凉，灾情比估计的还要严重。他不顾旅途疲劳，立即开仓放粮，赈救灾民，调拨江南小麦、豌豆五十万石，运往重灾区，发放官钱及地主富商的钱谷给灾民。
为了防止贪官污吏利用救灾之机损公肥私，克扣百姓，范仲淹严厉禁止官府挥霍浪费，坚决打击不法官吏的贪污行为。在救灾的同时，他率领灾区百姓开展生产自救。范仲淹完成救灾任务回京师时，特意将灾民吃的一种叫“乌咪草”的野草带回京城，呈献给仁宗，请他转送六宫贵戚，以劝诫他们的挥霍奢侈之风。接着，他又呈上《救弊十章》，论述朝政弊端，朝廷为之震撼。
庆历三年（1043年）七月，范仲淹在谏官们的多次推荐下，被宋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他上任后，仁宗急切地向他询问治国策略。范仲淹看到朝廷日趋腐败，积弊甚多，要想政治清明，并非易事。有一天，宋仁宗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亲赐文房四宝，并说：“朕决心要使天下太平，重开太祖兴盛的局面。你是朕的重要大臣，今赐文房四宝，望卿将治国良策连连奏来，以分朕忧。”范仲淹听了仁宗的话，想了很长时间。他认为，要想富国利民，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改革弊端入手。宋朝统一后，跟随太祖征战立功的官员代代相袭，已经显得很臃肿了。此后，朝廷又开科选士，大量提拔，官员与日俱增。尤其是皇室贵戚及其亲属、门客，由于直接封赏，官员更是多如牛毛。更为严重的是，朝廷公开卖官鬻爵，六千贯钱就可买一个殿值官，这样就更加造成官吏严重泛滥。由于官员众多，不干正事，贪污腐化，鱼肉百姓，争功诿过者大有人在。于是在给仁宗的奏文中，范仲淹写道：“庞大的官僚机构，多如牛毛的官吏，是国家当前的重大弊端。民间的疾苦、赋税的沉重和财政的困难盖出于此。如果不彻底改革吏治，国家就将无从治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范仲淹制定了改革吏治的十项措施。一是明黜陟。即改革文官三年一升的办法。官员中功大才高者，加以重用；老弱病残、腐败无能者，处理不用；有罪过的按情节处治。二是抑侥幸。即改革贵族官僚子弟因袭做官的旧制。三是精贡举。即改革专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把考试重点放在治国安邦的对策上来。四是择长官。即从文治武功上严格选拔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州县长官。五是均公田。即按照等级分配给各级官员数量不等的土地，数年检査一次，抑制他们贪污国财和掠夺民财。六是厚农桑。即从朝廷到地方都要以农为本，重视农业发展。七是修武备。即京师招募卫戍兵五万人，以保卫朝廷安全。八是减徭役。即合并人口较少的州县，裁减地方机构和官员，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九是泽恩信。即各级官吏要广施恩德，以增强皇帝和朝廷的威信。各地要严格执行朝廷的命令。十是重命令。即政策法令必须出自朝廷，各地不得擅自制定政策。这十项治国方略，就是《答手诏条陈十事》。
宋仁宗看了这十项改革措施后，非常高兴，立即颁诏全国施行，开始了以范仲淹等人为领导的庆历新政。新政颁布后，范仲淹为了保证改革能顺利进行，在欧阳修等人的支持、协助下，亲自选拔了一批精明能干、正直清廉的官吏巡视全国，检査监督地方官吏贯彻执行的情况。同时，考核官吏的政绩，以便决定升迁或撤免。
范仲淹敢于直陈时弊，关心百姓疾苦，主持庆历改革，勇气和动力来自哪里？就来自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抱负。范仲淹从小就很有志气，发奋读书。十多岁的时候，他借住在长山醴泉寺的僧房里读书，过着艰苦的生活。他每天只烧一锅粥，等到粥冷却凝固以后，用刀划成四块，一天吃两餐，早晚各取两块，就着咸菜吃。后来，人们称他这种生活为“断齑（指咸菜）划粥”，并且被传为历史上刻苦好学的佳话。
范仲淹活了六十四岁。临终前，他给宋仁宗的遗表中，通篇指陈时政，只字不提个人要求，读后催人泪下。他虽曾官高禄厚，但终身清贫，死后连办理丧事的费用都没有，令人肃然起敬。范仲淹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可供享乐的遗产，但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抱负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家和人民奋斗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