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储成肇始，革职更忧国
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神宗准备立郑贵妃所生子常询为太子，多数大臣却认为应该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故而朝廷出现“国本”之争。朝臣争执之际，吏部侍郎顾宪成（公元1550—1612年）力争“无嫡立长”，触犯神宗。首辅王锡爵将辞官，顾宪成推举王家屏代为首辅。王家屏亦是立长派，顾宪成因此再次触怒神宗，被革职还乡。
顾宪成虽然从北京回到了家乡，然而他绝不放弃自己为国为民的抱负。他认为：讲学可以传授知识，风范人物，扶持正论，为国家培养人才，这和自己重人才、重舆论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于是便把精力集中到讲学上来。
东林聚才俊，讲学成气候
由于顾宪成在学界政界都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慕名来请教的人很多。顾宪成不顾病体，不管其贫富贵贱，一视同仁，热情欢迎接待。因为前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顾宪成迫切感到必须具备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从而将分散的讲学活动变成一个有协调有组织的统一活动。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经顾宪成和吴地学者的共同努力，官府终于批准在无锡城东门内的东林书院遗址重建兴复东林书院。这年10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等时称东林八君子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顾宪成首任东林书院的主讲。顾宪成的讲学活动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辉煌时期。
东林讲学博采诸家合理之言，不执门户之见，讲学内容也较为广泛、丰富、适用，还与评论政事得失、乡井是非连在一起，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要求学生身体力行。引起了朝野的普遍关注，每年一次的大会有时多至千人。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为一个舆论中心。在这一过程中，一开始那个学术团体逐渐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他们自负气节，与朝廷相抗，这便是东林党议的开始。
呼吁改良，积极救世
顾宪成思想的最大特点是重视社会政治，关心世道人心，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他认为如今的政治形势已危机四伏，如同把干柴放到烈火之上那么危险，因此顾宪成强调研究学问的出发点必须是为了社会国家民生所用。他认为如果眼光短浅，营营于一己之私，即使功名很高、学问很深、修养很好也不足挂齿，提倡士人不管是做官为民，身处何境，都要明辨是非，注重气节，敢于和恶势力斗争。在东林书院的讲堂里，就挂上了顾宪成在青年时代写的那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朱常洛在东林党等支持下，立为太子。但宫廷内外的斗争，并不因此结束，反而更加激烈。公元1615年，有人持棍闯进慈庆宫谋害太子常洛。史称“梃击案”。公元1621年神宗死后，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几天后，光宗患痢疾。郑贵妃指使太监进泻药。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进“红丸”。光宗服后一命呜呼，廷臣大哗，史称“红丸案”。
此案是中国历史上的奇案之一，至今人们都不明白其中的事实真相。不管怎样，它成了东林党人受到重用的一个契机。
光宗死后，郑贵妃的同伙李选侍挟太子由校居乾清宫，意在擅权。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上疏请李选侍移宫，离开太子，史称“移宫案”。由校继位后，改元天启，东林党人大受重用，分据首辅和吏、兵、礼、都察院等部院长官，势盛一时。
阉党乱政事，东林遭祸殃
正当东林党人踌躇满志的时候，宦官魏忠贤，内结由校乳母客氏，外收东林党的反对派作羽翼，逐步形成了阉党。魏忠贤总揽内外大权，人称九千岁，一批无耻官吏甘作他义子、走卒。甚至许多地方替他建立生祠。明后期政治便极端黑暗腐败。阉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政策，袭击东林党人。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魏忠贤借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失陷广宁事，诬陷熊廷弼曾贿赂东林党人，大兴冤狱，不仅诏决熊廷弼，还将左光斗、杨涟等人杖毙狱中。一时，东林党人被逮杀殆尽；东林、首善书院等也被“尽行拆毁，变价入官”。
然而残酷的镇压却引起了“士民”的反抗运动，如统治者称为“怀倾危陷害之谋”（明史熹宗本纪）的杨涟被捕，“都城士民数万，拥道攀号，争欲碎官而夺公”（明季北略卷二），如周顺昌被逮，“士民夹道”抗议，“郡中士民，送者数万”，“百姓执香伏地，呼号之声，如奔雷泻川”（同上）。在后来张溥（复社的领导人物）所写的五人墓碑记中记载颜佩韦等五人代表广大市民反对逮捕周顺昌的事件，便是一个极生动的记述。此外魏大中、李应升被逮，都有所谓“士民”的暴动。黄尊素被逮，锦衣卫“凌轹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纵。’一招而来者云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辎重，悉投之河。”（同上）市民暴动的地点，正在苏常一带。
崇祯皇帝继位后，为了清明政治，力挽败亡，很快诛杀了魏忠贤阉党的余孽，重新起用东林党人的余部并为前东林党人昭雪。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为时不长，到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了内阁。这时复社已继承了东林的馀绪开始了活动。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挽回王朝失败的命运。
历史点睛
明朝末年，皇帝和宦官、王公、勋戚、权臣结合成为一股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纵朝政，致使政治黑暗，军事溃败，财政拮据，人民由于苛政暴敛被迫反抗的事件也层出不穷。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因言行举止，竭诚坦荡，赢得了朝中一些正直官员的钦佩，而顾宪成的许多学生也已走入官场，这样就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政治势力。
东林党人带着强烈的政治热情，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机，缓和阶级矛盾，要求改革朝政。东林党人还强烈反对矿监税使对城镇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劫夺。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与阶级关系的分化在缓慢地酝酿着，由于资本主义的荫芽，初生的市民阶层及其代表人物开始通过便于唤起人们注意的某些问题，与束缚社会发展的封建主义社会结构逐渐展开斗争。封建统治者则把这样暴动式的抗争归咎于“习竞浇漓，人多薄恶”，采取了文化高压政策。其实，这种反动的措施已经无济于事，史书所记的“士民”或市民暴动，比中等阶级的反对派集团的政治改良运动的纲领就更走得远了，毕竟，东林党人的争自由或讲学运动，还没有越出君臣之义以及合法的斗争范围，而士民或市民的暴动却成为群众性的反抗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中等阶级反对派是近代自由派改良主义的前辈的道理。
历史上的党争偶尔还会产生某些正面的影响。但是在企业里他的不利影响是最主要的方面。因而企业的最高管理者一定要设法避免小集团的形成，要把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反之，在企业中的高级骨干则会发现，形成自己的小团体对自己的升迁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很多自己不便说的话、不便做的事，在小集团存在的情况下，都可得到有效的解决。所以，骨干们会竭力拉起自己的山头。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必须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双方都必须认识到、处理好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