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公元2世纪始，希伯来语从流亡异乡的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中消逝了近两千年后，终于在20世纪上半叶复兴，成就了一部语言复兴与民族重生的双重神话。然而揆诸史实，却发现：选择哪种语言作为民族语言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而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思想启蒙与民族意识崛起的产物，体现为语言复兴和民族国家创建思想上的碰撞和交锋，期间的反复和曲折导致18世纪犹太启蒙运动与希伯来语书面语率先复兴、19世纪下半叶希伯来语口语才在犹太民族主义与复国主义的纠结下缓慢复兴、20世纪上半叶希伯来语在现代民族国家创建的推动下全面复兴。
关键词：希伯来语犹太复兴启蒙民族主义
希伯来语作为古代以色列人（犹太民族的祖先）的通用语，曾为世人奉献了被视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圣经》。但随着犹太人漂泊异乡，希伯来语逐渐丧失了口头交际功能。与某些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生命力的古典语言如拉丁语不同的是，希伯来语尽管在近两千年当中不再用于口头交流，可又在现代社会里得以复兴，并成为当今以色列人的母语，此乃人类语言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国外学者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从语言史角度考察犹太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复兴希伯来语，并把它当成接近西方世界的一门工具，阐释不同时期希伯来语的构词特点，以及俄裔犹太人本-耶胡达（Eliezer Ben Yehuda，1858-1922）在复兴希伯来语过程中所起的独特作用。但在考察希伯来语复兴过程时尚未关注希伯来语复兴与犹太启蒙运动及犹太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未涉猎希伯来语复兴在犹太民族国家建立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本文把希伯来语的复兴放到18世纪犹太启蒙运动与19世纪以来犹太民族主义兴起与犹太民族国家创建的过程中加以考察，探讨希伯来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复兴过程，以期说明选择哪种语言作为民族语言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希伯来语复兴创立的也不只是民族语言复兴的神话，而是更为复杂且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希伯来语复兴与犹太民族国家建立一、希伯来语是否死去？
“希伯来语是否死去”为犹太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历来颇为关注的问题。从语言学角度看，希伯来语属于闪米特语的一支，在这一时期，阿拉米语逐渐取代希伯来语，成为古代犹太民族的交流用语。
古代希伯来语从犹太民族的通用语到面临改进、流失、甚至消亡的压力，无疑与古代犹太历史密切相关。发生在公元前586年的“巴比伦之囚”事件使犹太人第一次失去了独立的国家，开始流落异乡，尽管此次流亡只持续了半个世纪，犹太人便得到波斯国王居鲁士的特许，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家园，但自“巴比伦之囚”开始的被征服与流亡命运改变了犹太人的语言发展进程，希伯来语从此不断吸收外来语。尤其随着公元前332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中东地区沦为希腊人的统治辖区；公元前63年，罗马将军进兵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家园沦为罗马行省的组成部分，公元66年第一次犹太战争爆发，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公元135年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犹太人再度踏上流亡之路等。经过这一系列历史性的变迁，犹太人不得不接受并使用其他民族语言，先是当时在中东占主导地位的阿拉米语，而后是希腊语和拉丁语。从此，希伯来语的语言交际属性逐渐弱化，仪式目的不断增强。
在中世纪，希伯来语已经不再用于口头交流，但是吸收了希腊语、波斯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中的许多词汇。与此同时，一些宗教领袖使用希伯来语创作赞美诗，或者用希伯来语对《圣经》、《塔木德》和《密德拉希》进行宗教诠释。
同时，用希伯来语阅读却是一代代犹太人延续下来的传统。出于宗教信仰的需要，犹太人依旧希望用希伯来语阅读和唱颂《圣经》和《塔木德》，用希伯来语进行祈祷，在犹太会堂用希伯来语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在犹太民族教育中希伯来语也仍旧占据着重要位置，即使普通的犹太男子，也要用希伯来语诵经，背诵和信仰有关的文献。对于散居世界各地没有一门共同语言的犹太人来说，希伯来语还可有助于必要的交流。这样一来，希伯来语在犹太人漫长的流亡过程中便成为了标识和维系犹太人民族身份的重要手段。
可见，称希伯来语已经死去，是一种相对的说法，这实际上指希伯来语已经不再是一门口头用语，并且逐渐失去了以希伯来语为母语的人群。尤其是在漫长的流亡过程中，犹太人日渐采用居住国的语言进行交流，并从10世纪开始，创立了以希伯来语、德语、法语和斯拉夫语为基础的意第绪语，用于犹太人之间的日常生活交流，希伯来语的生存与延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二、犹太启蒙运动与希伯来语书面语的复兴
率先复兴的是希伯来语书面语，这与18世纪中后期犹太启蒙运动直接推动密切相关。复兴希伯来语书面语为的是实践犹太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犹太人要接触西方社会、融入现代化进程的主张。18世纪中后期，欧洲的犹太知识分子马斯基里姆（Maskilim）由于受到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响应德国思想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及其门生的倡导，首先在德国发起了犹太启蒙运动，即希伯来语所说的“哈斯卡拉”（Haskala，希伯来语意为“启蒙”），亦被称为希伯来启蒙运动。其宗旨在于建立一种适应现代文明需要的犹太世俗文化，包括让“隔都”（Ghetto，指犹太人居住的隔离区）的犹太学生在研习宗教文化之际，在思想视野受到《塔木德》的禁锢与压抑之时，接受一些世俗文化与科学教育，甚至学一些欧洲语言，以便使犹太人走出“隔都”，融入现代文明社会。
应该承认，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受到德国现代思想，尤其是其“教化”（Bildung）范畴的影响。门德尔松在参加1873年《柏林月刊》举办“何谓启蒙”的辩论时，强调启蒙必须在教化之下进行。是神圣的语言，能够与古代先祖所居住的土地建立起一种关联，也是犹太人唯一可以支配的语言。
犹太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是圣经希伯来语，并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密德拉希希伯来语和中世纪希伯来语。之所以如此，除上文所分析的希伯来语《圣经》与古代希伯来历史和家园具有关联，圣经希伯来语纯粹、神圣之外，也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当时欧洲非犹太世界尊重圣经时期的犹太人但蔑视其后裔的思想。门德尔松身体力行，把希伯来语的《摩西五经》、《诗篇》、《雅歌》、《传道书》等翻译成德文，并撰写了希伯来语注释，以此为大批犹太人架设了一条通往德国文化的桥梁，逐步融入世俗文化、文学、哲学和科学的广阔天地。
圣经希伯来语尽管优美典雅，简约纯正，但它毕竟是一门古老的语言，词汇量小，表意范围有限，只适用于与圣经相关的内容，大量出现在哲学、科学、地理、历史等书籍中的现代词汇根本无法在圣经语言里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正如第一位希伯来语小说家亚伯拉罕·玛普（Abraham Mapu，1808-1867）所说，希伯来语可以用来创作以圣经时代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锡安之恋》，但是无法描写反映当代生活的小说。
随着启蒙运动由德国向加利西亚和俄国的东进，俄国作家门德勒·莫凯尔·塞弗里姆（Mendele Mokher Sofirim，1835-1917，即阿布拉莫维茨）对启蒙时期以来的希伯来语加以改良，他把圣经希伯来语和密西拿希伯来语结合起来，并借用了阿拉米语、祈祷书、中世纪希伯来语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表达方式，以及意第绪语文学的口语特征，创立了一种鲜活的希伯来语文体。尽管门德勒创立新的语言文体只是出于文学创作和文学表达的需要，他本人对复兴希伯来语根本不感兴趣，也不奢望希伯来语有朝一日会成为犹太民族的通用语，甚至在作品中嘲弄那些一门心思要讲希伯来语的人；但他所创立的希伯来语却通过文学创作影响了几代人，奠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文化基础。
显然，早期的犹太启蒙思想家是把希伯来语当成媒介，借此接触欧洲，向犹太人传播欧洲文化价值，进而达到同化的目的，这也是犹太人渴望步入现代化进程初期的手段。也许，启蒙运动的倡导者鼓励其追随者学习当代语言，精通之后就可以抛弃希伯来语，进而选择一门更适应现代文明需要的语言；但他们提倡把圣经希伯来语用作文学语言反映世俗主题，客观上也为后来的民族语言复兴做了重要铺垫。
三、犹太民族主义者的语言观与希伯来语口语的复兴
与书面语改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复兴希伯来口语的理念是随着犹太民族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崛起而萌芽、成型，又在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建立现代犹太民族国家以色列国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得以实施。希伯来语口语的复兴与犹太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纠结在一起，因而也显示了与两者类似的反复、曲折的历程。
19世纪的欧洲，民族自治、民族统一、民族认同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西班牙、俄罗斯和德国反抗拿破仑，塞尔维亚和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波兰反抗沙皇帝国，比利时独立，拉丁美洲各地区成功地脱离西班牙帝国，建立系列拉美独立国家。即使当时的这些反抗和起义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民族主义的成分是有争议的，但无疑对19世纪的犹太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犹太民族主义是在欧洲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最早的犹太民族主义理念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当时以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为代表的从政治上复兴犹太民族的主张尚未面世。也就是说，在这之前，犹太人并没有把自己视为一个民族。
犹太民族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相辅相成。身为犹太民族主义复兴者的摩西·赫斯（Moses Hess，1812-1875）又是犹太复国主义先驱，在《罗马和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中，摩西·赫斯主张犹太人应当为争取民族的生存而斗争。认为犹太人“不是一个宗教团体，而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一个特别的种族”，提出返回故土，即巴勒斯坦的犹太国的主张，但在19世纪60年代，赫斯的民族主义思想并未在犹太人当中找到市场，而是遭到一些犹太知识分子的猛烈攻击。只有数十年后，当“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赫茨尔首次读到赫斯的作品，不免写下“我们力图要做的一切，都已经在他的书中”，情形才有所改观。
著名的希伯来语作家佩雷茨·斯摩伦斯金（Peretz Smolenskin，1842-1885）曾经反复强调，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即使在失去家园之后仍然是一个精神的民族，他指出18世纪启蒙运动试图借助希伯来语引导犹太人走出“隔都”，融入欧洲文明，实际上是借民族现代化之名，在精神上瓦解犹太人，会危害整个犹太民族的生存。
斯摩伦斯金在犹太民族主义尚未得到广泛认同之际，便以他所供职的当时最有影响的一份希伯来语报纸《黎明》（Hashakhar）为阵地，大量宣传民族主义思想。他强调希伯来语言的重要性，相信没有希伯来语就没有《托拉》（即《摩西五经》），而没有《托拉》就没有犹太民族。斯摩伦斯金的言行确实反映了犹太启蒙运动中的一个悖论现象，即在启蒙运动中，某些融入世俗文化的犹太人放弃了对希伯来语的兴趣，对历史、科学、德文比较热衷，并想通过改宗等手段为德国文化所接受。门德尔松去世时，德国犹太人与德国文化已经有较大程度的融合，可以说了却了门德尔松的一个心愿；但他试图保持本民族文化的愿望却付诸东流。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所有的直系亲属纷纷改宗。但是，这些改宗者又没有被他所痴心向往的欧洲文化所接受，一旦具备了某种政治、社会、文化条件，他们会在反犹声浪中遭到欧洲社会的无情抛弃。说到底，斯摩伦斯金与门德勒一样毕竟是文人，而不是政治家，他的建议虽然给人以深刻印象，但论据不充分。他倡导年轻一代学习希伯来语，但目的在于强化犹太民族意识，而不是想，或者说不敢奢望，把希伯来语恢复为口语，用于民族内部的交流。
就连以赫茨尔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驱，最初也未曾憧憬将希伯来语定为梦想建立的新型犹太国的语言，甚至想借鉴瑞士等国家的经验保持多语共生的局面。赫茨尔在《犹太国》一书中指出，“我们想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会有不少困难。我们互相之间无法用希伯来语交谈。我们当中有谁掌握了足够的希伯来语，能靠说这种语言去买一张火车票？这样的事情是做不到的。然而，困难却是很容易被克服的。每个人都能保持他可以自由思考的语言。瑞士为多种语言共存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证明。我们在新国家中将保持我们现在这里的这种情况，我们将永远保持对我们被驱赶离开的诞生之地的深切怀念。”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将犹太人团结在一起的是信仰，而不是语言，因此不会强制推行一种民族语言。
如果说启蒙思想家或斯摩伦斯金那些早期民族主义者注重的是语言的文化意义及交流价值，那么犹太复国主义先驱则更多地是因为立国和意识形态的需求，才在日后推广希伯来语。他们来自讲意第绪语的东欧世界，在他们眼中，意第绪语虽然具有交流价值，但它代表着犹太人在欧洲的流亡体验，是德语与希伯来语杂交后的产物，不能用作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国语。选择希伯来语有强调犹太人集体身份的意义。
希伯来语口语化的过程是在犹太民族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语境之下由俄裔犹太人本-耶胡达及其追随者倡导、实施并实现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本-耶胡达被视为单枪匹马复兴希伯来口语的天才，其作用有些被夸大。不过，本-耶胡达在创造这一奇迹的过程中发挥了无法取代的关键作用。并非本-耶胡达首次提出把希伯来语重新用于犹太人口头交流的语言，也不是他初次提出通过教育普及希伯来语的主张，但是，是他首次提出在以色列地，即巴勒斯坦发展希伯来口语的建议，并身体力行，把梦想化作现实。
构成本-耶胡达思想的基础是犹太民族主义。本-耶胡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他一生中有两大遗憾：一是没有出生在耶路撒冷，甚至没有出生在以色列地；二是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初讲的语言不是希伯来语。
1874年，本-耶胡达又到德国都纳贝克（Dunaberg）求学，在年轻的犹太启蒙主义者维汀斯基的引领下，接触到俄国的革命运动，维汀斯基被视为他的又一位精神导师。在那一阶段，本-耶胡达的思想一度陷入虚无。但是，斯摩伦斯金等人编写的《黎明》杂志，重新唤起了他对希伯来语的热情。对他来说，斯摩伦斯金的创作固然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离他要遥远，但是这些小说中所反映的人生与时代却让他乐于阅读。尽管他赞同斯摩伦斯金对门德尔松等启蒙思想家的批判，但不肯接受斯摩伦斯金关于没有土地的犹太人可以实现文化复兴的主张。
直接唤起本-耶胡达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把追求犹太国家的想法付诸行动的原因有二：1877年和1878年之间爆发的俄土战争，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丹尼尔·德龙达》（1876）。在他看来，如果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借助俄国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正义的，那么犹太民族主义也是正义的。而艾略特小说中的犹太主人公德龙达试图在政治上恢复同胞的生存权利并使之成为一个民族的思想启迪了本-耶胡达用行动来实现梦想。他在那里结识了第四位对自己的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人，即俄国贵族、记者查斯尼考夫，此人虽然不是犹太人，但引导本-耶胡达接触巴黎的政治文化生活并鼓励他阐发自己的思想。
1879年，本-耶胡达在《黎明》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希伯来语文章《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She’ela hikhbada”，“A Weighty Question”），他在文章中追述了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认为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重要标志就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真正起因在于被压迫民族的奋起反抗，主张犹太人和希腊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一样，有权捍卫自己的民族身份。但在这篇文章里，他维护更多的是民族的政治属性，而不是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价值，并没有清晰地提出复兴希伯来语的主张。研究者们认为当时本-耶胡达并不认定讲一门共同的语言对于一个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路德维格·菲利普森说：“真正的民族生活必须与一门共同的语言结合在一起，可是犹太人并没有。”本-耶胡达回应道：“一个民族没有必要只使用一种语言。比利时、瑞士、法国都有人讲少数民族的语言，但是依然是这些国家的成员。‘我们，希伯来人，甚至比他们有优势，因为我们有一门语言，我们可以用这门语言写我们之所想，如果愿意，我们甚至可以讲这门语言。’”
一个国家应该有一门共同语是本-耶胡达时代欧洲国家的共同特征，德国浪漫派，尤其是赫尔德的著述对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显然触动了本-耶胡达。
四、在犹太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复兴与改良希伯来语
正如前文所示，启蒙思想家试图在流散地复兴希伯来语只是在现代社会里保持犹太人民族身份的权宜之计，无法改变犹太人被同化的命运。而在即将建立于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国家内把希伯来语作为书面与口头用语加以使用与改良，不仅使一门古老的语言在现实生活中恢复生机，从而延续了古代圣经时期犹太民族的辉煌历史，保存民族文化；而且可以淡化犹太人在大流散期间的耻辱过去，有助于犹太人塑造一种新的身份。选择希伯来语、摒弃意第绪语就等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换句话说，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讲摩西的语言，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则为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主张提供了某种合法依据。从这个意义上，一度服务于上帝的希伯来语在当时可以服务于建国需要，成为创立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的理想载体。
20世纪初期，巴勒斯坦已经初步具备了复兴希伯来语的某些条件。首先，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古代希伯来语的教育背景，具备了使用这门语言的必要能力。其次，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需要有一门共同语言进行交流。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影响，加上欧洲尤其是俄国反犹浪潮加剧，大批犹太移民从东欧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居住区，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当地的犹太人之间没有一门统一的现代语言，无法进行交流和贸易往来，希伯来语即使古老，但至少可以帮助他们实现相互沟通的目的。阿摩司·奥兹描述了当时的具体情形，“120年前，许多犹太人从欧洲来到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相遇，没有一种共同语言。东方犹太人讲拉迪诺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有时甚至讲波斯语，但是不能讲欧洲犹太人的语言；欧洲犹太人讲意第绪语、波兰语、俄语、匈牙利语，有时讲德语，但是不能讲东方犹太人的语言。这两大人群是无法交流的。要进行交流，就必须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来做生意，来谈话，进行买卖，即便他们当时讲的是祈祷书中的希伯来语，但希伯来语作为东方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交流的语言，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恢复了生命。”再次，早在19世纪80年代巴勒斯坦就已经成立了希伯来语学校，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不再怀揣为欧洲文明同化的目的，不会对学习希伯来语持抵触态度。尤其是到了第二次移民时期浪潮（1904-1913），新移民拓荒者当中有许多作家和文化人，他们创办希伯来语报纸、刊物，使用希伯来语进行日常交流，普及希伯来语可以说进入了一个自觉时期。
这样一来，复兴希伯来语的运动在巴勒斯坦便由少数精英的自发活动，越来越变得组织化，渐趋纳入即将建立的以色列国家框架中的一部分。1911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十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代表们不再像赫茨尔在1897年那样对使用希伯来语持怀疑态度，而是把希伯来语作为会议语言，显示此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开始认同把希伯来语作为日后的犹太国家语言。1913年的第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明确提出了把希伯来语作为犹太民族语言并且要创建希伯来大学的主张。1913年至1914年，海法工学院就使用德语还是希伯来语问题上展开争论。其结果，希伯来语战胜德语，成为以色列第一所国家级大学的教学语言。1922年，英国当局决定把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英语一同定为官方语言。
在复兴希伯来语的过程中，教育家、出版家和文学家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早在本-耶胡达抵达巴勒斯坦之前的1863年，耶路撒冷便有希伯来语文学期刊问世。编辑们使用蹩脚的希伯来语词汇，模仿法文、德文和俄文来表达现代意义。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巴勒斯坦成立了希伯来语言委员会，即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建国后经议会立法更名的希伯来语言学院，意在推广使用日常生活用语，并对语言现代化进行裁定。希伯来语言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教育家，他们不仅从圣经希伯来语中寻找词汇，也从密德拉希希伯来语、赞美诗当中寻找适用的词，创造新词，借用外来语，扩大了希伯来语的源头。最初，最初委员会只提倡借用闪米特语中的词汇，如阿拉米语、阿拉伯语，而反对借用印欧语系中的词汇。
希伯来语之所以战胜德语和意第绪语，成为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地区的官方语言，当然还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欧洲犹太意第绪语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崩溃的历史进程有关。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巴勒斯坦新移民数量不断增加，19世纪末，巴勒斯坦已经有大约50，000犹太人，而到了1930年，已经有大约165，000犹太人居住在巴勒斯坦。这些移民多来自东欧和俄国，而讲希伯来语则是摆脱过去的流亡体验、做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重要标识。在讲希伯来语时，他们必须努力改掉自己在流散地形成的希伯来语口音，向本土人学习地道的希伯来语口音和希伯来语习惯用法。
最为彻底的趋新之举是将语言与“新人”的产生联系在一起。从事希伯来语基础教育的工作者，希伯来语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全面复兴的。
语言是民族传统链条上一个鲜活的环节，正是通过语言，个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整个集体文化中的一分子。但关注犹太民族问题的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对犹太启蒙思想家试图借助民族语言实现与居住国民族同化极其不满，它们试图通过民族语言的传习在民族认同上走得更远。
总之，古老的希伯来语从犹太人日常生活中消逝了近两千年后，又在18世纪的欧洲犹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恢复生机，一度成为犹太启蒙思想家试图保持民族传统并走向现代化进程所采取的重要手段。19世纪下半叶以来，希伯来口语又在犹太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语境中恢复了生机，20世纪初期逐渐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口头交流语言、文学创作语言、教书育人的语言，后成为犹太民族国家以色列的国语。使用希伯来语不仅是新移民与本土以色列人的身份象征，也符合大众需要，与民众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应该是希伯来语得以成功复兴的关键所在。经常被语言学家论及的与希伯来语复兴相提并论的爱尔兰语（或说盖尔语）复兴发仞于19世纪80年代，几乎在本-耶胡达在巴勒斯坦倡导希伯来语口语的同时，爱尔兰作家道格拉斯·海德（Douglas Hyde，1860-1949）在1893年号召成立了“爱尔兰语联盟”（Gaelic League），主张把爱尔兰语作为民族语言，并使之成为日常语言。其做法与希伯来语复兴运动中的某些做法相似，如创办爱尔兰语期刊杂志，出版爱尔兰语文学作品，将其用于教育体系并定为爱尔兰的国语，等等。但时至今日，爱尔兰语并没有成为爱尔兰人的第一语言，因此一些语言学家把爱尔兰语复兴看作母语复兴运动中的失败例证，原因正在于爱尔兰语既没有成为爱尔兰人身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没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拥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复兴后的现代希伯来语，尽管上承古希伯来语遗绪，中接犹太启蒙运动时期的希伯来语书面语，同时也一直在吸纳外来语的过程中力图发展口语；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它是在欧洲勃兴、发展并在西亚巴勒斯坦地区完善起来的现代犹太民族的世俗语言。希伯来语在现代社会中的复兴轨迹，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犹太民族的兴衰历程。
《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解构犹太复国主义神话：阅读伊兹哈尔
富有争议的两个短篇内容提要：第一代以色列本土作家在反映以色列1948年“独立战争”时，既再现了犹太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又没有回避参战者-英雄内心的孤寂、冲突与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怀疑甚至解构着正统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话语。这种文学，尽管在“独立战争”文学中显得边缘，但对日后以色列主流文学中反犹太复国主义意识与道德意识的形成，尤其是塑造新建以色列国的集体记忆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中试图通过对此类作品中的经典之作，即伊兹哈尔的《俘虏》和《赫伯特黑扎》的解读，向国内学界展示以色列文学的多元化特征。
关键词：犹太复国主义解构本土作家伊兹哈尔
若是思考现代希伯来文学作品，就不能忽略撒迈赫·伊兹哈尔（S。Yizhar，1921-2004）。伊兹哈尔原名伊兹哈尔·斯米兰斯基，生于雷霍沃特，家人在1882年至1903年第一次移民浪潮中来到以色列。其父边经营农场，边撰写带有犹太复国主义色彩的文章，伯伯即是著名作家摩西·斯米兰斯基。伊兹哈尔曾经系统接受高等教育，并在希伯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做过大学教授和国会议员。他从20世纪30年代便开始了文学创作，是第一位率先登上文坛的本土作家，也被奥兹等人视为“最为重要的以色列作家”。他描写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俘虏》、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最富有争议的希伯来文学作品之一，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解构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话语。
一、关于本土作家的界定问题
在考察伊兹哈尔的两个短篇小说之前，有必要澄清何谓本土作家的概念。本土作家实际上就是第一代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指出生在巴勒斯坦，或虽然出生在流散地、但自幼随家人或独自来到巴勒斯坦在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这批作家多数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巴勒斯坦，“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解构犹太复国主义神话：阅读伊兹哈尔富有争议的两个短篇是早期移民浪潮中犹太移民的子女，这些人与很小便来到巴勒斯坦的移民儿童一起在伊舒夫或基布兹中以各种方式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教育，经历了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冲突（主要是1929年9月的西墙冲突，以及1936-1939年之间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流血冲突），以及犹太人英国当局之间矛盾重重的关系。许多人曾经是英国托管时期犹太人自我防卫组织“哈加纳”中的先锋力量“帕尔马赫”的一员，并亲身经历了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因此又被称作“帕尔马赫”作家、“独立战争”一代作家或“1948年一代作家”。
第一代希伯来语本土作家人生经历中的共同标志是大屠杀、1948年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和以色列宣布建国后即刻发生的以色列“独立战争”。本土作家当中的许多人，其母语便是希伯来语，至少是从幼年时代接受的是希伯来语教育，可以自如地运用希伯来语进行日常生活交流与会话。他们使用的希伯来语与流散地时期的希伯来语有着本质的不同，融进了大量的俚语和日常生活用语，具有典型的以色列口语特征。由于犹太人在近两千年的流亡中，已经失去了以希伯来语为母语的人群，希伯来语本土作家参与文学创作这一现象本身，就标志着希伯来文学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在创作上，这些作家深受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俄苏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展现出了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内的价值取向与时代精神。他们注重模仿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作家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那代人的思想代言人。绝大多数本土作家的作品成为表达本土人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就像以色列文学批评家戈尔茨教授在谈到以色列文学创作的目的时所指出的那样，文学要有社会作用，应该涉及时下相关的话题，要阐释犹太复国主义，用民族价值观念教育百姓等。但是，具体到每位作家，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并不单一，有的作家在执著地阐释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而有的作家又表现出带有普遍意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与人文关怀，并对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进行批评。
二、以弱抗强：大卫与歌利亚的传说
犹太复国主义文化中的重理念之一便是把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冲突描绘成“以少对多”（或以弱抗强）的战争。少数（或弱者）指那些仿效争取自由的古代以色列斗士的人，多数（强者）则指古代各种迫害者在现代世界中的具体显现。这一原型可以追溯到《圣经·撒母耳记》中对大卫和歌利亚之争的描写。故事叙述的是古代非利士人招具军旅和人马前来征讨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王扫罗率部下摆阵准备迎敌。但是双方力量相差悬殊。非利士人中的讨战者歌利亚身材高大，力大无比，装备精良，按照《圣经》的记载，他“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舍克勒。”以色列众人闻风丧胆，四处逃窜，只有牧羊人大卫自告奋勇，誓将与歌利亚较量。大卫年轻，面色红光，容貌俊美。他手中拿杖，囊中装着石子，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非利士人藐视大卫，“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则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耶和华之名。”大卫用机弦甩石击中歌利亚的额头，歌利亚扑到，面伏于地。手中连刀也没有的大卫把歌利亚的刀从鞘里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
这一故事中孕育着以少对多、以弱抗强的思想，古代以色列人之所以战胜强敌，依靠的是胆识、谋略、信仰、意志与想象中上帝耶和华的协助。而现代的犹太复国主义文化把宗教信仰转变为世俗理念，并根据现实需要，用犹太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模式来解释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犹太人与异族人的冲突，如哈斯蒙尼王朝反抗希腊人的起义（即犹大·马加比起义）、犹太人反抗罗马人最终以马萨达殉难而终的战争、同样以失败而结束的巴尔·科赫巴起义，乃至后来的犹太人与英国人的对抗，以及犹太人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争。他们注意到这些战争中蕴含的以少抗多的道理，将其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但是没有顾及到交战的双方是谁，交战的初衷与结果如何。在这种语境下，对历史事实的阐释也要符合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园的话语需要，用戈尔茨的话说，“失败变成了英勇就义，而英勇就义在子孙、敌人或是上帝眼中成了胜利。”
这一理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巴勒斯坦地区伊舒夫的教育思想与犹太作家创作中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反复展现，在某种程度上对当时正处于成长过程中的本土以色列作家产生了影响。
三、“独立战争”与以弱抗强的神话
早在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便在美国纽约宣布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即联合国的181号决议，决议规定英国必须在1948年8月1日前结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这一决议虽然得到了以美苏为首的33个国家的赞成，但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等13国的反对，英国等国投了弃权票。消息传来，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在激动与欣喜中载歌载舞，而阿拉伯世界在数小时之后便动起了游行示威和武装抗议活动，犹太人急忙聚集力量予以还击，阿犹冲突日趋白热化，到1948年5月，约7万阿拉伯社会与经济精英离开了巴勒斯坦。1948年5月15日，在英国最后一批官员离开巴勒斯坦、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埃及、外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五国便联兵进入巴勒斯坦地区，向以色列开战，这便是以色列方面所说的“独立战争”，巴勒斯坦人称之为“大灾难”。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所有参战的阿拉伯军队与新建的犹太国家签订了停战协议。最初，阿拉伯联军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都优于以色列，又是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以色列面临的局面非常危险；但后来以本-古里安为首的临时政府一边补充军士武装，一边向散居世界的犹太人和国际组织求援，并从5月末开始积极组建以色列国防军，利用6月和7月的两次短期停火机会补充军需和武装。阿拉伯军团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战机，最后以色列险胜。
从交战结果上看，阿以双方均伤亡惨重。以色列的阵亡人数约六千人，约占当时以色列国家人口的百分之一；阿拉伯方面的阵亡人数约为以色列的二点五倍。在战争期间，有几十个阿拉伯村庄的村民遭到以色列士兵的驱逐，背井离乡，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近一半的阿拉伯村庄遭到毁坏。根据统计，在联合国分派给犹太国的领地上，曾经有大约85万阿拉伯人；但是到了战争结束后，只剩下约16万人口，这些阿拉伯人成为新建犹太国家内的少数民族，而被毁坏的阿拉伯村庄有的成为以色列的耕地，有的成为犹太人定居点。
如今，以色列的政治话语与集体记忆已经把1948年战争演绎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神话，与古代的大卫对歌利亚、犹太·马加比家族抗击罗马人统治的精神特质相提并论。但在战争爆发期间，究竟谁能获胜的局势并不明朗，以色列的新闻报道并没有经常体现这种思想。老一辈新闻记者多会描写以色列孤立的同周边敌对势力抗衡。
但是，取得胜利后的以色列人内心深处产生的不是喜悦，而是忧虑与自责。可以这样说，以色列人，即古代神话模式中的大卫，赢得了抵抗阿拉伯世界战争的胜利，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和平。特别是在近年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中，古代英雄神话中的角色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许多人眼中，以色列人的角色又转变成神话模式中的歌利亚。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历史极其复杂，以色列“独立战争”文学再现了犹太人英雄主义神话的同时，又在解构着那个神话。在证实本土以色列人作为战士的新身份的同时，又没有回避战士-英雄内心的孤寂、悲凉与冲突，揭示其内在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怀疑并解构着正统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话语。这种文学，尽管在“独立战争”文学中显得边缘，但对日后以色列主流文学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霸权与道德意识的形成，尤其是塑造新建以色列国家的集体记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土以色列作家伊兹哈尔发表于“独立战争”后的两个短篇小说《俘虏》和《赫伯特黑扎》便是这类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
四、阅读《俘虏》和《赫伯特黑扎》
《俘虏》写于1948年11月，最初发表于马帕伊党资助的《莫莱德》（Molad）月刊杂志上，1949年又与《赫伯特黑扎》结集出版。这两篇作品均把视角集中在探讨以色列“独立战争”的消极影响上，在评论界一向被视为1948年以来极富有争议的两个短篇小说。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们曾天真地幻想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能够接受犹太人的存在，但“独立战争”的爆发有力地证明：阿拉伯人坚决反对犹太人的建国主张。在“独立战争”期间及其后，以色列士兵曾大量驱逐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甚至杀害具有颠覆意识的阿拉伯俘虏。实现犹太民族主义理想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和平主张发生了剧烈冲突。《俘虏》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以色列人的道德危机。
《俘虏》写的是一群以色列士兵在一位中士的带领下，前去执行抓捕阿拉伯俘虏的计划。中士带着他手下的人四处搜寻，终于在一块刚刚收割过的谷地里，看到“一个牧人正领着羊群在一棵小栎树下歇息。”于是便包抄过去，将牧人俘虏。在对俘虏进行轮番轰炸式的审讯中，有的士兵甚至用棍棒殴打他。后来，上面命令将俘虏转到另一个营地接受审讯，而奉命执行转移俘虏任务的以色列士兵却动了恻隐之心，想将俘虏放走，让他回去同家人团聚，但始终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作为一篇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俘虏》在展现战争残酷性时没有凭借描写战争场面，而是刻意创造出与犹太复国主义话语格格不入的叙述方式：犹太复国主义理念强调与土地的联系，但与大流散犹太人不同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并非表示对先祖生存土地的渴望，而是要把土地作为创造一种新的民族身份的方式，借助于回归土地而回归历史。早期的犹太定居者把作家和诗人当作代言人表达他们对土地的依恋。这些作家和诗人歌咏土地的美丽，把以色列风光当成其中心主题，仿佛那是童话般的土地，或者圣经时期的土地，有着橄榄树、骆驼、沙丘和石块的土地。这既是一种观念形态的选择，又是一种艺术上的选择。
小说开篇，作家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静谧淳朴的贝督因人生活画面，贝督因人作为一支游牧民族，与宁静自然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夏日里，四周嗡嗡作响，就像金色的蜂巢不时传来蜂蜜的嗡嗡声。依山开出的漩流般的山地，种满橄榄树的山丘，沉寂广袤的天空，是那么明亮刺眼，令人一时眼花缭乱。我们满心渴望能听到一句欢声笑语，以重振士气。然而，田野、山脉却是如此安谧恬静。远处的田间，人们正静静地牧着羊群，就像生活在没有邪恶，没有罪孽的美好往昔，看上去那么无忧无虑，悠闲自得。羊群在远处默默地啃着草，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时代的羊群一模一样。
作品中的“俘虏”仿佛生活在一个古老的世界，与自然浑然一体，如同动物，人们甚至误把他当作“抖动的兔子”。而以色列士兵作为“外来者”，打碎了贝督因人的宁静世界，贝督因人成为无辜的牺牲者。通过对贝督因人无忧无虑、闲然自得的生活描述，伊兹哈尔抒发了对圣经时代充满宁和平静的田园世界的怀恋：“人们内心渴望回到这一沃土良田，哪怕是弯腰曲背，面朝灰土，头顶烈日，而决不是为了参加中士的小分队，执行他的计划，去破坏这片宁静。”但是在作家笔下，战争破坏了宁静的田园生活，具体表现为执行巡逻任务的以色列士兵首先破坏了这种宁静而和谐的生活，其次将阿拉伯人从带有田园牧歌色彩的土地上带走，割断了阿拉伯人同土地的联系，违背了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追求独立、和平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的初衷，进而客观上造成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时造成的负面影响予以嘲讽的效果。
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尽管贝督因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概念不同，但对建国后的以色列士兵来说均属于“他者”，增加了以色列人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小说借以色列叙述人之口，表达出以色列人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审问官们开始问起村里有没有机关枪的事，这可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时你得留心提问，否则便一无所获。如果你不这么做，犹太人就会流血，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孩子要流血牺牲。”可以不无夸张地说，以色列建国初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负载着对以色列现实社会进行解说的功用，观念意义大于审美意义。在以色列“独立战争”的语境下，阿拉伯俘虏和以色列士兵分别代表着他们的民族。这两个世界的格格不入，则象征着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冲突的不可调和。以色列犹太人痛苦地意识到本民族的不足之处，这一理念不仅成为短篇小说《俘虏》的主导思想，而且成为日后当代以色列文学的角柱之一。
《俘虏》的中心人物、阿拉伯牧羊人在放牧休息时无缘无故地被以色列士兵抓获，被带到以色列哨所接受盘问，遭受虐待。而以色列士兵抓他的动因无非是想发动一个“了不起的行动，”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这些士兵的形象塑造虽然不够完整，但显然是伊兹哈尔一代年轻以色列人的具体体现：他们在理想的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中成长起来，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暴力中心，需要为新建的国家杀人，或者被杀，需要成为迫害手无寸铁的弱者的迫害对象。他们所接受的许多价值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何为正义，何为良知？谁是敌人？谁是俘虏？敌人与俘虏和以色列的关系何在？伊兹哈尔笔下的主人公，或者确切地说，1948年一代年轻的以色列人，成为深受这些问题困扰的囚徒。
小说虽然出自犹太作家之手，但没有像同时期的许多长篇小说那样正面讴歌以色列士兵的英雄主义精神。相反，它比较关注以色列士兵在英雄主义思想感召下做出的狂热举动及其后果。以色列士兵的个性特征不甚明显，不过是隐藏在集体衣装之下的个体人，相形之下，作者对阿拉伯俘虏倒着墨较多。面对以色列士兵的盘问，阿拉伯俘虏竟然没有任何畏惧感，甚至“诚恳”地回答以色列人的问话，声称自己的村子里没有犹太人，只有阿拉伯人，有埃及人。对于士兵突如其来的殴打，他只感到吃惊，没有丝毫的愤怒，面对以色列士兵的怀疑与敌对，他表现得比较愚钝，试图用敲头等动作来消除别人的疑心。“他嘴边流露出的表情像是个迷路的盲人。”在审讯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以色列士兵接受上级命令，得将阿拉伯俘虏转移到另一个营地。“该营地是专门用来审讯俘虏的，并且量刑判决。”显然，这里隐含着倘若“蠢笨”的阿拉伯人再也做不出新的交代则有被“干掉”的可能性。尽管小说没有写阿拉伯俘虏的被杀，但无论如何，俘虏“再也回不到他的牧群中间，回到他的土地上，与家人团聚，或者恢复他在战争之前的生活。”
战争使以色列文学中的个人道德意识得到强化，如同布伦纳等人一样，1948年一代的以色列作家也在寻找正义的支点，不断进行自我反省，思考敌我关系，考虑个人信仰与民族需要的冲突问题。具体到《俘虏》这篇小说中，如何处置阿拉伯俘虏问题引起了以色列士兵强烈的内心冲突，在道义上陷入二难境地。以色列士兵在押送阿拉伯俘虏的途中萌生了将俘虏释放之念：
我们就把车停在溪谷这儿。先让他下车，揭掉蒙眼布，然后让他面朝山冈，指着前方告诉他：回家吧，伙计，往那条路一直走，注意那道山脊，可能有犹太人。千万别让他们再抓到你。听完他便会拔腿往回跑，一直跑回到家。事情就是这么容易。想想看，期待亲人的滋味该多么难熬，多么令人痛苦！一个女人（一个阿拉伯女人）和他的孩子们的命运又会怎样？他会不会回来？我又会怎么样——最终一切都会好的，人们可以自由地呼吸。这样的判决就会使人复活。行动吧，年轻人，去放了他！
这种哈姆雷特式的抉择恰如其分地展现出道义与民族责任冲突的不可调和性。押送俘虏的以色列士兵一方面出于人性和良知，同情阿拉伯俘虏和他的家人；但作为军人，他要执行命令；作为以色列军人，他得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犹太复国主义信仰：
不行啊，我不过是个听差的。何况眼下正在打仗，这家伙又是那边的人。兴许他是自己人施展诡计的受害者。我毕竟军命在身，无权释放他。倘若我们把俘虏都释放了，那还了得？天知道，也许他真的知道一些重要情况，只是在装蒜罢了。
道义与理想、个人与集体冲突的不可谐调使得主人公到作品最终结束之际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命运将会怎样？这是私下里一种孤独的茫然，而我们所有的人则怀有另一种茫然心理，它一直弥漫在我们的心际。太阳已经落山了，可我们仍找不到答案。希伯来文使用的是“logamur”（notfinished），意思是没有结束。尤其是在巴以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的今天，这样的表述颇为意味深长。
《赫伯特黑扎》同样是一篇反映“独立战争”期间虐待阿拉伯人并挑战以色列良知的作品。这篇作品发表于1949年5月，其情节围绕以色列人在战争期间驱赶阿拉伯村民展开。在结构上，《赫伯特黑扎》比《俘虏》略显复杂，《俘虏》只是采用顺序的写法描写以色列士兵抓住一个贝督因牧羊人并对其进行审讯这样一个中心事件，而《赫伯特黑扎》开篇首先交代即将描写的事件长时间萦绕在他的记忆之中，无论作家做何种努力这件事情都在记忆中挥之不去，他只有打破沉默，讲述那个故事。至于事件发生的时间，作家虽未做明确交代，但根据后文推断迄今有数月之久，即从事件发生的1948年冬天到撰写小说的1949年5月。那是一个以色列士兵在一天之内经历的一场占领并侵占阿拉伯村庄的一个军事行动与感受。其中，作为个体人的负疚、无力改变国家强权的无奈以及集体意识中的非人道构成支持小说的一种张力。按照顺序，故事可以划分为准备（用作品中的话说为等待）、行动以及满怀痛苦的自我赞扬与反思三个部分。
准备（或说等待）指捣毁村庄尚未出现之前的系列事件与活动，其行动主体是一群麻木不仁的以色列士兵：那是一个明朗的冬天早晨，虽然并未表明年代，但读者显然可以是1948年冬天第一次中东战争进入交战的最后时期。以色列士兵在微风中上路，开向一个阿拉伯村庄。作品并没有渲染这些士兵在即将前去作战之际的紧张氛围与心理，也没有写他们对战争的厌倦，而是用喜悦、歌唱、兴高采烈等表示欢快情感的词语，用今天不用打仗、权当一次郊游的猜测，来表明他们对平静生活的向往，也暗示出以色列军队已经摆脱了战争初期的困境，从弱势转为强势。
小说描写的中心事件便是征服、毁坏阿拉伯村庄并驱逐其村民的军事行动。伊兹哈尔通过叙述人，一个年轻以色列士兵的眼睛详细地描述了以色列军队如何在命令到达之际朝赫伯特黑扎展开攻势，清洗其已经不见人影、空空荡荡的街巷，把尚未逃亡的一些村民带上卡车运走。与村子里阿拉伯老人、女人的正面接触成为推动情节并展开以色列士兵心灵冲突的一个途径。以色列士兵碰到的第一个阿拉伯人是一个长着白色短胡子的老人，他毕恭毕敬，摆出一副顺民的架势，希望以色列士兵允许他与自己托着家居日用品的骆驼一起离去，但一个以色列军官却让他在生命与骆驼之间做出抉择，并承诺不会把阿拉伯人杀掉。
“我们走了——走了，”
老人说。
“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扔了。”
他指着周围的地皮或者指着某一幢具体的房子，
“只有几件衣服和铺盖，”
他的舌头转动很快，因此可以把许多解释压缩在很短的时间里，他摊开双手，就像人在上帝面前。
这一场景使我们不禁会联想到阿摩司·奥兹在背景置于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中篇小说《直至死亡》中的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对话。一个弱势民族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强权者往往不是反抗，而是表现出一种顺从。不同的是，奥兹笔下的犹太人最终死在了基督徒之手。而与以色列士兵相遇的阿拉伯人虽然险些遭到杀害（一个名叫阿里耶的鲁莽士兵扬言要结果这个阿拉伯人），最终得以保全了性命。以色列士兵在是否放走阿拉伯老人这件事情上意见不一，有些人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对一个老人来说这种做法足矣；但以阿里耶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称如果双方角色发生对换，那么自己肯定为真正的阿拉伯人所害，竭力主张要置阿拉伯人于死地。这样的争论今天看来似乎在以色列政治话语中延续了数十年。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出，在阿以问题上，许多人依然坚信非黑即白，你死我活，表现出一种纯然的二元对立。而中和或者左翼人士的主张尽管人道，理性，却往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如果说《赫伯特黑扎》在描写以色列士兵与阿拉伯村民的正面面对时触及了阿以冲突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世界关系中的某些实质性问题，在展示以色列人面对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阿拉伯村民而产生的心灵冲突时更多地折射出过去数十年间以色列犹太人一直无法摆脱的自我意识与集体主义、良知与责任、个人信仰与国家利益的矛盾；那么在围绕着究竟是否把阿拉伯村民驱逐他们生存多年的村庄、运送到其他地方、使之永远不能回归的这样一个放逐行动的争论、反省与类比中，这些矛盾达到了高潮，可以说触及到了战争中的行为极限问题。
具体地说，作家首先描写以色列士兵的心灵冲突，其次将这种冲突置于战争的背景之下，透视出战争的残酷性，以及作为具有道德意识的个体人在国家利益与道德规范面前陷入举步为艰的两难境地。被迫参加驱逐行动的以色列士兵首先把驱逐阿拉伯村民之举视为“肮脏的工作”，随即向自己的指挥官发出抗议：“为什么要驱逐他们？这些人还能做些什么？他们能伤害谁？年轻人已经……有什么意义呢……”指挥官回答说，“行动命令中就是那么说的。”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这在战争期间似乎成为颠仆不灭的真理。但是它与犹太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的“爱邻如己”的宗教理念、与一厢情愿地同阿拉伯人在一块土地上和平相处的复国理念、与作为普通人的人道主义本能发生抵触，因此对己方的行为发出谴责，“这确实不对。”“我们没有权利把他们从这里赶走。”
一些以色列作家在阅读这篇作品时，强调的是叙述人本身的人道主义敏感性，而不是驱逐阿拉伯难民的行动本身。阿摩司·奥兹指出，这篇作品的主旨是叙述人剧烈的心理冲突，相形之下，阿拉伯人及其命运则退居到了从属地位。主人公所认同的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价值体系在这种冲突中面临着断裂。奥兹认为，其经验并非将两个体系中的一个予以抛弃，而是要反对战争本身。
战争挑战着人类良知与人类道德底线。难民问题是任何战争无法避免的问题。《赫伯特黑扎》涉猎的只是冰山一角。以色列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在他那部关于中东历史的经典之作《巴勒斯坦难民之产生的再思考》中，曾经详尽地阐述了从联合国1947年分治协议开始到1948年战争结束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便产生了700，000阿拉伯难民的全过程。在他看来，难民问题表面看来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对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意在阻止以色列建国而发动的1948年战争所致，而实际上把阿拉伯人从巴勒斯坦或者即将变成犹太国家的巴勒斯坦地区驱走本来就存在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理念之中，但是在战争之前犹太复国主义者并没有把阿拉伯人从即将出现的犹太国家赶走的计划。战争把难民问题白热化，阻止难民回归的政策也便应运而生。这便是战争的悲剧所在。失去土地和家园无疑导致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也埋下了日后巴以冲突的祸根。小说通过对一个阿拉伯女子及其手中领着的一个七岁孩童的描写，典型地再现了被驱逐的阿拉伯百姓的悲伤、愤怒和潜在的仇恨。按照作家的描述，这位女子坚定，自制，脸上挂满泪珠，“似乎是唯一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的人。”孩子也在似乎哭诉“你们对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们的步态中似乎有一种呐喊，某种阴郁的指责。女子用勇气忍受痛苦，即使她的世界现在已经变成废墟，可她不愿意在我们面前崩溃。而孩子的心中仿佛蕴涵着某种东西，某种待他长大之后可以化作他体内毒蛇的东西。
参加驱逐行动的以色列士兵虽然是在军事力量上的强者，是胜利者，但他们不仅要经历良知与道义的拷问与困扰，而且会从眼前阿拉伯受难者的命运，联想到本民族近两千年来颠沛流离的流亡命运：
“有些东西像闪电一样冲击着我。立刻一切似乎意味着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准确地说：流亡。这是流亡。流亡就是这个样子。”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大流散——我对自己说——我从不知道大流散是什么样子……但是人们已经从各个角度，在书上，报纸上，在所有的地方和我说起，讲起，教授起，一遍遍地重复：流亡。他们影响到我的每根神经。我们民族对世界的抗议：流亡！它显然同母亲的乳汁一道注入我的体内。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干了些什么？！我们犹太人，把其他民族送去流亡。
把眼下以色列人驱逐一个弱势群体的行动与犹太人的过去建构起类比关系，触及了阿以关系问题上一个长期被阿拉伯世界、甚至欧洲世界提及的问题，欧洲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和镇压等手段伤害、羞辱、欺压和迫害犹太人，最终听任甚至帮助德国人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连根拔除。而这些受迫害的犹太人试图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家园，却无情地损害了另一个无辜民族的利益，那就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他们的阿拉伯兄弟试图伸手相救，但是未能贯穿始终，巴勒斯坦犹太人又成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交战的牺牲品。第一次中东战争非但没有消灭新建的犹太国家，反而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失去了分治决议中划归在其名下的“阿拉伯”土地，而这部分土地被以色列、埃及和约旦三国瓜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百姓从此流离失所，成为新的难民。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的阿拉伯朋友与以色列敌人几乎是联手将其推向祭坛。就像萨伊德这样的巴勒斯坦公共知识分子所说，“今天，每当巴勒斯坦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总是在讨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主题：阿拉伯朋友和以色列敌人是如何对待我们的。有时候，很难说是谁在哪里对我们更糟糕。”
倘若说1948年的战争将以色列犹太人的身份从受难者、或者是殖民者转为拥有独立国家主权的社会存在物，那么，与之相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身份则从自己土地上的社会存在物转化为难民，即新的受难者。这样的结局无疑挑战着伊兹哈尔和1948年一代作家的道德极限。就像伊兹哈尔在一次访谈中所提到的，他并非正言反对“独立战争”，战争中也有许多美好的时光。但是，战争最后阶段目睹的对阿拉伯人采取的非正义行为促使他提笔写作。作为在雷霍沃特长大的一个犹太人，他曾相信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两个民族可以共同居住在一片土地上。因此，他在写作时并非“作为与阿拉伯人对立的犹太人”，而是作为一个被伤害的人，发生的某些事情令他整个意识无法接受，与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