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女中医，曾懿在医人医国的思想指导下，深究医理，著书立说，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对伤寒和温病的病证及其治法有了十分深刻的体会，对中国医药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史料记载，女子行医，最早始于汉代。当时出现了一些民间女医，她们中不乏医术高明者，这些人就被诏进宫廷担任医职。淳于衍便是其中的一个。她虽来自民间，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医学培养，但她天资聪慧，勇于实践，在与各种疾病搏斗中，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医疗经验。淳于衍精于切脉，通晓医药，被称为“女中扁鹊”。晋代著名的炼丹家葛洪的妻子鲍姑也是著名的医生，她擅长灸术，尤以治赘瘤和赘疣最见奇效，被人们奉为“鲍仙姑”。到了唐代，也有两位著名的女医生蔡寻真、李腾空，她们都出身于官宦之家，其中李腾空还是宰相李林甫之女。她们同时入庐山修道学医，不仅学摄生、炼丹，还布道行医，济生救民，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在明朝医学领域，有善究医理的陆氏、眼科专家彭医妇、走方行医的韩医妇，她们也都是有一定声望的女中医。但在所有古代女医里，清代的曾懿可算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了，她不仅治病救人，还著书立说。
曾懿，字伯渊，又字朗秋，号华阳女士，四川华阳人。她出身于官宦之家，10岁时父亲在江西任上去世，母亲带着她回到四川老家，将家安置在成都城附近的浣花溪一带，和杜甫的故居近在咫尺。在母亲的淳淳教诲下，曾懿自幼研读经史，擅长丹青、文辞。同治年间（1862—1874），川西平原瘟疫流行，许多患者由于医治无效而丧生。曾懿既可怜乡民的无辜，又痛恨庸医不识寒温的无能，就开始废寝忘食地苦读家藏医药典籍，只要觉得论述精辟，方剂严谨，她都把它们一一摘录下来，苦心钻研。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元四大家，到清代瘟病学说等，无所不读，无所不览。
曾懿非常注重自己的亲身体验。她曾四次得了温病，都没有请医生，而是利用著名温病医家吴鞠通的理论指导让自己转危为安。在实践过程中，她对吴鞠通的《瘟病条辩》推崇备至，倍加赞赏。她认为吴鞠通在治疗瘟病时，不用辛燥之剂攻伐，而用清热生津之品，保津生液，这是治愈瘟病的关键。慢慢的，她开始给亲友们治病，没几年，居然正式行医。由于她医技精湛，医德高尚，前来求医的人络绎不绝。
曾懿十分重视总结和吸取民间经验，在此基础上，她给人看病还往往自己配制方药，用药十分精当，配合非常巧妙，有的还是亲身经历过的。比如她32岁时，得了阴症喉痹，十分危险。分析病情之后，她将上桂心、炮姜、甘草等放入茶碗中，用开水冲入，又将有药的茶碗隔水蒸后，将茶碗中的药含上一口，慢慢咽下，总算脱离了危险。后来她就用这个方子治好了不少病人。
在那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变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曾懿十分重视医学卫生知识的普及。她向那些来找她看病的人传授如何防病养生的知识，如她说要注意休息，“以保脑力”；时常吸新鲜空气，“以保肺气”；要多活动，以使血脉流通等。她还将自己的思想和学识写成著作保留下来，以便广为流传。她的著作主要是《古欢室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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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懿的《古欢室丛书》
《古欢室丛书》由《女学篇》、《医学篇》、《诗词篇》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其中《女学篇》是曾与儿子袁幼安宦游东南诸省，目睹清王朝腐败无能，西洋列强“夹我属国，踞我港湾，攘我主权，干我内政”的社会状况，为救国图强而力倡女学之作。曾认为，国家兴亡，首在教育，而占四万万人口半数的“陶融女子，还以读书明理为第一”。在《女学篇》中，曾提出了女学教育的一些主张。《医学篇》是曾
医学思想的总结。这本书一共有两册，是木刻本。上册共4卷。第一卷有脉论、舌色论、温病、伤风，伤寒病论等，第二卷为温病传入中焦治法，第三卷为温病传入下焦治法，第四卷为伤寒治法。下册也有4卷。第一卷为杂病，第二卷为妇科，第三卷为小儿科，第四卷为外科。书中的思想对后代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