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
唐朝中央的官僚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是门荫出身，另外则是进士及第出身。依据政治倾向来说，门荫出身的多倾向于没落的门阀士族，进士出身的多倾向于与门阀对立的庶族。
唐朝每年平均中进士的不过30人，但在官僚阶层中却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同，情趣相合，所以很容易结成党派。当时同榜登第的进士称同年，进士对考官称座主，考官对被他录取的进士称门生，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互相援引。士族地主一贯以阀阅自矜，尽管他们的地位已经每况愈下，但他们瞧不起庶族，仇视进士。这两种出身官员之间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其中历时最长、斗争最烈的是所谓“牛李党争”。
牛、李开始结怨是在唐宪宗时期。公元808年（元和三年）制科考试时，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等通过对策，指斥时政，言词激烈，被主考官录取。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宰相，认为他们攻击自己，因此向宪宗哭诉，并指出考试中有舞弊现象。结果考官都遭贬逐，牛僧孺等也长久不予升迁。这是牛李党争的序幕。唐代穆宗至宣宗年间（公元821—859年），以牛僧儒为首和以李德裕为首的两派官僚互相倾轧，争权夺利，正式形成牛李党争，前后达40年之久。
牛党的首脑牛僧孺，系牛仙客之后。牛仙客出身胥吏，玄宗时虽贵为宰相，但仍遭时人轻视。牛僧孺和李宗闵等人都是权德舆的门生，互相支持。
李党的首领李德裕，出身赵郡士族，李德裕年轻时，“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以门荫入仕途。文宗时牛李党争最为激烈。这时，两党并用，每逢议政，双方总是争吵不休，牛李两党官员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凡牛党称是者，李党必非之，凡李党所是者，牛党必非之。文宗曾慨叹说：“去河北贼（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较力的问题
朋党之争表明唐朝地主阶级内部已是极大的混乱，唐王朝已面临崩溃的边缘。从宪宗到宣宗时期，牛李党争成了政治上的主要表现。
牛李两党分庭抗衡，把持朝政，一方上台总是千方百计排挤打击另一方。牛党以牛僧儒为领袖，代表人物有李逢吉、李宗闵、李钰、杨嗣复、杨汉公、杨虞卿、杜悰、杜牧、白敏中等；李党以李德裕为领袖，代表人物有李吉甫（李德裕之父）、陈夷行、李让夷、李商隐、王茂元、刘轲、李绅、李回、薛元赏等。
两党的主要分歧在于政治态度不同。
在藩镇割据问题上，牛党持姑息宁人的态度；而李党则坚决主张平定叛乱，武力征讨。
在对佛教的态度上，牛党推崇佛教；而李党则主张灭佛（目的在于增加国家财政）。
在对待边区安全的立场上，牛党苟且偷安；李党则坚决主张加强军备，打击吐蕃侵扰。
同时又因下列两个因素，导致党争更激烈：
儒生与文士相对立自武则天以杂文取士之后，唐代士大夫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派是以经学为正宗的世族文人，一派为崇尚自由文采的进士新贵。前者积极好功，后者消极放诞。李德裕为吉甫之子出身世族属前者，牛僧儒等为词科进士属后者。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党代表门阀士族的利益，牛党代表庶族地主的利益。
朝士与宦官相勾结自唐穆宗以后，内廷的宦官也分派别也时起争端，他们正好也与外廷的牛、李两党相互对应。宦官和士大夫相互结援，使得党争更激烈。
两党的斗争，互有胜败。唐宣宗之后，因为宦官对朝廷渐起戒心，乃趋于团结，士大夫们失去了依附，党争乃渐式微。但是政治已大坏无法恢复。
历史点睛
安史之乱之后的藩镇割据日趋严重，“奉天之难”中的唐德宗被叛军追得四处逃窜，狼狈不堪。以后的“永贞革新”、“元和中兴”在政治改革上均有一定起色，但无论如何也恢复不到“开元盛世”之前的水平，表现在政治上就是皇权威德不够，人才上大量匮乏，宦官弄权，经济上破败不堪，唐王朝已经完全进入没落期。
牛李党争局面的出现，根本原因就是皇帝懦弱，几乎已没有了自己的大政方针，所以国家大政随着执政宰相的更迭起伏很大；另一方面，朝政已经不是很清廉，两党之间主要是以政治主张为分歧，但也不时夹杂个人恩怨，在科举考试中两党相互托人“照顾”，这也成了一种壮大实力，勾结朋党的“战略”、两党锯齿型的争斗也说明朝中已没有德高望重足以震慑朝纲的人物（例如安史之乱后威名大震的令公郭子仪，吐蕃入侵长安听说“郭令公”调兵而来，大将马重英立即率众北逃）。
所以，在当今社会的任何组织中，首先要注重领导者的素质培养，“强将手下无弱兵”就是这个道理。另外，一个组织的人事制度是关键，只有选拔人才的制度完善而可信，这样的组织才有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