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只有六百万人口的以色列国，每本书的标准印刷数量平均为两千册。但近年来，一批获以色列图书出版协会畅销小说奖的作品一般销售量竟然高达几万册，甚至十万册。茨鲁娅·沙莱夫的长篇小说《爱情生活》便是其中的一部。
作品描写年轻的希伯来大学学生兼助教、已婚女子伊埃拉与父亲旧友、比她年长一辈的阿耶厄之间的情爱故事。小说开篇，伊埃拉在父母家与父亲30多年前的同窗好友阿耶厄不期而遇，此时的阿耶厄刚刚从法国归来，到以色列给奄奄一息的妻子治病。他那低沉撩人的声音、修长的深褐色手指、忧郁而黯淡的目光、傲慢的欧式举止，令伊埃拉似乎有些难以自持，一段病态的情爱关系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阿耶厄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意为“狮子”，他的姓氏阿文意为“石头”，他之所以吸引伊埃拉并非因为具有什么人格魅力，而是因为他身上带有某种独特的酷似动物本能的东西。他作恶多端，非常自私、冷酷。伊埃拉和阿耶厄在追求感官快乐的瞬间往往产生屈辱与自轻自贱的感觉。他们第一次性接触缺乏任何真情与温存，与伊埃拉最初和丈夫约尼在一起时的感觉迥然不同。这种体验令伊埃拉感到屈辱，于是想用新的性体验、甚至三人交媾来抹去这种不快和屈辱。但往往事与愿违，直到在她的脑海里经常重现“圣殿被毁”的意象。“圣殿毁灭”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她试图与阿耶厄建立真正恋情的失败，并在失败中毁灭自身。对这桩病态恋情产生影响的潜在原因之一是伊埃拉的母亲过去曾与阿耶厄有染，母亲旧日恋情显然影响到女儿而今的感情关系。
作品打破了所有禁区，毫不掩饰地进行赤裸裸的性描写，并且加进了许多《圣经》典故，剖析人物的心灵深处，可谓是成功借用《圣经》笔法的现代小说，茨鲁娅·沙莱夫因而赢得了“90年代新女性文学浪潮中最富有天才的小说女作家之一”的声誉。《爱情生活》自发表以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已经翻译成20多种文字，畅销以色列、德国、意大利、法国等许多国家，并且获得各种文学奖，即使在中国，首版8千册也已售罄。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从茨鲁娅·沙莱夫走红的现象谈起我于2001年春季到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施瓦茨教授恰恰是所谓发现茨鲁娅的伯乐。也就是说，当年正是由于施瓦茨这个著名希伯来文学评论家的力荐，《爱情生活》才得以在凯塔尔出版社出版，它不仅连续16周占据畅销书榜首的位置，而且在评论界也引起轰动，茨鲁娅·沙莱夫一举成名。
当时刚刚放弃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系主任职位、到本-古里安大学创立以色列和犹太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的施瓦茨，在为研究生开设的现代希伯来文学里程碑一课上组织大家讨论《爱情生活》。有人说茨鲁娅具有超常的文学天赋；有人说她小说中的性描写超乎寻常，不算文学；而施瓦茨则告诫大家在阅读时不要忽略隐藏在情节之下的潜文本，气氛热烈而有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品虽然充满大量的性描写，但不能把它看作一部性爱小说，就像施瓦茨所说，茨鲁娅是在“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阐释希伯来文化”。女主人公在与父母、丈夫、情人的关系中完成自我形象的塑造，这一模式在希伯来文学中并非首创，但是伊埃拉的新奇之处在于她没有去反驳男性霸权和男性社会政治话语，而是在描写两性关系中展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茨鲁娅·沙莱夫1959年生于以色列的一个基布兹，出身于文学世家。家族中的许多人，如父亲、兄长、公公、婆婆和丈夫均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堂兄是著名的梅厄·沙莱夫，公公是第一代以色列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哈隆·麦吉德。茨鲁娅本人曾攻读圣经学并获得硕士学位，现住在耶路撒冷，是著名出版社凯塔尔的文学编辑。1989年出版第一部诗集，1993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跳舞，站立》，但没有在文坛上引起什么反响。1997年面世的《爱情生活》使她跻身于畅销作家之列，此后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夫妻》（2000年）、《逝去的家庭》（2005年），均产生了“一石击破水中天”的效果。总体上看，这三部长篇小说可以被概括为“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三部曲。如果说，给茨鲁娅带来世界声誉的《爱情生活》集中描写的是爱情生活，或者说是情爱生活，那么《夫妻》则侧重描写的是婚姻生活，《逝去的家庭》则以家庭生活为中心。
《夫妻》问世后，再度连续16周名列以色列畅销书榜首，不到一年，便售出了4万余册。截至到2005年4月，翻译成近20种文字，并在法国获奖，还被评为法国十年二百本最佳图书之一。《夫妻》是一部典型的婚姻小说，女主人公娜伊阿玛·纽曼某天早晨醒来后不得不面对意想不到的现实，一向健康活跃、做导游工作的丈夫竟然宣布说自己起不了床了，迫使娜伊阿玛设法去处理他们的婚姻危机。作家有意选用独特而有吸引力的情节，揭示出现代社会中机械而缺乏生气的情感生活如何使夫妻形同陌路，触动了众多面临各种各样生存压力的以色列读者的心弦。
在2005年付梓的《逝去的家庭》中，茨鲁娅对女人的心理活动、潜意识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摹。小说的中心人物埃拉·米勒是一位36岁的考古学工作者，与著名的考古学家阿默农结婚十年，生有一个六岁的男孩。埃拉不堪忍受婚姻生活的束缚，向往没有丈夫时的岁月，于是决定弃夫而去。等待她的是孤独、负疚、以及难以想象的失落与痛苦。后来她和欧戴德交往，试图组建新的家庭。但充满悖论的是，她以前与第一个丈夫在一起的生活总出现在她的幻觉与期待中。
茨鲁娅以创作性爱与家庭小说而走红并非当今以色列文坛的特殊现象。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就在《爱情生活》在文坛大红大紫之时，有关人士在对以色列图书排行榜进行抽样调查时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榜上有名的作品中，有一半涉及不正常的或是复杂的两性关系的描写。而且，侦探小说、流行小说等文学样式也赢得了众多读者。读者在陶醉文本细节的同时不禁发问，希伯来文学怎么啦？
大家知道，古希伯来文学是《圣经》、《塔木德》等犹太学经典的组成部分，庄严而神圣。现代希伯来文学在流散地复兴，记载了犹太人流亡异乡、魂系耶路撒冷的心路历程；移民作家在旧巴勒斯坦时期饱含深情讴歌拓荒者在贫瘠土地上的奋斗与抗争。以色列建国后，本土作家第一次以希伯来语做母语，表现出社会转型时期以色列人所面临的新的冲突与挑战，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新浪潮作家在不忘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开始注重到个人的生存价值。曾令无数读者手不释卷的阿摩司·奥兹的《我的米海尔》、约书亚的《情人》，在平铺直叙中展示出绝妙而有节奏的简约之美与令人“肠一日而九回”的哲学深意，这类作品在今天的以色列文学创作中比较少见。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来自文化、社会、心理、道德观念的变迁和文学内部规律的变化，就像施瓦茨教授所说，“一部得到广泛与热情接受的作品通常反应出在某一特定时代占据中心位置的文化需求”。1999年7月23日以色列《新消息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学生在做电影脚本作业时，有三分之一的人选用年轻作家埃德加·凯里特的小说为蓝本。而凯里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曾说以色列大学的创作课上学生们比较偏好他那简洁、诙谐、幽默的语言。而他们的父辈模仿的却是新浪潮作家的杰出代表阿摩司·奥兹，祖辈模仿的是现代著名作家阿尔特曼，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审美时尚与叙事话语的更新。记得当时耶路撒冷一家文学沙龙的负责人曾将文学中的这种新倾向归结为：他们是在“逃离”以色列这片动乱的土地。“假如我们是在美国，没有战争，没有恐怖，我们像常人一样。我父辈一代关心个人对国家的职责；我们关心‘自己’”。一句话，道出当今以色列人的生存处境与无法回避的危机感。他们对战争与大是大非的厌倦，对生存与未来命运的焦灼，恐怕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世界中的人永远也无法体味的。因此以色列作家试图在作品中追求平民风格与普通人的生活本真。茨鲁娅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生涯时曾说，经常有外国记者这样问她，一个住在以色列的人为什么只写爱情、母性、性爱、家庭，而不关注社会与政治情势？她的回答则是，她渴望发掘灵魂、本我与心灵深处的情感世界，她情愿躲开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暴力与喧嚣。
以色列政治文化批评家诺佳·塔诺波尔斯基认为，“文学中的这种松弛现象乃是伴随着书面语的松弛现象而至。”追溯四十年代，一批将希伯来文从流失中挽救过来的移民作家与以希伯来语为母语的本土作家在文坛上分庭抗礼，希伯来语在表达情感时所拥有的语词颇为丰富。茨鲁娅的堂兄梅厄·沙莱夫曾经说道：“我们有十个词来表达死亡，我们也有十个词表达愚蠢与智慧。倘若你阅读《圣经》，你就会发现这不只是一种神圣的语言，它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自简单的人类习性。是雅各在深夜里向拉结讲的语言——我热爱这种语言。它美就美在将新与旧结合在一起。”
塔诺波尔斯基进一步阐述道，一百多年前，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假定将“文明的”德语和“犹太人”的意第绪语作为未来以色列国家的用语。然而一些执著的理想主义者将希伯来语从几近消亡中加以挽救并复兴，而今语言上表现出的这种松弛正是其优长所在，在希伯来语中，挑选任何三个辅音，你便可以组成一个新的词汇。换句话说，希伯来语一经变成日常生活的语言，它的文学也已经成为普通文学。这大概会使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赫茨尔的心中涌起阵阵暖流，因为他曾憧憬不同背景下的犹太人操同一种语言。
以色列建国以来，文学创作曾一度与国家命运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成为观念的产物。而今的以色列文学和以色列作品中的人物已经摆脱了理想与价值的束缚，摆脱了历史的负担，走向个体生活与社会时尚，拥有平民意识，为街巷读者喜闻乐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