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繁盛的创作情形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在20世纪伊始小说会骤然剧增？为什么非写实小说会如此繁荣且创作主题如此集中？
小说崇拜与对变革的迫切表达
首先，是社会历史事件的直接刺激。鲁迅曾很有见地地论述过这种影响：
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他认为谴责小说的繁荣兴盛来自当时的社会事件的刺激。确实，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1857—1860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1885的中法战争、1894—1895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庚子事变等均以中国失败为终，西方列强逼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严重地侵犯和损害了中国领土的完整以及司法、行政、税务、领海等主权，丧权辱国之痛促使国人迫切寻求变革富强之路。立宪、排满、革命、启蒙等多重救亡图存运动既源于国家民族的衰败，又直指于国家民族的兴盛。目的的恢宏巨大性和中西纠缠的方法多元含混性构筑了中国思想文化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张力场，也给中国小说发展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先从小说边缘文类地位谈起。因为“小说”这一传统的边缘文类能够成为现代主流文类不仅因文学自身规律的发展，更因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促进，从而实现了向现代的转型。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使知识分子意识到单纯地模仿西方器物层面的坚船利炮、声光电化无法富强中国，器物文明只是“标”而非“本”。而富国之“本”在于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改造国民精神，塑造新国民。思想启蒙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认为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救亡图存，因此主张抑君权，兴民权，废科举，办学校，开通民智，广育人才，实行君主立宪。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改良主义之梦破灭了。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们把斗争从政治领域转移到思想领域，于是，一系列以传播西学、开启民智的思想启蒙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中国文学就在这种时代气氛中，配合思想启蒙而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转型。
晚清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充满了时代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启蒙色彩。此时，由于社会精英们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小说的流传广泛和影响深远，也因为他们接受的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意识到小说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启蒙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几道、别士（1897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他们认为小说可以在社会政治改良中担负起重大的社会作用，成为宣传其主张的有力工具。早在1898年，严复、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就发表了对小说改造人心的认识，梁启超更是在《译印政治小说序》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宣称“小说乃国民之魂”，“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所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参看任公（梁启超）着《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这种功利性的小说观念在当时成为新小说倡导者的通识。商务印书馆主人就说：“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榑桑崛起，推波助澜”。1907年，天戮生甚至喊出了“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的口号；“小说救国”的观念深入人心；陶佑曾感慨到“小说，小说，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其感人也易，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神，其及人也广”。甚至宣称“小说势力之伟大，几乎能造成世界矣”。《〈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新世界小说社报》第1期，1906年。浏览1900年代的报纸杂志，诸如此类的议论比比皆是，与“小说”在一起的总是“开启民智”“唤醒民众”“裨国利民”这类词语，小说被视为道德教化、政治启蒙、学校教育等的利器。于是，小说借着这场启蒙思想运动，挟裹着知识分子的爱国激情和强国渴望，终于从文学边缘走向文学正宗，获得了主流文类的文学地位。这是文学自觉肩负救国救民重任的现实需要的结果，也是小说的艺术魅力和时代启蒙需要相契合的结果。
清末民初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崇拜”，把小说的价值和功用无限夸大，小说成为表达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渠道之一，民族国家话语也成为小说的出发点与归宿地，小说家更是仿佛成了民族国家的救星，在小说中挥斥方遒，指点江山，论政议事，把满腹的激情诉诸文字。实际上，“小说”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对于社会仅仅能发生影响而已，决不可能产生决定性作用。可是，晚清充满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无不把小说作为救国救民之利器，而投身于小说创作中。有人形容当时文人竞相做小说的情形：“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今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较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这就是何以会产生那么大量的小说作品的原因之一。然而，这些社会事件的影响是长期积累的、多次反复的，不足以说明在1902年后突然井喷出大量的具有非凡想象力的非写实小说作品，因为这些事件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令人痛心、绝望、无奈、屈辱。黑暗的时代背景是沉重压抑的，小说创作也就很难摆脱对现实的谴责揭露，因而更容易产生大量的写实性社会小说。而在这时产生的大量非写实小说，也许主要是来自晚清在最后十年的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的刺激。
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改革谕旨：
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来，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至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法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财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标点为引者所加）
这道改革谕旨的颁布给了国人极大的希望，使小说家在绝望之际受到强烈的振奋刺激，从而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想象的翩翩羽翅，表达对未来的种种憧憬和幻想。发生在20世纪最初10年，也是清政府统治中国最后10年的新政改革，是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力度最大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和平变革，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诸领域，影响深远。改革虽然是迫不得已的，但无论如何是最高统治者自己发动的，具有权威性、合法性，国民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之下，更是迫不及待地满心拥护。一时间“改革”成为时代主潮，维新之观念弥漫整个社会。报纸杂志竞相创办，广泛地传播爱国救亡、维新改革的新观念。关于兴民权、开民智、办实业等宣传随处可见，发展教育、反对迷信、介绍西学、抨击时政、传播科学知识、提倡解放妇女之类的新思想渐入人心，形成了浓烈的变革氛围。而且，清政府在这道谕旨颁布之后开始实施的改革如，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奖励留学、扩展新军、兴建铁路、发展实业，改革法制、预备立宪等等，涉及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使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清朝在它的最后10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150年或200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在这个动荡剧变的时期，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人们在兴奋着、愤激着、渴望着。正是这场搅动几千年封建社会体制的改革，猛然刺激了小说家的想象力，给他们施加了产生无穷幻想的巨大思想动力，使急于摆脱屈辱现实的民众和小说家迫不及待地开始憧憬、预测未来世界的种种。尤其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7月13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把晚清自1901年开始的政治变革推到了高潮，导致国民思想空前活跃，“立宪之谣起，而士民想望，为之勃兴”，孟晋着《论改良政俗自上自下之难易》，《东方杂志》第1期，1905年2月。“今政府预备立宪之诏颁矣，四民莫不庆祝，举国若狂”。其中，教育改革中废科举、派遣留学生、兴学堂的三大措施，有效地促进了以学校、学会、报纸为主要形态的近代中国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和扩张，以新的教育制度、教育观念和方式造就了新一代知识分子，赋予了他们民主、自强、尚武、革命、自由等为内容的现代思想意识。同时，诸如租界这类对国家公共权力进行批评和监督的公共舆论空间的存在，致使反清情绪不断蔓延，进一步削弱了其统治的权威性和控制力，而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对此也无力实行有效的掌管、治理、整合，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充满了自由思想的喧闹空间。由此，改革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的禁锢，激发了知识分子和社会各个阶层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热情，形成了自由民主的宽松社会氛围，使小说家创作更加自由，“愿作小说者，不论做何种小说”“无不可也”，“耳所闻，目所见，举世皆小说之资料也。”《〈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新世界小说社报》第1期，1906年。于是，非写实小说的创作伴随着小说创作的兴盛也走向繁荣，在1902—1911年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次创作高潮。
域外文学叙事与晚清的未来想象
晚清小说的创作无疑是繁荣的。在这繁荣之中，不容忽视的是域外文学的巨大影响。域外文学经由各种翻译渠道进入中国，其数量空前之多。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统计表明，1902—1907年之间翻译多于创作，1908年以后创作多于翻译，总体上是创作多于翻译，其数量大体相同。阿英认为“翻译多于创作”，就其统计，“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虽然其间真优秀的并不多。而中国的创作，也就在这汹涌的输入情形之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暂且不论“翻译”和“创作”二者究竟孰多，毋庸置疑的是翻译小说的兴盛和对中国小说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在域外文学的影响下，小说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类型增加，叙事模式多样化，章回体的叙事体被突破，艺术表现手法得以丰富，促进了中国小说融入新质而走向现代叙事。
就非写实小说而言，域外文学的影响至关重要，十分明显。20世纪非写实新小说的开篇之作——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就是受日本小说的直接影响而产生的。
众所周知，梁启超开创的“小说界革命”直接学的是日本，间接学的是西方，其小说创作直接模仿的就是日本明治小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顺利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成为近代强国，这让中国有识之士觉得日本就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于是，中国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王韬、郑观应等纷纷主张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关于日本变法图强的书籍资料也就被大量介绍进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在中国出现了学习日语、留学日本、翻译日书的热潮。与学习翻译欧美国家相比，学习日本似乎便捷得多。明治时期日本一部分政治家兼新闻界人士的文人模仿西方政治小说创作了一大批自己的政治小说以宣传自由民权运动，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当推末广铁肠的《二十三年未来记》（1885）、《雪中梅》（1886）及其续编《花间莺》（1887），以及柴四郎的《佳人奇遇》（1885—1897）和矢野文雄（1850—1931）的《经国美谈》（1883—1884）。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在1899年翻译了《佳人奇遇》（发表于他创办的《清议报》第1册上，至36册，后又续刊《经国美谈》，到69册刊完），希望这种“政治小说”能提高国人政治觉悟。中国的政治小说也由此登上文坛。实际上，梁启超感兴趣的不是这类小说的艺术表现而是其中的政治寄托。政治小说在日本，本有两派，一派在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学史上称为自由派，一派称为改进派，政治小说在日本成为两派斗争的产物。自由派如户田钦堂（1850—1890）的《民权演义·情海波澜》（1880）、樱田百卫的《西洋血潮小暴风》、宫崎梦柳的译作《虚无党实传记鬼啾啾》（即《地下的俄罗斯》）等，改进派的代表作就是矢野文雄和末广铁肠的作品。《雪中梅》就代表了政治小说退潮之际政治小说之政治风俗化倾向。梁启超所模仿借鉴的主要是改良派的小说，而不是日本政治小说中革命派的作品，可见梁的选择依据的是政治准则而非艺术标准。这类作品或采用中国古代才子佳人的小说模式，如《佳人奇遇》，或历史演义的小说模式，如《经国美谈》，非常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很容易被国人接受而备受欢迎。
日本小说对梁氏创作的影响，一是时间上采用“未来幻想”的框架。“明治年间的作者热衷于幻想未来社会，就使‘未来记’成了政治小说的一种常见形式。”如柳窗外史之《二十三年未来记》（1883）、服部诚一之《二十三年国会未来记》（1886）和《二十世纪新亚细亚》（1888）、尾崎行雄之《新日本》（1886）、牛山鹤堂之《社会小说日本之未来》（1887）、末广铁肠之《廿三年六月后之日本》（1890）等等。《雪中梅》开卷写的是2040年10月3日日本国会在东京召开150周年庆典。《新中国未来记》写的是1962年中国举行维新50周年庆典，二者开篇结构极为相似，也都是用回想来讲述历史，这种“未来幻想”框架容易发表各种政治见解和表现与现实对立的理想社会而受到日本政治家和梁启超的青睐。另外，这种构思也有来自美国毕拉宓（Edward Bellamy，1850—1895）的小说《百年一觉》（Looking Backward，2000—1887）的影响。《百年一觉》的情节是1887年主人公用催眠术在地下室睡觉，113年后被老医生发现救活，才发现世界早已变了样，于是经历了种种新事物。这种结构在陆士谔的《新中国》中也可见到，主人公“我”心情不好喝酒睡下，醒来见到的就是40多年之后的立宪了的新中国。“未来时”的幻想框架，在晚清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冰山雪海》开篇是24世纪99年5月5日开始极地探索，寻找新大陆，并且在新大陆上建立了大同会社这个极乐世界，在大同会社成立十周年之时，也召开了隆重的庆典大会；《女子权》的故事发生在1940年；《新纪元》发生的黄白战争在1999年；《电世界》从2009年帝国大电厂和帝国电学大学开幕大会开始演绎故事……都是对未来世界的描述，可见这种未来框架对此时期中国小说的影响之大。
除此之外，梁启超小说创作还模仿了日本小说对政见的表达方式，用“演讲体”系统地发表各种政见。对政治家来说，演讲是最直接、最简便、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是宣传政见的重要手段，所以也就被日本政治家在写小说时习惯性地使用，《雪中梅》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国野基（寓意“国家之基”）的贫穷青年，他胸怀远大的政治抱负，有着出色的演讲才华，他的演讲不仅吸引了大批听众，而且还吸引了一位佳人。小说中关于演说会的描写，占了极大的比重。《新中国未来记》中演讲也是重头戏，黄克强和李去病44回合的辩论以及孔觉民的长篇大论都是宣讲政治见解的。日本政治小说的两大模式：历史演义模式和才子佳人模式，都具有浪漫传奇的故事性，可是在梁启超的小说中并没有充分表露出他要模仿这类小说通常所具有的这一特性，可见其兴趣点在政治观点的阐述而非小说的故事叙事。这种演讲叙事在此时期大部分非写实小说中都可见到，大凡改革者或革命者在进行社会改造的时候都会向民众宣讲其政治主张或关于种种问题的观点，穿插在小说叙事之中，成为一种极富时代特点的叙事模式。
非写实小说中的科幻狂想小说与域外文学关系更是密切。晚清时期有十多位外国作家的科学小说被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法国的儒勒·凡尔纳、日本的押川春浪和英国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作品，拥有众多的读者。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就是受包天笑翻译的日本岩谷小波转译的《法螺先生谭》和《续法螺先生谭》影响写出来的。
除了科学幻想这类小说，还有很多非写实类型小说诸如冒险小说、恐怖小说、惊险小说之类的产生都有域外小说的影响因素。譬如马仰禹的《大人国》，讲述一个学医少年“予”于1899年5月5日起航游南冰洋。航行途中遇险流落到一个荒岛，被岛上土着巨人抓获。他机智地偷得巨人从外拿回的枪弹，并以此为武器制服了巨獒，收降了女巨人，几乎成为岛上大王，进行殖民统治。但是，由于弹药有限而受巨獒攻击，最后不知所终。一个叫约翰·鼎利孙的人航海时获得一节浮竹，剖开得到用木炭写在一种树叶上的这个故事。从中可以看到《鲁滨孙漂流记》和《格利佛游记》的巨大影响，既有荒岛余生的典型冒险小说结构，也有异域探险游记的情节，还有“大人”和“巨兽”这种典型的西方幻想怪物，尤其是小说中不断强调“予”乃一英伦男子，要顾全“英伦扩张荣誉计”不能让英伦受辱，更表明这部小说所叙述的是一种域外文学的殖民冒险经历，而且在故事中声明，“顾予或牺牲于大人，世当无有知予者，予幸有此笔记，或可传播伦敦，而冒险家之席，或于有意无意中得占一角。”中国老骥氏着《大人国》，《月月小说》第6、7、8号，1907年，2、3、4月。表白了自己此种冒险的价值就是要成为冒险家，此种冒险精神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几乎难以找到。《月球殖民地小说》中亦有类似遭遇荒岛土着居民的探险情节，《冰山雪海》也有到南极北极探险的叙述，甚至在《新野叟曝言》中还有到星际探险的描述，有一部小说干脆就以《探险小说》为名，用对话形式，描写各种探险经历。可见，海外探险之类的题材和情节结构对中国非写实小说的幻想资源和叙事方式等方面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
总之，域外文学对中国非写实小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扩展了文学想象的空间，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方式，在叙事、审美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启示。
小说家的心理身份转换
此外，我们还要关注创作者的因素。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者是士大夫，而现代文学的写作者是小说家、作家。从士大夫到作家，是一个重要的身份转换。士大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袭者，是社会中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是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作家则是一种职业，其写作不仅要表达自我，还要兼顾读者和市场。到了近现代，亡国之危使士大夫不得不开始面对社会现实，失去了吟风弄月的闲情逸致，客观上有改变文化心理的压力。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改变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形成了“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态度，从心理上为其身份转换做了铺垫。同时，外国人在中国开始办报办刊，一些不愿或不能参加科举的士大夫就成为他们的合作者，这就是中国第一批报人。尤其到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大量读书人涌入新闻出版业，完成了这种身份的转换。吴趼人就是因家道中落无法参加科举而出来学做生意，当过校对，编过小报，后投身于小说创作中，主编《月月小说》，成为当时最有名的小说家之一。作为作家，必然要考虑到各方需求，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事情了，小说家包天笑说：“我之对于小说，说不上什么文采，也不成其为作家，因为那时候，写小说的人还少，而时代需求则甚殷。到了上海以后，应各方的要求，最初只是翻译，后来也有创作了。”正是这种社会需求的存在，产生了大量作家，也产生了大量小说作品，包括受到读者欢迎的非写实小说。
此时的中国，政治腐败，国势衰微，民不聊生，战争失败，变法破产，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列强欺凌，无可奈何。甚至被一直崇拜中国的日本打败，“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失败的屈辱，不仅重创了国家主权尊严，也使知识分子产生了“过量的政治焦虑”这是王一川对晚清知识精英政治情结的一种概括，“指基于权力集团利益而生的极度膨胀或充溢的内心紧张、恐惧或担忧状态。”。“小说”这种审美方式正是宣泄释放这种焦虑的途径之一。《新中国未来记》等小说就是代表着这么一种救亡图存的情绪出现在文坛上的。我们尽管可以不认同梁氏的“政见”，但是得承认，他是在很严肃地思考着。徐念慈和陈天华也是抱着启蒙的目的，写下了他们的畅想篇章。陈天华能蹈海自尽，以激励同志誓死救国，由此可以推断他在写《狮子吼》时的热血如焚的激情。但是在这一积极态势之外，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在极度虚亏的精神状态下，人们通常会趋乐避害，产生大量不切实际的幻想，聊以自慰，逃避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世纪初就是这样一个需要幻想来慰藉心灵的幻想时代。在幻想的时代自然就有幻想的非写实小说。可以说，非写实小说满足了作者和读者这种心理需求而受到欢迎。由于某些小说的“理想”过于离奇荒谬，超越现实太远，所以主要是为了娱乐读者，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求知欲、新鲜感，而将创作的功利目的淡化了。
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小说家这些知识分子浓烈的政治热情，从而使他们的创作在同一时代具有几乎完全一致的集中的政治关注点。这自然来源于在儒家文化传统浸染下，中国知识分子所深具的“以道自任”“以天下自任”的传统精神和价值立场。这种精神和立场，致使知识分子始终难以满足于学术专业领域的发展而力图通过对国家、民族等公共事物的关切和社会大群体的关心来谋求实现自我价值。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历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历史道德的自觉责任，他们所赖以确认自我价值的是一种神圣的改造社会国民的使命和悲壮的革命意识，其终极理想直接指向国家民族。“学而优则仕”就是这种传统价值取向的人生模式。但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读书人满怀政治激情却找不到宣泄和施展才能的空间。小说家们在危机四伏的世纪转折期满怀治国安邦之壮志豪情，却无从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只好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系列的乌托邦小说，寄希望于未来的中国，用可怜的白日梦来缓解面对现实的焦灼，把改革社会的热情化为创作新小说的动力，在纸上指点江山，议论国策，寻求强盛中国的道路。他们以西方强国为榜样，犀利地剖析中国社会的痼疾，展示国民性的丑恶一面，寄希望于立宪、革命等社会变革来发展中国。借这些理想图景，鼓舞人心，激励同仁共同奋斗。从这一角度讲，晚清非写实小说是一场乌托邦试验的文字演示。
从小说自身来看，非写实作为中国传统小说创作的主要方法，自然而然地会被小说家大量运用到创作中。虽然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多方面受到域外小说的深刻影响，但是直至世纪初“小说界革命”之际，人们才开始重视外国小说的译介，尤其是林纾翻译的法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大受欢迎，国人才大开翻译之风，大部分小说家也才经由翻译开始受到域外小说的浸染。此时的小说创作对翻译借鉴还难以深入，较之后来的“五四”作家的创新融汇，新小说家远没有突破传统模式的意识和能力。他们进行启蒙的小说工具还是传统的，基本上还是以传统小说叙事模式为主，辅以新学到的一些叙事方法和科学知识来构架故事。“作者对于社会出路的思考，不是由形象描写直接表达，而是由抽象的、间接的寓意或象征所表现。因而，于非现实的描写中寄予现实的思考探索。”所以非写实的创作在此时还是很有被施展的空间的。这些既不同于中国古代小说、又不同于“五四”之后的现代小说的新非写实创作，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是20世纪开端那场维新改革的产物。正是这些过渡的“新小说”与“五四”后的现代小说共同完成了中国小说现代性的转折。辛亥革命之后，经过十年的酝酿发展，中国小说在域外小说的刺激下慢慢地褪下传统的旧壳，显出了转型后的萌芽，写实性的创作逐渐成为主流趋势。
新闻媒体的发达传播
20世纪初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到处都是新与旧的交替混杂。晚清社会的转型给非写实小说创作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和极大的自由度，也为其繁荣提供了种种条件。物质生产正在摆脱小农经济的手工格局，同时也要求人们的思想在开放的现实中转化。因此，这也是一个物质与思想应该相携共同转型的时代。西方工业化物质的大量涌入，近代大都会的成型兴建，先进科技的涌入，新闻出版业的发达，租界存在带来的便利自由，商业社会的运作等等，都给小说提供了无限的创作题材和想象的空间以及流通的渠道，促成了非写实作为时尚叙事习规在文学作品中的流行。同时各种具有现代性的思潮观念如开放观念、竞争观念、时间观念、民主观念、科学观念、法制观念等等逐渐被人们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这些新观念、新思想在与传统文化和社会习规的磨合冲突中，必然会产生种种前所未有的新奇景象，人们对此的想象也就多种多样，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在这种时代，人们百无禁忌地胡思乱想，对未来充满了未知和渴望，表达这些新鲜的感知，成为小说家很热衷的事情。陆士谔在《新中国》中想象上海徐家汇，浦东大桥修建成功，汽车极为普及，改良电车省油好用，中国货物远胜洋货，海军称霸世界，在强国意识中充满了对先进物质文明的憧憬向往。再譬如晚清兴起了一股办学热潮，1904年，全国有新式学堂4，222所，在校学生92，000余人；1909年学堂增至59，177所，学生有1，639，921人陈学恂，社会上的这种办学热潮自然在小说中有所反映，小说家常常写到兴办学堂是建立新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甚至幻想到各种稀奇古怪的学堂，如《马屁世界》（睡狮，1911）中就写了一个马屁学校，讽刺社会上的荒谬现象。
当时，“试一流览书肆，其出版物，除教科书外，什九皆小说也”，创作小说成为一种热门时尚。在新小说观念的启迪和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模式影响下，小说家们竞相模仿，客观上也促进了非写实小说的兴盛。这里面有梁启超、陈天华、张肇桐等致力于维新和革命的小说创作者，以小说为启蒙工具，不考虑经济因素；也有陆士谔、吴趼人等职业化的小说家以及游荡在社会各界的文人士子。他们不单以提倡某种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而且还非常关注读者的阅读兴趣，以大众阅读口味为指向标来进行创作。近代出现的稿酬制度，使创作或翻译小说可以赚钱，这给在科举之路断绝之后无以为生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条谋生之路，也就难怪有很多读书人蜂拥而至小说领域了。“自文明东渡，而吾国人亦知小说之重要，不可以等闲观也，乃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老棣着《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中外小说林》第6期，1907年。近代小说观念的转变，使接受了新思想的旧文人成为小说的热心读者，阅读小说也成为时尚。非写实小说为读者提供了各种新鲜陌生的阅读经验，很受欢迎，说明了这类小说具有极大的消费市场，能卖出去能赚钱，小说家们自然趋之若鹜，也就促进了这种小说创作的繁荣。但是，小说家的商品意识使他们在创作中失去了艺术的神圣感，“朝脱稿而夕印行，一刹那间即已无人顾问”，“自夸其神速，而不知全属糟粕”，也就成为产生艺术精品的障碍。
此时，不但创作小说成为时尚，阅读小说也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在传统观念中，小说是备受鄙视的，士大夫就是读小说也主要是读文言小说。但是在晚清，小说观念的改变，促使大量士大夫加入到小说的创作者和读者的队伍中，徐念慈估计说：“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徐念慈着《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小说林》第9期，1908年。他是做过调查得出这样看法的，应该比较可信。由此可见，小说读者中大部分是读书人，而不是文化程度较低的普通民众。这说明小说已经成为了文学的主流文类，而不再受到排斥，文类地位发生了位移。同时也说明了中国传统的雅俗文学界限复杂化了，一本杂志中，如《绣像小说》，既有诗词散文、文言小说，也有白话小说，甚至有弹词、笑话等，这种混杂现象只有在晚清民初分外突出，之前之后都不明显，是士大夫进入到市民阶层，将各种价值观念混杂于一处的时代文学表现。因此，小说包括非写实小说所具有的主题、题材、审美特征等，与文学精英和文化精英所倡导或具有的社会思潮特征密切相关。
非写实小说在20世纪初第一个十年如此集中地出现，是中国小说逐渐进入现代性转型的最初形态的一种表现，不仅在创作题材和思维方式上，而且在传播流通机制、价值观念等其他方面，都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各种因素的混杂交替，既丰富又复杂，非常值得深入观察和探讨。
